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山的喜爱要追溯到儿时，刚刚记事。和挨打关联，记忆犹深。
    

    一九五二年夏，我出生在山清水秀的宽甸。当时家在宽甸，父亲在辑安。

    满月后，随妈到安东，住在鸭绿江畔的鎭江山下。不久，妈便去了朝鲜，拉古哨对岸。

    当时韩战正酣，美机有时越江轰炸扫射安东。

    爷爷曾对我讲，我出生后他来安东。一次美机轰炸鸭绿江大桥，事后爷爷去江边，看到美机航空炸弹把中国平民的肠子炸得挂在岸边的树枝上。

    当时经常拉防空警报。一次跑警报，阿姨抱我跑进黑咕隆咚的防空洞，喘息未定。一摸吓一跳，孩子头没了！摸索半天才发现抱反了，我大头朝下酣睡不醒。
    当然，那时我还不记事儿，相当于半植物人，对鎭江山和大头朝下丁点儿印象也没有。
    

    一九五四年春。

    我随爹妈，同姐妹一道从鎭江山下来到沈阳。
    院子西墙外是间锅炉房。

    每到深秋，当墙头扁豆的蔓儿上开满紫花的时节，大卡车轰轰隆隆地拉煤卸煤，把锅炉房门前的空地堆得满满的，小山一样。
    一九五六年，一个秋雨绵绵的下午，我望着西墙外渐渐隆起的煤山，心中充满莫名的兴奋和好奇，终于按耐不住，背着姥姥姑姑和阿姨，溜了出去。
    秋雨淅淅沥沥不紧不慢地下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在煤山上奋力攀登。手脚并用，不时踉跄失蹄，全身心地和煤堆亲热一把。
    登顶后，玩滑梯一般，顺着稀松的煤块出溜下来，循环往复乐此不疲。很快，雨水汗水和着煤泥，将我包裹得严严实实。整整一个下午，我就在煤堆上度过。快乐无比，自由无比，心情象鸟儿一样，模样儿象乌鸦一般。    
    日落。我恋恋不舍的回家了。
    除了眼白和牙齿，全身煤泥滚包，漆黑一团，掉煤堆里都找不着。
    妹见我，不知是啥动物，吓得大哭；
    姐愣了一下，认出是我，哈哈大笑；
    姥姥、姑姑和阿姨整个浪目瞪口呆。
    还是妈反应快，见状气得说不出话来，上来便要打我，但见我浑身煤泥，无从下手；又转身去厨房，攥把笤帚复来。
    见状不好，一溜烟儿钻到拉门后壁橱里。
    要说这不是人揍得小日本儿虽说在中国没干啥人事儿，这壁橱设计得还可以，平时方便实用，危急时还能避祸。
    妈把拉门推到南，我就爬到南；推到北，我就爬到北。妈拿笤帚疙瘩碍着门也划拉不到我。
    我正庆幸，不料妈一生气，把拉门卸了。我没招儿了，乖乖就擒，挨了一顿痛扁。
    这是我记事儿后第一次挨打。

    从此我明白落后就要挨打。小日本兔崽子拉门太落后，怎么说卸就卸了呢？

    整整四十年后的一九九六年夏。妈病重，说不出话来，别人和她说什么都没反应。岁月无情，曾经养育我的母亲，此刻像是依赖我而生存的孩子，静静无力地倚在我胸前，无助的喘息。望着病染膏肓的妈，深切感到人生末日的悲凉和无奈。贴着妈耳朵把我变乌鸦的故事讲给她听，妈还记得，她叹了一口气，似乎笑了，神色淡然，山长水远……

    两天后，妈去世。

    今天，回想起儿时挨打的往事， 深深思念这个世上最牵挂我的人……

    母爱如天。

    妈心中也有座山，胶东的马石山。

    一九四二年十月。任蓬莱县妇救会长的妈，从牙山根据地赴马石山北麓的区里为八路军收军鞋。住在当地村里的一个维持会长家里。维持会长姓黄，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是个乡绅，三十多岁的年纪，精瘦焦黄，还留着八字胡。一天到晚绷着脸从来不笑，好像别人欠他八百吊。妈开始对他印象不好，感到他阴阳怪气的不可靠，便和区委的同志提出对老黄不放心，想换个住处。区委的同志告诉妈，村子离鬼子据点只有三里地，老黄这个维持会长明里为鬼子办事，实则是个白皮红心的爱国乡绅，他就那脾气品性，见谁都不热情，但为人绝对可靠，让妈放心。话说到这个份上，妈就在老黄家住了下来。妈在老黄家一住二十多天，白天到周围各村收军鞋，晚上和村里的妇女一起糊袼褙、纳鞋底、上鞋帮。

    十一月，日军开始大扫荡，形势紧张。一天下午妈正在和区妇救会的两个同志清点军鞋，突然房门咣当一声大开，老黄气喘嘘嘘从外面冲了进来喊道：“日本人进村了，赶紧跑！”说罢就引领大家向后院跑，一边跑一边关照：“翻过墙头向南跑，进山就没事了。”院墙有一人多高，老黄让妈和另外两个同志踩着他肩膀连推带搡翻过墙头，向村外的山里奔去。刚刚出村不久，便被日军发现了，三八大盖、掷弹筒一个劲地打，妈的手被弹片炸伤，鲜血直流，当时也感觉不到疼痛，只是没命的向南面的山里跑，跑进马石山。

    村里还有几个没跑出来的同志都死在鬼子的枪口下。由于日伪军的铁壁合围，牟平、海阳、栖霞等县的群众数千人，还有部分地方干部、八路军的伤病员以及少数与大部队失掉联系的战士被围困在马石山上。

    入夜，敌人在马石山周围燃起篝火。山里的少数八路军掩护着群众冲出敌人的包围，不时有战斗发生，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彻夜不断。

    扫荡期间马石山有军民五百余人遇难，史称马石山惨案。

    妈在马石山里周旋了三天，终于在一个夜晚和几个同志，悄悄绕过鬼子的篝火，逃离里包围圈。那年，妈不满二十。

    晚年，妈一直想回马石山看看，特别想见见救她一命的老黄。

    但未如愿。

    去年春，独自驱车沿309国道西行。车过育黎，远远便望见马石山，那是妈曾经魂牵梦绕的马石山。望着山上高耸的革命烈士纪念塔，那一刻，止不住泪流满面……

战友老李，吉林人。

在部队时风风火火，工作铿锵有力。豪爽直率，凌厉霸道。

转业到地方，火爆脾气不改，言谈举止锋芒毕露，自我感觉良好。老是和顶头上司不不楞楞犯混，关系搞得挺紧张。老李绝无升官发财的远大理想，可他口无遮拦，尖锐犀利的性格作风会让领导不舒服。

五年前，与上司言语不和，冲冠一怒为尊严，不伺候！闹得鸡飞狗跳之后，小乌纱轻飘一掼，扔到崇山峻岭之中，提前内退。不过也好，个性极强的老李，委实难以适应官场上的是非和潜规则，很难在仕途上有所发展。

无官一身轻，有闲万事足。

他也厌恶都市。常常手持良民证，国内外可那遛跶，自在放浪。

我去长三角，他游哈纳斯；我走云贵川，他闯金三角；我转战陕甘宁，他进军尼泊尔；我浪迹天涯海角，他朝拜布达拉宫。

近两年更是特立独行，行踪诡异。

去年，先到闽浙赣交界的寺庙里修行，当了两个月假僧人。

回来后说寺里没尼姑，没意思。一付玩世不恭的架势。

俄而又跑到粤北山里一个什么庙，乐不思蜀。曾在韶关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可找到好地场了，那里电视手机皆无信号，宽带也够不上，比本.拉登都隐蔽，要我赶紧过去。

当时正值三伏，我憷南国酷暑，加之与老孔约好返乡聚会。遂告他说等过了仲秋一定去。他悻然，我亦憾。待我从沂蒙山返，怎么也联系不上他。不知所踪，我甚至怀疑他挥刀自宫，斩去烦恼，净身削发为尼了；或是让哪位凡尘未断情缘不了的慧心老尼收为关门面首。也未可知。

元旦前他归来，做了大半年的出家人。以前的火爆脾气荡然无存，百尺钢化为绕指柔，判若两人。浑身上下洋溢着缕缕佛气，寡言，自若，也不惦记尼姑了，原本满腹牢骚的一俗人，修炼得超脱深沉。烟酒麻俱戒，将军肚全无。让人称奇。真是士别二百零三日，当刮眼珠子死劲儿瞅。

问他，还去吗？

他说，过了正月即行。

我好奇，问：我和你一起走？

他故弄玄虚：这次去弄不好就得落发受戒。你敢吗？

我说，不就剃秃瓢拿烟头烫六个点呗，多大点事儿？你敢我就敢。

他眨巴眨巴眼儿：再说吧。

嘁！老小子，吓我，还跟我欲擒故纵。

不过说心里话，我真想去看看。

晨钟暮鼓，青灯古佛的生活我还没体验过，有空儿真得去修炼一把，只要别把我净身落发整地公不公母不母人妖一般就中。

六根不净。

打小身子骨不壮实，所以挺注意锻炼。到老了身体仍然不咋地。真不知道如果不注意锻炼现在能成啥样儿。

历史不能假设，人生也无法从头再来。

是非功过何以见得？令人茫然。

惑。 

我有两怕，牙疼是其一。

上小学时就牙疼。天生的，钙化不好。有时放学，家明明在和平广场，却常常南辕北辙，坐无轨电车北去，到新华社下车，然后胆突突地踅进牙病防治所钻牙补牙。那时的医疗器械和治疗手段落后，治牙经常疼得一身汗。挺打憷。

惧。

下乡插队前，妈从五七干校回来为我姐和我打点行装。特地带我到牙防所作检查，补了两颗牙。下乡后免遭了一些牙疾之苦。但还是时时担心牙疼。

忧。

孔子曰：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在牙疼面前，我忧惑惧俱存，仁智勇皆无。

惭愧。

在野战部队那十年让牙疼折腾得够呛。

师卫生队有个医生，四川人。小个，年近四旬。内外科全能，还兼牙医。抗美援朝跨过江，参加过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当时是卫生员。人不错，开朗热情，水平却不敢恭维。烟瘾挺重，二指焦黄，金手指，余下八指黑。估计是掌鞋的出身。

鞋匠给我看牙时叼着大生产牌的烟卷，熏燎得他眯缝着眼儿，烟灰老长，也不掸，不小心就落到身上。手黢黑且粗，也不洗，就在你嘴里瞎扒拉，然后用皮带轮的破钻钻得你酸痛难忍，嘴里还直冒青烟儿。他嘴里也冒烟，两头冒烟。最后用生石灰样的东西一堵，完活。不出两三天，准掉。不疼得死去活来轻易不敢请他治牙。记得一个长春的战友牙疼，让鞋匠治了几次，无效。实在受不了，照镜子用老虎钳硬是自己把牙给拔了下来。

卫生队的草药园子里有大烟。

罂粟花火红浓烈，非常鲜艳漂亮，姿致妖冶，花型像郁金香。每当花开，整个草药园子仿佛笼罩着一种莫名的妖娆媚荡的气息。夜里牙疼睡不着，偷偷钻进草药园子里，摘几片干枯大烟叶儿，回来卷烟抽，止疼，但只管一阵儿。至今还记得大烟叶子那股子诡魅沉郁的异香。

针刺麻醉七十年代曾风靡一时。鞋匠到外地针刺麻醉学习班拜师学艺，回来后开练，但一直找不到对手，急得抓耳挠腮，五饥六瘦。

一次我牙疼了好几天，当时打坦克集训很紧张，吃止痛片压不住，疼得我天昏地暗。晚我请假捂着腮帮子跑到卫生队请鞋匠看牙。他瞅了瞅，见我难受的样儿，劝我拔掉算了。想起几天来遭的罪，我无奈点点头。鞋匠又历数针刺麻醉的好处。我想，占用人家休息时间拔牙，不好意思，也支持他一把。针麻就针麻吧。鞋匠从百宝囊中拈出几根好像纳鞋底子的大号针，又像无影师太的五毒梅花针。认真地在我腮上颚下合谷等穴位扎，逐个捻动，然后开拔。别看他治牙的手艺不佳，拔牙挺利索，到底是鞋匠，拔牙像起鞋钉子一般，他嘴一咧，黑腕一翻就拿下，探囊取物。也不疼。他挺高兴，这是他学艺归来第一次练手。

当兵头几年，我经常扁桃腺发炎，一发炎就发烧。1971年1月千里野营拉练，最后三天强行军，赶上我扁桃腺发炎高烧，待我咬牙坚持下来，卫生员一测体温，39.5°，这是我平生体温之最，至今尚未打破。鞋匠知道后，极力动员我做手术摘掉。我想他拔牙手艺那么娴熟，摘扁桃体比拔牙也复杂不到哪去，遂同意。

手术仍采用针刺麻醉，仍从百宝囊里拈出五毒梅花针，穴位还是颚下腮上合谷，跟拔牙一样，只是扎双侧。我想，敢情脑瓜子上的活儿就这么几个点。下完针，开始动真格了。我仰在手术椅上看着鞋匠洗手，然后戴上胶皮手套，黑指黄指一隐形，不像鞋匠了。看着那双套着胶皮手套的手，倒像是掏马葫芦的民工。我心里不免有些紧张。

一动刀我就感到不对劲儿，疼得厉害。好不容易剥离下一侧的扁桃体。鞋匠见我浑身是汗，问我疼不，我说不出话来，只是痛苦地摇摇头，表示不疼。心说，既然上了贼船进了黑店，就由不得我了。死活就这一把，咬牙挺着吧。

鞋匠见我表示不疼，狐疑地望望我，见我脸苍白，不放心，摸了摸我的脉，还好，在跳。又重新下针，说了句，坚持一下。开始割另一侧的扁桃体，但还是很疼。手术做了半个多小时，我连疼带紧张，大汗淋漓，几近虚脱，鞋匠也满头大汗。手术后，鞋匠把手套一脱，扎撒着八黑二黄的十指，话语里满是歉意和赞许，眼里却掩饰不住初尝胜果的喜悦和自豪。当时我疼的晕头转向脑子一片空白，他说些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是鞋匠针刺麻醉手术的唯一患者。

以后我去看病，他格外热情认真。但我轻易不敢再去找他看病。我怕他一高兴技痒，又不知想从我身上卸点啥玩意儿。

我怀疑他的功夫手艺是从小师娘那里偷学的野鸡套路，不正宗，但敢亮剑，敢比量。不愧是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卫生员，死人堆里滚过，胆大，我害怕。

卑服。

当初，我听说他是上甘岭的卫生员，马上联想到电影《上甘岭》中坑道里唱“一条大河波浪宽”的女卫生员，倍感温馨，之所以才敢让他在我嗓子眼里操刀。手术后，再看电影《上甘岭》，女卫生员一唱《我的祖国》，我就联想到哈尔滨平房关东军731细菌部队，仿佛看到那群畜生残害中国人，作活体解剖，恨得牙根痒痒……

狗日驴操的小日本。

今天，每当我在街上见到掌鞋的师傅和掏马葫芦的工人，我都会想起鞋匠医生。

他是个好人。直爽热情，对首长战士一视同仁；但他确实不是个好医生，不是因为他八黑二黄不洗手就在我嘴里瞎扒拉，也不是他叼着大生产烟卷燎得睁不开眼儿就给我钻牙，而是他胆儿忒大。晒干了都比窝瓜大。

我怕他，也常常想他。自打手术后，再感冒绝少发烧，即便烧也从未过38线。心底，我还是很感谢鞋匠医生的。

后来听说北京那旮瘩有个啥医院肺切除手术也用针刺麻醉，真令人叹为观止。

到底是宫里的御医，比鞋匠医生胆还大。

天外有天。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现在好多了，涡轮水钻，光固化，麻醉开髓，氧化锆烤瓷…… 科学，先进。跟原来相比，现在看牙可谓享受。

可惜，嘴里的活牙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