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东子的WINDOWS

陆止于此，海始于斯

            沈东子

澳门最大的公园叫白鸽巢公园，公园里有个贾梅士石窟。所谓贾梅士就是卡蒙斯，译法不同而已。卡蒙斯（Luís de Camões，1524—1580）是葡萄牙诗人，他在中国影响不大，但在自己祖国的声望如日中天，不但是诗人，还被誉为诗魂，因为用葡语创作了《卢济塔尼亚人之歌》（The Lusiads），葡语又被称为卡蒙斯语。一位如此伟大的西葡语系大文豪，跟澳门的那座石窟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所谓大文豪是后人的称赞，卡蒙斯生前不像大文豪，像个小混混。

卡蒙斯生活的时代应该是在明嘉靖年与万历年间，那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已将中国的信息传回欧洲，利玛窦正抓紧学习神学，准备来中国传教。卡蒙斯年轻时生性浪漫，又喜欢写诗，整天跟宫廷里的贵妇们打情骂俏，不料厮混的女人太多，致凯瑟琳公主醋意大发，声言要处置他，凯公主是有可能登基做女王的，这下还了得，他慌忙逃到摩洛哥，那地方兵慌马乱，结果在一场混战中失去右眼，成了独眼侠。好不容易回到葡国，本来已被宽恕了，可他生性好斗，不久在一次决斗中刺伤一个官二代，被抓进监狱，母亲四处托人说情，花了4000金币才把他赎出来，条件是去海外服兵役。

卡蒙斯先到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果阿，开始酝酿心中的鸿篇巨制，后来辗转来到澳门，找到一座石窟专心创作《卢》。这部长诗也译作《葡国魂》，采用的是荷马史诗的风格，讲述葡萄牙人在15和16世纪航海探险的历程，所谓卢济塔尼亚指的是古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众儿子，葡萄牙人一贯以酒神后裔自居，卡蒙斯吟咏的正是狄奥尼索斯的后代对海洋的征服。全诗有九千多行，分为十个篇章。有关卡蒙斯在澳门的史料已无从寻找，只知道他曾经在那个石窟里潜心写诗，于是后人把那石窟称为贾梅士石窟。

据说卡蒙斯在澳门逗留了两年，倒不是迷恋那里的风景，而是等皇上开恩赦免他。他终于等来了大赦令，也等来了回国的商船。回程险情不断，船过湄公河口时，忽遇大浪滔天，全船乘客都没入水中，他拼命泅水上岸，什么都来不及拿，手里只高举着《卢》的手稿，那是他闯荡世界仅剩的财富。船到印度时，传来老情人凯公主去世的消息，卡蒙斯伤心欲绝，再联想到自己半生飘泊，阅尽人世间的凄凉，不禁悲从中来，写下一组动人的悼亡诗。流亡17年后，卡蒙斯终于回到祖国。

这时的里斯本正处于乱世，市民因饥饿死亡过半，年迈的母亲一如既往，用宽厚的拥抱迎接叛逆的儿子回归。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卢》印成书，诗集的出版给他带来了荣誉，还有一点可怜的酬金，那是国王看在他为国效劳的份上，赐给他的一笔赏金。同样眼望开阔的海洋，如果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表现的是一种阴柔情怀，那么镌刻在里斯本海边的卡蒙斯名句“陆止于此，海始于斯”，则展现了葡国人的勃勃雄心。1580年西班牙入侵葡萄牙，卡蒙斯在贫病绝望中死去，与众多大饥荒死难者合葬于一座公墓中。两年后的一个夏日清晨，利玛窦在澳门上岸。

文革陈列馆为何盖不起来？

               沈东子

巴金先生曾经建议，把毛纪念堂改为文革博物馆，这建议从一开始就遭到抵制，有人认为这只代表了部分遭整肃人士的想法，并不代表全民愿望，在那个战天斗地的年代，许多人都过得很好，不需要控诉；也有人认为文革是民族的伤口，干嘛老撒盐，老揪住不放有完没完，被时间的流水淹没才好呢，能忘记就忘记吧，大家向前看；当然还有诸种别的说法。巴老生前没看到文革博物馆，如今去世好多年了，那博物馆也没盖起来，估计在未来的二十年内，这玩意儿是不会出现的。为什么中国可以盖起成千上万的摩天大楼，盖个跟文革有关的场所却这么难？这不是钱的问题。

如今流行虚拟空间，我也来虚拟盖一座文革馆。博物馆是收藏奇珍异宝的地方，博览众物嘛，文革期间虽然也有宝物，但还是破烂居多，所以我的设想是不叫博物馆，叫陈列馆，陈列一些史实，可以不做评论，只是客观陈列。首先是文革过程，缘起是要有的，第一部分就叫文革的缘起，可以从50年代末说起，说说反右和大饥荒，七千人大会，批海瑞罢官，批桃园经验等等，本来这都是中南海里面的事，老百姓也没兴趣，可里面的纷争总要漫溢出来祸害老百姓，想躲都躲不开。巴老在反右中幸免于难，大概对那场灾难了解不够，其实建反右陈列馆、大饥荒陈列馆等等的价值，丝毫不亚于建文革陈列馆。

接下来是成就展，这部分内容就比较精彩了，比如实物展部分要有红卫兵袖章，毛徽章，语录本，大字报，传单，皮带棍棒，军帽军装等等，都是时代的标志性物件，尤其是军装很有看点，记得有张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党政军要员无论是否军人，一律身穿军装挥动小红书。领袖自己一贯看重军权，内战时都不怎么穿军装，文革期间却穿戴一身绿，表示自己掌控军权，其他位置可以不要，国家主席可以不做，军委主席一职是不能放的，曾有说法说他是军队的缔造者，他听后大为不悦，说缔造者难道不能成为指挥者？内心害怕的是失去军队的指挥调动权。在这件事情上，领袖有诸多同好，看看希特勒、斯大林、佛朗哥、萨达姆、卡扎菲、金正日、皮诺切特，哪个不是一身戎装？

图片展部分更不用说了，绝对史料翔实，那年头摄影已经比较普及，留下的黑白照片也多，挂牌的，戴高帽的，剪阴阳头的，砸烂的庙堂，砍头的佛身，掘开的坟头，可看的景观相当丰富，这部分的关键是文字说明，要准确无误，千万不能出现张冠李戴，一张错误的图片有时可以毁掉整个展厅，历史要想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得从细节做起，这样说是有缘由的，曾有图书把国共相残的照片，标明日寇屠杀中国人，结果被日本人在另一本描述国共战争的书中发现，指出与史实不符，进而试图推翻整本书的论据。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一书也因为图片问题遭日人质疑，而她援引的图片正是大陆提供的。

再下来就是大家最关注的蒙难者名录。我觉得首先要列入张志新、林昭、遇罗克等，那是时代的先知，因为有了他们，我们不再被称为七亿白痴。文革期间曾有海外华人痛哭流涕，说怎么这么大个国家，就没有谁知道这是民族耻辱？其实是有人知道的，只是他们的呼声被专制政权机器的轰隆声淹没了，等到机器停止转动，那呼声才被人听见，这种景象历来如此，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一样。接下来是老舍、田汉、傅雷、严凤英等屈死的文化人，这个名单如历史的裹尸布，会很长很长。

当然还有刘少奇、彭德怀、周小舟、田家英等，他们虽然也是政权的一部分，但面对民生疾苦还算有点良心，刘要毛为大饥荒下罪己诏，彭、周在庐山上为民鸣冤，田死谏，都殊为难得，应该给个位置。不过最重要的是，还要有无名受难者墓碑，文革的特色是其所谓波澜壮阔，底层百姓无一幸免，某些位居高位者如茅盾、郭沫若得领袖特赦还可以躲在高墙后面苟且偷生，老百姓则命如蝼蚁随时被践踏，这方面的故事太多了，可以说满目疮痍遍地屈辱，任多少成列馆都装不下，所以要建一座无名受难者墓碑，意在追念普天之下的所有受害人士。

陈列馆建成这样，已经很具规模了，是不是就足够了？不然。假设若干年后有小朋友前来观看，或许会问出天真的问题，这些古迹是被谁破坏的呢？这些人是被谁害死的呢？这样的问题看似天真，却问到了历史的死穴。有受害者就必然有加害者，所以陈列馆还要专设加害者展厅，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了。其实面对这场祸害中华民族的历史浩劫，谁承担责任？谁是元凶？谁是帮凶？我们都知道答案，但是这个答案不许说，至少现在还不许说，文革陈列馆为什么盖不起来？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虚拟还是虚拟。毛时代什么都砸掉烧掉，就是希望灭掉这个民族的记忆，什么都忘掉，只记得他，他差一点就成功了，不过说差一点是夸张，有记忆的人毕竟太多了，灭不完。

南海诸岛与炮舰外交

              沈东子

南海诸岛争议已久，大概外交部的专家们正忙得焦头烂额，寻找各种有利于中方观点的证据。其实在我看来，南海诸岛的命运，不取决于九段线，而是取决于南海舰队。外交常常只是军事行动的补充，军力强大时，对方出于害怕会假装承认你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做出让步，如果军力弱小，说什么都没用，当年曾纪泽、顾维钧都是很好的外交官，学问、口才堪称一流，可国力不够，再怎么优秀，也只能做到少吃亏，占便宜的事是绝对没有的。

说到国力军力，记得曾在一次聚会上，见某君谈及当下军队腐败，说当年八旗子弟不敌八国联军，如今军人做买卖，伶人做将军，战斗力未必比八旗子弟强多少等等。这番言论顿时引来反驳，说我军武器如何，素质如何，岂是满清可比？其实若论武器，满清的北洋舰队当年可是远东第一呢，从英国买回来的战列舰，回国途中经停日本引起轰动，日本人从没见过那么庞大的军舰。

可是军舰没让日本人恐惧，反而刺激起迎头赶上的迫切决心，没过几年日本人果然赶上来了，在总吨位落后的情况下，消灭了北洋舰队。所以说武器不等于战斗力，还要看掌控武器的人。这次南海诸岛的争端，对我军是一道坎，既是挑战也是证明自己的机会，军人必须证明自己除了抗洪救灾，抗震救灾，除了清理广场，还能干点别的，还能守土保疆，这才能赢得国人的尊重。

外交官的一些术语也要改进。比如“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渔民的渔场”，这种说法是软弱的，什么叫自古以来，自哪个古？别国也可以说“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渔民的渔场”，既然大家都在那打渔，如何能证明谁是第一个到达的呢？第一个到达又如何，难道就一定有所有权？如果以渔场做界定，日本人的渔场就大了，从阿拉斯加到南太平洋，难怪日本人要争夺冲之鸟礁。曾母暗沙平日被海水淹没，跟冲之鸟礁也差不多，二者的区别在哪里？这些都要说清楚才好。

再如“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这句话也太诗意了，从道理上说只要是中国领土，任何一部分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是神圣不神圣也是实力说了算，北京够神圣的吧，还被占领过两次呢，美国人实力强大，从来不说夏威夷是美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谁也不想去惹它，它不惹别人就是天大的恩惠了。这个世界虽然也有联合国讲坛，也经常奢谈公理，但很多事情最终还是炮舰说了算，只有在炮舰的保护下，外交才真正起作用，所以说南海诸岛的命运，取决于南海舰队。

                          
                                                   （英格兰小镇维特比）

灵异吸血鬼

           沈东子

随着《暮光之城》等电影的播放，吸血鬼开始为我们所熟悉。洋人对吸血鬼的迷恋，我们是看不懂的，如果一定要对这种感觉做个比喻，大概相当于洋人不明白中国的武侠，不明白武当与少林的区别，或者什么叫葵花点穴。武功高强的人，有好人也有坏人，坏人有武功会加倍祸害社会，所以需要有武功的好人去灭他，这种人叫大侠。吸血鬼不等于侠，但也不是我们原先想象的青面獠牙，若当初把Vampire译成僵尸，而不是吸血鬼，似乎恐怖感要少一些，不过僵尸的特性是尸，而吸血鬼是有生命的，这是东西文化的差别所在。

洋人赋予吸血鬼的不是功夫，是灵异功能，其实也是一种功夫，只是他们不叫功夫，叫功能，比如会飞，会洞察人的感情变化，改变火焰的形状等等。英国人把《呼啸山庄》也归为灵异小说，举个例子吧，凯瑟琳死后，希思克利夫一直守在她的棺木前，守了几天几夜，我们当然明白这当中的眷恋与深情，但英国读者读出的是别样的含义，按照流传的说法，人死后是有可能变成吸血鬼的，希守在旁边，就是巴望她成为吸血鬼，他愿意用自己的鲜血成全她，供养她，因为吸血鬼是永生的，这是一种更为刻骨铭心的解读。

吸血鬼小说的鼻祖是爱尔兰小说家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1847—1912)，他的小说《吸血鬼德拉库拉》（Vampire Dracula）如今依然是影视界的热门题材，电影《惊情400年》就是据此改编而成的。斯托克对吸血鬼文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开创了吸血鬼有好坏之分的先河，好吸血鬼不但本领高强，而且富于正义感，温情似水，侠骨柔肠，爱女人也为女人所爱，这样血肉丰满的人物，已经超越了原来的形象，调动起来的阅读感觉，自然较先前大为丰富，因此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

斯托克的灵感来自英格兰东北部渔港维特比（Whitby），维特比历史悠久，平日宁静安详，偶尔能听到教堂的钟声，当年库克船长就是由此出发开始其壮丽的环球探险。小镇的典雅气质吸引了众多英国作家，盖斯凯尔夫人、狄更斯、《爱丽丝漫游仙境》的作者卡罗尔、《月亮宝石》的作者科林斯等都曾在此小住。据说斯托克逗留小镇期间，一次走进一家古老的图书馆翻书，忽然看到有本书上写着“德拉库拉”，觉得与正在构思的角色极为吻合，于是用上了这个名字。

斯托克在世时名气并不大，在伦敦一家剧院做经纪人，偶尔写点小说，那时候大作家一大堆，吉卜林、斯蒂文森、柯南道尔等都如雷贯耳，相形之下斯托克默默无闻，但他的小说以其无与伦比的前瞻性超越了同代作家，一百多年后终于被后代读者所认可，吸血鬼德拉库拉成为当代最受欢迎的文学形象。斯托克的例子再次证明，有的文学是写给后人看的。德拉库拉赋予小镇维特比迷人的意象，如今镇上的许多景点都与吸血鬼有关，尤其遇上满月的夜晚，游人会禁不住浮想联翩，因为按照小说的描写，德拉库拉这时候会出来游荡，不过他只吸处女的血。

说 B

              沈东子

这个B是指当下的一个话题人物，别想歪了。

第一，B是有野心的。本来有野心并不稀罕，是男人都有野心，有人想赚100个亿，有人想转100个国家，有人想玩100个女人，只要在法律的框架内都无可厚非，那么B的野心是什么呢？他想做毛第二，厉害吧，估计全中国有这念头的人不多，估计毛若在世，也会被他吓到。这有点像当年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人在京城外，盯着中南海。前朝崩溃后总会有一些遗民，怀想老皇帝的威风和好处，总是要挣扎一下，溥仪退位后复辟的企图有好几拨，除了袁氏想当国，还有张勋辫子军进京，后来还在日人军刀支撑下建立伪满。B是前朝重臣的子弟，想挣扎一下重建前朝，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Ｂ是有气场的。许多人有野心没气场，野心渐渐成了西风瘦马，只能在夕阳下走走古道，走着走着不见了。B不一样，他一心一意都要招眼球，不招眼球的事不做，时刻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全中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头领，没见哪个像他那么高调的，老婆孩子都成焦点，敢于在京城的记者招待会上放出狠话，我们家没有任何个人资产。连乞丐都还有一只钵呢，正常人家怎么会没点资产，何况你是重臣的儿子，法拉利儿子的父亲？B是宣传部长出身，笃信谎言说一千遍变成真理，谎言这东西很奇特的，小谎一戳就破了，就像小气泡，可如果编织的是弥天大谎，把你整个人都罩进去，你还真会犯晕，B有让老百姓犯晕的气场。

第三，B是有手段的。记得早在九十年代，B还在大连任上，就有陈姓女记者为他写长篇纪实，开始为将来做铺垫。唱红打黑更是博眼球的奇招，他说唱红就是歌唱祖国，有什么错？这句话我就不同意了，也许他的祖国是红的，但在我眼里，我的祖国北边有白山黑水，南方有青山绿水，更有那“青海的草原无限辽远，喜马拉雅山峰峰相连”，这么多颜色为什么不唱偏唱红？道理很简单，红是毛时代的颜色，唱红就是想回到毛时代。

第四，也是最要紧的，B的命如他的姓，超薄。如今不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不需要群众运动，不需要政治强人牵着老百姓的鼻子到处走，现代社会的特征是各玩各的，别把什么事都参乎在一起，你想当皇帝，干嘛鼓动老头老太去唱红？成也唱红败也唱红，B把自己唱进去了，结果唱没了。中国哪里都可以去，就是不能回到过去，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这世道被什么价值观所主宰，才是我们最关心的。

                  
                                                   （勃朗特家故居）

石楠与浅草

                沈东子

我译的《呼啸山庄》又再版了，欣喜之余不免还是有些遗憾，憾的是作为译者，未能把艾米莉·勃朗特的用意准确传达给读者，这当中有的属于笔力不逮，捕捉不到女作家汪洋恣肆的激情与才气，也有的属于文化差异，未能找到最贴切的对应词，译出那些典故和隐喻。比如小说男主人公名叫Heathcliff，通常都音译为希思克利夫，不过英语读者看见Heathcliff，与中文读者看见希思克利夫，阅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英文名的意思是“石楠丛覆盖的悬崖”，这当中有强烈的性暗示，稍有想象力的英文读者，都能读出其中的隐喻，有形象，有硬度，有力量，或者用一句话说，有丰富的文学性。中文译名就失去了所有这一切，只是几个互不连贯的字，如果不加注解，是很难体会出作家的用意的，可是文学毕竟不是学术文章，阅读本身就需要读者的心智参与，什么都加注，也很索然，甚至让聪慧的读者反感，这个分寸如何把握，是对好译家的考验。

再比如第十八章有个地名叫Peniston Crag，我译作“皮尼斯顿崖”，那是凯瑟琳和希思克利夫经常玩耍的地方。其实熟悉英文的读者，一眼就能看出它的双关寓意，当中含有Penis（阴茎）这个词。艾米莉运用得十分巧妙，因为Peniston并非她的首创，在她的家乡约克郡，确实有用这个词做地名的，可是如果我把小说中的地名译作阴茎崖或阳具崖，就不合适了，相信众多呼啸粉丝也不喜欢，没准呼啸而至把我一顿痛骂。

考虑过后还是按读音译作皮尼斯顿崖，加个注，希望能给读者做参考。我也知道有时候注解是吃力不讨好的，可是像这样的译名，不加注似乎又对不住读者。后来我得知广东韶关有块阳元石酷似男根，还曾想过若把皮尼斯顿崖译作阳元石，是不是合适些？不过这也只是想想而已，未必就真是好译法，处理不当会弄巧成拙，读者还以为英国也有阳元石，或者以为英国人也这么叫，那就要惹出官司了。如果什么译名都要跟中华文化相贴近，《呼啸山庄》不如译做《潇湘馆记》最省事。

皮尼斯顿崖下面有个Fairy Cave，也是凯瑟琳和希思克利夫约会的处所，这个好译，译作“仙女洞”便是，不过据新近的资料，这个山洞可不寻常，在当地传说中，一对男女如果相约进洞，一年内不结婚就会丧命，要是当中有谁与第三者结婚，也注定不得好死。这个深藏其中的典故，在小说中并没有刻意描写，可是随着故事的演进，读者发现谮语在两对恋人，希思克利夫和凯瑟琳，哈里顿与小凯瑟琳身上得到了应验，小哈与小凯也一同进过仙女洞。本来想加个注，可是这种注解会提前透露小说人物的命运，想想还是别加算了。

中国古典小说有许多文字的机关，需要读者去一一破解，西洋小说也一样，也设置了不少迷局，有的迷局一百多年过去，我们没解开，甚至没留意，这没办法，谁让我们是外国人呢，试想又有几个洋人能读懂“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当中的性暗示？明白在这里浅草和马蹄各指什么？

自己的房间

          沈东子

“女人如果想写作，就必须有钱，还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这是维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的名句，也是女权运动的标志性语言。30岁那年，伍尔芙（那时还不叫伍尔芙，随父亲姓斯蒂芬）遇到一个叫列奥纳德·伍尔芙的作家，经不住追求嫁给了他。列奥比她大五岁，是个传教士，曾在遥远的斯里兰卡生活过七年，七年的传教经历将他变成一个清教徒，把精神生活看做高于一切，视物质如粪土，回到英国后除了写作，什么也不做，自然也没什么钱，按伍尔芙的说法，他是个“一文不名的犹太佬”。

伍尔芙从一开始就对他没有激情，说跟他接吻就像吻一块石头。但列奥对她一往情深，无比忠诚，他究竟迷恋她什么呢？应该是无与伦比的才智，与他那点文学小伎俩相比，伍尔芙简直就是功夫大师，他觉得自己能与一位文学女大师相伴终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可是这位二流作家并不知道，正是他的深情，窒息着伍尔芙的灵魂空间，以至于她毕其一生要得到的，只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当然，房间在这里是一种比喻，象征女人对家庭外广阔世界的渴望。

1941年3月，在写完最后一部小说《幕间》后，伍尔芙再次患上抑郁症，此前她曾经多次抑郁症发作，每次都有自杀的企图。这次发作的诱因，一方面是纳粹大轰炸毁掉了她的伦敦家园，另一方面则是自传出版后，没获得文学界的热烈反响。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与列奥不死不活的婚姻。25日她给列奥留了一纸遗言，沉思三天后穿上大衣，往口袋里塞满小石子，纵身跳入附近的乌兹河，完成了生命的最后一跃。遗言是这样写的：

“最最亲爱的，我确定又犯病了，那种情形很难忍受，这次过不去了。我开始有幻听，没法集中注意力，所以只好采取这种最佳解决办法。你给了我能给到的最大快乐，举凡一个人能做到的，你都做到了，想不出若没有这种病，世上有哪两个人在一起，会比我们更快乐。我没法再熬下去了，我知道自己毁了你的生活，要不是因为我，你还可以继续写作，我知道你会的。瞧，连写这几行字，我都写不好了。我看不了书，我只想说，我今生的幸福都是你给的，你对我极尽耐心，好到不可思议，我要这样说，别人也都明白。若是这世上有谁能拯救我，那只能是你。一切都没有了，只剩下你对我的好。我不能再毁掉你的生活。想不出有哪对伴侣，能拥有我们那样的幸福。”

这条遗言所包含的自责和对丈夫的宽容，让无数伍尔芙粉丝耸然动容。伍尔芙的晚年有钱，也有自己的房间，但是她死了。她的遗体20天后才找到，列奥纳德把妻子葬在自家花园的一棵榆树下。列奥后来又活了20多年，还结过一次婚，但死后留下遗嘱，将自己的骨灰撒在伍尔芙的坟头周围。

                                             （今天是伍尔芙忌日，谨以此文做纪念。）

风雪猎艳人

            沈东子

若论哪国男人最风流，估计意大利男人据榜首，从古罗马皇帝卡里古拉到如今的贝卢斯科尼，个个风流成性，据说墨索里尼唱情歌也是一把好手，对此意国人习惯了，倒也见怪不怪。不过同样是风流，也是有不同境界的，比如发乎于情，止乎于礼，那叫浪漫，没止住，过了，叫越轨，不但越了，还其乐融融，就近乎于淫荡了，卡里古拉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淫帝。政客好这一口，文人自然不会落后，有时甚至演绎出更烂漫的故事。

说起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一般人会想到他写的《风雪夜归人》，不过我更愿意把他收集整理的《意大利童话》当做他的代表作，这部童话有两百多个民间故事，集意国老百姓天真诙谐之大成，是卡尔维诺贡献给世界文坛的沉甸甸的礼物。卡氏也是个情种，年轻时有过一段隐秘恋情，爱上了女影星吉奥吉。亚平宁半岛从来不缺美人，索菲娅·罗兰、劳洛勃丽吉达、贝鲁奇都是世界影坛的奇葩，吉奥吉不如前面几位名气大，但也美艳动人，尤其在情色片《索多玛的120天》里出演风骚女主角，更让她家喻户晓，该片尺度之大令人瞠目结舌，至今仍被多国列为禁片。

卡尔维诺1955年与吉奥吉一见倾心，彼时她已为人妇，但禁不住卡氏的凌厉攻势，成为他的地下情人，展开了一场为期三年的姐弟恋。期间卡尔维诺给她写了300多封热烈的情书，算下来三天就要写一封，这位平日温文尔雅的大作家，这样表达与吉奥吉的初次见面：“一见到你，我就想把你撕成碎片，剥光你的衣服，无所顾忌地亲你吻你占有你，什么都想干。”如此直截了当，哪像作家的文笔，哪有一丁点诗意？正应了那句话，男人骨子里都是狼。有评论家开玩笑说，干脆把情书收集起来，出一本《风雪猎艳人》算了。

不过吉奥吉很享受这个野蛮小弟弟，瞒着丈夫与卡尔维诺频频幽会，丈夫出身于佛罗伦萨一户望族，喜欢品鉴藏画，开画廊。1958年卡尔维诺遇见阿根廷女作家辛格后，中止了与吉奥吉的往来。辛格后来成为卡夫人，新婚蜜月是在古巴度过的，两人还去拜访过大名鼎鼎的切·格瓦拉。事情本来到此为止了，很可能如无数名人艳事那样为时光湮没，不想吉奥吉后来的生活发生变故，无比窘迫，丈夫一日忽然消失了，据说为了逃债远走高飞，从此渺无音讯。她迫于经济压力把一批私人信件典当给一位手稿收藏家，其中就包括了卡尔维诺的那些情书，双方约定25年内不得公之于世。

25年很快就过了，21世纪初约定到期，这些信件陆续面世，结果公众大跌眼镜。原来吉奥吉的丈夫并不傻，他感觉到了太太的私情，于是离家出走，从美国给吉奥吉写了一封绝笔信，谴责她的背叛，若干年后在华盛顿一家酒店悬梁自尽，婚外情终于导致绝命悲情。谜底揭晓后舆论大哗，好在吉奥吉几年前已过世，解脱了，卡尔维诺则早她12年先走，于是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卡夫人身上，想看她是什么反应。卡夫人倒也冷静，说作为卡尔维诺遗产继承人，她宣布那些情书已经公布的就公布了，尚未公布的全部封存，待她死后再说。

无语白大褂

             沈东子

如今的医患困局，在我童年时似乎少见。我小时候在医院大院长大，对医生护士比较熟悉，也比较有感情，医生护士的付出，点点滴滴都看在眼里，因此看见穿白大褂的人就有亲近感，这种亲近感维持了数十年，期间还找过小护士谈情说爱，还真把她们当白衣天使看，尤其是口罩上面的那一双眼睛。我生活的市立医院，延续的是民国的格局，病房是一幢幢小洋楼，过道两边有冬青树，还有桃花、梨花和石榴，在这座小城市算是比较有规模的，大夫有留德的，留美的，外科主治医生号称小城一把刀，还有四九年从台湾回来的国军军医，儿科、五官科的主任也很了得，所谓了得指的不仅是医术高明，医德也好，市民有口皆碑。

医德这玩意儿是很要命的，如今似乎不怎么提了，似乎不值钱，似乎如今的医生看病，要钱乃理所当然的事，不给钱怎么看病？怎么抓药？不知若华佗、扁鹊再世，若希波克拉底、南丁格尔地下有知，会不会同意这种观点？说古人洋人太遥远，就说我童年看见的医生吧。我小时候好奇，喜欢有事没事到门诊、病房乱窜，时常被大人警告小心染上传染病，我常见医生耐心细致给患者解说身体的原理，疾病的来由，药物的作用，其实患者都是人，是人就有心理活动，适当的讲解所起的作用，有时比吃药还见效，在这一点上，那时的医生是做得很好的，这就是所谓医德，说起来其实也简单。

四岁那年比较调皮，跟邻居哥哥姐姐一起爬象鼻山，结果摔了一跤，把脑壳摔破了，满脸的血，自己倒没觉得什么，也没哭，但把小伙伴吓坏了，一个姐姐抱起我一路狂奔到医院，也不知道她哪来的力气，要知道她当时还不到十岁，只是个小姐姐呢。给我缝针的正是小城一把刀，那点技术可不是开玩笑的，我如今没破相，完全归功于他的缝合术。没过多久文革开始了，我看见一把刀挂块牌子站凳子上，因为自己个头小，只能看见他低垂的头。

接下来亮相的是一代工农兵医生，说起来也怪，这拨医生不但长得不像医生，白大褂穿身上也皱巴巴的，很难相信这样的人能看好病。我自己也穿过白大褂，初三那年参加红医班，所谓红医班就是专门学简单的吃药、打针、针灸、包扎等等，说是以后下乡用得上，比什么数理化管用多了，尽管我们学数理化总是向贫下中农靠拢，比如算数学题，算的都是猪圈的面积呀，水库的立方米呀，可是大家都知道，真的去乡下干农活，谁要你算这些东西啊，等你这边算清楚，那边早收工了。

我参加的是红医班，整天用银针往自己的手腕胳膊上扎，不过没敢扎耳朵后面，据说扎那儿可以治聋哑，唱“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如今聋哑人说了话”，好在没扎，据说也有扎成聋哑的。扎针没意思，有意思的是采摘中草药，认识了不少野花野草，什么奶母草、七叶一枝花、雷公根等等就是那时认识的。记忆最深的是一次去医院实习，我穿上白大褂，那褂子好长啊——快拖地了，还在脖子上挂了一只听诊器。我走进一间病房时，里面的病人全都一咕噜坐起来，望着我，那眼神有惶恐，也有信赖。医生我吃三天药了，还咳呢！医生我的病有得治没？我本来只想找个病人练习听诊器，一看这阵势吓着了，点点头, 赶紧溜。

有过这样的经历，难怪我对那一代医生不信任。工农兵医生通常是不跟你解说病情的，不是不想，是不能，因为学的东西太粗浅，也说不出个道道，平常感冒发烧小病小痛可以应付，遇上疑难病症就没辙了，还得请一把刀那代老医生出马，市民也只认那些老先生，批斗归批斗，看病还得找他们。老医生是很厉害的，针灸科主任给巴基斯坦总统扎过针，五官科主任给老布什看过牙——那时老布什是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戴着斗笠去阳朔骑自行车。

后来改革开放啦，改革开放当然好，但也有不好的一面，在看病这件事上尤其如此。曾经看过一个美国笑话，说医生甲问医生乙，哎，上次那个富婆要做心脏手术，手术做得如何？医生乙答一万美金。医生甲说你听错了，我问的是手术做得如何？医生乙说一万美金，要不为了那一万美金，我才不做那手术呢，多麻烦啊。不想70年代的美国笑话，成了21世纪中国大陆的现实。如今的医生，表面上看比工农兵那一代强多了，都是正宗医学院出来的，受过良好的医学教育，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但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崭新的白大褂有气势，但缺少希波克拉底的底气。

我如今是很不喜欢上医院的，觉得医院不像医院，没人味，像屠宰场，病人在椅子上排队，就像待宰的牲口，很无奈，很无助，命运完全不由自己掌控，是死是活听天由命，好不容易轮到自己了，医生有时看都懒得看你一眼，开一大堆药就叫你走，脸上全是厌倦。曾听医生朋友抱怨，每天看几十号病人，换了你，你不烦？所谓听天由命的天，其实就是医生。在治病这件事上，我们和洋人有点小小的区别，我们病了，喜欢说去看病，洋人病了，则说去看医生（see a doctor），掰掰这点区别还是有意思的。病是客观存在的，没什么可看，重要的是治病的那个人，所谓看医生，就是要先看看那个治病的人，看看他怎么样，如果他不怎么样，估计对疾病也不能怎么样，那就得考虑换人。

当然，说如今的医生都是唯利是图的混蛋也未必就对，总有个别或少数医护人士依然坚守医德，依然是很优秀的，但是个别优秀不能解说当下的困局，就像毛时代有个雷锋，并不能说明毛时代是个好时代，何况雷锋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少，也还有待历史给出真相。我是不主张个人坚守的，付出的代价太大，太残酷，我更希望体系的改良，希望这改良不仅保护患者有病能治，同时也让医护人士得到足够的尊重，以我的观察，人的崇高感也是需要激发的，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医生才更有可能成为好医生。

门口的男人

               沈东子

舞蹈家邓肯的全名叫伊莎朵拉·邓肯（Isadora Duncan，1877 — 1927），伊莎朵拉的意思是伊莎家的孩子或礼物。邓肯的一生都充满爱，爱恋人，爱艺术，爱自然，爱跳舞，她创立的现代舞，标新立异自由奔放，曾在波士顿的舞台上挥舞一片红绸，一边跳一边喊我就是红，红就是我！一时轰动全美。如今在许多国家，她创立的舞蹈仍然被视为先锋艺术。这个舞动的精灵不仅是伊莎家的礼物，也是上帝给人类的礼物。

邓肯一生交友众多，男男女女都有，先后与英国导演克雷格和法国歌手伊萨克生育过孩子，此外与美国女作家阿科斯塔也有恋情，阿科斯塔同时也是女影星嘉宝的恋人，但除了与俄罗斯诗人叶赛宁有过短暂的三年婚姻，她一生不曾婚嫁，这当中自然原因复杂，不过童年的记忆不可忽视。作为全家最小的孩子，小邓一直生活在全家的呵护中，那时一家人住在西海岸加州奥克兰一所简陋的住宅里。

七岁那年的一天下午，小邓听见门铃响，打开门，看见门口站着一个戴帽子的绅士。他问邓肯太太住这吗？她说我就是她的小女儿啊。我的小公主！陌生男人说着一把抱起她。小邓对他这举动感到奇怪，就问你是谁呀？你爸爸。她一下挣脱他就往屋里跑，大喊门口有个人说他是我爸爸！她以为叫声会引来全家欢呼雀跃，却不想所有人都吓坏了，妈妈脸色苍白站起来走进隔壁房，把门砰的关上。两个哥哥一个躲床下一个藏壁柜，姐姐则尖叫起来：叫他走！叫他走！

原来爸爸多年前在外面有了新爱，又因银行破产惹上官司，被妈妈赶出家门，在旧金山呆不下去，南下洛城安了另一个家，那是老邓的第三次婚姻了，在跟邓妈妈结婚前，他已经有过一段婚史。离婚后妈妈出于愤恨，警告孩子们不得接近爸爸，说他随时会来抢人，但小邓还小，所有人都不忍心把这残酷的故事告诉她，只说爸爸出远门了。命运就是这么奇特，当这个男人出现在门口时，第一个见到他的就是小邓。

她整整衣裙，很认真地走回来对他说，我们全家心情不好，今天不想接待客人。老邓如今已年近六十，却依然身架挺拔风度翩翩，他点点头抱起小邓——这是惟一能见到的孩子。父女俩去了附近的冷饮店，他给她点了冰淇淋和小饼干，坐在一旁看她吃，老脸上涕泪滂沱。第二天他又来了，但一家人还是拒绝见面，直到这时邓肯才注意到离婚这个字。她后来说这是个可怕的字眼，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该问谁，只是觉得婚姻不是好东西。

“从那时候起，就经常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回响，心肠要硬！那是尼采的声音。”她不相信婚姻，也不相信童话，上学后一次遇上圣诞老人分派糖果，她说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圣诞老人，别给我吧。她只相信创造，她的身上流淌着父亲多情浪漫的血液，她把这浪漫融进了舞蹈，在追求爱情的同时，让生命幻化成艺术的花朵，定格在人类舞蹈的画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