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盛洪
在二十多年来发生重大变化的诸种观念中，有两个观念是很重要的。一个是“私人物品要由私人来生产”，一个是“公共物品要由政府来提供”；它们正好是对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个人不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和“政府要管所有的生产”观念的反动，因而有助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在这两个观念背后，贯穿着一条功利主义的逻辑，即个人都是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正是因为个人只为自己利益着想，才不会无端地提供公共物品；所以也只有以强制征税为收入形式的政府才能提供。然而经济人概念只是经济学为了简便的一种假设，并不能概括人的全部的丰富性。因而如果将上述两种观念极端地理解为“个人只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或“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许多现象就变得不可解释。
例如茅于轼教授及其朋友在山西龙水头村建立的小额贷款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并不是一个金融公司，向它捐赠金钱的人并不期待着分红，而茅教授又为此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为了什么？如果更丰富地理解人性的话，除了利已动机外，他们还有公益心、慈善心和道德追求。因而他们有可能做出并非对自己有利、却可能对其他人有利的事情。果真如此，我们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盛洪
垄断企业的平均工资到底有多高？无论是劳动部步正发副部长说的一般企业的2~3倍，还是《21世纪经济报道》载文说的6~7万元一年，都还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可以想见，这是在人浮于事基础上的高工资。据一份研究报告，中石化的员工人数是国外同等规模企业，如意大利的埃尼集团的15倍。这说明了什么？
人们通常将官员腐败与收入分配不公联系在一起，这显然没错。然而腐败是一种非法行为，法律威慑使腐败只能是一种非系统性错误。人们很少注意，影响收入分配更为严重的是垄断利益集团“合法的”侵夺。由于是为一个集团争取利益，力争者并无负罪感；这些部门又多处于资源稀缺且具有战略性的领域，在争取本部门利益时又可以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又由于我国的宪政缺陷，行政部门有实际立法权，通过发布一纸部门“意见”就可以将垄断权拿到手。例如在石油行业中有一个“38号文件”，就是一个没有经过立法程序、但赋予中石油和中石化巨大垄断权的“部门意见”。其借口只是中小炼油厂技术差和成本高。
有了“合法的”垄断地位，垄断企业可以一只手伸向消费者，另一只手伸向国库。据一项研究报告，石油资源国政府占
盛 洪
虽然我国宪法第10条中已经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但在现实中，“农村集体”并没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如果有一个城市要扩张到原有集体土地的范围来，“集体”没有权利与土地开发者或使用者直接交易；农村土地只有经过政府征用后，才能经由土地一级市场转变为城市开发用地。所有权之重要的一部分 —— “交易权”实际上被侵犯了。
即使我们承认征用是土地从农业用途转变为城市用途的唯一途径，也要给被征地的农民一个公正且有效率的补偿。所谓“公正”是说，要对失地农民的损失给予充分的补偿，使其福利不致下降；所谓“效率”是说，这一补偿同时又是土地的新所有者的成本，它反映了土地的真实价格，使这个新的所有者能够在这一价格基础上有效率地使用土地。如果土地补偿过少即价格过低则会导致对土地的滥用及城市的不当扩张。
由于计划经济时期低估土地价值的观念依然存在，又由于城市政府相对于农民处于优势地位，对被征土地农民的补偿经常低得可怜，不仅远远低于城市用途的价值，也低于农业用途的价值。例如1986年《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土地补偿费”是以征地前三
盛洪
几年前应也夫之邀，到中国足协参加过一次座谈会。记得当时的议题是关于足球俱乐部体制问题。回想起来我当时的看法还是过于乐观了。我以为足球这样一个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运动，会因为有着最透明的监督而迅速走上市场化的正轨。然而几年来不断出现的假球、黑哨，以及罢赛事件，都说明了足球作为一种球类运动，有着某种特殊的性质，使得它在监督成本最低的情况下仍然会导致“市场失灵”。
对于消费者来说，足球联赛是一种消费品。用经济学的术语说，是一种私人物品，因为不买票就没法看；即使看电视也是要看广告的。广告不过是足球联赛间接收费的一种巧妙的商业模式。然而足球联赛这种消费品又是一种独特的产品。虽然任何一场比赛都是独立的，但整个联赛构成了一个产品大套餐。这个大套餐的价值比所有场比赛的价值总和还要高。由于一般消费者除了要观赏比赛中的布阵、技巧、配合与战术，还要关心自己喜爱的球队的胜败，因此也要关心其它球队和比赛的情况。因为正如我们后面将要谈到的，这些球队和比赛也会影响自己球队的名次。不仅如此，由于结果并不确定，整个联赛就是一个充满意外和戏剧性的连续篇章，上演着一出出生动且真实的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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