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峰

陈庆浩先生，1941年生于香港,法国巴黎第七大学东方学博士,现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早年主要致力于《红楼梦》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主要致力于汉文化整体研究和域外汉文小说的整理和研究。他与孙逊先生主持整理了《海外汉文小说全集》，其中的越南卷近期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汉文小说的整体研究
　　您是怎样开始整理域外汉文小说的？
　　陈庆浩：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提倡汉文化整体研究，其中的一个具体项目就是汉文小说的整体研究。中国当然是汉文小说的大宗，但除此之外，越南、日本、朝鲜都有很多汉文小说。源于东方文学的传统，汉诗文更加受到重视，而相对轻视小说，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不但中国如此，在域外的越南、朝鲜也是如此。在此影响之下，很多古小说的抄本、稿本流失很厉害，整理和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小说是文学的一个重要门类，所以我们特别提出做汉文小说的整理和研究。汉文小说最重要的产地当然是中国，不过我们现在也注意收集越南人、朝鲜人、日本人、琉球人用汉文创作的小说。除此之外，还有西方传教士小说。过去我们根本不注意他们的工作，其实传教士也有

李零

子贡墓

明《改正先贤黎公墓祠记》

李零读碑

　　历史上，很多“正统”原来都是“异端”。不仅孔子是这样，佛陀和耶稣也是如此。怀疑“正统”，批判“正统”，常把“异端”变为“正统”，但可惜的是，坐稳了“正统”的“前异端”却常常容不下其他“前异端”，更容不下继起的“后异端”。

　　《论语》很有文学性，可惜是个破碎的故事。
　　读《论语》，我们都知道，孔子的学生，颜渊、子路最重要。颜渊是孔子他姥姥家的孩子，孔子最疼，常夸。子路好勇过人，性子急，脾气暴，常挨老师骂。两人形成对照。他们俩，你更喜欢谁？我更喜欢子路。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那是谁？那就是子路。

梁文道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并不只是一位作家独特工作方式的剖析，还是关于跑步的沉思，村上春树的修行自述。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日]村上春树著施小炜译南海出版公司2009年1月第一版198页，25.00元

　　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反正我对村上春树就是提不起劲。第一次读他，是《遇见100%的女孩》以及《听风的歌》，也许是因为和自己心目中的日本小说相去太远（那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我还在如饥似渴地读着川端康成），我很难把握他那种轻飘飘软绵绵的虚无。到了《挪威的森林》，我就干脆彻底放弃。尽管他越来越受重视，差一点就要拿到诺贝尔文学奖；尽管身边很多朋友都说：“你至少该看看《海边的卡夫卡》，它会完全扫掉你的偏见。”可是我依然固执地保持距离，就像避免一种可能美好的瘾癖。

　　多半是我太矫情，由于厌倦那一阵子人人都说村上春树

黄昱宁

无论如何，只要事关杜鲁门·卡坡蒂，读者与论者似乎都习惯于追问一句“真”与“假”的问题，习惯于站高一层台阶，审问这位以自恋和做作为标签的名流作家的内心。
　　
　　
　　《圣诞忆旧集》
　　[美]杜鲁门·卡坡蒂著
　　潘帕译
　　译林出版社
　　2009年1月第一版
　　251页，24.50元
　　
　　想到杜鲁门·卡坡蒂（Truman Capote，1924-1984），影像竟总是先于文字从记忆的黑屏上冒出来，那两张经典肖像横竖绕不过去：
　　其-，1947年，二十三岁的卡坡蒂在蓝登出版其“第一部”小说《别的语声，别的房间》（这种说法直到2005年才被修正，实际上，新发现的《夏日十字路口》才是他真正的处女作，但他本人在世期间强烈抗拒提及此书，并宣称早已将其销毁）。在《语声》的护封上，卡坡蒂一身方格马甲，额头挂着刘海，斜倚在沙发上以眼神弑人。时任蓝登掌门的贝内特·瑟夫对于这帧肖像的宣传效果满怀信心，但他绝对想不到书还没出版，这张照片已经登上了《生活》杂志，且占去了整整一版。“那是杜鲁门自己张罗的，”瑟夫悻悻地在回忆录里写道，“我至今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李公明

《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加]卜正民、施恩德编陈城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4月第一版313页，43.80元

　　本书无论在理论上或个案研究的具体细节上所具有的深度和敏感性，会产生使人炫目之感。

　　学术界关于“民族主义”概念的界定据说有两百多种，而有关民族构建的问题在理论上的众多观念更是充满了复杂的因素和矛盾的难题。但是，无论如何复杂与矛盾，所有这些观念的真实价值--如果它们的确具有的话，都应该是对于民族构建的历史过程与未来前瞻的理解有所帮助；尽管这些历史与未来叙事也必然会充满令人困惑和难解之处，但是所运用理论与历史情境的匹配是研究者力图实现的目标。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概念与学说源起于西方，具体来说是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欧洲；霍布斯鲍姆认为现代民族主义是一个以法国大革命为契机的近代现象。而对于亚洲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较流行的观点是“挑战-回应”论，即认为作为后发的民族主义，亚洲人的民族主义情感与意识是在西

章可

《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美]卡尔·瑞贝卡著高瑾等译三联书店2008年10月第一版278页,25.00元

　　卡尔此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提醒我们，要探寻十九到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更要注意那些在当时世界竞争中同样受屈辱的，甚至遭淘汰的国家，是如何在晚清中国的言论里出现的，是如何刺激中国诞生出一种新的民族主义的。

　　“民族主义”对于很多研习中国近现代史的人来说，是一个不太愿意去碰的词。一方面，它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往往不经意间都能发现到它的踪迹；另一方面，它牵涉众多，歧见纷纭，谈论它需要特别的小心翼翼。倘若真的无法绕开，很多人宁愿选择用“爱国主义”来替代。然而，“国”与“族”毕竟

蔡志栋

《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萧功秦著新星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462页，42.00元

　　虽然章太炎说“要之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这番话，我们却不能把他看作是专制主义的拥护者。他无疑也批评代议制式的民主，也就是间接民主，但是他事实上主张的是直接民主。

　　一
　　1914年1月7日，章太炎“身穿一领油烘烘的羊毛皮袄，脚踏一双土埋了似的破缎靴，手擎着一把白羽扇，不住的挥来挥去，又有光华华的一件东西，叫做什么勋章，不在胸襟上悬着，却在拿扇子那一只手大指上提着”，一摇二摆来到大总统袁世凯府门前，大骂袁氏包藏祸心，想要做皇帝。不料还是政治斗争经验缺乏了一点，被袁世凯的手下轻轻一哄，就骗到龙虎胡同软禁了起来。随后迁移到龙泉寺。一关就是三年。这就是发生在章太炎身上除了“苏报案”之外轰动海内外的另一件大事。无疑，章太炎到袁世凯家门口大骂，显然比抽象的全国人民的指责声更能显示时代氛围以及个人心性的。
　　章太炎大概难以预料，很多

袁志英

这本书讲述了德国1933年5月10日那个火焰冲天的焚书之夜前前后后的故事。

《被焚之书的书》[德]福尔克·威德曼著Kiepenheuer&Witsch2008年版

纳粹追随者们在焚烧被视为带有颠覆和反日耳曼倾向的书籍及小册子。

　　德国大诗人海涅说，“哪里焚书，哪里也会把人扔进火堆。”书遭殃了，人也不会幸免。秦始皇焚书坑儒，焚书和坑儒是连在一起的。
　　去年德国有一本书，引起相当的轰动，已经连出三版，名字叫《被焚之书的书》（Das Buch der verbrannten B■cher）作者是福尔克·威德曼（Volker Weidermann），写的是德国1933年5月10日的焚书事件。该书第一次讲述了那些被焚之书作者的生平往事；讲述了那天夜里所有被焚之书的故事；讲述了那个火焰冲天的夜晚前前后后的故事；那些书、那些人、那些事，没人讲述，就会湮灭；这是一部让人不要忘却的

乔纳森

《纽约书评》2008年12月18日号上登了一篇古典学家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的评论，评的是三本关于恺撒（或作凯撒）的新书：丹尼斯·费尼（Denis Feeney）写的《恺撒历法》（Caesar's Calendar）、菲利普·弗里曼写的《恺撒传》（Julius Caesar）以及玛丽亚·威克写的《西方文化中的恺撒》（Caesar: A Life in Western Culture）。玛丽·比尔德现今在古典学界的地位不容小觑，她随便一挥斥，那些挨了批评、受了冷遇的年轻学者恐怕会吃不消。

　　文章题目叫《与恺撒同游》（Cruising with Caesar），开头即紧扣这个“游”字。公元前47年春，恺撒携新情妇克莉奥帕特拉，乘游船在尼罗河上观览，一游就游了一个月。比尔德说，这段韵事史不绝书，小说、电影、绘画也反反复复地表现，威克的著作中曾提到，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欧洲描写恺撒与克莉奥帕特拉艳史的歌剧就有不下五十出。不过，在风流之外，此次巡游是否还有别的目的呢？隋炀帝的龙舟，三下江南，应该不止于个人享乐，还有扬国威、抚民心的作用。弗里曼的《恺撒传

李日晞

余嘉锡先生的学问无比渊博，而人们说，最难得的是他的态度又是格外的谦虚。其名著《四库提要辨证》纠正了纪晓岚等四库馆臣无数的错误，但他在书的自序里却说：
　　纪氏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为《辨证》也易。何者？无期限之促迫，无考成之顾忌故也。且纪氏于其所未读，不能置之不言，而余则惟吾之所趋避。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滿，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決也。
　　这段话自《辨证》问世以来，学界征引者不绝，都以此为例不厌其烦地教育下一代，要他们戒骄戒躁，学习余先生这种足以垂范的治学态度。我听一遍、看一遍就感动一遍，心想前辈真是高不可及，要是我能找出古人这么多的疏漏，不提会有多狂呢。相比之下，真是自惭形秽。最近，与余先生同样博雅的蒋寅先生旧话重提，在《金陵生小言》里将这番话誉之为“学者于他人之书、于批评应有之胸襟与气量”（见10月26日《东方早报》），又使我们年轻人醍醐灌顶般重温了余先生的这段名言。
　　我近来读书，也侥幸陆续发现了古人的一些谬误，正好可以敷演成文，凑满学校给我们研究生下达的论文指标。但不知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