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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04 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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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2012年“十月风暴”以来,陆续在网上谈了一些有关环境问题的思考,现在想起来整理一下。

 

 “环境容量”及其他   2012-11-21

“环境容量”现在越来越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百度百科上对“环境容量”的定义是:某一环境区域内对人类活动造成影响的最大容纳量。大气、水、土地、动植物等都有承受污染物的最高限值,就环境污染而言,污染物存在的数量超过最大容纳量,这一环境的生态平衡和正常功能就会遭到破坏。无论怎样定义,可以肯定的是,环境容量现在并没有一个科学完整的评价体系。所以,有些地方想要大干快上的时候,对于有关“环境容量”的忧虑,总是以一句“环境容量谁说得清?”回敬,好像环境容量就是一块“牛皮糖”,想拉总是有的。

但是(!)环境容量固然很难用具体的数据来证明有余或饱和,却有一个很直接有效的验证方法,那就是人的感官感受。如果一个地方,居民三天两头闻到工厂污染物的臭味,看到河水因为污水排放而发黄发黑,窗台一天不擦就灰尘覆盖,出门十有八九天空灰蒙蒙,某个行业隔三岔五出事着火……这个时候,你如果再来说监测到的数据如何优良,或者没有数据显示环境容量已经超出了,那是不是评价环境质量舍近求远,本末倒置了?是不是太“小技术员气”了?对环境质量的好坏评价,对环境容量饱和不饱和的判断,群众已经过河了,了然于胸了,ZF千万不要流连于摸石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抛开环境就不是发展  2013-1-16

现在无论官场民间,言必谈“发展”,但是“发展”到底是什么,却没见多少阐释。

发展作为一种状态,就个人而言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自由,以及由此带来的满足感、幸福感,就整体而言是人类社会的富足、文明、和谐。发展作为一种动态,则是向以上方向演进的过程。

环境,作为人生活其中的空间及一切相关因素的总和,是关系人满足、幸福与否的基本条件。可以说,没有环境的良好,人的幸福亦即个人及社会的发展根本无从谈起。也就是说,保护环境本来就是“发展”的应有之义。

长久以来,一些官家以“发展”或“经济发展”来妥协环境,把发展与环境割裂开来讲,似乎没有把环境搞好,至少还有“我是搞了发展”的底气。认识稍好一点的,就说要“发展与环境双赢”,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认识上的二元论。

发展是硬道理,但光是经济增长不叫发展,发展包含环境,抛开环境就不是发展。如果以是否推进发展来考核官员的政绩,就应该把保护环境列为重要方面,甚至赋予一票否决的效力。认识上的偏差以及由此造成的考核标准上缺失,很可能造成一些官家抛开环境来经营政绩自留地,而负面影响却由老百姓来承受。

如果“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还要搞下去的话,肯定要讲清楚这个道理,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矛盾这么尖锐的镇海,尤其需要讲清楚。 

 

谈“化”应该色变  2013-1-15

或大或小、是官非官的人士们,每当安抚老百姓时常会说一句“不要谈化色变”,“生活离不开化工”。诚然,你穿的新材料衣服,你用的电子产品外壳,你开的汽车的内饰,甚至你吃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都离不开化学工业。但是,离不开就意味着可以无限承受?更何况,化工产品等于化工生产排放的污染物?

也有的以休斯顿、阿姆斯特丹、新加坡裕廊工业区为例子,说老外的化工区跟居民距离如何的近,人家相安无事。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人家视生命健康为第一的价值观,以及由此决定的环境话语权,从规划到建设到管理的高标准,在健康安全环境方面的投入?有没有看到人家的技术、管理水平?相比国内如何?

还有的说,关键在于政府重视,加大环保投入,加强监管。这肯定是关键的,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但是,从我国政府当前的普遍治理(指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不是指污染治理)水平而言,从这种治理水平与现时代经济增长这头瓷器店公牛的力量匹配度而言,这个“关键”其实也没多少可期待的。

所以,在当前中国说“不要谈化色变”,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在形势严峻的镇海,谈化应该色变,色变才是正常反应。老百姓不色变是麻木不仁,官家不色变是对人民不负责任。

不色变论者还有一个说法,要对老百姓加强宣传,情况了解了就不容易恐慌。确实,应该让老百姓知道得更多,不但是环保科普知识方面,还要给他们讲镇海的区情。这种“宣传”不应是麻醉针,而应该是清醒剂。只有清醒认识自身处境,才能奋起求变,未来良好环境才有盼望。


考虑项目布局要有敬畏之心  2013-6-26

无论是企业还是当政者,在考虑地方的项目布局时要有敬畏之心。对不确定因素的敬畏,对不可抗力的敬畏,对人所不能排除的最低限度风险的敬畏,对民众生命健康福祉可能毁于一旦的敬畏。不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能盲人骑瞎马。

装置出故障火炬燃烽火,不一定是责任事故,也不能说明企业的安全环保工作做得不好。但正是因为这个道理,才更应该重视那些造成风险升高并最终导致事故发生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生产规模的扩张,上下游战线的拉长,生产、运输、贮存作业的繁忙,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飙升……

规模扩大、总量增加造成的安全环境风险是呈几何级上升的。

在现阶段或者说三五年之内,镇海防范安全风险、减少环境污染只能是做减法,淘汰也好调整也好升级也好,总量必须在动态中减少。但如果1体化上马,那是怎么砍老项目也动态平衡不了这个增量的。1体化避不过风险和环境容量评估,如能通过这一关,一切常识都可以推翻了。

 

 对镇海化工项目和环境现状的一点看法  2012-11-1

每增加一个大的化工项目,就意味着新增下游延伸项目,从生产(装置)又生出储存(储罐)、运输(槽罐车)环节,安全、环境风险是立体交叉的,将呈几何级上升。

在化工、煤炭、废旧金属加工几大行业的挤压下,镇海的环境容量已经饱和,而且严重超载,安全、环境风险处于不可控状态。频繁发生的事故实际上是某种失控的信号,如果不及时踩刹车后果不堪设想。

当务之急是,停止一切化工项目的新建、扩建,对现存项目进行全面盘整,加快淘汰落后、重污染企业,腾出环境容量还清欠账。

对于煤炭、废旧金属加工行业也要遏制其扩张,压缩其规模,搬迁煤码头,关闭金属园区。


 就环境问题对上层的期待  2012-11-22

在媒体报道和街头巷议中了解到,新一届区委主要领导对镇海的环境问题看得准,提出了一个环境整治战略。个人也不止一次听到、看到薛书记说:“环境是镇海最大的民生”;“宁愿发展慢一点,也要把环境整治好”;“有些部门要多一些担当,有些数字可以难看点”(大意)……

现在的重要的是,要让老百姓看到上层不但正视了问题,而且下了大决心来解决问题,要用实际行动和立竿见影的成效,让老百姓看到政府的诚意。显示决心和诚意可以有几种办法:

1、加重环保话语权,一边挡掉几个想要落户的大项目,一边加紧砍掉落后污染企业;

2、落实大工程企业属地管理,在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和化工码头、煤场、金属园区等要害部位常驻环保管理员;

3、提高污染单位违法成本,环保执法要敢于碰硬,对严重污染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4、上层带头“接地气”,政府部门听取老百姓声音制度化,不要做浮光掠影;

5、建立项目审批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机制,让老百姓知道情况,并且在批准不批准上有话语权;

6、整理“十月步行”遗产,总体上肯定镇海人民的爱乡热情,坦诚接受百姓的监督。

否极泰来,水穷云起。现在正是环保政策乃至发展定位上改弦易张,清理长年积弊的好时机,也是建立口碑、事功,赢得镇海百姓拥护的好时机。

 

如何就环境问题发表意见  2013-1-18

 支持观点的交锋,没必要过多顾忌人情。镇海是知书达礼之乡,往往内敛有余锋芒不足,尖锐深刻的言说是难得的思想资源,对开拓良性的社会风气有好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野和各种各样的局限,但是只要凭着良心讲真话,又能睁开眼睛开动脑筋,总不会相差太远。

考察(指石化区和镇海区方面组织的化工园区考察活动,有志愿者参加)这事,组织者的意图不了解,更多的是展现一种平等对话、接受监督的善意姿态吧?展现姿态也是很好的,尽管这只是一个进程的起点。需要提醒的是,参加考察的平民代表不要惯性地以为,官方组织考察是为了让你替自己说话(现在官方真的形成了统一的想法吗?即使有,你真的揣摩得准吗?),恰恰是官方有赖于公众提出的意见,来制定规划和政策。所以,大家都来尽量多地掌握情况,尽量深地思考问题,然后完全凭良心说真话,才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有时候,恰恰是批评和反对而不是打圆场,才是负责任的表现。

 

关于建立环保志愿者队伍的几点想法  2012-12-12

看到镇海区志愿者协会发的“绿Style(丝带)”环保志愿者招募公告http://zh.cnnb.com.cn/zhnews401/xxcs/xx02/20121210091319.htm,有点小振奋。区一级专门招募环保志愿者,以前好像没见过。

这能不能解读为重视“纯民间”力量参与、监督镇海环境保护的一个信号?能不能看作是上层整理“十月步行”遗产的一个行动?我觉得,所有身在镇海、关心家园的人应该抓住时机,作出回应并与之互动。那些本来就一直关心、议论环保的网友,更不能“当其削过”,应该主动去占领那个阵地。不能世故地说“没用场,又是哄哄老百姓的”,懂得互动的艺术,假戏也能把它唱成真的。对这件事有几点看法:

1、民间还是官办?

看了一下,镇海区志愿者协会是发起者,招募公告里强调“绿Style(丝带)”环保志愿者总队是“纯民间志愿者组织”。但是许多人心知肚明,一个组织要真正成为“纯民间”谈何容易。能期望的是,官方(宣传部?文明办?环保局?)尽量不干涉志愿者总队内部事务,志愿者在章程规定的范围内,有尽可能多的独立自主性,其负责人最好不是“体制内”。

2、选举还是内定?

招募公告里说到“由全体队员选举产生队长、副队长和秘书长各一名”,希望是名副其实的选举。区志愿者协会可以推荐,队员也可以推举别人或自己参与竞选。候选人不但要公布个人情况,最好还能发表竞选演说,最后无记名投票。在队长、副队长、秘书长当选之前,任何方面都不能决定谁任职,也不能离开全体队员决定候选人名单。

3、合作还是抵触?

从环保志愿者总队三个组的功能上来看,它与政府部门(主要是环保部门?)的关系主要是合作。但是,志愿者也有对环保部门工作的监督功能,如果对环保工作存在异议,也能够提出质询和批评。也就是说,志愿者总队与政府部门不一定“你好我好大家好”,更不能成为政府部门的附庸,该抵触时就抵触。不能从一开始就消除这种可能,否则“监督”功能将被架空,队伍威信荡然无存。

4、自愿还是邀请?

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当然是公民自愿参加为主。为了争取更多人报名参加,发起者应该大力传播这个信息,号召大家一起加入,显示出应有的诚意。但是,除了自然申请人之外,发起者也可以在社区、农村、网络上邀请一些公认的环保活动人士和热心人、懂行人,使志愿者队伍不但数量上有保证,而且人员的构成也更科学、更有代表性。

 

向绿丝带环保志愿者提建议   2013-1-22

从网上看到“绿丝带”环保志愿者总队最近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为这种奉献精神感动,帮不上什么忙,只是提几点建议。

1、尽快相互熟识。记得第一批有五六十人吧?对于平时不在一起的那么多人来说,相互熟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熟识又难以形成应有的合力,志愿者队伍发挥作用不能靠个别活跃分子。熟识的办法很多,打电话、QQ群交流,甚至凑份子吃饭喝茶聊天打台球,凡是有利于增进相互了解的活动都可以搞,不一定要环保主题。

2、形成活动常态。不管是否成文,起码的活动规则要有。比如,总队长、副总队长和组长们多久开会一次,小组层面的活动多久开展一次,总队层面的活动多久开展一次,每次开会应该讨论哪些问题,小组活动和总队活动怎样安排等等。开始一段时间可以随机,但最后难免要形成相对稳定的活动常态。

3、扩大队伍影响。每个志愿者都应该向身边人介绍自己所在的组织,并且动员他们参加进来。除了口口相传,还可以利用论坛、微博扩大影响(这些都已经在做了),把每一次活动的信息传播出去,把自己获得的情况及时详细地告诉大众。“接地气”很重要,应经常访问居民,既显示自身存在,又了解居民的想法,以便充当公众与政府沟通的桥梁(这只是志愿者队伍的作用之一)。

4、尽力争取资源。虽说志愿者都是义务性质的,但没有起码的开销就难以开展活动。志愿者组织应该向发起者申请稳定的活动经费,或者要求环保部门每个月提供几个车次,以便开展调查走访活动,有关部门没有不支持的道理。从理论上说,任何非公团体、个人都可以向志愿者组织捐献,如果有企业愿意资助而又不影响志愿者组织履行职责,也可以考虑。

5、保持独立品格。志愿者总队亮相后大家警示最多的是保持独立,这对于志愿者的威信很重要。“独立”是不是体现在这些方面:独立获取信息,环境质量如何,居民的感受和诉求如何,政府环保工作如何,某些项目能不能放等等,都要通过独立的调查(不排除参考政府部门提供的材料)和分析获得,并据此独立做出评价;独立开展活动,虽然不排除跟着环保部门开展活动,但应该有自己的议程安排;独立发表见解,对环境现状、环保工作方向和重点、应该采取的措施等,发表自己调查和思考得出的结论。


 再向绿丝带环保志愿者提建议   2013-3-12 

春节过后又从网上看到许多绿丝带环保志愿者的活动信息,比如参观炼化、参加环保信息发布会、监测空气环境等等,更难得的是看到志愿者个人参加活动的感受和思考,其中有些想法让人深受启发。似乎参观企业的活动最近相对频繁,忍不住想谈谈这方面的话题,不知是否可以作为给志愿者的建议。

1、做足功课,扬长避短

到企业去参观并监督其环保事务,事先必须对该企业的基本情况、行业背景和相关的环保知识有起码的了解。除了平时积累知识外,还可以通过网络和监管部门了解一些专门的情况,特别是关键的数据,甚至事前可以开个内部专门学习会。这样,参观时就能看得门道一点,也能提出对路的问题与对方深入交流下去。当然,如果对方想要避重就轻的话,也不那么容易了。

扬长避短说的是,每一种监督形式都有长短。参观注定看表面多一点,但能增加直观认识,可以通过座谈时深入提问交流来避表面化的短,或者随机提出看哪个部位来避“议程被设置”的短。此外,还可以通过小股志愿者自行组织到厂区周围观察、对周边居民和职工做些访问等等,来弥补“一窝蜂”目标太大的不足。

2、表现诚意,适当肯定

居民监督本地企业做好环保事务,要求了解它的日常运作管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大家的目的是督促企业做好自己的工作,并且在环境保护方面更加开放透明,而不是有意跟企业过不去。志愿者应该让企业感受到这一点,在交流中表现出诚意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也有利于企业放下顾虑,以轻松开放的心态面对陌生的“外来者”,接下来的沟通也更容易深入。

对于企业按照大家意见作出的真诚改进,或者表现出来对民意的谦恭姿态,应该予以及时适当的肯定。这也是一种信号引导,有利于他们朝着民意的方向继续走下去。那些原来持开放姿态的人会受到鼓励,那些持保守态度的人或许会有所触动,那些因为倾向民意而承受压力的人(如果有的话)将获得宽慰。当然,大家也不能停留于企业表面姿态和短期表现,最终还要以改进的效果来检验。

3、畅谈看法,各自表述

开展活动后谈论感受和想法,是志愿者向大家汇报成果、贡献见解的必要做法。既可以发布志愿者集体的共同声明,又可以是志愿者个人单独发表见解,或者两者同步。这有利于没有参加活动的人多角度了解活动,作出更加接近客观的判断。

前几天看到帖子里,“我是老六”和“向往蓝天”几个发表了参观镇海炼化的不同看法。对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看法再正常不过了,这种不事先“统一思想”形成共识的做法,反而有利于大家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加深自己的认识得出更准确的判断。无论是志愿者组织内部“头脑风暴”,还是面对大家在网上公开辩论都可以,不需要因为意见不同而拘束。


 项目审批,你参与了吗?  2012-11-20

检讨镇海大工业项目的过载,我们常常说,政府审批项目不让老百姓知道,总是暗渡陈仓。这或许是一个方面,但反过来想,大家在抱怨之余,真的尽了自己的努力吗?

今天去宁波市环保局网站和镇海区环保局网站看了看,发现那里都有项目审批公示,大概有7天时间征求公众意见,里面有项目的简介、反映问题的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试想,我们不放过这样的机会,不厌其烦地要求解释存在的疑问,提出自己的意见,政府还能那么轻易让项目“低调”过关吗?还能不仔细斟酌,力求不被老百姓抓住小辫子吗?甚至有可能,当审批人等着公众的声音时,老百姓却没有想到务实的行动,而只是抱怨政府不够公开。从网上公示信息看,这个月又有一家废旧金属企业在公示,估计没有人提出疑问。

所以,让我们养成习惯,从每一个细小的地方做起,抓住每一条小辫子。

 

 项目审批要有民意表达和参与  2014-5-4

环境问题激化社会矛盾乃至引爆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这些年并不鲜见。检视其中原因,不乏项目建设忽略公众意见、最终又被民意倒逼的案例。忽略公众意见,最常见的是项目审批绕过“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程序,从而把矛盾根植在源头。要消解矛盾防止危机,也只有从源头入手,老老实实补上民意表达和吸收的缺环。

每个人都是环境的承受者,环境的优劣决定着生活品质的高低。人既然拥有在良好环境中生活的权利,也就必然关心可能对环境产生影响的举动。所以,对于建设项目的潜在环境影响,公众有着天然的知情权。不管以何种理由忽略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公众意见表达,实质上都是损害公众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通过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对公众参与的方式方法作了具体规定,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必要时可以“接管”环评公众参与事务。公众参与不存在无法可依的状况,不履行这一程序是违法。

就项目建设听取公众意见,不单是尊重权利、遵守法律的问题,也是为了从根本上消除经济行为、行政行为与民意发生冲突的隐患。在公众维权意识普遍增强的情况下,项目建设的单方面行为极易引发冲突,从而造成经济、社会和行政公信力的损失。此类大小事件近年来已屡见不鲜。只有建立互信形成广泛共识,好事才会好办、才能办好,才可以把不好的后果排除在外。

因此,在事关公共利益的重大建设项目上,必须及时公开信息,让公众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表达意见,让经过科学理性分析和提取的民意成为有决定性分量的砝码。行政主管部门应该督促建设单位或直接站到前台,依法公开项目信息,听取公众意见,把民意反馈作为项目审批的重要考量因素。那些不信任群众智慧、轻视法律程序和投机绕行、替人做主的陈旧心态,应该尽早摈弃。


论镇海环境问题的复杂性 2014-11-14

环境问题是镇海居民的一块心病,或者说一个心结。说起镇海,无论外面还是里面的人,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化工区、环境堪忧,有一种“镇海=污染”的思维惯性。

镇海的环境问题既是历史形成,又有近期因素的影响;既有切实存在的不足,又受集体心理的影响。

历史形成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镇海炼化打下第一根桩,镇海就走上了化工这条路,产业机构的轮廓逐渐清晰。近期因素是,近几年来,包括化工在内的工业规模剧增,仅化工企业有100多家,有特大型的企业、港口,有国家级的开发区;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是市、省平均的几倍甚至十几、二十几倍。这些必然反映到环境上,比如居民反响较大的有机废气异味、煤灰、灰霾……

如上所述,镇海环境存在不足是客观事实。但环境问题反映到公众心理后,也会因为恐慌、忧虑、不满等情绪和人际相互影响,产生一定程度的“折射”,有放大也有变形,不一定完全客观了。但这种不客观也是两面的:镇海的环境或许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差,但其潜在的风险和恶化可能性,又是一般人估计不到的。


如何看待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 2014-11-14

公众对生态环境的满意率和信心度,不但取决于客观的实际环境状况、政府工作力度,也受到一地居民环境认知、维权意识、环境期望等主观因素的影响。镇海居民对生态环境的知晓率高而满意率、信心度低,不但是对现实环境状况的反映,一定程度上也是居民环境认知度、环境忧患意识和环境期望值“三高”的表现。这使得政府能够持续感受压力,并在压力推动下更加投入工作,实际上有利于环境状况得到高标准改善。如果善于把压力转化为动力,这“一高两低”的现状并非不可接受,而且简直是一笔财富。


不再谈论环境问题  2015-10-1

然并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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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24 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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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娇

杨j

杂谈

如果邓玉娇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杨佳,这个心理反应应该不算过分敏感。虽然邓案迄今还有许多方面难以定论,但这不影响人们从一开始就看出两起事件所显现出来的共同特征。其一,两者的行为都是出于对公权人物所施加的压力的反应,尽管邓作出反应时面对的是正在施加的压力,而杨则是在一个外在压力并不紧迫的时刻蓄意作为,但仍然可以看作是对长期累积的压力所作出的反应。其二,公共舆论特别是网络民意极大地表现出对弱势者的同情和维护,而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公权力一方,杀人者甚至被奉为“侠客”、“烈女”。

 

虽然两案在性质和程度上并不能相提并论,公众的反应也不见得理性,但这里最应该受到关注的并不是案件的法律认定、道义向背或者公众评判的合理性,而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正在传递什么样的信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弱势者倾向于采取极端甚至孤注一掷的手段来对抗公权力,而多数时候公众舆论又一边倒地站在公权力的对立面?

 

答案似乎并不难找。在南方周末的《杀人者杨佳青春档案》中,人们不难发现杀人者一步步走向极端的心理脉络。无论杨母王静梅还是杨自己,与公权机关(公安、司法)的几次交道都可谓饱尝艰辛,遭受不公平对待后其合理诉求也反复遭遇挫折,看不到出路的母子甚至觉得事情“非得闹大了才管”,杨佳在被俘时说:“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诚然,任何委屈都不能成为一个公民违反法律的借口,杨佳的极端选择也有其个人性格的因素,但如果一个公民有天大的委屈就只能选择忍受,那也绝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无疑会引发重重矛盾。同样,要不是招商办公务人员的一再侮辱逼迫,身为弱女子的邓玉娇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拿起刀子孤注一掷的。

 

杨邓的极端行为实际上是在发出警告:公权力如果不能承担化解社会不公、疏导社会情绪的职责,甚至本身成为不公和仇恨的制造者,逼得他人无路可走,那么情况会有多么危险。而在此类事件中,公众舆论在理性判断之前便大幅度地倒向杨邓,则正好说明了前述情况的实际严重程度。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杨佳到邓玉娇,“疑官”、“厌官”、“仇官”的社会情绪一再蔓延升级,掌握公权力的一方再也不能不深刻反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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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19 00:11)

身居碧海蓝天的北欧仙境,Bjørn Lomborg是不会有第三世界的那种焦虑的。他在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 Measuring the Real State of the World 中对“世界的真实状况”的度量,当然也会宽松许多。可是在我们这块国土上,环境问题已然成为一个带着焦虑情绪的话题,而且这种焦虑反应基本上是与实际状况相匹配的。但令人焦虑的问题还在于:人们如何去改变现状?“我”能够为自己的生存环境做什么?

 

大约两年前,社科院下属的一个杂志社在本地搞了一个与“和谐社会”有关的研究课题,其中一个子课题是有关环境保护的。课题学者在社区调查时我正好在陪。这位调查者十分有心地询问当地环保NGO的情况,希望发现一些环保民间组织发挥作用的例子。我说,从理论上来讲,社区、环保志愿者组织、环保产业协会等都是民间组织,他们开展的相关活动都可以归为环保NGO的活动,但是你不会真的把他们归为NGO,因为它们要么是由行政主导的,要么本身就已经行政化了。作为环保NGO,最本质的特征,应该是建立在群体环保意识普遍自觉基础上的独立自为的组织,导致它建立并开展活动的动力,不是外来的,也不是其中个别人的意志。当然,调查并非一无所获,社区里一些居民的自发养绿护绿、回收废品和自我教育等自发行为,还是引起了她的注意,或许这可以被看作环保NGO的基础乃至萌芽了。这位调查者后来向我推荐过一个叫Cost of Pollution in China的调查报告,加深了我对环境问题的认识。

 

正好前段时间,本地的网络论坛上一个关于“建立环保民间组织”的帖子十分热门,甚至还被编入网络舆情内参。但当涉及如何组建的问题时,困境来了:既没有人表示愿意出面组织,也没有足够的人提出参加,由政府牵头更是难副其实,当然进一步的实施办法也无从提出。但是这件事情的积极意义在于,终于有人提出了倡议,而这个倡议是依据外地已经存在的实例。在此后的一次网民面对面交流活动中,我发表意见说,这事办不成是注定的,因为公众的普遍觉醒程度还没到临界点,但这个提议却是意义非常的,很可能三五年之后就水到渠成了;而且到那个时候,建立真正的环保民间组织的不会是个别地方——它不可能在公众还没有普遍意识的情况下个别地产生,而一旦公众普遍有了意识后,它的产生就不会仅仅是个别的。

 

今天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日子。7年前的今天,本地发生了有近千居民(一说超过千人)参加的游行,引发这次事件的正是环境问题。事件发生时我还在当地报社工作,得以目睹全过程。因为518事件,当地政府后来在环境保护上绷足了弦,实际上促进了目前公众对环保工作高标准严要求传统的形成,而对这次事件的评价也逐渐转为积极。如果说518事件是本地居民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宣告了对环境问题的最初觉醒,那么在7年以后的今天,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所保持的关注和诉求仍然是值得肯定的。环境保护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仅通过政府单方面来做,公民社会的出现对于应对环境问题至关重要。只要政府顺应时代大潮,与公众良性互动各自运力,518事件绝无可能也完全没有必要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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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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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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