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 边
利用去厦门的时机，专程去了一趟泉州，去看开元寺里的弘一法师纪念馆。这次行程我筹划已久，主要是想看看弘公最后十余年的生活环境。泉州自古香火兴旺，是佛门要地，开元寺内有东、西二塔，体积庞大，气势恢弘，是泉州的标志。塔是这样一种东西，站在面前你必须仰视，从而对天产生敬畏，收敛自己的各种欲望。古人大概觉得塔越高，离天越近，所以总是设法将塔修得高一些。这两座巨塔原先是木制的，后来改为砖砌，再后来又改成石头，上面有精美雕刻，旁边有千年古桑，大殿中央是缭绕的香火，设想李叔同早晨推开房门，心情大概不会太坏。有朋友见我去探寻弘公遗迹，不免有点担心，问你不是想出家吧？前段时间我本来是想剃光头的，觉得光头有光头的方便，若真剃了光头再去开元寺，我出家的可能是不是大增？出家哪是这么简单的事，不经历苦行，只是嘴上的奢谈。
其实二十岁上下，我已经是居士了。那时遭遇人生低迷，忽然很想看看佛教方面的书，就写信向丰子恺先生的女儿丰一吟求教。丰先生是我父亲的老师，丰先生的老师是李叔同。丰女士把我介绍给朱幼兰先生，朱为上海佛学名士，曾任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与丰子恺合作《护生画集》第四集，丰作画，朱题字，造诣是很深厚的。我与朱先生通过几次信，他称我为居士。所谓居士，就是不出家，居家修行的人士，我那时清心阅读，也算是一种修行吧。我向朱先生借阅了一些佛学书籍，都是市面上见不着的，其中就有一部弘一法师的《晚晴集》，民国版的。说实话，以我彼时的阅历和定力，想读懂里面的偈语还早了点，但佛教讲究的是通性，心到了，总会渐渐悟到。我每看完一本，就在里面盖上自己的印章，再寄还朱先生。至今记得弘公遗言：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这话是写给几位朋友、弟子的。
寺内有弘公的不少手迹，大殿的门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是手书朱熹对泉州的评价。橱窗内有一件小横幅“只管自家，不管人家，看一切人，皆是菩萨，唯我一人，是实凡夫。”这是法师的内心历炼，现代人恐怕是反过来的，看一切人，皆是凡夫。同样意思的还有“我当于一切众生犹如慈母”。弘公对佛教的最大贡献，是给这门宗教注入了积极的东西，世人常把皈依佛门视为看破红尘，对人生万念俱灰，没路走了才信佛，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悲凉，佛门似乎成了落难者的收容所，听说谁做尼姑或和尚了，那一定是遭遇了人生之大不幸。弘公不一样，他当年决定做僧人，想得很周全，出家前先绝食（不绝水）半个月，看看自己能不能适应僧人的清苦生活，而后又独坐屋内一个礼拜，倾听亲朋好友的各种劝说理由，最后才正式皈依佛门。
弘公既削发为僧，则努力救世，这世包括世人，也包括佛教本身。他一贯强调老实信佛，将佛拉近人间，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佛经，他宣扬的佛是有亲和力的。同时他还强调入世，而不是遁世或避世，亲自为厦门第一届运动大会会歌谱曲，说明强身健体也为佛门教义，以积极方式介入社会生活。弘公的佛学观，让人想到马丁·路德对基督教的改良，基督教曾一度走入深奥晦涩的路径，神甫宣讲的内容距凡人的内心迢迢遥远，路德由圣经引出许多新理解，从而把基督教从沉沦边缘挽救过来。佛学也一样，尤其五四后渐陷萎靡，遭受新文化运动强烈冲击，弘公身为新文化先驱鼻祖，来一个华丽转身，归隐山林潜心学佛，对当时社会的震撼可想而知。章太炎晚年也学佛，主张以传统文化救国。太炎救国，弘公救世，区别在此。
如果说弘公对普世有感召力，那感召恐怕更多的是来源于他的人格与智慧，优秀的人格给智慧添了光华，智慧又给人格抹上了神秘色彩，倍增感染力。世上许多事业，是因实施者的品德而升华的，没有优秀的实施者，任多么宏大的理想，最终也只是笑话。弘公39岁出家前，也曾走马章台浪漫到极致，于音乐、美术、戏剧、诗词、书法等都表现佼佼，堪称一代宗师。他最终选择皈依佛教，一方面固然显示出宗教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舍身饲虎的决绝，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本色，也正因为有这分决绝，弘公才赢得佛家尊崇，被推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世祖，成就了他圆满的生命之月。
弘公归西时特意交代身边左右助念佛经，并说：若见余眼中流泪，此乃“悲欣交集”所感，非是他故，不可误会。意思是说若是大家看见我流出了眼泪，那是悲欣交集的缘故，不是我眷恋世俗生活，而是对世间的慈悲。笔者在开元寺门口见到这样的景象，大殿门槛上坐着几个乞讨的老人，有的失明，有的拄着拐杖。换了其他寺庙，可能会把人撵开，但开元寺没这样做。设立佛门，本意就是拯救众生，佛门毕竟不是衙门。也曾在杭州西湖边上，见一长溜从诸暨过来的老太太，头上缠着白毛巾，手拉手，迈着碎步结伴而行，去灵隐寺拜佛。她们读懂过几本经书很难说，但那分虔诚打动了旁观的我。
我的N座城市（十一）
二十八、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旧名归绥，有归化绥靖的意思。古代命名偏远地名，都喜欢用归、化、绥、宁这些字，比如乌鲁木齐旧称迪化，青海省会叫西宁，以此表明中央政府的怀柔政策，希望边疆风平浪静，别闹事。不过闹不闹事，最终还得由国力决定，当年蒙古国就是乘中国国力衰弱分离出去的。在现今的中文世界地图上，蒙古乃至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不少地名，都仍附有汉字旧称，这多少表明了一种态度，即中国人没忘记那些地方原来属于中国，至于能不能再回归中国，那得看未来各方实力转换的结果，比如乌兰巴托（库伦），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涅尔琴斯克（尼布楚）等。
国家的边界线是随政权的改变而改变的，历史上北方的游牧民族，曾经数度与中国分分合合，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千军万马灰飞湮灭，独留下一座青冢，守望大漠的黄昏。呼和浩特是一座寂寞的城市，到处都能听见一种单调的曲子，伴着马头琴怀念成吉思汗，蒙族人称做大汗，亏得有这座追念王昭君的青冢，给粗砺的形象抹了一笔春色。史上来来去去的皇帝数都数不过来，为什么会在呼和浩特给一个小女子竖碑呢？我想这墓一定是汉人盖的，男人打不过对方，只好送一个女子过去，用她的柔弱身躯去化解对方的敌意，想到这一点岂能不生愧意？若是反过来西域民族给中原朝廷送来一个妃子，我们只会把她认作是一件战利品吧？
童年看过一部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说两个蒙族小姑娘为了保护公社的羊，与暴风雪彻夜搏斗，看得又揪心又绝望，也由此对草原陡生敬畏。我在呼市以北的草原上，平生第一次骑马，因为怕摔下来没敢狂奔，只是像马术比赛里的盛装舞步那样斯文缓行，草地远看平整，其实有许多土疙瘩和沟壑，若是人走是很辛苦的，汽车走起来也颠簸，可是矫健的马腿一跃就过去了，真如风一般轻灵，骑马才能真切感受马背民族驰骋草原的自如与快意。在一个帐篷里吃烤羊腿，充分体会到什么叫大快朵颐，大口咬，大口嚼，大口咽，酒也是大口喝，回到南方再也没吃过那么鲜美的羊腿。
二十九、保定。
那年我到河北省的保定开会，因特快列车不停靠，要先到省会石家庄下车，然后再转乘汽车过去。到了保定才知道，这城市规模不大，名气却不小。清朝的直隶省省府，就设在这里，市区保留了直隶总督府、保定军校的旧址，抗战时有名的白洋淀和冉庄地道战遗址也在附近，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斗的就是它。这里的故事多呢，五壮士跳崖的狼牙山，荆轲悲壮出行的萧萧易水，都在附近不远的地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不过我乘车经过易水时，看见的只是一条干涸的河道，那是七月份，还没到秋冬季节。七十年代中期，迷恋东方禅宗的美国垮掉派诗人金斯伯格曾经来中国游历，也许读过几本中国历史书，他选中这座当年的京畿重镇小住，几次在诗中提到过青纱帐和白头巾。
跟精致的保定相比，石家庄一片灰蒙蒙的，难怪被认为是中国省会中“最后的村庄”。保定人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大学和公园，似乎不怎么爱搭理石家庄，实在要看看比自己大的城市，往北走几步，过了涿州，就到北京了，世上的城市有比北京更大的？所以保定人对南边的石家庄，没有多少亲近感，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城市并不比省会差，石家庄再神气，也不过是一户石姓人家的庄子。这种不把省城当回事的心态，在别的地方也有，桂林也是一个例子。不过话说回来，省城这种东西是人气凝聚而成的，你说你不在乎省城，可人家更不在乎你，反正重心已经转移过去，慢慢的人家发达了，你衰弱了，熟重熟轻也就显示出来了。
坊间有这样的说法， “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这京油子，卫嘴子都好懂，北京城的人脸皮厚，用桂林话说叫撒谎不打草稿，动辄拍胸脯这事包我身上了，有紫禁城撑着腰，当然什么事都敢包。天津卫的人耍嘴皮子厉害，侯宝林、马三立、冯巩、郭德纲，还有那卖狗不理包子的郭东临，都是天津人吧？快板那么一打呀，我把那包子夸一夸，你不服还不行，什么扁担与板凳，喇嘛与喇叭，光是那绕口令，我这辈子就学不来。保定府的狗腿子就不好懂了，是不是保定人爱好习武，出去后多半做了保镖这种行当？如果这样解释，倒也不算骂人，荆轲也是燕太子丹的狗腿子吧，狗腿子做得壮烈，也照样能留名青史。
三十、天津。
记得小时候看杨柳青年画，一度以为那是一个叫杨柳的青年画的画，后来才知道人家是年画，画上好多胖娃娃，是中国著名农民画基地之一，与陕西户县和苏州桃花坞齐名呢。杨柳青除了出年画，二十世纪初还出过红灯照，当年闹义和团时，一个年轻女子出头领了一群黄花闺女参加，她们每逢午夜就将风筝升到空中，风筝下系着两只红灯笼，在天上一闪一闪的，便成了著名的红灯照。天津人对义和团的态度，与我们熟知的教科书不一样，我与一个出租车司机聊天，他就很讨厌义和团，说那叫拳匪，他家祖上是教民，是与义和团对着干的。海河边有个黑糊糊的法国天主教堂叫望海楼，据说教民与义和团在这里曾数度冲突，酿成近代史上著名的天津教案。
天津离北京太近了，常年笼罩在紫禁城的阴影下，有时会被世人忘记。它能顽强地活到今天，是因为市内的大片租界，洋人在北京租不到地盘，只好在天津租，而租界又养育了大量政治文化精英，给包括梁启超、蔡锷在内的反清人士提供了游动空间，于是天津以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把自己的命运与北京绑在一起，虽然不能取代北京，但自己的位置也无谁能取代。一般人都知道五大道，但天津的原租界之大，远出乎我的预料。可能洋房太多了，我去的时候正在拆小意大利区，我去看梁启超的饮冰室，周围大片独门独户的小别墅倒在废墟中，当中的随便一栋放在南方内陆城市，都有可能成为被保护的文物建筑。所谓小意大利区，是指海河东岸的原意租界，据说是意大利在其境外的惟一租界，盖因意大利参加了八国联军，战后得以瓜分到一份战利品。租界内原来有但丁广场、马可·波罗广场，是天津的独特景观之一，大规模的拆迁曾引起社会的广泛争议。
城西南有个文化部五七干校，其实也就是劳改农场，叫团泊洼，因郭小川一首《团泊洼的秋天》而出名，这首如今读来味同嚼蜡的作品，却是那个时代最浪漫的抒情诗。距团泊洼不到20公里的大邱庄，则出了一个名人叫禹作敏，大邱庄一度被称为中国第一庄，禹是庄主，所谓庄主就是老大。他最大的悲剧在于不懂得中国国情，统治是自上而下梳理式的，怎容得你做庄主？一个庄主就是一个瘤子，一旦形成那是非割掉不可的。对了，杨柳青还有一个展览馆，专门展出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事迹，那里原先是一个庄园，后成为中共天津地委的办公地。文化人的观点通常是有分歧的，不过在看展览时，大家空前一致的认为，他俩贪的那点钱实在不算什么，相当于如今的几万或几十万元，换了现在连牢都不用坐。太少了，怎嘛整的，还判了死刑？几十年过去，执政者对贪官的尺度是大大放松了，如今的赃官可谓百万不言富，千万刚起步，不到亿万不算数。这放松会让中华民族付出多大的代价，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
二十年前的今天（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垮了，德国统一了。柏林墙多么结实，多么厚实，哪怕在前一天，哪怕在1989年11月8日，世上都不会有几个人相信，这坚如磐石的玩意会崩塌。可是它说倒就倒了，就像一个貌似威武的巨人，死掉后才发现其实早已病入膏肓。纽约双子塔多雄伟呀，在2001年9月11日以前，哪怕在2001年9月10日深夜，世上不会有谁相信它们会倒，可说倒就倒了，在世人惊愕的注视下成为废墟。双子塔的塌陷看似偶然，其实早已暗藏命数，是美国政府长期偏袒以色列造成的恶果，当权者对此心中有数，悲剧发生后布什马上呼吁建立巴勒斯坦国。还是说柏林墙吧，二十年前的今天，千百万东柏林人越墙而过，连自己的家都顾不得收拾，拔腿就向西狂奔，生怕这只是一场梦，梦醒后那墙又合拢了。一个人没经历过黑暗统治，不会明白那刻的心情。西柏林人也没闲着，跑到墙边鼓劲，酒吧敞开供应，免费接待东边的同胞，那天消耗的慕尼黑啤酒，估计以吨数计。只要想想时至如今，我们还在为台湾何时回归伤透脑筋，就可以想见当年统一给日耳曼民族带来多大的喜悦。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东德土地上还驻扎着大量苏军，面对两德民众渴望统一的呼声，苏联军人最终松开了无数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扳机，由此可以看出俄罗斯民族还是有理性的。反观联邦德国的那些所谓盟友，以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一群欧洲老小，当年被德国欺负惨了，一想到统一后的德国就心怀恐惧，连声惊呼别那么快，别那么快，要统一也慢慢来，利益转换后的表情一览无余。柏林墙的倒塌再次说明，地缘政治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许多貌似强大的东西，要倒只欠一阵风。
柏林墙消失了，对德国人意味着祖国的统一，是德意志历史上一件惊天大事，不过在我看来，它还有更深的意味，意味着东西方两大阵营四十多年的较量，最终以西方大获全胜而告结束，更重要的是，这种胜利的到来，没有经历传统较量的血腥暴力，没给平民百姓带来妻离子散的灾难痛苦，因此它同样是人类历史上一件惊天大事。一个社会能和平演变，那是老百姓的福分。设想秃顶戈尔巴乔夫身处的那种体制，一贯推崇用坦克层层推进的镇压原则，动辄将装甲车开上布达佩斯、布拉格街头，要开上柏林街头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对莫斯科而言，镇压是常态，不镇压才奇怪，不镇压会动摇苏联及其东欧仆从政权的根基，威胁到一批效忠者的利益，进而威胁到高官自身的安全。可是话又说回来，为什么有的政权要建立在违背民众愿望的基础上呢，为什么总要与民心相对抗？说来说去还是涉及到权力建立的方式，是靠武力建立的，还是通过选票成立的。靠武力建立的，当然要用武力来维护，那是旧社会的做法，是历史的特定手段，只有投票选举，才是现代文明的常态，一个国家也才算进入现代国家的行列。
政治人物要做出恰当的历史抉择，有时候是非常艰难的。读赵氏自述，曾看到其中有一句话说，我不想成为第一个向学生开枪的总书记。只要读一点历史，就能明白作为一个政治家，想兑现自己内心的一点诺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赵氏做到了，但也因此跟光绪一样做了囚徒。历史就像卸妆的角儿，最怕散场的观众回头看。墙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是自由的天敌。一堵墙砌起来，不是把别人关起来，就是把自己关起来，总归是要把人与人隔开。生活在动物园里的动物，因为生性不同，要用笼子分开关，否则狮子会吃了猪，鳄鱼会吞了羊，人类就比较奇怪，大家都是灵长类生物，为什么也要隔开呢？因为想法不同。想法不同本来可以分开过，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就像西方有的宗教信徒，按自己的爱好拢在一块，爱怎么念祷就怎么念祷。但是因为有了政治，情况就不一样了，强势者强在哪里？就是能用上墙，用墙把大家围住，困在里面过日子，这种墙在苏联和东欧叫铁幕，他们的重工业比较发达，钢铁多，在东方叫竹幕，因为东方盛产竹子。
为什么不许民众离开呢，因为政权是需要有人簇拥的，如今的朝鲜最擅长这一套了，动辄调动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上街集会，乌拉乌拉喊，好象好多人都支持金家政权似的，当年的齐奥塞斯库更好玩了，头天站在阳台上向大批民众演讲，演讲完群众热烈鼓掌，第二天他被推翻，在同一个阳台下，大批民众响起更热烈的掌声。独裁者总以为可以玩弄民众于掌心，殊不知民众也会玩弄独裁者的。
民众的用处除了簇拥，还需要提供大量劳动力供它盘剥，如果大家都走了，只剩下土地，只剩下吆喝人的人，吆喝谁去？又怎能体现制度的优越性？所以绝对不允许老百姓随意出走，别说出走，连走动都要批条。这种道理古代的皇帝最懂了，人越多，人头税越多，手上花的银子也越多，总想变换名目征更多的税，把农民绑在土地上干活，没听说哪个皇帝愿意孤零零自个儿过的，皇帝一不会种地，二不会做工，没人伺候怎么活？当年东德一夜间把柏林墙修起来，就是因为太多技术工人逃亡西柏林，能干的人走光了，谁创造利润？这书记和主席怎么当？可是人是有想法的，身体被困住了，想法还在啊，有想法就有挣扎，挣扎就是俗称的社会动荡，有时甚至是动乱。所以说强行围住的日子，就像小白兔的尾巴，一定长不了。
有首英国儿歌是这样唱的：伦敦大桥它要垮，它要垮，钢筋铁骨也会塌，也会塌。想想看连钢筋铁骨都有塌的时候，水泥盖起来的柏林墙岂有不垮的道理？可以这样说，所有用墙把人隔离开的做法都是封闭保守的，不是出于愚蠢就是出于恶毒，包括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盖的隔离墙，美国人在墨西哥边境修的铁丝网都是如此，总会有一天被拆成碎块供人收藏。
说到德国统一，自然会想到中国的统一大业。记得宋楚瑜在说到这个话题时，有句话很有意思，他告戒大陆民众，在谈论两岸统一时，千万不要只想到台湾的土地，而忘却台湾的人民。这句话的延长意思是很明确的，如果不能赢得民心，回归的只是一座荒岛。大陆要赢得台湾回归，首先要赢得台湾民众的心，怎样才能赢得民众的心呢，说起来很简单，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体系。其实台湾人也是很矛盾的，真正想闹独立的没几个，绝大多数人是害怕与大陆统一，至少害怕与当前的大陆统一，宁可保持现状不统不独。别以为独立有什么好处，大陆如今这么强大，台湾经济严重依赖不说，真要闹起独立，国际上也没谁承认，生活一下就掉下去了，做秀的是几个政客，吃亏的还是平民百姓，我想理性的台湾人，都会明白这一点，至于台南的农民没见识，嚷嚷着要独立，让他们嚷嚷就是了，喊累了继续回田里种甘蔗。一个儿童谜语问，一堵墙对另一堵墙说什么？答案是咱们墙角见。同样都是著名的墙，柏林墙对长城说什么？你是文物我碎片。
那二十多年的幸福时光
翻开书本打开网页，我们在谈论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时，会不由自主地往回望，把眼光停留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大陆，那时候我们并不富裕，但乡村有乡村宗法，城市有城市文明，今人津津乐道的那些文人逸事，甚至诸多花边新闻，都发生在那个年代。其实何止于文学，理工科的天堂也属于那个时代，四九年后跑出去的海外华人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等，在回忆自己青年时期的就学经历时，也会不约而同地怀念清华园的柳叶，华西坝的秋天。尽管那些回忆不免带些夸张，有的是对往昔生活童话般的描绘，但是那个年代滋润了一代中国读书人，却是不争的事实，几乎所有有资格进入现代大师行列的人物，都在那个时代的大城市度过了青春期。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老皇帝垮台了，新皇帝还没爬上来，我们的头顶两千多年来都有东西罩着，不是房梁就是黄瓦，窒息得不是想悬梁就是想割脉，这时候那些罩罩忽然不见了，天空忽然变蓝了，出现了阳光，于是我们得以拥有一段政治真空期，这对于长年生活在皇权阴影下的中国人，可以说是空前罕见的。从1911年满清垮台，到30年代中期日寇入侵，这是中国文化人最幸福的二十多年，清华、北大所在的北平已不是国都，上海、天津有租界庇护，如果还嫌不够自由，可以随时买张船票东渡西渡，去东京去巴黎都可以，没人卡你的护照，也没谁拦你的签证，学成归国有好位置等着你坐，学不成饿死了，那是你自己的事。
皇帝没了，也没哪个党团要你表示忠诚，你什么都可以批评，不怕批评谁，只怕说不清楚批评的理由被人笑话，那个时代的教育体系，也被认为是最宽松，最自由的，有蔡元培蔡校长开风气之先，大学生活开明的很，你宣扬什么主义都可以，只是别鼓吹暴力就是，暴力会伤及老百姓，这是任何政府都不能也无权袖手旁观的。也正由于有了这分开明，社会主义学说才得以四处蔓延。那二十多年真是思想与权力的蜜月期，中华民族的创造力空前爆发。鲁迅是那个世道造就的文章家，他死于1936年，真可谓死得其时，若晚死几年，还不知道在巨大的威权压迫下，会不会丧失一世英名呢。
后来该死的日本人来了，中国人短促的幸福时光结束了，日本人有千恶万恶，最大的恶是入侵中国。国民党以抗战为名，开始实施一党独裁，谁不听话就灭谁，史量才不听话，灭了，杨杏佛不听话，灭了，到后来连闻一多、李公朴都灭，终于到达专制的巅峰，开始划船去台湾。李敖坐过老蒋的大牢，一生最恨国民党，到现在还恨，恨到宁可为共产党讲好话，为民进党讲好话，也要讲国民党的坏话，可见专制对人的戕害，可以跨越多少年的光阴。若论勇气和才气，四九年之后超过鲁迅的人也不是没有，但都被执政者像拍蚊子一样拍瘪或拍死了，鲁迅若活着，也难免被拍，也不知道会不会被拍成郭沫若，所以还是死了好，死了还给中国人的灵魂留一点希望。一百年快过去了，我们依然怀念那黑白分明的二十多年。
我的N座城市（十）
二十五、北海。
第一次去北海，银滩还是南郊的荒滩呢，叫白虎头，可以捡到很漂亮的贝壳，脚下到处是横行的小螃蟹，跑得贼快，一下就钻小洞里了，我捉了一只回到海滨公园旁的招待所，把它放回了朝北的海湾，它要想自己从南游到北，估计要游好几天吧。后来银滩盖了许多小别墅，改装成海边的小酒店，推开窗户就能看见海，晚上窗外是哗哗的涛声。说起海涛，第一次去北海印象最深，在我的住处附近，白天风平浪静，有一座石头小桥，晚上我顺着涛声走过去，发现桥不见了，原来有桥的地方，是一片汹涌的海浪，难怪当地人喜欢用一个传说吓唬外地人，说一个外省爸爸带着女儿去海边玩，不熟悉涨潮的规律，结果海水涨上来，只见到女儿的小红帽在漂。如今到银滩捡贝壳，已经成了童话，贝壳是捡不到了，捡塑料瓶倒是有可能，要想见到各种贝壳，要么去海洋博物馆，要么去海产市场。
银滩旁边有一些小饭馆，做的海鲜还是不错的，不是厨艺有多好，实在是那些海产品太新鲜，想不做好都难，有段时间我经常去吃。一次老板听说我去过海产市场，说你是不是想比较比较，我的价钱比市场贵多少呀？我是开餐馆的，价钱肯定是要比市场贵一点点的啦，何况我做的味道也不错吧？其实我去市场是想看各色各样的海洋生物，人家讨论的是怎么做好吃，我想看看它们被吃掉前的样子。我去不同的城市，都喜欢顺路看看当地的菜场，菜场里往往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动植物，哪怕是同样的品种，各地都会有差别，称呼有差别，大小和形状也不一样，比方昆明的芹菜，叶子就比桂林芹菜大多了，在内蒙见过一种武川土豆，金灿灿光洁圆润，真的像土里的金豆豆。
南郊的侨港镇，实际上是联合国资助的难民安置点，专门接纳被越南人驱赶的华侨，这是一项善举，拯救了诸多被越共驱赶出境的华人性命。安置点原来设在海角，就是市区伸进海湾的那个角上，但难民人数太多，于是转移到南郊的荒滩上。人陷绝境会焕发出巨大的求生本能，如今侨港镇的渔业加工在广西数第一，里面船帆林立，弥漫着大海的味道，也就是鱼的味道或者腥的味道。北海的房地产挺有意思，曾经一落千丈，在银滩小住时遇到一个汉子，他指着一栋三层小别墅对我说：30万，你拿去！我也省得在这里守了。原来他是湖南那边派来守物业的，看大海看腻了。问题是许多房产的产权手续没办全，怎么卖得出去呢。
北海是谈情说爱的好去处，记得有次坐火车，那是惟一一次从南宁坐火车去北海，在车上遇到一对南宁年轻人，邀我参加打扑克，期间我随口说了一句：你们是去北海度蜜月的吧？不想这句话把两个年轻人的脸都说红了，谁也不吭声。其实我也看得出来，人家是很纯情的，还只是在谈朋友的阶段，只是想去海边看看月亮，我想帮他们一把，直接捅破那层纸，让该到来的早些到来。第二天在银滩又见到他俩，坐在一艘废旧的木船旁，见到我，两人笑嘻嘻的，估计这时该捅破的都捅破了。小俩口以后回想起恋爱过程，该谢我吧？
二十六、海口。
从北海可以乘渡轮到海口，被晚霞送出国际码头，次日清晨抵达新港。我对海口这座城市无从把握，总觉得里面藏着很多东西，藏着什么呢？有点像潘朵拉的盒子，还没有打开，或者只开了一道缝隙。感觉海口四处都有闲人，要么盯梢，要么放风。一次坐车去美兰机场——这名字听起来像台湾或越南的什么地方，上来两个女售票员，喝令大家买票，轮到我时，一个售票员小声对同伴说：他有要事进机场，不用买票。我确实有事进机场，去接人，但这也算不上要事吧？更何况有要事也得买票呀。这事让我纳闷了好一段时间，莫非我的长相跟当地黑社会老大有点像？
最有名的海口名人大概非海瑞莫属，海瑞是老百姓心中的神，比皇帝正派多了，世上如果只有皇帝没有海瑞，那是很黑暗的，海瑞犹如暗夜里的一点星光，寄托着老百姓对光明的盼望。这样的人死了，埋在远离大陆的海岛上，倒也寻得一点清静。古时海南是流放之地，一个人一旦流落天涯，便成了失意之士。人总有当朝和在野之分，在野失落于仕途，对清醒认识世界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五公祠展示的就是海南的流放文化，五公是指唐代宰相李德裕、宋代宰相李纲等五个得罪了皇帝，被从中原贬黜到海南的重臣，被贬黜了，自然有激愤，也就有传世之作，如果天天在庭院里享福，世人哪里还记得？这也是命运的一种公平。如今有的人既想享福，又想不朽，对命运的理解，可谓到了虚妄的地步。
海口东边有个文昌，是宋氏三姐妹的祖籍所在地，文昌东边有个清澜港，去西沙群岛的轮船从这里出发，港口东郊有成片的椰林，是海南的知名景观。我去椰林那天遭遇倾盆大雨，先乘小船冒雨过海湾，随后坐上椰农的摩托车驰进椰林。原以为椰林里只有椰子，进去才发现里面有五星级酒店，很扫兴，当然酒店里的人很高兴。椰农把我径直带到一棵椰王跟前，算是完成了旅程，当地人大概以为，所有来椰林的人，都是为了看这棵树吧。那椰王真够粗壮的，绝不是树影摇曳的窈窕景象，那是电影和画报上的通常景象，椰王像一座山横在你的面前，光是树根就比你高，站在下面你看不见椰子，只看见叶子。
二十七、三亚。
三亚的亚龙湾现在很有名了，什么世界小姐比赛呀，丝路花雨模特儿大赛呀，都在这举行，美人妖娆，风情万种，大赛期间周围的五星级酒店全都爆满。不过亚龙湾以前是很安静的，名字也不是这两个字，叫琊琅湾或琊珑湾，有的地方是手写的繁体字，比鬼画符还难认。如今的三亚沿海边建了大量豪华酒店，据说要建成第二个夏威夷，其实海滨修得漂亮些，多种几棵椰子树，大家都乐意，只是干吗非得叫第二个这个或第二个那个呢，骨子里还是不自信。曾经有人说要把桂林建成东方威尼斯或日内瓦，说了多少年也没建成，倒是威尼斯和日内瓦依然漂亮着，虽然那边没人卖桂林米粉。
三亚古称崖州，在古人看来，一个人走路走到崖州，算是走投无路了，那时只看见海天茫茫，连鹿都要回头，不知道大海彼岸还有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更不知道地球其实是圆的，走得太远了，有时又会回到起点。古代官员惹皇帝不高兴了，会被撵出京城，撵远一点的贬到南蛮，撵到柳州、潮州跟瘴气做伴，再远一点就直接撵过海到琼州，也就是现在的海口一带，其实许多皇帝也没见过海，只是觉得撵得越远越解恨，他们不把我放在眼里，老子就把他们放进海里，如果想想还烦，继续撵，于是就撵到了三亚，在皇帝看来三亚已经到大地边上了，再撵就掉下去不见了。可千万别以为一个人被贬黜到三亚，是天大的悲伤，这算好的呢，表明皇帝虽然恨你，但他的心里还有你，属于爱恨交加的阶段，倘若惟有恨，那根本不容你有出京城的机会，直接推出午门斩首，连带还要灭掉九族。所以在我看来，一个人能走到三亚，也就把路走通了。
一天傍晚无意间走到濒临三亚湾的一条小街上，只见整条街全是海鲜地摊，什么虾呀，蟹呀，还有各种小鱼，在地上活蹦乱跳，摊子旁竖着一口口小锅，路人随意挑几只虾，几只蟹，再加一条鱼，扔锅里滚一滚捞出来就吃了。我照此办理，也烫了一盘，那味道叫一个鲜，能与此媲美的，只有在东郊椰林吃过的那只大龙虾，那只虾大到吃一只就饱。我一直吃到摊子散去，这时海潮开始上涨了，除了涛声，还有椰树间的风声。三亚的风是热的，室内室外温差太大，我在那里染上了重感冒，脸色大概非常吓人，回来的路上盖着毯子，坐我旁边的一个洋女人一直躲着我，生怕我把霍乱或者鼠疫传染给她。末了还想说一句，最具海南特色的城镇是通什，现在更名叫五指山，那里才是黎族聚居的地方，没去过。
我的N座城市（九）
二十二、长沙。
长沙是距离桂林最近的省会城市，比南宁还近呢，至少我感觉是这样，可是我对长沙的印象是模糊的，时常怀疑自己究竟去没去过那里，仔细想想还是去过的，而且去过好多回，印象模糊的原因很简单，去的多半是印刷厂和大学这样的地方，与市民极少接触，所以没什么记忆，倒是少年时代路过长沙的那次出游，记忆反而清晰，路是自己一步一步走过的，那记忆当然要胜过坐出租车。岳麓山还是记得的，还专门去看过岳麓书院的那副名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甚。这联子读着骄狂，但湖南人也够争气，说近代中国的名人有一半是湖南人并不为过，光岳麓山上的名人墓碑，就够你慢慢去数。有一年湖南出版社参加书展，赠品中有一件衬衫，抖开看上面全是湖南名人的名字，洋洋洒洒几百号呢，而且人家全都是真正的名人，不像小家子气的广西，列举名人时不敢提李、白，拉几个造反的农民来凑数。
说到湖南自然要说辣椒，湖南人爱吃辣，这谁都知道，据说许多人家的小孩子，就是把干红辣椒当零食嚼着长大的。那年去井湾子的一家印刷厂，督印一本外国名作家大辞典，住了好些日子，天天上食堂打饭吃，每次都提醒师傅不要辣椒，师傅后来烦了，说我们这里的菜，末得哪个菜不放辣椒的，你恰还是不恰？于是每次端着红彤彤一盘菜发愁，同事建议用开水洗洗再吃，可洗过后还是辣，而且不是一般的辣，因为人家放的是朝天米辣椒哈。再辣也得恰，恰得满头大汗。这事当然不能怪人家，是我自己不知趣闯进了人家的地盘，看旁边所有人都吃得津津有味，我更觉得错的是自己。还有比碰到辣椒更错的呢，那是碰到人。
说到辣椒自然要说说辣椒般火热的湘妹子，宋祖英的那首歌是怎么唱的了？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从小辣不怕，辣妹子长大不怕辣，辣妹子嫁人怕不辣。湘女多情，那是出了名的。还是在那家印刷厂，那是我第二次去督印图书，这次督印的是一套外国浪漫小说，有十几本呢。那次遇上寒潮来袭，带的衣服也不多，实在冷得受不了，就跑到印制科围着小煤炉取暖，车间里是不许生火的。一同烤火的还有科室里的几个湘妹子，期间免不了东拉西扯，从浪漫小说说到桂林山水，说得她们直乐，其中一个剪短发的姑娘不停掩嘴笑，消磨时间呗。书印好后我就回来了。一天门卫来叫我，说有人找。我出去一看，竟然是那个短发姑娘，她拎着一个包，风尘仆仆的样子，见到我也不说话，只是望着。我真是又感动又惶惑，不敢直面她那火辣辣的眼神。后来我送她上了回长沙的火车，至今想来仍有愧疚。
当然也并非所有人都赞赏湖南人，我就听一江苏人愤愤说，湖南人全是人渣！听了不免吃惊，细问才知道，他所在的科室，几个湖南人纠合起来排挤他，斯斯文文的苏州人，当然不敌争强好胜的湖南人，只好换部门。换了谁遇上这种同乡帮派，也蛮头疼的。
二十三、湘潭。
湘潭大概符合惟楚有材，于斯为甚几个字，出的名人太多了，曾国藩、齐白石都是，不过我去湘潭不是去看名人故居，是为了看望一个女译者。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我坐上班车，身旁是一群穿厚棉袄的本地人，他们用湘潭话热烈地争论着什么，让我不由得去想象，年轻时的毛泽东，大概也喜欢这样说话。我穿过雨湖公园，找到一家肿瘤医院。湘潭跟桂林一样没有暖气，在一个大病房里，我带着女译者的一笔稿酬，来到她面前。病房里有四张病床，三张是空的，只有她独自躺在剩余的那铺床上，盖着厚厚的棉被，窗外是几根光秃的树枝。她一开始没看见我，只是望着树枝上几只啁啾的鸟，见到我，眼里闪过欣喜的亮光，这种欣喜可能是因为是我的到来，也可能是因为钱的到来，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件快乐的事。她的欣喜感染了我，那天下午我也很快乐。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回忆，我对湘潭最清晰的记忆，就是那个冬日的下午，那个下午与风景无关，与名胜无关，只是一片温情的记忆。
顺带说几句旁边的韶山。韶山去过一次，是几个同事一起坐汽车去的，据说也可以坐火车，长沙火车站每日有专列韶1、韶2两次往返，以前是不用买票的，现在当然不一样了，光进滴水洞就要50元。大概是考虑到参拜的要人比较多，公路修得很好，一路上宽宽敞敞的，碰到下坡时一眼望出去好几里地。车到后还要步行一段路，墙壁上有许多名人题词，印象最深的是毛岸青的题词，用俄文写的。我没进毛氏故居，只在周围走了一圈，为这事还被一个女同事向领导参了一本，说我对毛没感情。她说的也没错，要说我对毛有感情，那是假话，也许有的人、有的家庭受惠于毛的统治，对他感恩戴德，但我没有。我不是怀着瞻仰的心情去韶山的，我只是想看看传说中的毛家饭店，那红烧肉做得怎么样。
二十四、岳阳。
在别人眼里，岳阳与岳阳楼记有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文人的博大情怀谁人不晓？可在我的记忆中，岳阳与我的荷尔蒙有关。有段时间认识了一个岳阳姑娘，一有空就往岳阳跑，目的性很明确，坐火车直来直去，什么长沙、株州、衡阳看都懒得看一眼，连岳阳楼名气那么大，居然都没去过，每次都匆匆往返，好似路过一座驿站，所以说我的岳阳与岳阳楼记无关，只与荷尔蒙有关。姑娘住在铁路边的一所中学里，出火车站后还要打车，那时正值著名的春夏风波过后不久，我不知为什么被调查组盯上了，可能是给学生捐了一点钱，也可能是写了几行同情的文字，反正见我匆匆忙忙上下火车，跟踪人员也来了劲，以为顺藤会摸出一只大黄瓜，那级别至少不亚于红岩里的许云峰吧，于是一路尾随着，尾随了半天，发现我是去与一个无权无势的姑娘约会，扫兴得很。
那次我本想去看望漂亮女友的老母亲。老母亲没看到，看到的是铁路边一片杂乱的平房。这里还用得上回忆安顺时写下的那句话：想到一个姿容艳丽的年轻女子，居然在这种环境里长大，不免有点诧异。可若再仔细想想就会明白，命运其实是很公平的，你出身低微，就给你一点容貌，让你在世上多一分谋生的本钱，如果投胎在豪门，还姿色过人，别人怎么活？所以不妨看看，那些达官贵人的子女，要靠怎样精心的打扮，才能达到中人之姿呢。记得市中心有个地方叫巴陵大桥，想来与岳阳古称巴陵有关吧，这个城市有太多的传说，据此不远的汨罗江上飘荡着屈原的冤魂，都爱这个国家，却因为政见不合只好投了江，所以屈原的屈也是屈死的屈。
倒是曾经坐长江客船过三峡，到岳阳城北的城陵矶下船，见识过洞庭湖的开阔辽远。湖中的君山产一种茶，叫君山银针，泡开后倒悬在水中，像缝衣针一样，样子好看，味道一般。君山上还有斑竹，据说上面的斑痕是娥皇、女英二妃哭舜帝留下的泪痕，不过自从妇女顶上半边天以后，湘妹子不怎么爱哭了。记得在城陵矶一同下船的还有几个洋人，当时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友好的接待官员，一口认定我和我的同伴是香港同胞，其实我们无非头发长点，长得黑点，也没别的特点，既然他要这么认，我们也不否认，坐车到岳阳宾馆，吃了免费早餐后，直接登上回家的火车。
我的N座城市（八）
二十、个旧。
个旧是一个把自己的命运与锡绑在一起的城市，锡荣则个旧荣，锡损则个旧损。明清时代已经开始有规模的开发，民国时期达到鼎盛，当时中央政府组建了云南锡业公司，属当时的央企，招揽了大批外省籍人才，太太的外公外婆抗战期间来到云南，胜利后就留在了云锡公司，同时留下的还有不少从江南过来的同仁。两位老人晚年在金湖边散步，外公头戴法式扁帽，手拄拐杖，外婆围一条羊毛披肩，两人携手同行，也为当地一道风景。个旧产锡，当地人叫大锡，这是世人皆知的事情，中学地理课本上就有，我念初中时就有清晰记忆，当时还奇怪那地方怎么叫个那么怪的名字呢，据说后来胡耀邦去个旧时，也向当地人问过这个问题，竟然无人能答。我个人觉得这两个字只是汉字的注音，由当地人的发音而来，那里毕竟居住着大量其他民族，有哈尼族、彝族，还有傣族、苗族和拉祜族，大概是当中的某个民族最先命名了这个地方。
丰富的锡资源引来了各方垂涎，19世纪末法国人顺红河北上，发现了这个奥秘，他们不惜工本修建从越南进入云南的小铁轨，也就是所谓米轨，一位美丽的女工程师还为此死在红河谷地。铁轨修建以前，个旧的锡碇得先由马帮拉到蒙自，再拉到一处叫曼耗的河边集散地，然后装大木船顺红河运往越南。据说鼎盛期，来回穿梭的马帮浩浩荡荡，石板路被铁蹄踩出数寸深的凹印，在洋人的地图上，曼耗这个地名比河口还大。这种古老的运输方式延续了近百年。铁轨建成后，曼耗立刻衰落，大锡从蒙自直接运到河内，再从河内运海防，由海防装上船，运回里昂。
红河州的铁路有米、寸之分，米轨是法国人修的，已经够窄了，那么寸轨是怎么回事呢？寸轨指的是个碧石铁路。当地士绅见锡业利润丰厚，上世纪20年代也开始筹资修铁路，为了不与法国火车接轨，修的铁轨比米轨更窄，轨宽不到大火车的一半，车厢里面的座位是面对面两排，背靠两边车壁，有点像今天的地铁。云南十八怪里有一怪，叫汽车比火车快，指的就是寸轨，别说汽车了，据说坐这种火车，跳下来到路边解个小便再爬上去都来得及，连人都比它跑得快。有笑话说三寸金莲的小老太，坐火车去县城卖簸箕，途中簸箕被风吹落路边，小老太跳下车捡回簸箕，还能迈着碎步赶上火车。我去个旧时，小火车早没了，据说只有吃蘑菇中毒时，能在幻觉中见到。我看见荒废的铁轨已被高墙分割，照了几张图片，还引来诧异的目光：那么多高楼不拍，拍这些干啥？我沿金湖边的铁轨慢慢走，走着走着被一堵墙挡住了，墙后面是卖衣服的商店。个旧没火车了，个旧火车站的行政大楼，现在改成了法国餐厅，里面有个小火车展览室，算是对昔日辉煌的一点怀念。
随着锡业的衰落，个旧也衰落了，以前曾是红河州的州府，如今州府也搬蒙自了，真是人走茶凉。不过事情总有两方面，记得第一次去个旧，从老阳山顶俯瞰城区，金湖有一半是金黄色的，不是夕阳映照，是周围工厂排泄造成的污染，现在污染源减少了，再加上治理，金湖的水质好多了，当然这种所谓的好，是跟过去相比较，距离真正的好还远着呢。
二十一、蒙自。
新州府蒙自自有新的气派，最气派的莫过于这两年大出风头的州府大厦，因为红河州排名第一的民族是哈尼族，州老大按规矩也是哈尼人，所以州府大厦又名哈尼城堡。洋人说来中国办事，最好认的是政府机构，往往全城最豪华的建筑群就是，强势政府嘛，此言在蒙自得到了最佳应证。前面说到当年法国人为了修铁路运大锡，费了不少心思。来到蒙自还得说说铁路。那年一位名叫方舒雅的法国驻昆明外交官，带领几个铁路工程师，从河内一路勘探到昆明，准备沿玉溪、通海、建水修铁路，但遭到当地乡民的激烈反对，他们以火车要穿越祖坟为由，联名上书阻洋阻路，甚至拔刀抵抗。法国人见状只好作罢，将路线绕行相对荒芜的东侧，顺南盘江和南溪河而上。路线的改变同时改变了城镇的命运，沿线的车站都是法国式洋房，张着一只只漂亮的黄色百叶窗。
蒙自因其地理位置靠近南溪河，是大锡、大烟和境外货物的集散地，商贸活动极其热闹，连当时云南省的海关都设在这里，被称为“云南第一县”，城里洋行、医院、教堂、电报局、邮政局一应俱全，昆明人还在打油纸伞呢，时髦的蒙自女子已经打起了法国阳伞。那时候的蒙自女子得风气之先，是全省最洋派的。不过由于铁路不能从蒙自县城通过，只能在城外十余里的小寨子停靠，县城一下便萧条了，而那个被当地人称作“壁虱（方言发音近似‘碧色’，一种臭虫）寨”的小寨子碧色寨，顿时繁荣起来，成为周边各省商人麇集的地方，也成为周边各县城劳力打工的好去处，红河、石屏、文山的青壮年，纷纷前来做工，那时可没什么农民工的说法，做工就是做工。
铁路1910年通车，四周百姓结队围观，原先在省城见过汽车的，都躲得很远，生怕这庞然大物开动起来，像汽车一样横冲直撞，只见过牛车马车的，反而胆子大，都挤到跟前看，还拿草料喂它呢。火车此后运行了三十年，1940年日寇从越南来犯，国民党军队为御敌于国门之外，炸毁了河口境内一百多公里的铁轨，车站和洋行的法国人也全部逃走了。就跟红河边的曼耗因铁路的兴起而衰落一样，随着铁路的荒废，铁路边的碧色寨也跟着衰落了，铁轨也被拆了，它仿佛做了一场碧色的春梦，梦醒后又成了个闭塞的小寨子。
蒙自最出名的是米线，外人以为云南米线就是在昆明街头吃的那种，那是大谬。我第一次吃米线也是在昆明，一家豪华饭店里，还有少数民族演员向你身上泼水，真担心泼过来的水会变成碗里的汤。那种地方装装样子可以，想吃到真正的米线绝无可能，甚至在昆明都不可能吃到地道的米线，要吃地道的米线只有到蒙自。米线怎么过桥的传说可以不理会，但米线的料很讲究，这料包括米、汤和佐料，主料通常有鸡脯肉、猪脊肉、猪肝、腰花、肚头、鳝片，佐料就多了，豌豆苗、韭菜、芫荽、草芽、姜末、辣椒、豆腐皮、鲜菊花都可以放，更好的还放鸡枞、干巴菌，那是当地鲜美无比的特产，贫困年头可以当肉下酒吃。所有东西浩浩荡荡地端上来，那气势跟韩信点兵有得一比。当然那碗汤是永远喝不完的，碗太大了，跟盆差不多，这也没办法，汤少了，荤菜烫不熟。吃过米线还可以尝尝蒙自石榴，自从吃过蒙自石榴后，我对其他地方产的石榴不再有兴趣，此乃实话。
我的N座城市（七）
十八、大理。
通常所说的大理其实是下关，真正的大理还要再坐两小时汽车才到。大理古城是古代南诏国的都城，也是我见过的最干净的城池之一，这多少得归功于白族住宅和其设计的公共下水道。整个老城建在苍山脚下，坡度很大，许多街道都是陡上陡下的，白族工匠根据这个特点，修建了大量排水沟，将苍山上的泉水引进城内，街道两旁的水沟时刻都是流动的，发出哗哗的水声。水沟用鹅卵石铺成，很结实，街面是石板路，白族民居多半也是用石头建的，下一场大雨，整个城市干干净净，感觉一尘不染。记得一天夜晚吃饱喝足，那是真正的吃饱喝足——吃了大盆的酸菜鱼，还有银鱼煎蛋，炒饵块，喝了海碗的当地米酒，摊下来一人才花了十多元，醉眼朦胧走在古城一条石板小路上，头上是一轮皎月，天空蓝得如油画一般，恍然回到了北宋。
有件事一直让我纳闷，同样是在云南，洱海之所以叫洱海，据说是因为形状像耳，可轮到饵块时，却跟耳无关了，那饵是诱饵的饵，就是引诱你忍不住想吃的意思。饵块一大坨，用米做的，可以切片、丝加佐料炒着吃，也可以烤了沾酱吃，大理街头这样的摊子很多，当地人乐此不疲。其实原料和做法都简单，往往越简单越有风味。洱海是高原湖泊，养育了南诏文明，如果说桂林的城标是象鼻山，那么大理的城标就是湖边三塔了，有塔就有信仰，在一个地方看见塔，心会忽然变得沉着，好象那塔是漂泊路途上一根定海的针，何况人家大理有三根呢，难怪那里的人看上去沉稳。可能有人会说我们大城市也有塔呀，有电视塔，比石塔还高呢。那没用，如果你的信仰在电视塔上，自然会活得如丧家犬般惶惶然。
有个浪漫的成语叫风花雪月，据说这几个字的出处在大理呢。大理人有条著名的字谜：虫入凤窝不见鸟，七人头上长青草，细雨下在横山上，半个朋友不见了，打的就是风、花、雪、月四个字，这四个字被称为大理四绝，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我只见到了洱海月，也是无意中见到的，租了一只木船到洱海中央漂，那海真够大的，海天一色不见边，边漂边吃鱼，漂着漂着，吃着吃着，天黑了，看见了洱海的月亮，于是我相信生活在内陆的人，也能写出海上生明月这样的诗句。南诏国最出名的传说是孔雀公主，这传说传到当代，出现了一个跳孔雀舞跳出名的白族舞蹈家，叫杨丽萍，用手指做出孔雀的脑袋，模仿孔雀的各种姿态，动作多半是原生态的，超越了古典的繁琐，也没落入民间舞的土俗，炫出了一点简约美。
十九、丽江。
去丽江那年，当地还没航班，公路七弯八拐的，早上天没亮从大理出发，到丽江时天黑了，天空一片深蓝，风凉凉的，吹着当地人身上的披肩。丽江是一个有点鬼蜮的地方，光看东巴文字就能意识到这一点，许多象形文字都会出现一只眼睛，或者眼睛一类的图形。有次路过一个集市，一个背着孩子的纳西族妇女，用鹰一般锐利的眼睛盯着我，不知道是不是代表神圣的佛，看见了我灵魂中的哪颗污点？纳西族信仰东巴教，东巴教有自己的佛。还有一次走在四方街旁边的一条巷子里，忽然看见房屋的缝隙间跑过一条狗，随后出现了半张脸和一只少年的眼睛。那时去大研的外人还不多，难免会引起好奇，如今情形大概反过来了，成群结队的人呼啸而去，好奇的眼睛包围着戴花头饰的本地人。说到服饰，免不了要说到纳西妇女的“披星戴月”，人家是把星星和月亮绣在披肩和头巾上，做装饰用，好比汉族妇女在衣服上绣一朵荷花，而这个词到了汉语里，成了辛苦的意思，头顶星星和月亮干活。
去虎跳峡时车绕石鼓，远方也不知道是不是高黎贡山，耸立在澄明的苍穹下，有神的感觉。这里阳光足，落差大，植物资源丰富，峡谷人迹稀罕，成为洋人来华探险的首选之一。峡口有一家小客栈，给过客提供面条、蛋炒饭之类简单的伙食，老板娘拿出一个本子给我看，说上面全是客人的留言，称赞她的饭菜做得好。我接过本子翻了翻，果然都是留言，有英文、法文、德文，有的还画了简单插图，比如一张笑脸，一匹马，要说全是称赞也不尽然，也不符合西人性格，有个留言就说这家的面条不好，建议不要吃。老板娘一听大怒，当即把那页纸撕了，说看来老外的话也不能信，走的时候都说得好好的呢，要为我写几句好话！我说我写几句吧，用英文胡诌了几行字，说吃了人家的就要说人家的好话，要不进峡谷会被老虎吃了的，这里的老虎最爱吃洋鬼子了云云。讲给老板娘听，大家哈哈大笑。
峡谷里其实早没老虎了，只有马，好多马，叫马帮。我从小跟马不熟，跟什么牛呀羊呀也不熟，城里没这些东西，所以对动物的习性没把握，连猫都没养过。那天进了上虎跳，正沿着蜿蜒的小路走着呢，风呼呼地响着，偶尔掉下来一块石头，呼啦啦滚下山，溅起一朵水花。头顶乱云飞渡，玉龙雪山忽隐忽现，用望远镜细看，可以见到冰川的裂纹。刚拐过一道弯，就见前面浩浩荡荡过来一长溜马队。
想想看那路本来就窄，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躲都没地方躲，一路上都是小心翼翼在走，真没想过会与马帮狭路相逢，况且我背上还有背包，马背上还有盐呀布呀什么的，大家都不轻松。我见前面有个地方稍微凹进去，连忙到那紧贴崖壁站稳。一匹匹负重的马从我身边走过，发出悦耳的铃铛声，有那么一瞬间，我想到了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里的插曲，但一动也不敢动，真担心哪匹马看我不顺眼，一撂蹶子把我踢进金沙江喂鱼。等到马帮走过，我承认其实马的性格是温顺而细腻的，我的担心是无知的表现，它们的蹄子在崎岖的路上行走，如同人的手指在钢琴上弹跳，出现差错的概率是很低的。丽江是茶马古道路线的一条分支，现在残余的马帮，只是给大山深处的人家驮驮生活必需品罢了。
我的N座城市（六）
十五、腾冲。
去腾冲前，我对这个地方很陌生，只是读史才知道，抗战后期这里曾进行过激烈的攻防战，全城被炮火毁灭，是中国军队从日本人手里夺回的第一座城池，城郊有国殇墓园，里面埋葬了近万名国军将士。由于滇西抗战与共产党毫无关系，1949年以后很少被人提及，那段悲壮而惨烈的历史一度被尘封。时间证明这是狭隘的党派意识在作怪，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不利的。腾冲产玉，又有缅玉加盟，被誉为翡翠之都，为了反抗日本人的奴役，在飞虎队的轰炸中化为烟尘，与六千日寇同归于尽，真正做到了玉碎。据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人掀起一股寻根热，认定云南是他们祖上的地方，纷纷来云南东跑西探。笔者倒是很怀疑，他们来云南不是想寻根，而是想寻找当年战死日军的尸骨。
我那次去墓园是下午，下了一点雨，印象深的景象有二，一是时任县长张问德的《答田岛书》，在回应日军的劝降时，其中有这样字句：“……余所能供献于阁下者，仅有请阁下及其同僚全部返回东京。使腾冲人民永离枪刺胁迫生活之痛苦，而自漂泊之地返回故乡，于断井颓垣之上重建其乐园。则于他日我中国也不复遭受侵凌时，此事变已获有公道之结束时，且与日本已恢复正常国交关系时，余愿飞往东京，……且必将前往靖国神社，为在腾冲战死之近万日本官兵祈求冥福，并愿在上者苍苍赦其罪行。”当中蕴藏的力量，比简单的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知强多少倍。张县长当时已60多岁，被国民政府誉为“五百沦陷县县长之楷模”。二是国殇墓园的一个角落，居然有几座日本人的矮坟，所谓倭寇倭寇，连坟都是矮的，叫倭冢，这大概是受岳坟里秦桧跪像的启发设置的，有永远匍匐于国军脚下的意思。
说起来最早出国谋生的云南人，当为滇西人，腾冲有个侨乡叫和顺乡，许多人经由瑞丽出境，穿越性情温和的缅人和克伦人居住区，往东南亚和日本留学经商，慢慢形成颇具规模的同乡体系，19世纪末有人托马帮给家乡带回著名的富兰克林烤炉，这种烤炉十分先进，上海租界都难得一见，我在和顺乡的一家旧民居见到一台。在风行出国的今天，不少云南人还把东南亚做为首选呢。这里的温泉也有名，当地人叫热海，富含硫磺和硝矾，冒出的蒸汽呈黄色，尤其是硫磺塘，“其色浑白，从下沸腾，沸泡大如弹丸，百枚齐跃而有声”（徐霞客语）。当地人喜欢在温泉下游沐浴，据说可以驱百病。温泉眼周围的水域是无法沐浴的，通常有 6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最高的达90多度，常年翻滚，雾气缭绕，就近拍摄会粘湿镜头，鸡蛋扔下去就熟。文革期间曾有黄牛跌落泉眼，不消几分钟就煮散了。
如今滇西远比周边国家富裕，除了旅游者和毒品走私分子，一般不再会有人越境潜逃，相反从境外过来做小买卖的缅甸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倒是不少，此外大量邻国资源源源不断运回国内，在通往猴桥口岸的公路上，可以见到络绎不绝的载重卡车，由西往东进发，车上装载的全是缅北原始森林里砍伐下来的千年原木。
十六、瑞丽。
如今瑞丽这个名字，被一本杂志霸占了，好象瑞丽是指一本关于时装的印刷品，其实不是的，那本杂志只有几年历史，真正的瑞丽在云南，是一座明朝时就设有宣慰司的边境城市，所谓宣慰司，就是安抚少数民族的政府机构，在云南边境有好几个，有的地方甚至直接用什么什么宣慰司做地名。瑞丽地势比较低，汽车从腾冲过来时一路下坡，明显感觉进入河谷地带，空气变得湿润起来。20世纪初这里有个刀姓傣族土司，去新加坡经商，见种橡胶有利可图，而自己家乡的气候也够暖和，于是引进橡胶树苗，在大盈江流域广泛栽种，形成了大片的橡胶林，可是运气不好，没多久日本人来了，橡胶园被日军砍伐毁灭。同行的朋友是当年的成都知青，曾在此插队，他说到了70年代，这里又开始栽种橡胶，在版纳和潞西也栽种成功，云南成为仅次于海南的橡胶生产基地，不过知青回城后，橡胶园再次衰落。
边门缅甸一侧，有许多南亚面孔的妇女儿童，头顶水果篮向人兜售。对面叫南坎，原来是缅共武装的地盘，缅共解体后被掸邦武装接管。往东不到一百公里，就是今年打仗的果敢地区，那片土地原属中国，1897年与英国谈判后划到缅甸那边去了，土地上的人据说多半是南明残兵的后裔，明朝覆灭后不再回来。当年南明的永历皇帝被吴三桂一路追杀，逃到这么遥远的荒山野岭还被捉回去勒死，想想也怪可怜的。云南的西边与缅甸接壤，一道麦克马洪线从西藏划过来，留下了很多隐患，除了果敢，片马、江心坡、野人山（抗战时中国远征军曾穿越此处转往印度，结果伤亡惨重），包括南坎都有争议。瑞丽出境到木姐，然后是一条黄尘滚滚的公路，别小看这条路，一百多年前南坎是中国领土，后来英国人修了路，以这条路为理由，说要“永租”南坎，随着1957年中缅边界协定的签定，成了缅甸领土。南坎除了庙和小和尚比较多，其余跟中国没什么两样。我看见一队小和尚端着脸盆，嬉嬉笑笑地走过，不似这边的和尚，总因为万念俱灰才出家，脸上总有那么多愁苦。
在瑞丽的东边，有个口岸名叫畹町，这语言节奏有点像琼瑶写的那首歌：有个姑娘名叫婉君。读过点历史的人都知道，畹町是当年滇缅公路出关的地方，因抗战声名远播，一度非常繁荣，虽然人口不多，但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升格为市，成为全中国最小的市，也造就了一批富裕边民。此后形势发生变化，边贸的中心由畹町转移到了瑞丽，畹町的地位一落千丈，口岸一片萧条，我在口岸附近的街面上转悠时，街上没几个人，转到一条巷子里，看见一户人家门口贴着一副对联：娇女勿撒娇当陪有志英勇，掌珠今离掌望做贤良佳妇。估计这户人家近日嫁女，嫁给了守边关的军人。
其实瑞丽才是滇西与外界联系的真正通道，古时候的南方丝绸之路，就是由瑞丽出境通往南亚的。据说清朝使臣曾在印度看见中国瓷器和丝绸，当时大为不解，因为与印度并没有通商，后来顺着来路了解，才知道是马帮从腾冲、瑞丽运出来的。当年大理农民起义，一度想独立为国，曾派特使出境往伦敦，试图争取英人的承认，但未获成功，特使出境的路线，也是马帮引导的。说到马帮，在写到丽江时，我会叙述与马帮的一次面对面遭遇。陈毅那首“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的诗，里面提到的江，当指瑞丽江。
十七、芒市。
芒市又叫潞西，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州府。一般人说起傣族，自然会想到西双版纳，其实德宏的傣族也很有特色，他们把住在河谷的叫水傣，住在山地的叫旱傣，当然这种区分只有傣家人自己分得清，我们是看不明白的。对面是缅甸，据说景颇族与对面的克钦族，傣族与对面的掸族是同一民族，跨边境的亲戚多得很。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居住在泱泱大国这边的同种同胞，因内乱互斗，居然穷到逃往蕞尔小国的亲戚那边讨吃的，说起来真是耻辱。芒市满街都是穿民族服装的人，这里地处偏僻，旅游业还不是太发达，衣服穿在身上首先是为了自己舒服，其次才是给人看的，所以显得格外自然，就跟盛夏时，上海或武汉的汉人穿背心拖鞋上街一样。
在亚热带雨量充沛的地区，树木充分显示了力量，芒市树多塔也多，说芒市离不开树包塔，所谓树包塔，是指两百年前从一座佛塔里长出了一棵榕树，那树渐渐伸展开，把塔包裹在里面了。榕树被称为佛树，如许多少数民族一样，傣族对大自然是有敬畏之心的，尤其对佛塔周围生长出来的树木，视为有灵性的生命，努力加以保护，所以才形成这样的景观。关于热带雨林的树木，还有比树包塔更震撼的呢，我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见过一幅吴哥窟照片，巨大的树根如流泻的岩浆，将一座古代建筑紧紧缠住，那建筑是石头垒成的，也够结实，没被树根捏碎，换了现代建筑，估计早成碎片了。树包塔在一座小学内，对每天络绎不绝的游客，小朋友们已经见怪不怪，看见这么多人从遥远的地方来，满脸惊奇地围观学校里的这座塔，大概内心是很骄傲的，估计学习成绩应该很好吧。要见识树的力量，还可以去看独树成林，一棵榕树浓荫蔽日，长出许多垂挂的气根，气根落地后如蟒蛇盘踞，生根成为新的粗大树干，继续往外蔓延。一棵榕树长成一片树林，这在德宏州不少见。除了傣族，德宏还有景颇族，景颇人喜欢吃舂菜，把蔬菜和肉舂在一起吃，吃不出是什么菜和什么肉，有一种粘粘的香味。
在芒市看过一场民族歌舞秀，歌舞本身很平常，无非踢踢腿，扭扭腰，但当身着鲜艳服装的表演者，一边有节奏的拍手，一边从我身边走过时，我有点发愣，她们一个个面若桃花，貌似天人，真的非常漂亮。大家都知道泰缅一带产人妖，就是相貌清秀的小男孩，从小吃变性药，长大后身段曼妙，皮肤光滑，变成了妖冶的女性。说变成女性是不确切的，她们的容貌和身材都很女性化，胸脯也高高隆起，但生殖器官还是男性的，英文把她们叫做ladyboy或者shemale，就是把两种性别的称呼糅合在一起，译作她他或者他她或许更合适吧。除了变性药，我想这跟泰缅盛产清秀男人也有关系，这边的男人不怎么长胡子，许多男孩子15岁以前，相貌跟女孩也差不太多，外表变性相对比较容易。
有一次在南坎看人妖表演，散场后几个窈窕的shemale过来跟大家合影，我走开了，不想没走多远就被其中一个美人盯上。她的上半身是裸露的，戴着网眼状的胸罩，步态婀娜来到我面前，轻拍我的肩膀说，照一张嘛。说的是云南口音的汉语。我这人并不保守，如果她不说话，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可她一开口，什么都没了，声音低沉粗糙不说，我还看见了蠕动的喉结，反差太强烈了。扯远了，还是说在芒市看歌舞秀的事吧，我自被那人妖拍过肩膀后，有那么好几天，丧失了对女性美的鉴赏力，现在一下见到这么多美丽姑娘，不禁有点疑虑。我问随行的朋友：景颇族姑娘怎么这么漂亮，以前没听说呀，不会是人妖吧？朋友答犯傻了吧，人家是州歌舞团的演员，千挑万选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