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续完成了《遇到女孩的那个黄昏》和《我一直想结婚》两个短篇的叙述之后，我觉得自己有些枯竭了。我一直在试图进行一个主题的叙述，就像一套丛书或者一个每集都不相干的系列剧，然而却找不到一个共同的命题来实现我内心深处的那个源头，那就是我叙述的欲望来自哪里？

    在都市系列的第一篇里，我描写的“她”是一个都市白领的代言人，而我作为她的代言人则冷静地将事件进行到底。在面对良心道德和社会大环境的纷繁错综，她变得踌躇不前并慌乱不堪。小说，从来都是写自己，这是我极其认同的一种叙述理念。就好像无论多么出色的演员也不外乎是表演自己，只是他的表演能够多大程度地发掘自己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每一次的改变都显得异常艰难。改变角色的同时，我必须先行解剖自己，改良自己。后一篇里，“我”作为一个钻石王老五的出场给众多都市女性带来了莫大希望。“我”一直想结婚，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又是寡断的，因为“我”对整个社会环境都充满了怀疑。当我终于认同了一种价值观，愿意与她共同寻找心灵的归宿时，她却最终离我而去。这就是我，一个欲望都市的衍生物。我必将诞生于这样的都市，也必将迷失于这样

    又是一年的十月，送寒衣的日子了。

    这几天忙得晕头转向，家里和自己的事情都还没有着落，心里乱糟糟的。还是和去年一样，傍晚时分忽然睡着了。睡梦中被电话惊醒，姐来电话说今天烧纸。我觉得我似乎是懵了几秒才清醒过来，哦，是今天么，不是说礼拜二么？咔嗒一声，姐收线了，我张着嘴不知道想说什么，卡在嗓子里。

    爸走这一年多，我是越来越少记起他了，我曾经以为自己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至少心理学老师说五年之内可能我不会忘记他。可今天，还不到两年。

    头昏昏沉沉，我穿上外套准备出门。这几天降温了，到了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状况，每个人出行都会有所忌惮了。我也是，强打精神，衣服套了一层又一层。硬着头皮开门，一股寒气鬼魅一样扑上来，我被推了一个趔趄。这时候电话不知趣地响，我知道一定是姐来电话催了，又不好发作，心里有点烦。不料电话是姐夫打来的，说今天烧纸不给爸送寒衣，三年之内不送，你也别来了，天太冷了，我们给你代表了吧。

    我心里稍稍矛盾了一下，就愿意了。太冷了，车不来接，简直不可能出门，姐夫的电话是

    华北地区正在飘飞第一场冬雪时，我二叔已经躺在冰冷的解剖台上。窗外，白色碎片看起来像送葬的纸钱。

    我站在房间一角，似乎听到他牙齿咯咯打颤的声音。他没理由不打颤，这样的天气、这样的灯光、这样诡谲的气氛以及明晃晃的手术刀。这一切都足以令老实了一辈子的二叔颤栗。

    “我们正式开始尸检，您可以在旁见证，但请您保持情绪克制，实在受不了可以在外面等”。年轻的法医例行公事地说完台词开始舞动手里的手术刀，我不由自主地摇晃了一下。这时候想起了，来之前给当年法医系的同学打电话，问现场是个什么情况我要做什么准备呢？他说没什么可担心的，和手术不是一样么。我说我就不爱听这话，颅内出血要钻孔，你们法医钻孔么？“不会钻孔，要开颅，要开”。他声音里有一丝无奈和尴尬，但我知道这个无奈是真的无奈，面对一个没有生命的身体，哪里还有钻孔的必要，所有的视野都是越清楚越好，当然也可以认为，这是为了维护司法的公正和受害者的权益。无论如何，他们要掀开颅骨，就是这么回事。

    “先清理尸体”，他们管他叫尸体。我的本分的二叔，那天下午去喝了一点酒，

一、

妈妈，明天同学要过生日，我可以参加么？

可以啊~

那么你是不是要给些经费呢？

    在新旧观念的冲突中，我时常是一个挫败者。我感到力不从心，是因为是非对错常常在开玩笑。我声讨严重殖民文化倾向的三极地英文，却又经常不得不使用一些音译单词，我们自己的语言已经凋敝得不足以表达；我拒绝一切教科书上说不“科学”的事物，但又总是被某些传说所蛊惑甚至感动，传说毕竟是美好的，令人欣快的。于是我断定，我被双重标准抓住了。

    倒是不必为这个发现大惊小怪，人这种高智商动物，一旦有了双重标准，就好像一只抓住藤条的猴子，可以荡来荡去左右逢源。这也许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坚苦卓绝地寻找双重标准的原因。

    我发现爱说几句英文的人基本上都是英文不特别好又很崇拜西方经济的人。注意，是经济，不见得是文化；爱赶西方列强时髦的人恰好是了解西方历史文化并不精深，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人。他们未必懂得精髓，却很执着于盲目模仿，我将这类人称为“毛蛋一族”。不知道他们知道不知道，美国人在对待911和热碧鸭的时候，使用的是双重标准；日本人在对待菊花和刀的时候也使用双重标准，双重标准其实是个被用得烂熟的东西，已经是个旧得不能再旧的裹脚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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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走了以后，母亲的话更少了。平时就少言寡语的母亲，常常一坐就是一下午。你问，您想什么呢？啊？我什么都没想，母亲总是这么回答。

    那天，母亲忽然不会说话了。我以为她假牙没戴好，让她把假牙摘了重新戴，她照做，还是不清楚。我问，妈，我是谁，她说，呜呜。

    基本上，和父亲发病是同一个时间，极其类似的情景令我几乎崩溃了。整个治疗过程我都是混沌不清的，所有的签字都是机械的。他们说，您在这前个字，我就签了，甚至直到出院我都不知道诊断，我把诊断全部交给医院。我不关心诊断，只要治疗没有出纰漏已经是上天眷顾了，爸在天有灵，保佑妈。

    回家第一天，母亲开始血压高，210/90，把我吓坏了，紧着用降压药，一边给神经内科打电话，是不是出问题了?夜班的护士说，你妈整夜整夜地说话，根本不睡觉，血压能不高么。

    哦，这样啊。我放下电话，觉得心口有什么东西堵住了。想哭，又找不到理由，难道，母亲一直在自己对自己说话，她为什么不对我说呢，还是她有什么话不知道该对谁说，只能对天上的父亲说？我这做女儿的对她的精神需求关

    人类是个充满爱心的物种，我以前并不知道。我小时候，家里养小动物，很多小动物，不过怎么说呢，它们的下场大多很悲惨，就是宰杀。小动物在我印象里有两个用途：玩耍和炖掉。

    家住城市的我们其实是很难有一小片土地来豢养宠物的。尤其是我家，住在城市最高阶层的一个院子里，很难像普通市民一样地有作为。而我固执地喜欢小动物，于是母亲做了双方的让步，我们在一楼大妈家后院开辟一块地方，我们养鸡。鸡蛋由我家和大妈家共有。这样一来，就有了场地，一块自由的美好的充满生机的场地。

    城市的鸡其实很不幸，它们没有虫子没有其他朋友，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生活。我每周都会有几天住到远在另一个城市的父亲的单位去，所以，我有机会到距离港口不远的一片草地去玩。现在想来，那不是草此，而是湿地，就是那种生态部门及其推崇的湿地。那里有蚂蚱，土黄的碧绿的灰色的，很多蚂蚱，还有蝲蝲蛄和那什么，我叫不上来名字了，总之是有很多昆虫，理所当然，还有很多蚊子和小咬。

    我不喜欢草地，但我喜欢小动物。我的小动物就是鸡。虽然那只是谈判过后的经济作物，但不影响它

我家的小丫头开口比较晚，我曾经充满担忧地带她到医院去检查过，看是不是患有某些先天的疾病。一天她忽然开始说话了，劈头就是一句：我看你敢！

我错愕地以为自己听错了，后来终于发现这确实是一句中文，是我很熟悉的那句中文。但我还是有些狐疑，我为什么不敢，我有什么不敢的呢？

无论如何，在两岁的小丫头面前，我还是有着很强大的自信。我的智商比她高，我的体力也比她好，无论文斗还是武斗我都有胜算，所以，我坚持

    这雨也来得太蹊跷了。

    天气预报说有雨来着，可没说是这样躁狂的雨。

    中午休息的时候，天还亮着。心想，应该晚些将窗帘拿去洗，那样至少能有点睡觉的气氛。哪承想就那么一眨眼的功夫，天色就像一块黑布一样压下来了，让人有些疑惑是不是刚才那窗帘被抛到天上去了。孙悟空说，我这葫芦是装天的，别不信，如果你经历了今天中午的天气，你不会疑惑真有那么一个葫芦，把天都装了去了。

    一直在响，闷闷地响。很像是谁在发火，立即就要爆发的那种声音。可你又找不到那人是谁，只是感觉到大祸临头似的。这就是雷雨天，没有亲历战争这就是比战争还要可怕的雷雨天气。

    忽然就是一道亮光，刚才那块黑布被一双气愤的手撕开了，长长的一道口子，撕裂得很突然。你那紧张的心来不及颤抖，天空就被这一道口子照亮了，光线从裂缝处刺进来，仿佛刺进了窗口、刺进了眼睛同时也刺进了心脏，不由得用手挡了挡。可是这有什么用呢？紧跟着就是一声炸雷，你知道他终于发火了。虽然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发火，你却先已经知道了后果，就是这样轰隆隆地一声，接着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