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这场雨下得真够费劲的,前两天眼看要下成了,可是莫名其妙的大风把雨云吹跑了,新闻说局部风大到把树连根拔起。昨晚可算是下成了,而且直到现在都还没停,真难得,刚好猫着不出门,整理存货。
时不时都要到宣武门外SOGO南边的沃尔玛买日用品,开始时坐公交车,不过坐个1、2站然后两边的站点还再要分别走不短的路,时间和脚程都没得省,于是开始琢磨步行抄近道。北京老城区的路大多横平竖直,只要搞清方向基本上就错不了。
去年冬天的某个傍晚从沃尔玛出来,在宣武门外大街路往南走一段,看到路西的达智桥胡同是东西向的,而且还算灯火通明,于是从这里开始实施穿胡同计划。

正逢下班时间,达智桥胡同的小铺面和地摊挺热闹。没走几步路,一个卖各种蔬菜的不起眼小屋外墙吸引了我,因为墙上居然嵌着一块北京市文保单位的石碑。
匆匆扫了两眼墙上挂着的简介牌:“杨椒山祠(松筠庵)”,涉及两个历史事件:杨椒山是冒死弹劾严嵩的忠臣;康有为等举人联名上书请愿的“公车上书”事件。大奸臣严嵩以及“公车上书”,那可都是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与事件。
无奈冬天黑的早,而且人来人往很拥挤,没法拍照。好在这条路果然就是我要找的近道,以后少不了要经常走的了。

杨椒山祠原为明嘉靖年间著名的忠臣良士杨椒山的故居,清乾隆年间辟为杨祠,现在面对达智桥胡同的小屋是山门,照片左上角可以隐约看见胡同出口东边的SOGO。
杨继盛(1516~1555),号椒山,直隶保定府容城县(今河北徐水容城镇)人,明嘉靖官至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明嘉靖中后期,大奸臣严嵩独揽大权达20年,此人狡诈陷媚、残忍专横、迫害忠良,凡弹劾其罪孳者皆遭灭顶之灾。但是正是在这样一个“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行贿者络绎不绝”的时代,杨椒山不顾亲友的劝阻,毅然上疏《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于是,被严嵩诬陷下狱,入狱三年间受尽酷刑,被杀害时年仅40岁。他在临刑前从容赋诗“浩然还大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被“天下相与涕泣传颂之”。

天气渐渐暖和后,杨椒山祠山门里的菜品摆到了门前。
按说北京市文保单位,搁其他地儿就是省级文保单位,那是各省都会象宝贝疙瘩一样宠着的,更何况还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可在北京就愣能把它仅仅作为菜市。真不知道是该要感慨这就是它的宿命,还是北京的宝贝多到满坑满谷。

从山门东侧“达智桥胡同12号”门牌下的小门进去,里面是一条窄长的夹道,山门南侧就是祭祀杨椒山的祠堂。
明世宗嘉靖帝的儿子明穆宗隆庆帝即位后,为杨椒山昭雪,在其故乡建“旌忠祠”以表彰他的气节。到了清代,人们依旧对其忠烈十分景仰。乾隆年间,有人访得松筠庵原是杨椒山故居后,将其故居的宅内大堂修整为祭祀他的祠堂,始称“景贤堂”。
从夹道可以看见景贤堂的东山墙,北侧为悬山屋顶,接南侧的硬山屋顶,硬山屋顶正脊上的黄色琉璃瓦吞脊兽已经破损。

这种硬山接悬山似乎很奇怪,而且悬山的搏风板在连接处断裂;山墙的木构架是穿斗式,很明显的老物。景贤堂与山门间的院落已经被住户封起来,铁门铁将军把守无法进去看个端倪。不过景贤堂内的塑像及一干祭祀器物已在文革被毁,据说只有镶嵌在墙上,后人景仰杨椒山的碑刻留了下来。

绕到景贤堂后壁,墙上是一块清宣统年间所立的“松筠庵条规”。杨椒山去世后,其故居逐渐荒芜,先是成为城隍庙,后至清初成为松筠庵。继续往里走,景贤堂南侧的后堂应该是祭祀杨夫人张氏的处所。
杨夫人张氏在杨椒山被害前,曾上书请求代夫一死,严嵩扣压不上奏。杨椒山遇害当日,张氏同时自缢。10年后严嵩被抄家去职、其子严世藩伏诛后不久,以杨氏夫妇为主角,同时讲述反对严嵩的其他九位大臣故事的《鸣凤记》被搬上舞台。

不过,院中居民自行搭建的房屋太多太杂太挤,而且到处是住户狐疑的目光,始终无法拍到后堂稍为像样一点的照片,无功而返。照片正中是挂着门牌号入口小门,左边是山门的东山墙,以及被封堵景贤堂前院子和搭盖的小屋。
小门远处隐约可以看见北边在建的环球财讯中心,刚来北京那会儿在附近问路,人家告诉我:走到那个“大包”那儿就是宣武门地铁了。

后来到宣南文化博物馆,看到了松筠庵的图片,翻拍下来。松筠庵里竟还有这么个六角攒尖亭,我竟漏了。

其实并不难找,从山门往西走几步,然后顺着校场三条往南走就是了。在校场三条的胡同口就能看见这个亭子,亭子再往南一点就是院门,这里相当于是松筠庵的后门吧。有几个人在院门外下棋,我征得他们的同意进院看看。

这个亭子名为“谏草亭”,由清道光年间松筠庵的住持僧人心泉募捐修建,在周围的普通民居中很打眼,倒成了松筠庵的标志性建筑了。谏草亭保持的还挺不错,不过柱间已经全部被砖封上了。

一进院子,迎面的小屋的木搏风板和下面更低一点的小屋的屋面挤在一起,已经变了形。和院里其他厢房一样,超不多也就剩个屋顶是原样,下面已经被改造得面目全非。

谏草亭在院门北侧,围上墙装上窗,住了人家。亭外还围出了一个独立的小院,盖上小屋,想走近看都是不可能的了,柱子间梁枋上的彩画还依稀可见。

往东北方向看,可以看见一棵已经被砍掉的老树的树桩,这大概就是杨椒山亲手种下的槐树吧。这天的天气稍好,远处东边的SOGO看得比较清楚。

绕过谏草亭前围的小院,前面应该就是“谏草堂”了。谏草堂原是杨椒山的书房,《请诛贼臣疏》就是在这里写就。历史是何等的相似,三百多年后,康有为、梁启超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同样是在谏草堂写成的。
清道光年间松筠庵的住持僧人心泉募捐修整松筠庵,主要就是将书房扩大为可容纳上百人的大堂,并命名为“谏草堂”。同时请海盐布衣镌石名手张受之将杨椒山的弹劾谏草稿刻石,嵌在谏草堂的壁上。“张受之素敬其刚直正气,摹椒山真迹,精勒于石。谏草刻就,死于庵内。”
如今的谏草堂木窗格还在,不过室内已经被住户瓜分殆尽,仅留一条通到后院的通道。通道那头有条黑狗,离远它躺着,走近就站起来,对峙了半天,还是没敢走过去,再改天吧。

再次去的时候,总算没狗了,谏草堂北面的窗格是冰裂纹样的。穿过谏草堂到后院,院子的一角还堆着原来的假山石。我问住在院里的一对外地打工兄弟,这个院子是否还有其它通路?很遗憾没有了。他们很好奇地问我,这里古代是不是住着大官?我说是,这里跟达智桥胡同12号原来是一家的,并建议他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那里的简介。

当我再次走进谏草堂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位听口音是本地人的中年妇女嚷开了:“有什么好看啊?快走!快走!”虽然心虚,百忙中还是用闪光灯拍了一张室内屋面。

出来后,小不服气,又拍了一张外面梁枋上的彩画,跟谏草亭的彩画相似。
这座一代忠烈曾经的居所,其后日益被士大夫们敬慕,经常在此集会议政,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公车上书”。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消息传到北京,当时在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康有为、梁启超等十八省千余举人在松筠庵集会,在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的万言表上签名。并由康、梁二人带领,与其他千余市民前往“都察院”门前请代奏。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是由各省派送,依汉代举孝廉乘公家车辆赴京惯例,对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又称为“公车”。因此此次上书史称“公车上书”。
近年虽有学者对“公车上书”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是康、梁等举人关心国家命运,希望变法图强的强烈愿望,却是可以肯定的。

其实在达智桥胡同,杨椒山祠山门东北侧,有一座院门规模比较大,更早引起我的注意,直觉是个大宅门。

后来果然在宣南文化博物馆果然看到了它的图片,再次翻拍。这里名为“嵩云草堂”,即河南会馆,也是“公车上书”的举人的一个聚集地,河南会馆后来成为维新派的一个议事处。

最后说一下达智桥胡同。这里最早叫“鞑子桥”,北京但凡是路名带有桥的,原来就一定是座桥,鞑子桥也的确是城南的水沟上的一座小桥。鞑子是旧时对蒙古人的蔑称,此地附近现在还叫校场口,相传以前是蒙古军队驻扎练兵的校场,这座小桥因此得名。到了清代,为了避开“鞑子”的贬义,谐音雅化为“炸子桥”。到了民国,再次雅化为“达智桥”。1965年北京整顿地名,最终称为“达智桥胡同”。
上图为达智桥胡同往西的校场大六条的一个宅门,这里离宣武门天主堂(南堂)不远,门头倒有几分学南堂的样,不知道会不会是神职人员或教徒的住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