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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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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出南京时,美国人司徒雷登说过这样一句话,要把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这句话通过毛泽东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在中国广为流传。八十年代初,第三代人已经长大。他们把“第三代”这个词语作为对自己的命名,掀起了一场席卷中国的第三代人诗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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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手短(2009-10-14 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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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夏

 

十、我为什么手短

 

   如果全民公投允许重活十年,并任意选择,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在“七十年代”上打叉。从1969年到1979年,一个人从七岁到十七岁,多么快乐啊!没心没肝地玩儿完了而又不担责任!干了那么多捣蛋的蠢事,在道德上却没有明显的负罪感。不像我们的爷爷那辈子,从20世纪初到三四十年代,时代混乱而变迁巨大,因此命运难以定夺,有人穿起了草鞋爬过了雪山草地,有人穿了皮鞋留在了城里,我那爷爷左右为难,留在了湖南衡阳的乡下继续教私塾,最后抱憾终生。我父亲那辈因为自己选择了,穿了布鞋,两兄弟16岁那年离家朝北远走,先加入国军,在两党的大决战前夕选择了共军,一路往南打下来,解放了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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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夏

 

九、逃学就是艳遇的反物质

 

   从1970年到1974年,我放学后或逃学后瞎逛得最多的地方可以划成两个圈子。一个是以学校为圆心,其边缘是春熙路、东大街、盐市口、盐道街,在这个圈子里,我们的足迹可能最密集,估计电线杆子上都有咱的脚板印。另一个圈子或一条线路是,从人民南路毛主席招手的广场往南的沿途,锦江大桥边上就是气象学校,隔墙就是第25中学,再往南就是小天竹和川医,再往南就是二环(现在的二环路),左边就是翟永明后来上班的科分院,它的斜对面就是欧阳江河的家省军区,右边是跳伞塔,再往南就是火车南站了。
锦江大桥是我们逃学最集中的目标,是再往南去的前哨阵地。再往南就是川医,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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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夏

 

八、在电影院门口提一颗人头

 

   早在1974年以前,我已在附近的几家电影院里混成老油条了,混电影的技巧已经达到炉火纯青之境。我太喜欢看电影了,大多的片子我都至少看过两遍以上,电影的对白倒背如流。我当时有各家电影院的废票。和现在一样,虽然各家电影院之间的票样不同,但每家电影院自家的每个场次的票样却是一样的,只是根据时间不同而颜色不一样而已。在票背面盖个时间章,边沿有像邮票一样的齿孔。各家几十种的电影票,被我小心放在一个邮票夹里,一定要新,不能有污损,不然,门口的看票员第一个抓的就是你。因为查票的重点就是单独一人的小孩。而我混电影的诀窍就是,拿一张颜色相同的票,看准两个

死人大游行(2009-10-14 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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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夏

 

七、死人大游行


   1970年文革大规模武斗已经结束,成都的革委会正在清算各武斗派系。
   在成都市中心的盐市口,马路边立有许多宣传栏,类似现在的报栏。那上面常常揭露某某造反派用最残忍的手段折磨对手。还详细的画出说明图:有用钢钎穿过双耳,挖掉膝盖,铁链穿肩锁骨等等令人毛骨悚然的各种酷刑。在这两年前的秋天,成都武斗最惨烈的那次,夜晚的枪炮声停息了。一大早,单位来人叫大家去看游行。上午,我和妈妈来到人民南路锦江大桥附近,站在路边的人群里。天色阴阴的,人们对话的声音都压得很低。
   窃窃私语中,大家互相打探着昨晚有哪派参战?动用了什么武器?死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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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夏

 

六、捏着鼻子,捂着鸡鸡:跳桥的四种姿态

    在70年代初的那几年,跳桥的流行姿式依难度而定有四种:入门级是“炸弹”,就是把身体蜷成一团跳进河里,这种姿式会在水面轰然一声炸开巨大的水花。这种姿式危险性最小且适用。初级是“冰棍”,捏着鼻子把硬帮帮挺直的身子插进水里。这个姿势很怪,你得一手捂着脸或捏着鼻,一手捂着鸡鸡往下跳,不然入水的一瞬,河水就象一只高压水枪射得你鼻孔流血,冲着你的蛋蛋,痛得晚上在床上滚来滚去,只有默诵毛主席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句子睡觉。
    “入水”是难度较大的姿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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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夏

 

五、双枪李向阳的最后一枪

    岷江的支流府河从成都西郊的龙爪堰流过草堂寺的浣花溪,经青羊宫流向锦江大桥。她在青羊宫附近又分开一支,经人民公园的半边桥流向市中心的盐市口。据说这条河因夕阳斜照或沙滩有金砂,人们把这一条河叫金河。金河流向我家旁的古卧龙桥,再过青石桥,经过何小宾家附近的半边街,在新南门附近再汇入锦江。
    从人民公园少城的半边桥开始的金河,沿岸留下了源自清代的古老街道和具有川西风格的美丽院落。在整个七十年代,她们还保存完好。在古卧龙桥和青石桥之间,有一条在当时顶顶有名的小街——向阳街。
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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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夏

 

四、在锦江的沙滩上找金沙

    在七十年代初,站在锦江大桥上,突然感觉到有人和你打招呼。你转过身,那是人民南路广场上巨大的毛主席像正在向你招手。你面对的是成都最南边的南门火车站,再近一些是跳伞塔,然后是川医(华西医大),再近是二十五中学。靠近河边是气象学校,桥的右边是我和杨帆幼儿时入托的锦江幼儿园。
    大桥的右边,沿锦江而上,远远能看见三站地远的地方是老南门大桥,也就是现在的彩虹桥。现在的人在大桥边弄了个水泥的船型楼房,里面塞满了吃喝。桥洞下面是一个平缓而宽阔的斜坡,像桥洞里伸出了一个巨大的绿舌头,河水从舌头上哗哗流过,在边缘上激起一道白色浪墙。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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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夏

 

三、上帝派来的机会主义者

    我一直以为,从1950年代到2000年代这60年的一个甲子中,我们1962至1964年这3个年头出生的人是罕有的走运,是上帝派过来的机会主义者、投机分子和实用主义见证人,注定要让我们避恶扬善,在一生中排出种种险难而流年大顺。
    运程一,错过了1960-1961年全国的大饥荒,闪过了最致命的一刀。
    运程二, 绕开了文革的巅峰时刻。从1965年至1967年,揪斗、大批判、大串联、游行,我们天天还是看热闹,像天天在过节。欧阳江河在80年代末说过,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节日。
    运程三,躲开了武斗,60年代末,成

天鹅湖里的梦奸犯(2009-10-12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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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夏

 

二、天鹅湖里的梦奸犯

    如果说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那个舍生跳楼的英勇情节给七十年代初的中国人上了一堂活生生的英雄课的话,它的另一部姐妹电影《列宁在十月》则在七十年代影响则更为巨大。电影中,巡洋舰“阿芙诺尔”号用主炮向冬宫开炮射击,导致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宣告了社会主义的诞生。”人们像打不死的妖精一样,潮水般冒着枪林弹雨冲向冬宫的大门。这些宏大场面,让我们这代人终生难忘。但这部电影中的另一情节,在当时的影响,完全可以和《列宁在1918》中的跳楼比肩,并表现得更为诡异和心照不宣。她那怪诞的气氛弥漫在整个七十年代里。
    从1969年到1974年,我在靠近青年路的南署袜街小学读书,以学校为中心,周围有五家电影院。学校马路对面的省电影公司,我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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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夏

 

一、跳下去,胆子就有桶那么粗

 

    我至今都有恐高症,一旦梦中有它就必是噩梦。人跳下去了,但灵魂骤然龟缩在心脏里面,被一枚钉子钉在桥栏上,等坠落到水面的一瞬,它才像一颗子弹一样穿过喉咙射回胸膛。水花溅开的时刻,就是我撕裂黑夜的恐怖叫喊。
    在七十年代的头四年,我十二三岁,已跳完了锦江上的主要大桥。每次回成都,经过南门大桥(或叫锦江大桥,就在锦江宾馆的旁边),我都要抽空来到桥边,扶摸着乳白色的桥栏向下久久凝望。翻砂工艺的桥栏还像从前那样细润可手,当你抹开浮尘,在成都难得的阳光下面,仍能看到水泥被风雨冲刷后,含在里面几点针尖般的金沙在闪烁。河水已经变了,从深绿色向黑色流去,被下游的拦河坝隔成了几乎静止不动的堰塘,散发着淡淡的刺鼻气味。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