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去浙江平湖开会并小住新天地酒店，事前没有想到竟然颇有收获。 大概这么三件事是值得记录的，第一件事参观了莫氏庄园，那种印象就是梦牵萦绕的感觉，是视觉的享受和满足心灵期待的。第二件事是参观了李叔同先生的纪念馆，那是生命图腾的再现，有和灵魂生活亲近的对话。第三件事是那晚的一次极为意外的事故，即遭遇几十位上访群众的围堵。

    我喜欢江南的建筑，大概是因为自己是江南人的缘故。我是看着和住着江南水乡的建筑成长起来的。江南的民居大多往往依水势而建，白墙、黑瓦，小巧、优雅和别致。我的老家也是这样一般，家的西侧紧挨着一帘竹园，伴有零星的三两株桃树，竹园和桃树傍着悠悠荡然小河的流水，潇洒地度过自己的岁月。我从小就喜欢坐在自家洗衣、淘米的水桥石上钓鱼，诗意般的看着三月盛开的桃花渐渐地飘零到小河的点滴点滴，花瓣沉下去、浮起来，散发出幽幽的芳香，有数尾游鱼围着，烘托着这最后的青春红尘。我结婚那年，到老家去小住几日，妻子早上起来，穿着一袭淡色的无袖衣裙，慵懒着，手把着红色的塑料桶去河边洗衣，她学母亲的样子，把衣服轻轻地甩到河里，却差点把衣服甩了出去，河里飞溅起

    在我印象中，浙江人是极为和善的那种，不太生气，即使生气了也是柔软的生气，不太会动辄大打出手的那种。这是浙江人的风度，正和了浙江山清水秀的自然特殊景色一个模样。因此，我想，前几年有温岭泽国的“民主恳谈”、椒江的党代会常任制等，一时成为我国政治改革的样板模式。从根本上说是浙江人开始用他们骨子里的内隐式的文化基因，开始博弈历程，并争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双赢。即使这次遭遇到意外的上访，我也不改变这样的看法。

    那晚去平湖市规划局吃饭。作陪的是当地同行的负责人和规划局的负责人。规划局的领导的大作我在宾馆里就拜读了，因为那本《旅欧散记》中诸多地方我都是去过的，因此，感到特别的亲切，随手翻起来。感觉到作者的确很细致，有些记事我当时根没有注意到的，即使看到的也没有他的那么细心。没有想到晚上却能与作者见面并一起喝些酒，谈些话。

    途中，这位领导出去了两次，到宴席散了，也没有见到他回来。我们一行下楼后，坐上汽车准备离开。大约开了2分钟的路，便遇到路障。一位公安人员走到我们的车子前，要求停下，还告诉我们不要下车和走动，否则后果自负。接着

    从小到现在，我眼中的社会世态发生了难以预料的变化，但有一样至今是不变的，就是每年都要过一个梅雨季节的。她虽然有时候可以长达两周，有时候却仅有短短的三、四天，也就是挥一挥衣袖的时间。因为几乎是永恒的不变的注定，我便喜欢。在这个时代里，有着太多的变化不居，稳定不变让你感到倒是非常难得的一种状态和信赖的依靠。又因为是江南梅子成熟的时节，含在嘴里酸的和甜的无限交织让你充满着浪漫的味道。

    我曾经不喜欢梅雨季节，主要是琢磨不透她的性格和脾气，并且让我吃足了苦头。有时候像个烈女，有时候又像个毫无脾气的怨妇，一会儿是阳光灿烂，一会儿却是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对没有预期的人与物，我的内心总是有着诸多的不安，不快甚至恐惧，我不喜欢生活在这样猜测和计算的阴霾里，在短短的瞬间无法预知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梅雨季节就是如此。那是一种很要命的预期和不确定，母亲总是叮咛我拿好雨具。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天气就不好，索性就穿好套鞋和雨伞，然而，整天是天气出奇的晴好。我只好穿着发出“咄咄”声响套鞋走到黑板前默写英语单词，或者推导数学公式，

    观察上海要“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

                                    ——鲁迅《夜颂》

    大概两三年前，我在给研究生上课时，讲到中国的选举制度，有位学生问我：“老师，我原来在中国政法大学读书，我们有一位外籍老师是德国人。在施罗德和默克尔竞选投票时，这位德国老师请了一个星期的假，自己掏钱买了飞机票，投完票后又回来了。老师，您会这样做吗？”我当时想也没想地答道：“我不会。”

    为什么不会？我当时讲了唐斯关于投票动力的一个模型。R=BP-C+D。R是投票者行为，投票或者收集信息。B是投票者行为的潜在收益。P是投票者进行该项行动时收益产生的概率。C是投票者的成本。比如投票这天我不去参加的话可能有其他的收益，如果投资股票正逢大涨，收益自然要比投票高得多。D是指作为投票者行动补充的、额外的私人收益，比如投票可以与人接触交流，产生快乐，或者其他心理上的愉悦。

     上海话“白相”一词大概用的最为普遍，就是外国人学讲上海话也经常要学这个词。这个词是这个城市记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关这方面的给这个城市的文化积淀可能至今还对上海的公共政治生活有影响的。对这个词解释最为精彩的我看是上海女作家程乃姗。她在《上海探戈》中这样写的：从字面上看，“白相”两个字，“白”，有种低成本甚至无成本的意思在其中，“相”，含交流、沟通、观察，更强调视觉的感受。“白相”两字传达出的这个讯息，就带有十分传神的上海式休闲：注重经济实利；休闲养心在次，看热闹，开眼界为真。

    白相的这种生活方式，至今还是影响上海人的政治生活，比如“像真的一样，”在部分上海人的生活观念中，一切都何必当真，尤其是基层的群众中有不少这样的想法。政治生活不当真，选举活动不积极，对社区活动不怎么热心，恐怕是不少上海人的通病。但上海人也较真，对什么较真呢？第一，家里的事情，一日三餐，油盐酱醋，虽然可能条件不好，却安排得仅仅有条。评价上海人，有句话恐怕蛮适合的，就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家里居住面积很小，但居住环境却打理得很精致。好多北方的同志都说，初次到上海，到

    在我看来，上海人有很强的秩序意识，这种意识骨子里是对自己未来的不确定预期的担忧。我很难接受并想象过去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这一说。在上海的方言中的确有“横竖横”这个ABA的表述，意思是无非是什么什么了，到这个程度也不怕了，豁出去了的意思。但这恐怕是极少数流氓和无赖的做派，根本不能代表上海人的大多数的。

    不过上海在过去是个标新立异的地方的确也是无疑的，这与上海“大”的地位和“大”中需要包罗万象，引领潮流分不开。陆士谔1909年的小说《新上海》有这样一段描述：“话说上海一埠是中国第一个开通的地方，排场则踵事增华，风气则日新月异。各种事业，都由上海发起，各种新笑话，也都在上海闹出。说他文明，便是文明；人做不出的，上海人都能做得出。上海的文明，比了文明的还要文明。说他野蛮，便是野蛮；人做不到的，上海人都做得到。上海的野蛮，比了野蛮还要野蛮。并且在别处地方呢，“文明”、“野蛮”四个字是绝对相反的。文明了，便不会野蛮；野蛮了，便不能文明。上海则不然，野蛮的人，霎时间可化为文明；文明的人，霎时间可变为野蛮。做文明事情的，就是这几个野蛮

    “上海”的一名，最早始见于《宋会要辑稿》，至于它的由来，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说，是古人认为上海“地居海之上洋”，故名“上海”，所以，今人也有称上海为“海上”的；第二说，是上海地区旧有华亭海之名，在青龙港（现青浦区有青龙村）湮（yan）塞后，中外商船都转至此登岸，故称上海；第三说，是根据郏亶（dan）《水利志》，说淞江之南有大浦十八（十八条支流），其中有上海浦和下海浦两条支流。北宋设立的上海务和南宋设立上海镇，上海正式开埠。

    作为一个上海人，我觉得上海男人最大的优点，或者我自己感觉最大的优点恐怕就是平等了。很多人觉得上海男人不是男人，系着围裙“买汰烧”，家务活什么都做，又好像是很惧内的样子。好几年前，新疆阿克苏地区的一位纪委书记到我家来做客，看到我帮助妻子干家务活，很有感慨。说他自己回到家里，翘起脚，看报纸，妻子还为他泡好茶，所有家务活都是妻子做的。我听了以后，没有一点的羡慕，妻子不也是有工作的吗？她回到家里不累吗？即使没有工作，男人自己能够做的事为什么自己不去做呢？我当然也没有责备的意思，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习俗和所谓的“规矩”。说上海男

    午睡前，随意翻阅家里订阅的一本文学杂志，却看不进一行字。然后拿起一本外语书，读了几行后闭上眼睛休息，想不到却很快酣然入睡，还进入梦乡。在梦中，我爬山一座很高很陡的山峰，挥舞着双手向半山腰的朋友们挥手致意，却不料一个趔趄，从巅峰慢慢的摔了下来。原来我爬上的是一座书山，这本书大大的写着两个字：“文学”！

    午觉就这样醒了，我觉得非常遗憾，甚至是难过，文学的确已经离我越来越遥远了，以至于不愿意花时间去读，更是没有耐心去读。思前想后，为什么最近会做这样的梦，大概和三件事有关。第一件事是有天去上班的路上，经过一个书摊，上面有一本《小说月报》，我很惊讶，现在很多的书报摊没有这类文学期刊了。我已经走过去了，分明听到有人在叫我，“好久已经不见你了么？！”我回过头去，的确也大吃一惊。这是我以前经常光顾的一个书摊的主，“文革”没有圆读大学的梦，于是设了书摊一边卖书一边可以方便读书。上次遇到他时还是满头黑发，现在已是白发斑斑的。我很高兴地见到他，问他怎么到这附近来摆摊了？他说自己已经早已退休了，今天偶尔为他儿子看摊的，却想不到会碰到我。我问他生意如何，文学类的杂

    昨天市委书记俞正声来单位礼堂讲课，围绕着“忠诚、敬业、道德、廉洁”的主题。我虽然也研究行政伦理和道德的，也经常上些这样的课，但是听后感受颇深。其一，这种课的确适合于上级的领导干部给下级的领导干部上效果比较好，由上级给下级上课从心理上容易接受，他会心安的坐在那里安心的听课，不像学者给领导上课，功利性强的干部会不耐烦。其二，上好课不容易。他数次提到要给大家多讲些故事。原因之一在于，我们现在的许多人包括许多领导干部对道德说教和理论有一种天然的排斥。这可能是一种浮躁的表现。一个人需要建构理论思维，没有理论思维的人显然是有缺陷的，没有理论智慧，是缺少思想的表现，一国发展需要许多思想家和理论家。但是，现在很多人不理解，也不想理解。其三，一堂好的道德课的确也需要领导来讲，只有学者和老师讲是不够的，尤其是那些履职经历丰富的领导，他的经历可以弥补学者身份的不足。叔本华有一句著名的话：“道德易于宣讲，难于立根”。当然，我绝对认为学者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学者是用理性和理论的角度去分析。

    第一，上级领导可以用他的立场来表达他的观点和看法，这是对下级官员有一个很好

    “五一”期间，去了一次皖南。说实话，在国内没有一处像皖南一样引起我长久的关注。最初是读了黎汝清先生的《皖南事变》，心中一直有个愿望去参观新四军军部，实地想象“皖南事变”战事的惨烈程度。后来是读了胡适先生写的书和关于胡适先生的书，也一直想去参观一下先生的故居。再后来是读了有关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有关生平，他也出生在皖南。还有就是现任总书记的老家也在那里。在皖南的一处竟然在中国现代在官、学、商都是顶尖的人物，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这次去皖南基本上也都达成我的心愿，而意外的收获就是知道了一处美景胜地——太平湖。

    之前我对太平湖一点印象也没有，以为仅去桃花潭而已，桃花潭以李白的一首《赠汪伦》而出名：“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一直奇怪李白这么会跑到皖南的山里去呢？这桃花潭大概是有过人之处的。结果在驱车经过桃花潭的途中，兼当导游的是我的同事，他是本地人，他提出桃花潭没什么可看的，索性向前游太平湖吧。

    说实话我有点遗憾，不去千年的桃花潭却去我从来没听说过的什么太平湖。但客随主便，也不好说

职务活动变为劳务活动之祸害。职务活动和劳务活动边界的模糊和泛化是一种诱致性因素，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一种不可思议、不可忽视的现象，领导干部正常的职务活动变成了一种有偿性的活动了。比如到一个下属部门或单位出席会议、讲话，或者参加某种仪式等职务活动时，均会由下属单位或部门奉送数量不等的“讲课费”、“酬劳费”，以示对领导辛苦的酬答。尽管许多领导干部会理所当然的拒绝在正常职务活动收取“劳务费”，不过也的确有不少领导干部以欲拒还迎、“半推半就”的方式收下，还有少数领导干部已经习惯了这种“按劳取酬”，他们已经完全把公共性的职务活动当作劳务活动。不可忽视的是，当下这种在履行职务活动中“友情有偿”有潜在甚至半公开的蔓延之势。收下这些“酬劳费”不需要签字，也不需要报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