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预感到传播学在教人吵架——尤指优雅地吵架方面会很有建树的，所以这次是（1），……
                                                  ——题记
    吵架当然是门艺术，吵架可不等于骂街。19世纪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提出了思想自由的道德原则：一切意见应当允许其自由发表，但在方式上须有节制，不能越出公平讨论的界限。我觉得其具体内容可以视为优雅的吵架的前提和原则，特录如下：
    一、防止似是而非的论证、对事实或论据的压制、对案情的各项因素举陈错误、或者错误地表达反对意见；——吵架的人自己得会说话，口齿清楚，语句通顺，逻辑清楚。
    二、防止谩骂、讽刺、人身攻击以及诸如此类的态度，为了真理和正义的利益，限制使用辱骂性的语言比限制使用其他武器重要得多。每个人，不论他自居于辩论的哪一方，只要在其声辩方式中缺乏公正而表现出情绪上的恶意、执迷和不宽容，那就要予以谴责；——不能一吵起来就恼羞成怒、出口骂娘。
    三、每个人，不论他持什么意见，只要他能够冷静地观察、诚实地说出他反对的意见，既不掩藏足以伤害他们相信的东西，也不夸大为他们辩护的东西，那就要给以应得的尊敬。——这有两层意思：第一即使我们吵赢了，如果对方做到了冷静观察、诚实表达，我们还是得尊重对方（甚至珍惜对方），有吵架才有碰撞，有碰撞才有影响力；第二如果我们吵输了，但我们做到了冷静观察、诚实表达，我们也就是值得尊敬的，不要气馁，再接再厉。
    具体操作请参看韩寒博客：http://blog.sina.com.cn/twocold。
    密尔说：这就是公众讨论的真正道德，是思想自由不可缺少的。在精神奴役的气氛中，可能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却永远不会有智力活跃的人民。
    谨以此与广大吵架爱好者共勉，并向当今中国无冕的优雅吵架王——韩寒致敬！

         
    记得冯友兰先生说过这么一句话：人往往要说很多话，才能归入潜默。
    我时常想到这句话，觉得这句话不经意间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传播”的一种传统内在倾向——潜默。
    这里的“传播”，英文是“communication”，意在交互的沟通，但是中文的“传播”常给人一种单线传播的错觉，这是需要说明的。外国人对中国哲学家们有两种很表面化的印象，一种是急功近利的政治家，一种是归隐山林的松下圣人，这当然是有失偏颇的。可是巧合的是这两类人在传播中都有一种特性，就是只把自己想说的说给少数的人听。政治家想把治国的谋略说给皇帝听，或者有望成为皇帝的人听；圣人则把话说给诚心求学并有悟性的人听，再不然就归于潜默了——心性上的修为是不必也无法用语言来述说的——尤其是后来儒释道三家的交相影响，更是什么都“不可说”了。
    为什么不说？
    首先，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相信每个人都是可以被启迪的。即使是收了弟子三千的孔圣人，也不过是迫于家族的式微，他是“沦”为儒士的。他的教育旨在恢复周朝时的伦理纲常，他对他的现世失望，期望回到过去。他对弟子的因材施教与其说是他看到了弟子的长处，倒不如说他看到了弟子的不足——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位中国哲学家中与“传播”结缘最早、影响也最为广大的圣人的传播内容、传播途径、传播目的都表现出一种“狭隘”。这种“狭隘”当然可以解释为历史的局限性，却引发了另一个问题：这是否也成为了历史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信任普罗大众们的理性。这种不信任在西方早期的文明里也同样存在，柏拉图也认为只有“哲学王”才能统治“理想国”，而西方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就开始冲破这种不信任了，自此西方文化树立了对“每个人都是有理性的”这一观点的信奉。而中国的这种不信任却弥漫在整个中国漫长的文化传承里，直到清末受到一定西方思想启发的维新派痛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统治者“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时，这种不信任才被撬开一点缝隙，此后数百年不断有人想将这一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撬动，但直到今天，这种努力地成果依旧是有限的，甚至微小的。
    其次，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习知识的目的是成“王”成“圣”。要么成为拥有权力的“王”，要么成为与世无争的“圣”，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学习知识修炼自己的两个主要的目的。这一点上，儒家指出的道路看起来甚为完美——内圣外王（这也是儒学为何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占主流的重要原因），内心保持慎独、宁静、至善等崇高的心灵境界，外在却懂得谋略、把握中庸，获得权力，享受福利。且不论是否真的有办法达到这种境界（即使达不到，也有一系列诸如“知命”、“顺天”等理论来解释，支撑你继续尽自己所能的执着的走下去），这种成“王”成“圣”的人生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说话。想成王者，必然要全身投入在权力的争夺与厮杀，即使是有了“开民智”的想法，也不过是谋略里为自己加分的一步棋，很难有普世的价值可谈。想成圣者，在某种程度上对启迪民众的贡献要大些，因为在他归入潜默之前，他是得不断争论、说话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的，他需要群体的肯定来支撑自己的正确性（这一点即使是飘逸达观如庄子者，也未能避免）。可是中国的哲人们有种奇异的本领，当他们觉得自己的内心不可战胜了的时候，他们就归入潜默了，而且内心里的归入潜默通常还表现为行为上的归隐山林。道家及受道家影响的哲人们在这一点上表现的较为明显。至于后来佛教的传入，更是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这些的特质的延存。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之所以一直用中国古代的哲人们来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事，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对应到古代，也只有哲人们能对应的上。但我们还得明确一点，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哲学家，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并没有“哲学家”这种荣誉称号，他们也就并不特意为“哲学家”的称号而做出努力，更不用说特意为“传播”做努力了。他们个人的摸索、领悟的过程及其结果，都是值得我们思考并尊重的。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西方来华传教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1795年，英国第二个海外传教组织“伦敦布道会”创立，1804年，设立了中国布道团，并选派了该会的马礼逊来华传教。这个事件更大背景是英国的福音派复兴运动，而“社会关怀”是这场运动的关键词，简单的说，就是引导众生信教、传播主的恩泽、改善穷人的生活。
    但是马礼逊被记住更多的是因为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锋之初，站在历史浑水里的第一个外国人。我用“交锋”，是因为西方文化在那时第一次刺痛了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中国人第一次意识到在中国之外还存在文明，并且这个文明可能比自己的更高。我用“浑水”，就因为这“交锋”，刺痛带来的是一整个时代的动荡不安与深重苦难。马礼逊是在1807年9月绕道美国到达澳门的，英国还没用用船坚炮利撬开大清紧闭的国门，马礼逊此时在中国人眼中是奇形怪状的“外国人”，是莫名其妙的“蛮夷”，中国政府并不允许他在中国进行传教及出版活动。
    而为更多人所不知的是，身为传教士的马礼逊不仅得不到中国政府的支持，更为英国代表商业利益的东印度公司所敌视，使得初来中国的他深陷尴尬之地，不得不隐瞒自己传教士的身份，甚至不得不自称是美国人。但是马礼逊被许多人记住了，因为他在中国境内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使基督教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到中国；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成为以后汉英字典编撰之圭臬；他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为第一份中文月刊，在中国报刊发展史上位居首尊；他开办“英华书院”，开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之先河；他又和东印度公司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馆，首创医药传教的方式。很难想象，他是在何等坚定的信念下完成这些卓越的成就的。
    在马礼逊之后，仍旧有许多人带着传教的理想来到中国，而他们也几乎都为中西方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他们是谁呢？他们在历史上的足迹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他们是否是高贵的呢？

    人大出版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第一版中，马礼逊出现在第二章第一节第一个条目“《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及其时代背景”中。书中以极简省和客观的语言介绍了马礼逊及其助手威廉·米怜创办这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文化报刊的过程，丝毫没有提及他们的贡献也并没有对他们作出任何评价。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很疑惑：在这风平浪静的一页字背后，具体到一个时间一个空间里的一个马礼逊，他待在中国的二十七年，是怎样沉着传奇的二十七年呢？历史本该给予他更高的关注与尊重。可是，传播学中的“集体遗忘”在这里似乎起了作用，有多少人注意并铭记了这些虔诚的基督徒们的高贵呢？回想起来，也不过是第一批来华的外国人，是“与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和扩张同时进行的”，“他们宣传基督教和西方文明，企图以西方模式改变中国人的头脑，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将中国逐步推向殖民地的道路。”
    让我高兴的09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第二版中，对马礼逊们的描写字里行间多了一分尊重。第42页上写了这么一句话“而对于大多数传教士自己来说，促使他们东来传教的最主要动因却不是殖民侵略而是宗教改革引发的海外传教理想。”我非常欣喜，看到了作者们对这些远离了自己的故乡来到异乡为自己的理想执着了一生的人的尊重。

    在我心里，这样的人是怎样的高贵啊。而我最喜欢的凤凰卫视也在暑假时就这些站在历史浑水里的西方人做了一系列的节目，果然是我非常尊重并喜爱的电视频道啊。点此看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之西风东渐近代中国的西方身影。

 

   
    会不会出现一个帮助人类分类处理信息的瓦力？
    阿帕特的发明者大概没有预见到信息有一天也会和浓烟、塑料袋一样成为工业生产的衍生垃圾，同样也对人类的生存环境产生很大的困扰。我们的地球上有数以万计的人从事着清理垃圾的工作，却还没有人从事清理垃圾信息的工作，相反，有数以万计的人每天制造信息垃圾。
    信息有其独特的属性，尽管在对其定义时有着种种争议，在这里暂且浅陋地将其理解为一种独特的物质，它的产生、存在、消失、所能起到的作用和影响与人们的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信息社会到来之前人类对于的信息的态度是“不断的需求”的话，那么现在我们的态度已经转为“不断的选择”。国外的学者早就提出“机器代理人”的概念，这样的一个机器可以帮助人类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各种信息，毫无疑问，在数字化的世界里，机器要远比人更善于寻找信息，最好的例证就是我们现在日常使用率非常高的各类搜索引擎。但是机器需要人的指示——如同我们需要在搜索引擎里输入关键词——我们怎么能保证我们给出的是正确而有效的指示呢？
    这时遇到的问题大概如同在网上书店购书时遇到的问题，举当当网为例，在几次交易成功后，系统会记录下你的购书种类、方向，再次选择商品时系统就会就其记录向你推荐新书。在大型的活动时也会E-mail一份符合你购书品位的书单给你。这就已经在一定意义上充当了机器代理人的角色。这样的信息处理一直循环下去的结果就是购书人始终在购买同一种类型的书。当然，我们熟知“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在买书的问题上影响我们的因素很多，我们大约能很容易拒绝机器。但是当信息量越多，也当我们对机器的依赖到了更高的层面时，我们还能不能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发现并利用规律”而不是受规律制约、控制甚至奴役呢？
    会不会出现一个帮助人类分类处理信息的瓦力，既懂得压缩垃圾，也能识别魔方、刀叉、La vie en rose或者文胸等的乐趣？我期待有，又害怕人类真的拥有之后，会扔它一个人在信息世界里，沉默不倦地孤独地工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