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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17 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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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历史

分类: 看世界

作家之右

                                                                     沈东子

 

 

这两年出现了一个新词叫白左,泛指欧洲一些政客和知识精英,如默克尔、马克龙之类,认为接纳安置难民是富国应尽的责任,结果穆斯林难民蜂拥而至,不仅引发政坛动荡,还造成诸多社会困扰,在德国和瑞典都发生过资助人被难民杀害的凶案。这些事只说明,爱心不可太泛滥,欧洲人生活得太安逸了,以为天下人都有廉耻心,缺少的只是衣食。

事实上这世界的许多地方,距现代文明还很遥远,刚走出农业社会,身上还带着野性和兽性,一个人如果除了清真寺什么也没见过,忽然被安置在灯红酒绿中,还要他按文明国度的规矩行事,想不产生怨恨都难,要不怎么被称为难民呢。难民的难除了生活苦难,还有适应文明的内心困难。白左对待难民的做法,是否谈得上正确,还需要历史去验证,我也不想妄作结论,毕竟我们只是旁观者。

贫富差异是人类永恒的难题,围绕这难题展开的争论,可以将人群划分为左右两翼。左翼认为社会财富应该平等分配,主张剥夺富人的财富资助穷人,也即均贫富,这种观点听上去很美好,容易赢得善良的人心;右翼认为首先要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用这样的体制保证机会均等,尽可能发挥个人的才能。

一个是平等,一个是公平,这是左右各自强调的重点。对于这样的分歧,萧伯纳用一句名言做了总结:一个人20岁时不信仰某主义是没良心,到40岁时依然信仰是没脑子。所谓良心与脑子,简单解释就是,对待社会问题,光有热情是不够的,还得要有正确的方法。至于什么办法算得上正确,又有一番争论。

左与右的分歧,同样出现在作家当中,先说中国现代作家群,几十年来左联的队伍声势浩大,也更多得到当局的认可,可以列出一长串作家名单,长到我都懒得列举,无非是巴金、丁玲、艾青,这些作家虽说是左翼,但生活在更左的年代,照样吃尽了苦头,原因很简单,左倾文人在左倾政客眼里,永远是不够左的,除非一狠心,把萧翁说的良心直接扔了,可文人毕竟是文人,扔良心总不如政客潇洒。

右(right)的英文也有正确的意思,但在现代汉语里,右是个贬义词,而我眼中真有价值的现代作家,却未必是左联成员,张爱玲、林语堂、沈从文、周作人等等,这些人长期被打压,只是80年代以后才逐渐为大陆读者熟知。别小看诗人徐志摩,这人除了善于与美女调情,对社会也有敏锐的洞察力,当年去了一趟苏联,便明白布尔什维克要建立一个平等的天堂,只是这条通往天堂的路,要用别人的血肉做铺垫。

世界各国的作家,也可以分为左右两翼,一百多年历史的诺贝尔文学奖,总体来说是偏向左翼的,法国作家获奖最多,其中加缪、萨特、法朗士等人,都曾是法共党员,法国人热情有余理性不足,自然容易趋向左,比如68年的学运和现在的黄背心。好在法国人不仅浪漫,同时也明白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先后有三个法国作家去了斯大林时期的莫斯科。

结果三个人回来都改变了对某主义的看法,罗曼罗兰有教养,为了给苏联主人留面子,也为了保护高尔基等人,嘱咐后人其莫斯科日记要等他死后才能面世,纪德本来就持怀疑态度,此行无非证实他原先的看法是多么准确,塞利纳直接转向右翼,声称访苏是一生中最大的罪过,其文风之尖刻无人出其右。

获奖的拉美作家中,聂鲁达、马尔克斯、帕斯等都以左倾著称,有的甚至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时期的国际纵队,是卡斯特罗的座上客,美国作家斯坦贝克、赛珍珠、海明威等都可以归为左派作家。看来左比右好是人类公认的政治正确,并不是这些年的新发明,站在政治正确的制高点上,想打谁打谁。

平等的旗帜是如此夺目,以至于人们忘了公平的重要。人类不可能以掠夺的方式人为制造平等,这种方式呈一时之勇,已经被证明不仅残忍而且无效,重复掠夺将文明积累毁灭殆尽,只会造成社会的倒退,用不公平的手段对付不平等,只会产生更多的不平等。

而相对成熟的做法是建立公平公正的机制,将人类的所有欲望置于法律之下,从而展开公平竞争,这样的做法很繁琐,执行起来也有疏漏,但合乎人性,尽管有缺陷,却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办法,而且还在逐渐完善中。

我承认自己年轻时喜欢左翼作家,然而随着岁月之水的淘洗,我发现脑海里那些左翼的背影,越来越淡薄了,取代他们的获诺奖作家是吉卜林、纪德、略萨,还有更早期的爱伦坡、波德莱尔,至于那些右到无法获奖的作家,如塞利纳、奥威尔、庞德、博尔赫斯,我就更喜欢了。世界没有变,是我变了,变得不惑乃至知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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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11 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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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看世界


文学松竹梅

              沈东子

 

 

中国画追求的是意境,以梅兰竹菊为例,笔墨自然重要,但更要紧的是布局,大画家落笔看似轻松,但一笔一画都是有讲究的,往往以少而精取胜,我们见到的花草名画,一朵残梅,两片幽兰,三叶秋竹,最能体现画家的志向和苦心。

面对这样的画作,喜欢的喜欢得不得了,厅里挂一幅竹或梅明志,是常有的事。不喜欢的则觉得不过瘾,心想要是多几朵花,多几片叶,该多好。

花多的也有,比如花团锦簇的牡丹,千朵万朵盛开迎面扑来,黄的炫目红的耀眼,但文人把这种画叫年画或农民画,以户县、杨柳青、桃花坞为代表,够喜庆够热闹,但不登文人的大雅之堂。

由此我想到了文学,文学与艺术是相通的,用花草品评世界各国的文学,也很有趣。

依我看最符合兰草品性的当属法国文学,孤芳而不自赏,引来折腰者无数,法国作家从不理会别国作家怎么写,自己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写出来就有喝彩,就这么任性而自信。波德莱尔、塞利纳、加缪,莫不如此。

英国作家含蓄而高冷,如同岁寒三友松竹梅里的梅,他们经常讲一些冷幽默,世界各地的读者冷是冷了,会心者寥寥,但英国人不在乎,听得懂是你的福气,听不懂走一边去,反正英语是大语种,总会有人去琢磨其中的奥妙。斯威夫特、萧伯纳、奥威尔貌似微笑的脸上,都暗藏讥讽。

美国作家跟兰、梅是不搭界的,那种层出不穷的旺盛劲儿,更像是杂树生花的桃、梨、杏,绚烂是够绚烂,但总也看不完,有时候看得眼花缭乱,觉得还不如守着一瓣腊梅好,专注于体会其孤绝与冷香。海明威的十几部长篇,浓缩成一句话,就是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

西葡文学包含了拉美文学爆炸,辉煌而诡异,如同大放异彩的菊花,说菊花大放异彩,是指焰火的效果,焰火五彩缤纷,貌似万花筒,但最适合表现的花卉惟有菊。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加略萨,文风之怪异宛如南美波斯菊。

俄罗斯文学生命力顽强,自普希金始,经过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到如今,穿越七十年苏联黑幕绵延不绝,可谓如雪松般坚韧,有松枝的挺拔,也有松针的绵密犀利。俄国人的力量表现在对苦难的承受力,日子一旦变好,文学反而被削弱了。

德国人思维缜密,行事严谨,擅长哲学与音乐,文学不是日耳曼人的强项,很难用哪种花草比喻德语文学,想来想去觉得最符合其秉性的形象,应该是国画里的石头,就是陪衬兰草或松竹的那块石头,这石头沉静而有分量,看似不显眼,但不可缺少,恰如托马斯•曼的《魔山》。

一般人以为日本文学灿若樱花,其实那种阴柔到极致的范儿,更接近荷花,在池塘里生长,满足于用芬芳填满自己的岛国空间,至于池塘外的景致,似乎无暇去顾及。世人认可的是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偶尔出现一个三岛由纪夫,也如流星稍瞬即逝。

岁寒三友里的竹,本来属于中国,中国文人淡功名,重气节,最欣赏竹的高风亮节,常以竹自喻高洁,以至于要深居竹林做贤人。当然这里说的文人是古代文人,好在我们还有古代,有屈原、苏轼和辛弃疾。

当代文学被彻底改造了,长年鼓励为工农创作,这相当于要齐白石放弃画虾,去画拖拉机,那自然是年画的趣味。稍微出现一叶兰,便贬为小资,连小资的情调都受不了,自然不会拥有托尔斯泰、雨果的“大资”情怀,用悲悯的眼光看苍生,因此当代文学已无竹的品格,更像是相互簇拥的木芙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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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8 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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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历史

教育

分类: 看世界

跟凯伦学英文

            沈东子

 

 

我因为热衷于学英文,20岁左右的时光,是在漓江边和杉湖畔度过的,那一带是市区风景的精华所在,每天都有不少游客,彼时社会刚摆脱文革阴影,处于恢复期,中国人有闲钱旅游的没几个,所谓游客是特指洋人,他们出没于各个景点,年纪大的通常成群结队,年轻人喜欢单独游走,我则寻机与他们搭讪,练习从书本和收音机里学来的英文。

找洋人搭讪学英文,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口音正确。不就是说话吗,跟着说就是了,二是炼胆,学会与陌生人交流。那时来中国的游客,都是蛮有好奇心的,想看看一个封闭几十年的国家,老百姓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开朗诚实,富于同情心,这些品质我们本来也有,可经过无数政治运动的反复搓揉,都被搓干净了,居然成了稀罕品。

我搭讪的游客当中,有一个叫凯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女生,家住首府萨克拉门托。她是随旅游团来的,打算在桂林逗留三天。旅游团都是有安排的,除了游览公园,还要参观指定的学校、公社和幼儿园,看小朋友表演我爱北京天安门,洋人多少有点反叛性,不喜欢这种套路,年轻如凯伦更是乐意独往独来。

我不记得是如何搭讪上她的,大概是拿了本英文书,看见她就上去了。我念了一段给她听,她基本能听懂,偶尔矫正一两个词的发音,这让我大受鼓舞。她遇上我后,放弃了旅游团的活动,希望由我陪伴,去看看别人看不到的角落,寻找属于自己的体验,于是我成了她的escort,就是伴游的意思。这个词还有更意味深长的含义,不过那时我不懂。

我不懂的事情多着呢,比如走过公园时,看见椅子上一对男女在窃窃私语,我就说他们在make love(做爱),我本意是说他们在谈恋爱,但不知道英文怎么说,就冒出了这个自以为是的词组。凯伦连忙制止我,说不,不,连dating(约会)都未必,只是chatting(聊天)而已。我的英文就是这样学来的,这方式如今叫情景教学。

凯伦说她来中国前,做过一点功课,读了一些中国现代文学,我问她读过谁?鲁迅。喜欢吗?她说鲁迅还是很深刻的,虽然有点cynical(愤世嫉俗),我说看他晚年的文章,我觉得他可能是中共秘密党员吧?她摇头说不可能,他是个anarchist(无政府主义者),很有点想为鲁迅辩护的意思。

我问还看过谁呢?她说出了一个名字,我竟然没听说过,我问是大作家吗,她说当然是呀,文学史上的女作家,又说了一遍那个名字,我听了一下说,林徽因?她摇头,掏笔写下林海音三个汉字,有些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很认真。她的英文是很漂亮的,右斜的花体,有些信件我现在还留着。

说实话我很惭愧,我受的教育里没有这个人,直到后来播放电影《城南旧事》。我才知道她。可凯伦不一样,她读的中国现代文学教材,是台湾编辑出版的。眼见我一个号称喜欢文学的小文青,说得出马克•吐温、惠特曼,却不知道林海音,她显然有些讶异。林语堂也不错,她说。我说我也不熟。

我们聊起了别的话题。我问她最喜欢美国哪座城市,她说旧金山呀,离她家不远,我问纽约呢?too noisy(太嘈杂)。你喜欢尼克松吗?她摇头,说他是个liar(撒谎的人), 基辛格呢?她说这个人ambitious(野心勃勃),口气带着贬损。按当下的时髦说法,她就是个白左,估计上次总统大选,她一定是希拉里的拥趸。

上面提到的几个英文词,是跟凯伦学会的,印象特别深,因为带着特殊的情境,我回忆它们时,会同时想起凯伦的金发和眼睛,她的眼睛是浅蓝色的,带着温婉的笑意,不似彼时的女同胞,眼神要么惶惑要么冷。凯伦后来做了attorney(律师),如今也过60了,最后一次收到她的信,是30多年前,告诉我她结婚了,迁居去了纽约,一座她曾经嘲讽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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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7 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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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文化

分类: 看中国


跟官员讲道理

               沈东子

 

 

如今的官员还是蛮风光的,捏着公帑穿行于世界各地,出国的机会远比老百姓多。但是见得多,想法却未必公允,就比如看白天鹅,有人见到优雅,而有人只想吃天鹅肉。一次与几个厅官聊天,说起在国外的见闻,一官员忽然很认真地说,我就纳闷了,为何英国人可以把土地上的每个角落,都修整得跟花园一样漂亮,而我们这里就不行,到处都有脏兮兮的死角,看来还是国民素质的问题呀,老百姓素质太低。

应该说这厅官还是勤勉好学的,在官员里算是佼佼者了,换了别的官员,出趟国就是打牌睡觉,斗大的字不识一个,连自助餐都要秘书端,哪有闲工夫操心这等事。据我所知但凡有皇权思想的人,对自助餐都是很反感的,没人伺候也就罢了,吃个饭还要自己去拿,真他妈咄咄怪事,连村支书都不如。我见他尚属可教,便说不是老百姓的素质低,是体制有弊端,容我给你慢慢道来:

那洋人的土地,是有主儿的,别看一大片上没几个人,都是有归属的,那叫私有制。因为土地有主儿,自然会有人细心打理,或养花弄草,或盖高楼宴宾客,总之要做出漂亮的形状,土地是主人的颜面,打理不好颜面尽失。我去美国一朋友家,朋友边修剪车库外的草坪边聊天,说街坊邻居都看着呢,哪家的草木不好看,说明那家懒。我说不可以请人打理吗。他说可以呀,可是人工太贵了,还不如自己弄。

我继续说,我们这儿就不一样了,说是土地公有属于人民,实际上跟谁都没半毛钱关系,但凡冠以人民二字的东西,基本上与人民无关,相当于老婆饼里没老婆,佛跳墙里没有佛。厅官听了有些尴尬,急忙换了话题。看他的表情,他对我的观点还是认可的,问题是这观点与他信仰的主义不符,共产党经常讲不忘初心,初心就是消灭私有制,如果有人告发他与自由派分子聊天,居然赞同对方对私有制的看法,估计他的仕途就存疑了。

于是厅官顾左右而言他,说起了别的话题,英国菜真的不好吃呀,你说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谁也不信那馊主义,看看贪官家里的财富就明白,如今没谁想消灭私有制,只想用公有的招牌把钱装进往自家的口袋,闷声发大财。所谓主义不过是起事的口号,本来夺权后应立即抛弃,但不够果断,结果成为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纠纠缠缠几十年。不过那厅官确实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土地的归属决定了土地的美丑。

有位大画家朋友,迷恋桂林的山水之美,退休后专门迁居桂林,桂林的秋天是很灿烂的,满地金黄的银杏落叶,覆盖了画家居住的小区。可每回秋叶刚落,就被物业人员扫干净,清洁员扫地,大画家扫兴。为此他去与物业商量,请求让那秋叶多保留几天再扫,物业不同意,说要保持小区清洁,画家详解清洁与美共存的道理,那物业管理员可能喜欢写诗吧,居然让步了,于是画家赢得了一段快乐的黄金时光。

当然这是特例,得益于画家的口才与人缘,换了别的人或别的物业,那黄叶就未必保得住。比如我就不行,我家的窗外原先是有一片草坪的,刚迁居时绿意盎然,不用出门就能看到诗与远方。为此我还种植了一棵茉莉花,夏夜会有阵阵芬芳飘进家。后来草叶越来越少,起初以为是自然枯萎,结果发现是被清洁女工拔掉了,这些自小在乡村长大的清洁阿姨,对大自然的看法与我很不相同。

我劝她们不要拔草,换来的只是奇怪的目光,她们视草叶如草芥——确实也是草芥,总觉得要清除干净方显城市文明,符合“桂林是我家,爱护靠大家”的城市管理条例。清洁员每次来,都做得很辛苦,很细心地摘掉草叶,于是侥幸躲过的草芽越来越少,终于有一天连我种的茉莉花也砍掉了,我也只能无语,因为那不是我的土地。据说以后还要铺上水泥,这样就更清洁,更像城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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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04 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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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看  书


如何甄别好译著

               沈东子

 

 

生活于21世纪的中国人,为什么要读外国文学?要回答这问题,可以写一本书,没必要了,《世界文学》主编高兴先生说过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在谈到诺贝尔文学奖时说,读者可以分为两类,读外国文学的和不读外国文学的,读外国文学的读者还可以分为两类,读诺贝尔的和不读诺贝尔的,言外之意就是,好读者会读外国文学,更好的读者一定会选择读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品。

如果对外国文学没兴趣,就没必要往下看了,下面想解说的,是如何甄别好的译文。以我过往的经验,一般读者读外国文学,有两大难点,一是觉得译名不好记,洋文的人名地名都好长,很容易混淆。其实洋文并不长,只是发音复杂些,音译过来就显得长了,早期曾有人尝试意译,效果并不好,把哥尔德斯密斯译作金匠,伍德科克译作山鸡,读起来就不像异国文学了,其实只要稍微学一点英文,会明白发音是有规律可循的。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有作家创作外国小说,凭想象描写黑孩子的悲惨故事,写写纽约的街景当然没问题,但作家在杜撰人名时,为了显示与通常外国人名有别,会起名叫玛娅丽,或詹斯姆,以为将玛丽娅和詹姆斯反过来,就可以成为另一个名字,这完全是误会,当然彼时太封闭,回头看还可以理解,现如今国门开放已逾40年,民众的教育程度大大提高,再弄错外国人名地名就没道理了。

要说人名难记,洋人记中国人名更头疼,汉语名一般两个或三个音节,要靠四声来区分发音,这玩意儿别说洋人分不清,我们也常常弄错,简直可以要洋人的命,正因为四声太难区别,所以洋人说汉语,发音总是怪怪的,而在他们听起来,我们的名字就是几个音节,有时还非常相近,东空隆,当唐阳,不过哪怕这么难念,有的洋人发汉字音还是很标准的,这是跨越文化差异必须拥有的能力,跨出这一步,眼前便风光无限。

第二个难点是读译文费劲,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我们首先要明白,除了《尤利西斯》这样的特例,所有的文学名著都一定是优美通畅的,不能设想洋作家会写出别扭的文字,去折磨其本国的读者,译文读起来伤神,那一定是翻译的问题。法文的优雅,德文的严谨,都排世界各语种前列,哪怕就是小语种的作品,其作家也是掌控该语种的佼佼者,而我们介绍进来的作品,都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名作,原文绝不会謷牙诘屈。

那么如何甄别译著的优劣呢?这是一个问题,而且是很严肃的问题,不少读者本来是很愿意读外国文学的,可不幸一开始就遇上别扭的译文,读起来心里堵得慌,最终扔下书本落荒而逃,从此鄙视洋人作品,认定若论文学,唯我大中华《红楼梦》天下第一。我年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彼时读鲁迅译的《铁流》,那真是蓝瘦香菇,鲁迅是好作家,但不是好译家,要想找到一位好作家同时也是好译家,真的不容易。

甄别译著的方法,无非只有两种。一是认准译者。有的读者读外国文学作品,只记得作者不记得译者,这是对译者的不尊重,要知道我们读到的外国名著,眼前的那一行行文句,都出自译者之手,没有吕同六,我们读不到皮兰德娄,没有李文俊,想读福克纳门都没有,有时读到好的译文,我们会忘记译者的存在,这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为此我们要感谢这个时代的翻译家,要学会每读完一本优秀译著,就要记住是谁译的,有评论家甚至说,是傅雷让雨果和巴尔扎克在中国得到了复活。

曾见有位读者在天涯上留言:都说美国作家马拉默德很幽默,可我读了他好几篇小说,没感觉,后来读到他的短篇《黑色是我最钟爱的颜色》,才找到了幽默感,译者叫沈东子。我举这例子并非自夸,只是开个玩笑,说明不同的译文,效果确实不一样,记得那小说有两句话,我初读时便不觉莞尔,一句描写穷人吃鸡,“我们生病是没鸡吃的,除非鸡生病。”另一句描写主人公与黑人女友初次上床,“她脱掉黑色外套,里面是白色的胸罩,解掉胸罩后,她又成黑色了。”小说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美国短篇小说选》。

我一贯认为译者与译家是有区别的,译者只负责语言的转换,将英文或法文转换成中文,而译家除了做语言翻译,还要对作家和作品具有全面掌控,能写出深入人心的解读文字,例如译序,译序是检验译笔成色的试金石,一篇好译序犹如精确的导航仪,能带领读者驶入作品深处,领略鲜为人知的风景,从这层意义上说,译者是可以被机器取代的,而译家不可以,那些热忱执着的大译家,一旦遇上险恶的时代,甚至不惜以生命殉道,比如傅雷。

如今许多大译家的名字,已经与大作家紧密相连,除了前面提到的傅雷译雨果、巴尔扎克,吕同六译皮兰德娄,李文俊译福克纳,坊间公认的大翻译家还有,汝龙译契诃夫,董衡巽译海明威,郭宏安译波德莱尔,林少华译村上春树,裘小龙译艾略特等,认准翻译家的名字,是寻找好译本的捷径,精明的外国文学粉丝,对译家译本如数家珍,有的还在网上热烈讨论,究竟谁的译本更好,更符合原著的风格。

第二种办法是认准出版社。有的读者看译著,是不看出版社的,以为只要书名显赫,作家知名,就值得一看,甚至连论斤卖的所谓名著都扛回家做摆设。国内出版社有专业分工,科技、教育、社科、少儿、美术、文艺,买文学名著至少要买文艺社的产品,买科技社出的《百年孤独》,相当于买文艺社出的《如何养猪》,同样一本文学名著,如果由非专业出版社做出来,由于缺少有资质的专业团队,内容也会错漏百出,当然如果只是买个封壳做门面,根本不在乎内文的品质,倒也是无所谓的。

各文艺社经过几十年积累沉淀,也各有所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古典、当代、港台等等,各有擅长的强项,所谓强项,指的是拥有懂行的编辑团队,厚实的作者队伍,做出的图书产品要好于其他出版社。以现当代外国文学为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三足鼎立,人民文学、上海译文和漓江,当然那是老黄历了。现如今国内外国文学出版已形成新格局,除了位居京沪的老牌出版社,地方文艺社也渐具特色,创建了自己的品牌。

比如诗歌翻译,湖南文艺社的《诗苑译林》,收了不少好译本。花城社近年做的蓝色东欧丛书,从原文翻译了一批东欧作家的小说,是了解东欧文学的必读文本。进入21世纪后,一些民营文化公司很活跃,盯上了文学翻译这一块,与出版社联手做了不少好书,比如新经典的短篇系列,几乎囊括了所有现当代短篇大师的小说集,同时引进了一些同时代作家的短篇精品,楚尘文化的诗歌译丛也做得不错。

漓江社有良好的译文出版资源,近年重操旧业,恢复外国文学译著的出版,既发挥了自己的出版优势,也顺应了图书市场的需求,虽然已过去近20年,但在读者心目中,漓江与外国文学是息息相关的。漓江的品牌是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漓江与诺贝尔已经血脉相连,构成命运共同体。如今的操作有些新意,以往注重规模效益,介绍的作家比较多,现在则挖掘深度,满足读者的进一步需求,每位作家出多卷本,许多作品均为全国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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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01 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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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体育

分类: 看中国


谈球员归化

              沈东子

 

 

   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是球迷的盛宴,可这十几年下来,每次都没有中国队的身影,球迷骂骂咧咧不说,也让酷爱足球的最高领袖心塞,可以想见足协那帮人压力山大,官员不理睬球迷可以,可是想到一级级领导冷飕飕的眼神,估计后背也是阵阵发凉。足协也曾寄希望于中超联赛,你还别说我原先是从不看国内球赛的,只看英超和意甲,自从广州恒大拿到亚冠,我也开始看中超了。

中超这些年引进了不少世界一流球星,增加了看点,提升了国内球员的能力,带动了球市,对推动足球发展还是有好处的。我好几次去广州,恰好是周末,天河一带熙熙攘攘,清一色的恒大球迷,连出租车司机都打开收音机,边开车边收听实况转播,很骄傲地指着小蛮腰说,你看广州恒大只要进一个球,那上面就会亮起一盏灯。

但有个问题一直没解决,那就是国家队依然烂泥扶不上墙,水平逐级下跌,由不敌日韩进而到不胜泰国印度,男足成为各种窝囊的代名词,任你怎么损都没人同情。迫于这种种压力,足协最近想到了一招,归化外国球员进国家队。所谓归化球员,就是招募几个在中国居住五年以上,从未代表其他国家参加过国际大赛的外国球员,代表中国队出战。

当然这还得征求球员本人的意愿。球员的意愿应该是没问题的,中国现在钱多,外国球员冲着钱也会来。那边没问题,这边却难说了,感觉这事会伤及国人的自尊,想到以后赛场上是一些白人黑人代表中国比赛,内心便升腾起一股怒气。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生气是大可不必的,难道每次中国队铩羽而归,你不生气?每次听见解说员说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你不感到郁闷?不郁闷不是真球迷。如果有洋人愿意带领国足打进世界杯,何乐而不为?洋教练都能接受,为何不能接受洋球员?

其实归化球员为国效力,世界各国早就实施了,日本仗着与巴西的特殊关系,20年前已经开始归化巴西球员。上世纪初巴西开发亚马逊平原,向人口密集的东亚求助移民,我大清自然不屑,而日本人积极响应,将巴西开垦为第二故乡,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队,已经出现黑皮肤的球员。

西亚那些骆驼小国,什么阿联酋、卡塔尔、巴林,足球为何突然发达起来,也是全仗财大气粗,归化了大批南美和非洲球员。今年的法国队几乎全是黑人,连素来看重日耳曼纯种的德国队和瑞士队,也招收穆斯林球员。面对这样的局面,国足何必一味死守黄皮肤?

体育也是一种流行文化,优秀球员在各国间流动是大势所趋,以中国乒乓球为例,好选手太多,国内的池子太小,只好放生允许其游向大海,否则会两败俱伤,何智丽是一个例子。如今中国选手遍及世界各国,许多国家的代表队都由归化的华人选手组成,构成所谓海外兵团,这些选手出去前,是二线队员、陪练队员、各省的省队好手,如果不出去,基本上与国际大赛无缘。

各国也很欢迎他们,当作技术人才引进,想想中国乒乓球那么强大,与其花几代人的时间精力去磨练,不如以华制华,直接引进几个中国选手,披上所在国国旗即可征战,何况花几代人的时间精力去磨练,也未必能打败中国队。只要能赢得比赛,大伙儿都高兴,丝毫也不伤及本国的自尊。

球技好的南美足球球员,跟球技好的中国乒乓球选手一样多,眼下的中国足球,要想进入亚洲一流行列,光靠洋教练显然是不够了,还得靠归化的洋球员。这么多优秀的中国乒乓球、羽毛球、排球、跳水、举重运动员,出去代表外国参赛并取得奖杯,找几个合适的外国球员帮一把中国足球,有啥不好意思的呢?中国近现代史崇尚拿来主义,这拿来主义当然也包括拿几个球员过来,套用邓公的话,管他白人黑人,能破门进球就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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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26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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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看中国

编辑也挨骂

             沈东子

 

 

编辑这行当总的来说是愉快的,你帮别人做了好多嫁衣裳,别人欢天喜地成名了,自然会感谢你,而我是没什么奢求的,也不图什么感谢,别骂我就是了。有人兴许会问,还有骂你的?当然有,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作者译者也是人,有人就有江湖,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谁知道当中会不会藏着一朵奇葩呢,或者藏着好几朵也难说。

先说一位柳州女子,我至今没见过她,只是总编室转过来她的一部小说,小说粗看像现代派,细看像科幻,最终还是看不懂,就锁柜子里了。当编辑做不做得出好书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别弄丢原稿,尤其是在广泛使用电脑之前,书稿都是手写的,万一弄丢了,可是毁了人家半生心血,那可如何了得。所以我总是习惯把来稿锁好。

后来那女子跟我通过几次电话,一开始还蛮客气,等到听出我的意思,不想出她的书,她的口气就变了,什么奇谈怪论都有,有诱惑也有威胁,一次居然说等到这本书出来,她准备去北京向胡总书记求婚,还说总书记很帅,是她的菜云云。说实话我不是厦大毕业的,平日也没什么事能吓到我,但这次真吓着了,我明确告诉她退稿。

过了几天,她气汹汹打上门来了,正巧我不在办公室,同事连忙给我打电话,我告诉同事打开第几个抽屉,在右下角找到钥匙,再打开第几个柜子门,在第几层把她的稿子退给她,态度要坚决。同事找寻书稿时,她夺过电话把我一顿臭骂,说我坏了她的好事,柳州话本来就硬,加上她又正在气头上,骂得那叫一个穷凶极恶,连我听着都觉得过瘾。

不过她好歹拿着稿子走了,没出什么事,万一她真的独闯中南海,要去找总书记,说是漓江出版社的沈编辑做的媒,漓江虽然清,我跳进漓江也洗不清,我做嫁衣无数件,哪做过这件?要知道在中国谁的玩笑都可以开,总书记的玩笑是万万不能开的。我后来出于好奇,问同事那女子是不是很漂亮,漂亮到要往京城而去?同事皱眉头摇了摇头。

书没出成一肚子气,骂骂编辑还可以理解,也有书出了,照样骂的。有个江苏老头,是个很老的老头,年轻时参加过左联,九十年代初已经快九十岁了,经朋友介绍找到我,说是自己译了本海明威的传记,恳请漓江社接受出版。彼时正在谈判加入日内瓦公约,一旦加入就不能随便出译著了,要购买版权才行。老先生的译著涂涂改改的,笔迹也不清晰,看着很是凌乱,编辑最不喜欢这样的稿子了,但看他这把年纪还在努力翻译,也挺不容易的,我便决定趁着加入公约前,把书帮他给出了。

不想老头拿到书后非常不满意,来信质问我为什么删掉哪段哪句的哪个字,又说装帧也不够雅,要求重新设计封面。这就有点无理取闹了,我采取冷处理,不再理睬他。可我冷他不冷,过了一段时间,他忽然使出了杀手锏,给我写封长信,先是一通训斥,那口气倒是很有点左联祖师爷的味道,接着阴森森地说,如果我不屈从于他的要求,他将把样书寄给国际版权组织,告发我在未经原著者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出版此书,属于严重的侵权行为。

我操,这真是农夫与蛇的故事当代版,我出于善意帮他出成这本书,他居然反过来告我侵权,要借洋人之手弄死我!天底下居然有这么险恶的人,做这么无耻的事。当然他告不了我,国际版权公约要一年后才在中国生效。这件事彻底颠覆了我对左联的印象,让我明白其实当中不乏无底线的宵小。

老头偏执些也就罢了,年轻女子也不好惹呢。我对有才华的女子一向持宽容态度,太太的女同窗多半是女中佼佼,能写会译的不少,我也很乐意成全其文学之美。一位女同学移居美国后,有志于从事文学翻译,我约她译了一位英国女作家的三部儿童小说,都是公版书,出版没问题,不想在图书临近印刷时,她忽然提出要在封三放她自己的照片,我告诉她封三已经有女作家的头像了,她说那就把她的头像放在女作家头像下方。我不同意,我说这三本书归女作家所有,我们只是做了中译本,没有必要放译者照片。

她忽然勃然大怒,骂我是骗子,说她问过国内的其他出版社,人家就可以这样操作,为什么我不可以?我说各社有自己的规矩,我做的外国文学译著是典藏书,首先考虑的是作者和读者的利益,我向来不主张在译本上放译者照片。她当即宣布把译本拿走,当然没忘记痛骂我,一再说我是骗子,说要是一开始认得的是别人,她的书早就出了等等。

她后来把译稿给了别家出版社,也确实出了,但封三有没有放她的玉照,那玉照是不是很美,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傅雷先生是不会把自己的照片放在雨果或巴尔扎克头像下面的。我素来不赞成地域黑,但已经不止一次遇上过这样的女作家或女译者,来自同一个省份,至于是哪个省,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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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03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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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养狗

分类: 看中国

 

沈东子

 

 

关于狗,我曾就玉林人吃狗肉的事表达过看法,大意是吃就吃呗,没必要太张扬。不想这话引起了歧义,有爱狗人士以为我是同党,邀我参加拦截运狗车的行动,这就误会了。众人也许不知道,其实我是很讨厌狗的,当然不仅仅是狗,其他宠物也受不了,但是对于狗,我有特别的厌恶,感觉没有亲近的缘分。

住城西的那段时间,我还是单身,那地方又偏远,所以经常很晚回宿舍,也许我的脚步比较特别,每次走到大铁门,高墙后的一只狗便会叫起来,叫声还特响亮,次数多了,连同事都知道,第二天就开玩笑说,昨晚去哪做坏事了,那么晚才回来?我只听见那狗叫,从来没见过狗的模样,想象一定挺难看的。

后来搬到漓江边,江边的小别墅旁有条小路,开始别墅没人住,我喜欢到那条路上走走,踩踩深秋的落叶,也蛮惬意的,不想别墅有人入住后,氛围为之一变,铁栏杆里出现了恶犬,就是一身黑毛的藏獒,见路人就吼叫,一脸的凶狠。一次见一女同事骑车迎面而来,正担心那狗呢,那狗忽然一阵狂吠,女同事猝不及防,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我连忙过去扶起她的车,同时朝那恶犬一声大吼,它也知趣,见我吼得比它凶,便走开了。

大狗让人害怕,小狗也讨厌,刚开始江边居民少,狗也少,都是不拴狗绳的,一次一个窈窕的少妇,穿着拖鞋从岔路拐出来,身后跟着四只毛头小狗,那些狗一见我便扑过来,直拱我的裤腿,我呵斥数声根本不理。我对少妇说,你再不叫住,我抬腿就踢死,信不信?她连忙喝住,随后说出了那句爱狗人士的名言:我家狗狗不咬人的。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我养了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家狗狗的习性吗,你有什么必要这么担心?可我听出的是别的意思。狗一般不咬狗主人,这道理我信,狗主人扔肉骨头给它吃,它当然不会咬,否则还不饿死呀,狗这么聪明,自然懂得这道理,除非狗主人抛弃它,它一肚子新仇旧恨,可能会咬上一口,这样的例子也有。

我家狗狗不咬人的,这里的人指的是狗主人,如果我被咬了,那因为我不是人,那句话还是成立的,狗主人会护着爱犬离去,把我扔给这个假疫苗的时代。我原来只是讨厌狗,因为这句话,这才明白比狗更可恶的是狗主人。假如我养狗,一定会在意邻居、路人的感受,稍有冒犯便赶紧致歉,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狗,但如今的狗民似乎只在意自己的狗,根本不在意别人。狗民如果这样想,一定会出事的。

果然没过多久,我听说了异烟肼。世上的事本来是可以通过讲道理解决的,按说一个人喜欢养狗,只要做到拴狗绳,戴狗罩,捡狗屎,打疫苗,旁人也无话可说,可要做到这些是需要修养的,如今的养狗者至少一半人做不到,那就再退一步,在自己家养着就是了,别到处乱窜,可无论狗主人还是狗都耐不住寂寞,都想出去遛遛,于是便遇到了异烟肼。从这层意义上说,害死爱犬的不是异烟肼,而是狗主人的无知与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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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30 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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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历史

分类: 看  书


新译与新意

 

              沈东子

 

 

时常会有读者问,有的外国文学名著早出过了,你们为什么还要重做?这问题听起来有些复杂,但如果换一个问法,就好回答了,比如我问为什么北京烤鸭一直在烤?你会回答大家喜欢吃呀,因为烤鸭被时间证明很好吃,烤多少只都不够吃。这就对了,读者跟食客是一样的,而名著如同烤鸭,一代代读者咀嚼过来,依然觉得有滋有味,这足以证明其口感好,受欢迎,作为有抱负的出版人,出这样的书自然当仁不让。

然而重做不是简单地重新制做,要做出新意才是本事,在这一点上,东西方的出版人都费了不少心思。欧美出版社重版经典旧著,往往会在导读上下功夫,请博士专家撰写长篇序言,甚至直接用博士论文做前言,这样的导读可读性不强,但出版社还是要采纳,目的是强调此版本有别于其他版本。我们的做派与欧美略有不同,做古典名著时用点评代替导读,点评的文字尽量生动,这样贴近了当代读者的趣味,也给出版社保留了一个版本。

对外国名著而言,凡未曾译成过汉语的都可归为新书,哪怕是一百年前创作的,而译成汉语的名著,也有新译的必要。新译当然要有新意,首先是译文的更新,前辈翻译家的译笔,自然曾风靡一时,但要这个时代的年轻读者,去读林纾翻译的茶花女和鲁宾逊漂流记,显然太残酷了些,虽说林译很优秀,但一个时代理应有一个时代的译本,这是其一。

其二,新意也要反映在前言后记里,不会写译序的译者不是好译者,我们对译序有自己的要求,除了译者甘苦自知的心得,也要包含最新的研究成果,把更多的资讯传达给读者。译者只有对作家的创作过程具有充分了解,才能更好的译出作品风格,这一切都反映在译序中。所以新译本要求译者撰写翔实厚重的译序。

第三,新意还要体现在装帧和内文版式上,封面设计如同新妆,裁剪出怎样的搭配,代表了出版人对作品的态度,新出的书稿如同新嫁娘,也是要讲究打扮的,给她穿什么样的衣服合适,很考装帧编辑的眼力,这身衣服一旦穿出去,会招来什么样的眼光,就很难说了,甚至会决定书的命运,印象中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天津百花的小开本散文丛书,装帧就过目难忘,像女学生身上的淡雅素妆。装帧合身得体的图书,读者一看封面就知道是哪家社的哪套书,二话不说买了再说。

此外,插图也重要,尤其是文学类图书,本身就与艺术相关,只有尽可能做得艺术些,才会迷住文青们的文学心。欧美文艺类图书是很讲究插图的,他们的插图作者也比较多,风格更是五花八门。我因为受古典插图的影响,还是喜欢线条简洁,黑白分明的画风,如英国短命天才比亚兹莱。张爱玲喜欢自己画插图,她的风格显然受比亚兹莱的影响,走的是奢靡颓废的路子,与她的小说很搭。

漓江版的爱伦坡小说选,采用了爱尔兰画家哈里克拉克的插图,这套插图是克拉克专为坡小说而作,被认为最贴近坡小说的诡秘文风。新近引入的英国畅销书女作家布莱顿的一套童书,英文版风行欧美,拥有成千上万的小粉丝。为了吸引国内小读者,责编费了不少心思,先在书末设置了浅易有趣的小问题,鼓励读者从故事中寻找答案,后来见一位上海女画家的作品比较洋派,又请她做插图,这些做法都是给新译注入新意的努力与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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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03 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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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历史

分类: 看中国

      

     花朵与野草

                   沈东子

 

 

我中学毕业后,在社会上流浪十年,结识了许多社会青年。什么叫社会青年呢?就是没工作的年轻人,那时叫待业青年,他们为什么没工作?因为拒绝了安排,不愿成为一颗螺丝钉,宁愿做自己喜欢的事。如今的年轻人会说,这有什么呀,人当然应该只做自己爱做的事,别人怎么看随别人去,如果有人要把我当成一颗螺丝钉,硬塞在某个位置,我会走开,不过走开前我会说,希望我离开的这个螺丝孔,由你来填上。

这话当然铿锵有力,是这个时代应有的话语,但是在旧时代,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是需要勇气的。我有位兄长,被分去云南边疆建设兵团,俗称生产师,他拒绝了,组织派人上他家做他父母的工作,他当场把户口簿上自己那一页撕下来,表示此事与父母无关,从此离家出走,成为社会青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力量,他的举动是不是也很铿锵?当然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他一直到死都没有一分正式工作。

任何人以宏大的名义要求个人付出牺牲,都是魔鬼的做派,这种做派我们见得多了,回想起来都是泪。我也是社会青年,不过相比之下,我的反抗就绵软无力了,至少表面上是无力的。史铁生因病从山西回京后,被分配到街道工厂,在蛋壳上描画花草,记得我也曾被分配到一家街道工厂,是用手工做梳子的,叫梳篦厂。有一天来了两个中年妇女,话都说不利索,大意是通知我下礼拜开始做梳子,我说我想静静,还要想想。

其实我心里想的是,莫非我的一生,要在几个目不识丁的女人手下度过?彼时年少气盛,不懂什么叫韬光养晦,便没再搭理她们,当然她们也没再搭理我,看我那刚强倔犟的样子,巴不得甩掉才好,如果由她们拒绝,还得去找个理由。于是世上少了个梳篦工,多了个社会青年。后来读到苏联诗人布罗茨基的故事,很有感触。小布也是个社会青年,整天在彼得堡流浪,被当局称为寄生虫,但这是一条喜欢写诗的虫子。

不工作只是懒虫,还写诗讽刺社会,那就成毒虫了,于是小布被抓去劳改,后来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塞进飞机扔到维也纳机场,护照也没了。布罗茨基后来获诺贝尔文学奖,完成了由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的自我救赎。我也喜欢写几行文字,但才智不够,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认识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哥们,说他们才华横溢绝非出于偏爱,尤其是以后见到大量平庸者充斥于各个领域,更觉得惟苦难才能造就人的品格。

我的朋友多数比我年长,出身于教授、医生、记者或中学教员家庭,这些兄长喜欢琴棋书画,痴迷数学或无线电组装,不幸活在一个荒唐时代,失去深造提升的机会不说,还要背负叛逆的骂名和谋生的艰辛,少数佼佼者以不懈努力最终出人头地,多数则被时光淹没,哪怕在底层挣扎,也没有谁堕落成无赖,也有早逝的,如那位撕掉户口簿的兄长。有人说如今坏人变老了,我想说好人被摧残甚至灭绝了,当花朵不再盛开,便只有野草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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