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书博会，很多有关30年的书被迫切地推到人们面前，其中比较难忘的是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书中记载了1978—1992年间的企业变革。但显然，变革不仅仅存在于企业界，企业界很好很强大，但毕竟是给体制改革“扫地雷”的角色，难免多少显得有些急功近利。

　　传媒却不同。有人说它是第三种历史，我宁愿一笑置之，但它确实是独立于正史教科书之外的真实历史。小村的《传媒三十年》很好地暗合了这种“真实”，他独到的眼光、风格化的写作、敏锐的嗅觉，让我们看到了这一段中国传媒发展的起承转合，给30年改革开放，从另一个侧面描绘了清晰的背影。

　　我不喜欢用“三十年”这个词，从心眼里觉得俗，我知道守山也不喜欢，因为在我们讨论题目的时候，他给出的都是些“出格”的角儿。显而易见的是，吴晓波比小村畅销得多，但如果强把两本“三十年”放到一快比较，我只能说吴晓波是搞策划的，守山目前的思想厚度较之无不及。

    2006年夏，在半岛都市报老楼门口邂逅了守山——那时，互相不认识，只是相互浅浅一笑。后来想起来挺有意思，真不愧皆是“沐”齐鲁文化之“浴”成长起来的——不相熟的人

　　西镇里院拆得所剩无几了，虽身在济南，我仍能强烈感受到故乡的沦陷。一个真正意义的青岛正在以脆弱的方式告别，朋友说，他已经没法在青岛继续安静地呆下去了。看了另一个朋友推荐的赵宝山大叔（大哥）的人物专访，更令人感受到一个青岛人的青岛被行政手段迅速地摧毁，一个欢迎有钱人的移民城市正在起来。它受到人们的热烈拥戴，因为它满足了利益调整后的青岛新阶层的要求，但他们不是青岛人，他们只分享了青岛的繁华，却没有怜悯青岛的悲伤。我没有资格鄙视他们，他们手上拿着青岛户口，手里掌握着比青岛本地人更多的财富与权力，他们以破坏的方式“赢得”了青岛，征服了“少女”。他们赢了。我现在是济南人，只能以济南的方式提醒青岛沦陷的进行时。
　　
　　西镇的里院，正在离开我们。它告别城市的方式，再一次证明了文化的脆弱。
　　
　　相对于海关后、四方路周边和老台东这些本土色彩浓郁的民居文化区域，西镇里院文化的移民特征更加明显，自发性冲动也更为显著。1903年左右，随着西镇唯一的有着300多人口的小泥洼村落的搬迁，陆续进入的本地流民和山东各县失地的逃荒农民，逐渐成为了这个荒凉的城市边缘区域的居住主体。在20世纪的

　　最近，总是在网上和朋友探讨人生，人生是什么？这个命题太大，我们解决不了，但是作为逐渐走向成熟年龄段的人，却不能不思考。毫无疑问，太年轻的时候探讨这个问题是虚空的没有价值的，但当这个问题的无法解决已经阻挡了一个群体的前行的时候，它的解决则显得迫在眉睫。

　　朋友说，他经常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而彻夜不能入眠，因为本我与超我的不断斗争，已经令他的价值观产生了分裂，已经无法让他进行正常的工作、正常的交际、正常的思考问题的框架出现松动。

　　显然，我们没有《沉思录》作者来思考与界定人生的便利条件。这些年，我也经历这些价值观分裂的苦恼，现在还在经历，就像站在一个孤岛上——找不到出口，也不知道找出口的规律，只是意识到了应该马上找且找了很多年，还是没找到。

　　价值观这个很虚的东西，已经切实地影响了我们这个群体的前行，是因为我们的前辈们因为意外的政治事件打断了这种延续，哪个人心中没有热血，哪个人的内心又没有正邪，过度的物质生活令我们暂时逃避了价值观的构建而已。最终，看似很虚的东西，总会在关键的时候跳出来阻挡一个群体的进步。于是，朋友开始频繁地抱怨自己的不顺。

　　“青岛虽然是一个摩登都市，究竟是个海陬小邑，这里没有南京的夫子庙，更没有北平的琉璃厂，一多形容之‘没有文化’。”

　　　　　　　　　　　　　　　　　　　　　　　　　　　　　　　　　　　　　　　　　——梁实秋

 

　　受过一些教育或见过一些世面的青岛人，一般都将一句话挂在嘴边——“济南再土也比青岛有文化。”　　那是自然，古人云“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不是信口雌黄。且不拉李白、杜甫、李清照、辛弃疾等大旗做虎皮，更不必论卖马的秦琼演义济南府。

 

　　直至1958年，山东大学整体搬迁济南府，青岛作为短暂的中国激进文化中转站的历史也因此写上了句号。此后30年，青岛以几乎加速度下滑的态势迅速地被文化阵营扫地出门——本地的知识分子集体出走济、沪、京，“实用主义”抬头与传统道德缺位，代表了内陆文化的山东半岛鲁文化与青岛自身形成的海洋文化、东方传统与后殖民主义、全盘西化与东北亚文化之间产生了长达几十年的拉锯战。

 

　　直到1989年，意外的政治事件打断

　　普遍来说，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背井离乡，到远方去寻找幸福，除非他是被迫上路的。

　　　　　　　　　　　　　　　　　　　　　　　　　　　　　　　——亚瑟·史密斯

　　1987年夏天。那时的我，从没想过离开青岛。

 

　　然而，10几年后，在中国追寻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只能随波逐流地“被迫上路”。我们面对故乡的面目全非，面对身心远的距离迁徙，面对欲望诱惑下的各种欺骗、徒劳与失败。

 

　　坐落在永安路岔路口的永安路小学，被成片的法国梧桐紧紧包裹，连同其他不知名的繁茂植物。陈旧的教室组成了一个硕大的四合院，还有那些有趣的老式长廊、残垣上浓密的爬墙虎。旁边是时值青岛工业龙头之一——橡胶二厂“高大”的家属宿舍，或许它只有五层高，却展示出与周

　　三十年后，写今年，一定是小说。

　　因为奥运的激荡，从各都市报到商业门户、地方新闻门户网站的报道气氛来看，盛世真的要来了，它带着比较自私的“中国概念”。

　　从某种程度上说，奥运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果的大汇总，中国人物质生活空前膨胀、而同时精神生活空前虚妄的集中发泄。就象早上收到一个姐们的短信，问女人一生究竟该有多少次真爱，如此奢侈而荒唐的想法，大致只有在激荡的年代能够发生，意义大致是给她正准备展开的婚外情做铺垫。

　　窗外雾色浓重，放眼望，远处的写字楼时而清晰时而模糊。道路川流不息，行道旁的树木，等待接受上帝赐予的美妙序曲。模糊造成的短视，使这个削尖了脑袋想与奥运发生关系的城市看起来更加混乱，而平日里不曾进入我们视觉的细节反倒更加清晰起来。急步走下钢筋水泥的Loft空间，脚蹋在青石板路面蹬蹬作响，板缝里不时洇出湿漉漉的泥，夹杂着土的芬芳，却令人们心生悠然。

　　很多时候，我并不清楚自己想表达什么，总是不假思索地先写上“偌大”的题目，然后开始搜索脑海中的精彩开头，然后迅速起笔、敲打、

　　一　国殇
　　
　　泉城广场的大屏幕忽然切换到一个极其肃穆的场面——人们成排地低着头，济南的上空忽然响起了以往只有五·三（济南惨案，即五·三惨案）才能听到的防空警报声，包括汽车在内的所有能发声的机器开始同时响动——虽然这在平时将被视为严重的噪音污染，虽然事先都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通知，但当人们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驻足致礼时，还是感到了强大的压迫感与肃穆感，这种感觉将人们放置于一种构造的、迫切的“战时”环境，就象电影里反复重复的镜头——防空警报一响，画面就该切换到灰色了，那个晴朗明媚的午后的颜色就这样被巨大的音律一点点消退。

 

　　在那一刻，不再年轻的母亲同我站在电视屏幕前。为了这短短的三分钟，腿脚不便的母亲专门穿上了严肃的外衣，而我，则迅速换掉了夏天的短裤。因年老而渐渐缩成一团的母亲，素来不善华丽的语言与表达，她只是一直善良地、默默地流泪，因为连续收看抗震救灾报道而夜不能寐。母亲说，她打算收养一个地震孤儿。而我们，已经准备通过自己服务的媒体以及媒体关系，迅速联络到那些符合被领养条件的孤儿或临时对他们实行监护的社会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