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不是纸老虎,是“老黄瓜刷绿漆”
没有“大目标”的理想教育是混不下去的
我们应该感谢历史,应该为还有哈尔滨工程大学这样的民族传奇而欣慰。今天这些工业是中国最关键时刻可以拼命用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还要感谢几个人,包括李登辉和陈水扁,没有他们闹“台独”,中国这些老底子没准儿真的就被人家给粉碎了。后来美国为什么压陈水扁,在两岸问题上玩起了缓和,不就是用台湾问题测试了一下中国的民意吗?
我在2008年台湾大选前去了趟福建前线,到那里看了还真有些担心,但同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那里的军人精神状态还可以。因为毕竟受市场经济的浸染很少。有些部队驻在山沟里,虽然指战员们说起经济生活都是要发牢骚,但是谈到打仗还是挺兴奋的。其实他们内心很清楚,只有打仗后人们才会重视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是时间不能太长了,太长了耗下去人心散了,人才也会慢慢流失了。
其实这一点让很多爱国的年轻人很着急,有些人在网上骂军方有人腐败,其实反过来想想,他们的不高兴也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不高兴。
也许一个国家的“大目标”正是在一种“战争危机”中逐渐形成的,直白地说,是给逼出来的。虽然有一些人现在跟着西方叫嚷“中国威胁论”,我们自己也称是“和平崛起”等等,但是至少怎么避免战争、遏制战争也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因素。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西方几百年来形成的“持剑经商”的传家宝是不会丢弃的,你想靠自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感化人家放下手中的剑,跟你温和地做买卖,这可能吗?这其实是机会主义!
国家从2002年开始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讲产业升级、自主创新,口号出来了,但是实行了20多年的“文艺腔”和机会主义之后,形势逼迫得又没有办法,短期又得拿投资养活人,于是他们就七拼八凑报上去说自己创新,后来领导觉得好,领导也不知道啊,那就量产吧,一量产,底儿给兜出来了,啼笑皆非,整个就是八国联军的东西拼出来的。
……
这么大一个国家,至少应该是打商战,而打商战一定要有军事装备做后盾,而军事装备一定要有产业做基础。这么简单一个逻辑,年轻人难道看不出来吗?所以如果没有“大目标”,对年轻人的所谓理想教育是混不下去的。
为什么?因为经过冷战之后,虽然苏联垮了,美国实际上也是半残,花不起这么多军费玩下去了。1972年美国与苏联就签署了反导协议,当时西方经过上世纪60年代经济高增长的繁荣后,终于出现了经济衰退。就是你夯钱,我夯钱,最终两家都夯不动了。结果两个争霸的大佬坐在一起谈,谈出这么一个反导条约,就是双方只能在首都附近建立两个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那时咱们中国与美苏两家都闹掰了,于是1964年毛泽东决定自己搞,叫“640工程”。后来到了1978年,“640工程”下马了,现在很多年轻的军事迷谈到“640工程”时还觉得十分惋惜。虽然他们不知道当时国家确实有困难,但是他们能感知到当年中国有“大目标”时那种劲头。反过来说,就是现在我们倒显得软得过了头,缺少了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魄。
2001年底小布什撕毁了反导条约,玩起了全球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尽管这个系统大部分是用“架上的商品”,就是芯片技术——利用克林顿时代吹起来的IT技术。但是俄罗斯毕竟当过大国,有过大目标,普京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很严重,这是将俄罗斯民族永远打入地牢的一招。换句话说,一旦美国搞了“反导”,将大大限制俄罗斯最后一块王牌——核武器。于是俄罗斯想尽一切办法,不惜拿格鲁吉亚开刀也要遏制“反导”这个东西。
美国人在越战时打得不太行,几十万人和大量金钱陷在那里了。那时美国人比谁都需要“缓和”,尼克松没办法,只好到中国给周恩来拎大衣来了。他们发现中苏1969年冲突得很厉害,意识到拉中国对付苏联一定管用,因为苏联那个时候处于上升期。其实,你看看大英帝国的崛起和衰落过程,这种技巧是经常用的,1972年那次可以说是美国得到了英国“真经”后的一次实践。本来如果苏联1979年不干阿富汗,慢慢发展下去,美国人不至于把越战的盘子翻得那么快。后来美国人拉了中国,苏联陷在阿富汗彻底垮了。经过这几轮折腾之后,冷战之后的美国又忍不住了,打伊拉克,肢解南斯拉夫,最后陷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所以说美国和俄罗斯在国力上都是老黄瓜了。从军事上看,美国只能采用一种刷绿漆的办法,这种绿漆就是过分地夸大信息战,处处都是信息战,其实就是克林顿时代的IT技术的延伸,这与经济上IT泡沫有关,明明是泡沫,可美国在军事上一个劲儿地鼓吹,其真实目的就是要得到一个战略上的缓冲。他们搞这个一是掩盖自己老黄瓜的面孔,二是诱导像我们这种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的国家跟着跑。
咱们奥运开幕式那天,俄罗斯一打格鲁吉亚,所有人都傻了,因为格鲁吉亚信息战的装备就是美国人配的,包括悍马车队、卫星通讯密码系统、敌我识别系统全是美国的信息战装备。美国的援助主要是在老装备上加信息战的东西,比如使用从乌克兰买来的防空导弹,修改一下敌我识别系统,就把俄罗斯的图-22轰炸机打下来了。而俄罗斯坦克上连GPS都没有,俄罗斯只有17颗全球定位卫星,没钱发射不起卫星,没法定位,坦克开到哪都不知道。但是俄军就用特别传统的战法,把乔治亚的戈里市这么一切,冲过去包围了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格鲁吉亚就投降了。就这么一个分割包围,赢了,所有人没话说了。至于信息战之类时髦的词,作为总参谋部的人可以琢磨,他们都是理想主义,但是军队作战考虑的是实用主义,打赢为主,不管理想主义,没有还不打了?美国的“劝阻战略”吓的就是不敢打的人。
咱们有些学者,口口声声中国不行,中国差得太远了,所以现在不能跟美国人对抗。我倒要问一句:既然不能对抗,台湾要真的“独立”了怎么办啊?如果美国按他们的《与台湾关系法》介入,明说了就保护台湾,那么我们是不是就看着台湾“独立”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台湾一“独立”,政权合法性就没了。在这种情况下,十七大上终于说了“在机械化基础上的信息战”,这是逼到你跟前了。十七大报告关于国防建设部分有专门的一章,谈到了“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而原来的流行观点,似乎信息战就代表了一切。同时也可以注意到,在2008年台湾“大选”期间,很多网上的年轻人表示如果台湾独立就用战争手段解决,这也是一种威慑。舆论威慑是一个酝酿过程,关键是要把美国人那套“信息战是不可战胜的”谎言打破。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不仅仅是武器装备,在武器装备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具有敢打持久战的勇气也很重要。
这种不高兴的历史并不长,前30年时间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是相当乐观的。前30年觉得不行,发展模式要变,目标变了,叫开放引进(从70年代初期已经开始引进了大型化工项目等等)。物质文化的引进上面必然附着精神文化。我们先羡慕人家的物质文化,自然而然会对人家的精神文化顶礼膜拜。物质文化跟着精神文化引进,这也没什么不好。但是为什么日本人、德国人,甚至苏联人在1929年西方经济危机的时候,也大量引进西方的化工、矿产机械、汽车技术(包括军工技术)这些东西,人家的文化为什么没变?就是因为当时有大目标——我引进你的技术是为了将来超过你,所以文化不跟着你变,文化还是俄罗斯的文化,我只是物质文化引进。虽然后来苏联解体了,但这段“强国前史”值得深思。但是我们当时没这个闸口,一引进全是人家好。80年代初蛤蟆镜、喇叭裤那些东西,就是一个文化引进,你已经戴上蛤蟆镜,穿上喇叭裤,不唱《图兰朵》是不可能的。顶礼膜拜还来不及呢,赶超别人的目标早忘了。现在随着加工贸易的增多,发现大头儿利润都是人家拿走了,儿子到了外企老爹老妈挺高兴,并不知道孩子在外国人底下受着“人家吃肉你喝汤”的委屈。这种委屈积压多了,大家自然也会想到大目标。上世纪20~30年代这种情况更明显,因为那时距离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时间近,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和1937年日本人占了北京和上海后,这种东西就自然冒出来了。否则那时本来可以过着不错的白领日子的青年男女,怎么就跑到延安去了呢?清华、北大那些去延安的年轻人,通过亲身经历的历史,后来在解放初期大都成为了新中国重化工业、军事工业的主力,他们兢兢业业为之奋斗的“大目标”是现实逼出来的,现在的“两弹一星”里面都有他们的身影。现在我们说那时的“大目标”导致了后来的“左”倾冒进,搞得人民生活太苦了,但是这不能成为不设定“大目标”的理由。2008年,一系列的事情发生后,随着时间推移,很可能是经过纠错的“大目标”重新逐渐形成的开始。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变成了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是产业转移、金融工具这两块中国看似玩得也挺红火,但是西方要摧毁一部分。自从1995年台海危机之后,我们那块西方特想摧毁的部分又被迫得到了加强。从利益层面上看,这就变成中国人内部两种东西的博弈,也就是到底是自主为主还是依附为主。当然,从表面上看,大家都不敢说后者,这毕竟是1840年以来中国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去追求的东西,但是现实中的各个力量之间博弈得非常厉害。比如汶川大地震后,人们才发现,中国经济连续这么多年来的高速发展,成就很辉煌,怎么连直升机都无法自行研制和生产呢?仅有的那些军用直升机都快飞残了,而且还都是小心翼翼地飞。温总理说,看到租来的直升机,“很刺痛我的心”——从技术层面上看,那些海事救援的直升机的飞行技术远远超过军用的,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直升机,而不是人员的素质问题。否则当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的歼击机飞行员怎么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就能适应呢?最重要的一点,更多的民众和年轻人看到了一个大国走一条依附型工业化道路是行不通的。现在机会来了,金融危机爆发了,首先是俄罗斯的态度变了。现在俄罗斯可能会把那些当年他们不惜成本打造的军工产业技术卖给我们了,西方特别是欧洲的一些产业也快撑不住了,包括数控机床、发动机等等技术。可现在看看,有几个专家说“抄底”的时候想到了这些东西?还天天在媒体讨论是不是应该买美国债券。作为一个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大国,一个号称要崛起、改变世界不公正不合理政治经济秩序的大国,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就没有精英们想到呢?可看看年轻人在论坛上讨论的,恨不得把技术“抄底”的单子都开出来了。年轻人有新的知识结构,反而是西方的“弱肉强食”的文化、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让他们明白了“这是一个残酷竞争世界”的道理。最近爆发的金融危机,他们也开始根据他们掌握的历史知识在判断,他们不可能不想到战争,因为资本主义本质特点,或者说在民族国家存在的前提下的危机,很有可能导致战争。
当然这个差距大家可能没有梳理清楚,可能还在认识过程当中。老同志有老同志的想法,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知识分子当中也有不同的想法,就是未来中国是什么样?光说中国崛起,光说中华民族的复兴明显不够,怎么去勾画这个东西呀?就像你说将来要造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到底是什么样,一层二层怎么装修,木质的还是钢筋混凝土的?按老话讲,这就是“胸有成竹”啊!我觉得经历了2008年的很多大事后,这个轮廓越来越清楚了。与官方含混的描述有差距的是,这种轮廓的清晰过程恰恰是在年轻人很多的“不高兴”中渐渐完成的。有了这种清晰的图景,有可能需要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几代人去完善,最终把它实现。看看历史,如果没有1840年人家军舰商船堵在中国的家门口,会有孙中山那些人勾画中国未来现代化的图景吗?因此,在讨论中国“大目标”的形成时,不能不想到:这次金融危机会不会导致一场把中国牵扯进去的战争?
2008年,我在很多场合做了有关俄罗斯的节目,虽然这些由头都与军事有关,但是背后却有一个更长远的思考。那就是,中国会像俄罗斯一样被逼入绝境吗?
看看历史,1949~1979年我们试图走“军战求强”的道路,也得到了所谓“中美苏大三角”的待遇。1979年后,我们改变策略,走了“商战求强”的道路,走到今天,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凭借中国的人口、市场和能源需求的规模,在西方眼里,中国就是走上了一条“商战争霸”的路。看看现在人家对中国商品的“围剿”,人家对人民币升值的逼迫,人家对中国“实现全面小康”能源需求的恐惧,最终人家会不会动用他们最擅长的军事手段将寻求“商战争霸”的中国逼入绝境呢?一旦有这样一天的到来,我们靠什么进行“绝地反击”呢?俄罗斯有了伊拉克战争时石油涨价的机会?历史会给中国有这样的机会吗?
随着经济危机在全世界的蔓延,用战争消除危机的声音渐渐在私底下多了起来。这首先是人们冷静之后,开始重新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了。我有一次与几个人一起吃饭讨论这个问题,就像在一个信息迷宫里一样,大家掌握的信息不一样,甚至可以说大家愿意根据自己的期待和意愿去汲取信息。于是我就从迷宫的起点开始谈。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后,特别是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发展过程中,消除过剩产能和人口的最终手段就是战争,然后工业机器又可以为自己毁掉的东西再运转起来。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中投入的大量资金在军事技术上实现的技术跨越被转化为民用技术后,使得战后的经济获得了长时间的繁荣。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西方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技术存量基本用尽了,过剩的资本无法再找到了新的技术投入了,只好玩金融衍生工具了。
在这期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发动了196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以色列背后的美国、英国,加上仍处于传统军人政权和宗教政权的埃及和沙特,为什么以维持中东和平进程的口实对哈马斯这个民选政府实施毁灭性打击呢?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悖论,即民主和西方利益在中东发生了冲突,这是不是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西方在后工业时代出了问题呢?出了问题就退回去用暴力方式摧毁自己曾经倡导的东西?这里还包括已经实行了民主的俄罗斯,仍面临着与西方潜在的军事冲突,至少是需要用军事力量平衡双方关系的冲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西方后工业化国家在走不下去后,或者为了“纠错”生出自我矫正机制而采用战争手段的可能性。
第二部分 中国的主张
一、英雄国家: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具有的心理指标
未来的资源分配:谁厉害谁说了算
其实他们的这种设想是建立在原来有“大目标”的基础上的。
这次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走势是什么样子,损害有多大?可以说没有人能说清楚,那些天天在媒体上露脸的经济学家,他们本人也没有遇到过这么大规模的危机,而在以往的经验中,经济危机导致战争无疑是最坏的结果。再退一步讲,即使这一次经济危机渡过去了,下一次呢?如果没有这种可能,美国干嘛要自己保持着最先进的核武器的同时,又要搞限制别人核武器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呢?我还是举导弹预警卫星的例子,如果按照冷战结束后导弹预警的计划,美国在2012年就要装备更先进的导弹预警卫星了,这种卫星在10~20秒内就可以把中国、俄罗斯发射的洲际导弹的信号捕捉到,然后迅速传到地面站处理,接着传给美国在东欧和美、日在西太平洋上的反导平台,理论上可以在俄罗斯和中国洲际导弹的起飞阶段就进行拦截。所以,当2007年1月中国成功地用导弹击落一个废弃的气象卫星后,网上的年轻人欢呼一片;当“神七”宇航员翟志刚成功出舱后,喜欢军事的年轻人也是那么的激动,你能想到他们的激动与知识结构不一样的人的激动是有差别的吗?他们的激动中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实际上,这里潜在的东西是一个中国与别人赛跑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了,而世界上的资源有限,怎么分配这些资源?不就是谁手中的枪厉害谁说了算吗?难道俄罗斯不知道发展经济重要吗?但是当你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你就被人家限制了,你只能当人家的能源提供者和廉价产品的提供者。道理很简单,你打不过人家,人家不讲理的时候想收拾你就收拾你。
其实这不仅仅是航空母舰的问题。最近老有人问我:中国要不要造航空母舰?我没正面回答,先请他们用简单的话告诉我航空母舰是什么。结果大多数人无法答出来。这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结构的问题,更是一个对问题本质认识的问题。后来我就说,航空母舰就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一直信奉和坚持的“持剑经商”原则中的“剑”。从科学上讲,航空母舰是一个复杂的作战系统,它是把现代工业发展的成果都集成在一起的一个作战平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靠航空母舰奠定了世界老大的位置,后来又靠航空母舰维持了霸权。想拥有航空母舰的国家是不是有一种潜在的挑战霸权的冲动呢?我认为是有的,这种潜在的冲动实际上反映了对中国现实安全环境不满意的心态,这种心态固然与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得稀烂的历史悲情有关,但是更主要的是与现实世界有关。我可以肯定,就算有一天台湾回归了,中国人一定还想要航空母舰,或者比航空母舰更先进的海上战斗舰艇。在这背后,实际上是渴望有一个“大目标”的冲动。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出现的摩擦确实非常值得关注,原来我们认为冲突远在中东,跟我们没有关系,或者有关系也就是石油价格的问题。但是现在到了巴基斯坦,到了我们最关键的西线,我们肯定不能坐视巴基斯坦被印度致残。同时,从长远来讲,我们也没有必要跟印度消耗我们自己的力量。很多学者说这就要考验中国领导层的智慧了,其实这也是白说,你再有智慧没有实力也是白搭,这么简单的道理按说应该都知道,实力就是你在周边有遏制战争的能力。说白了,就是一旦有冲突,你有能力派驻维和部队,让双方谁也不敢动。可是现在有这个能力吗?2005年,美国不仅不顾中国等国家的不满,单方面与印度签署了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甚至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还与印度签署了联合搞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意向,这不是明摆着要在中国后腰上遏制中国吗?要说俄罗斯对美国在东欧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东欧那些国家再怎么说也不是核国家,可印度是核国家,而且有巴基斯坦这么一个邻居,印度要抢占核优势是必然的。按照印度在2000年的核武器计划,到2030年印度将制造300多枚核弹头,而且美国一旦按照协议与印度进行民用核能合作,印度的科学家不仅可以接触到世界第一流的核技术,而且很可能从美国那里获得浓缩铀的技术。一旦南亚地区的核平衡被打破,中国的力量将被大大牵制:在东部,海军力量无法突破台湾海峡和美国、日本控制的第一岛链;在西部,有正在美国支持下的核大国印度,你怎么能得到发展经济的安全环境呢?更何况,西方几乎一致支持的“藏独”势力到时候又会怎么表现呢?
最后我还想回到年轻人的身上。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中国虽然超女超男这些玩意有很大的市场,但是有关军事的节目也很吸引人。比如凤凰卫视的《军情观察室》,在凤凰台永远是收视率第一的节目,其他的节目至今也没有得过第一。中央四套的《今日关注》,只要一播出军事题材的节目,收视率就上来。尽管这些节目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看呢?可见军事问题在民众中是有很大关注度的,或者说安全问题是中国人比较关心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顺应这个文化变迁的走向,把加强国防建设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技术创新的发展结合起来呢?2009年中国将进行大阅兵,同时要对历次革命战争中的英雄搞一个纪念,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我知道,现在网上有一些军事迷组成的网友群,他们定期聚会搞活动。比如有一个军事迷组织,他们最近拍摄了一个DV,名字叫“1979”,以纪念自卫反击战中死去的军人。情节很简单,就是一群人身穿六五式军装坐在一个大礼堂里,然后一个个地离开,最后就剩下一个人了,寓意着那些走了的人都留在中国的南疆了。这些年轻人有的是店员,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编辑,但是在拍摄的时候都流泪了。这些年轻人在各个网站上维护着中国军人的荣誉,本质上他们是渴望高尚,渴望升华。其实,在当今这个商业化社会,整合年轻人的这种渴望是国家保持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步骤。小布什在任8年期间不断强调清教徒式的东西,不就是希望美国的年轻人按照美国新保守主义设计的大战略,把美国在全球的利益进一步夯实吗?但是小布什这次确实高估了已经从壮年走向老年的美国实力了,玩大了。
八、大目标、现代化与“文艺腔”
我自己想想,这个“文艺腔”不仅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有关,现在可能还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有关。那时候人人都在读国外名著,你要不知道朦胧诗和流行的外国名著,就跟现在不知道电脑和博客是什么一样被人瞧不起,因为那时人们不仅面对的诱惑少,而且还都特认真。我与很多朋友聊过,他们都不知那个时候的“文艺腔”怎么一直延续到现在。当然,其间也衍化出了很多升级版,什么政治“文艺腔”、社科“文艺腔”、金融“文艺腔”等等。
有一段时间,我收藏民国的旧书特别上瘾,记得看过当时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到中国后,林徽因、徐志摩与他的合影,照片被报纸刊登出来被命名为“松、竹、梅”,后来好像是鲁迅还奚落了这张照片,大意就是日本人已经占了东北,他们还在那儿“文艺腔”。这次金融危机已经表明了,中国今后不打商战是不可能了,而且也不排除面临着战争的可能,年轻人都意识到了,可是上一代很多人就是脱不了那点儿“文艺腔”,让人觉得很耽误事。这一点在传媒领域最明显,很多年轻的编辑、编导都知道,他们那些80年代毕业的领导最喜欢“文艺腔”,他们编文章、编节目都还得顺着领导的意思来,结果80后的年轻人越来越不爱看,好在有了网络,他们在网络上创造了另一种文体,这种文体与“文艺腔”越来越远了。我有一次问一个年轻人怎么看那一代人的“文艺腔”,他表示很理解地说,那些人脑子里的信息处理器就相当于“286”电脑的中央处理器,来不及处理每天接收的那么多信息,所以就自然不自然地回到了他们最熟悉的“文艺腔”上了,而现在的年轻人是随着国家物质文化成级数变化的年代长大的,他们的信息处理器早随着时代变化升级了,所以年轻人处理信息的速度比上一代人快多了,看问题反而更容易看到本质。我觉得这位年轻人是不好意思揭穿上一代人那种沾沾自喜的“文艺腔”品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与西方在政治上分手,但经济上联系不断,“海龟”经济学家纷纷登场,已经占据了话语主导权的80年代主流知识分子又不愿意离开舞台,因此就产生出来各种各样的“文艺腔”。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文艺腔”并不是在一个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打商战的背景下诞生的,而是在对自己的反思和盲目拥抱西方的情况下诞生的,所以就会越来越脱离现实的社会,也无法解释现实的社会。因此,在那些一切都用过时了的“文艺腔”看世界的人眼里,90年代后由于中国与西方潜在的经济结构性竞争而生发出来的对西方不满,都是义和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是愚昧落后的,是受官方蛊惑的,包括最近对“奥运火炬事件”中年轻人的行为,很多还绕在当年“文艺腔”里的人,都还是这么认为。这其实很可笑,那些在国外学习、知识结构很好的年轻人,难道真是当年义和团转世吗?他们真的不知道那些年轻人怎么在网上嘲笑他们那种过了时的“文艺腔”吗?到底是谁更愚昧呢?没错,中国革命的主题是来自底层,底层确实有底层的问题,而这种历史选择,不恰恰是因为上层不高尚,大玩“文艺腔”造成的吗?当初的上层以为唱唱“文艺腔”中国就可以现代化了,结果把王朝转换的主动权让给了底层,现在也是一样的,一个农民人口达9亿多的国家,同样不是能唱唱“文艺腔”就能完成工业和政治现代化的。
当然,我并不是完全否定“文艺腔”的作用,但是作为一个被西方军舰、商船堵在家门口,被迫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作为一个被人家用暴力方式输入工业文明的国家,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艺腔”?那些对中国现实工业科技与西方差距有了解的年轻人,在宣泄了不满之后,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文艺腔”呢?他们看到官方一边无奈地说着“中美友好”,一边又要忍受着美国对台军售、小布什接见“藏独”“疆独”大佬的屈辱,他们会怎么想呢?从现在开始,他们又要经历中国经济被美国金融绑架的痛苦,这种痛苦很可能成为他们毕生最深刻、最难以忘怀的记忆。这种记忆会被当前这种脱离了现实世界、沾沾自喜的“文艺腔”所消磨掉吗?
九、“文艺腔”测不准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
关于“文艺腔”,有两个方面:一是有问题的思维方式,二是把“文化”“软力量”等放到了过高的位置上。
缺乏逻辑的“文艺腔”思维,首先我们来谈谈这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讲逻辑,缺乏对于事物的深入分析,只讲辞藻的华丽、感情的激动,只诉诸人们的感官、人们的表层认识。为什么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为“文艺腔”?坦率地说,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个人所接受的基础训练有关。接受过较为严格的理工科训练的人犯这种思维毛病的比较少;但绝不是说,所有理工科出身的人就都没有这个毛病,更不是说理工科的在所有问题上都不犯这个毛病——理工科的人在社科、人文问题上往往由于缺乏自信而特别容易受“文艺腔”误导。一直接受文科训练的人比较容易犯这个毛病,但有些文科出身的人逻辑思维一样很强。按说文科生和理科生在思维上的差别不应这么大,这里反映了我们在教育上的失误。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艺腔”对等于文科生,理工科思维对等于理科生。
他说:“中国古代有太监。”然后哈哈哈大声嘲笑。你问他:“欧洲的太监,阉割的艺人,自废的教徒呢?”他说不知道!
他说:“孔子流浪各国,不异于犬与鸡。”你问他:“十二宗徒呢?”他不敢放个屁!
“文艺腔”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他们把“文化”(看上去比“文艺”广义一点),把“软实力”放到了过高的位置。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地看到思想界、学术界、主流媒体,乃至跟着鹦鹉学舌的政界、商界,没完没了地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强调“软力量”的重要性,甚至强调仅凭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可以感化西方人,“为万世开太平”。然而,强调了半天,中国的“软力量”仍旧弱到几乎是负数(当然这不仅仅是“文艺腔”的问题,还有中国的“软力量”的其他软肋,如民主等问题,因偏离了这里的主题,我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我的《天命所归是大国》中的有关论述),投上去的资源除了解决了负责这一块的个人腰包,没有给中国增添分毫的力量。
“文艺腔”确实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但我们已经玩不起这种奢侈的传统了。中国古代就特别重视诗词歌赋,而不太注重逻辑思维。其实,在先秦的时候,中国人还是相当“理工科”思维的。虽然中国没有像古希腊那样,发展出较明确的形式逻辑,但当时理性、务实的精神还是相当普遍的。我们看看当时秦国的标准化生产、各诸侯国在战争中的表现,以及一些思想家的思想,其实都不太“文艺腔”。“文艺腔”的开始应该是在汉代,从那时起,中国人就过于偏重华丽的辞藻了。但古人对“文艺腔”也是有所反省、警惕的。如熙宁变法,王安石就想取消科举中的诗赋考试,使得考试能够选拔出更为实用的人才。我们都知道,王安石本人的诗赋水平非常高,但他也认识到了“文艺腔”的危害,因此想采取行动予以纠正。可惜的是他失败了。
十、“文艺腔”之后可能就是儿童腔与娘娘腔
“文艺腔”当然不是指《诗刊》《小说选刊》《新剧本》上的文艺腔——那些地方就怕它不“文艺腔”。咱们聊的是文艺领域之外的“文艺腔”,尤其是社会认识和政治动员中的“文艺腔”。首先得承认,即便在这些领域,“文艺腔”也是有它的位置的。先秦的公共知识分子,儒、法、道、墨、阴阳家在启发王侯、建言献策的时候,没有哪家不带文艺腔的。骆宾王写的讨伐武则天的檄文因为文艺得好,据说武则天读了都受用;毛泽东“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也是“文艺腔”,他同时还特别提防别人用“文艺腔”来“反党”。记得我们上中学第一次下乡劳动,背着背包奔东北旺苗圃,路远人小背包大,走得嘀里当啷的。所以一出西直门,一位叫孙强的老师就开始站在路边打快板:同学们,朝前看,前面就是东北旺,下定决心排万难,胜利就在咱眼前!我们又走了俩钟头还听他在路边呱唧呱唧“前面就是东北旺”。于是同学也说了起来:红红太阳暖洋洋,照到我的破衣裳,姓孙比人小三辈儿,姓儿也比姓孙强!这样一“文艺腔”,还真不觉得累了。那位孙老师已去世多年,想想真是个好老师啊。
如果中国社会的发展能稳步走向成熟,一般人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就应和“文艺腔”渐行渐远。理性讨论理应成为社会思考政治动员及参与的主流。到时候老百姓不是发短信编段子,而是提了笔记本电脑去人民大会堂和政协礼堂,一笔一笔地分析讨论四万亿资金从哪儿来、经过哪儿、到哪儿去,问得财政部部长直想提前退休。这当然是理想趋势,以现在这个世界乱局,今儿难说明儿,明儿难说后儿,将来什么腔谁又说得准呢?没准儿童腔、娘娘腔大行其道呢?没准直接就来唱腔——唱《国歌》《国际歌》了,也说不定呢。
六该由西方正视中国“不高兴”了
◆ 王小东
西方人的自以为是,是被我们惯出来的
在这件事上,确实有一些外国人没有醒悟过来,他们没有真正理解中西关系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
坦率地说,这个美国人是个有代表性的傻冒,是一个因为在中国工作被中国精英捧坏的傻冒。其他一些西方人比他聪明,我刚才说到的澳大利亚外交官,中文说得跟中国人一样好,她就比较明白这个道理。
实际上,中国的精英和官员没有认识到这股力量。那些被中国人惯坏了的外国人也没有认识到这股力量,但有些外国人看到了这股力量,所以那个以色列残疾运动员骂了中国之后,以色列总统赶紧出来道歉。
道德?你西方人甭跟我讲道德!就像网上那个年轻人所说的:你从世界各大洲除了欧洲都卷了铺盖,你就有道德了。
七警惕余世存式的知识精英主导一个国家的精神品质
◆ 宋强
愤懑主义与失败主义是孪生兄弟
永远“清醒”而对立的“本土愤懑”,热衷于以愤懑制造绝望,拆穿了,就是把一切值得愤恨的对象,把一切谴责的议题,引导向“逢中必反”的决然对立,对立了又看不到他满意的效果,于是乎虚无主义,于是乎恶念膨胀。这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不过是上世纪80年代的自虐史观在借着其他的壳延续着而已。
最野蛮的种族主义分子炮制出的下流文字,就这样在兴而未艾的国民劣根性###中借尸还魂,“弱者、愚笨者的繁殖都是最快的”——这就是邪恶的愤懑主义对中国民族品质和民族现实的最终诊断:
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在近代以来确实是在一种德性的陷落过程中,它的智力和道义水准不再上乘,它既非优秀又非高尚。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弱者、愚笨者的繁殖都是最快的,它们合群称大,以量的优势取代品质,个体的存在在种群的存在面前忽略不计。中国人口这么多,像棉田里的蚜虫,像垃圾堆上的苍蝇,像污水坑中的蚊子,是最小最没有抵抗力的、也是繁殖最快的种群。(余世存《成人之美》)
这是知识界颁给“汉语贡献奖”的杰出人物对中国面貌的描绘。罗森堡对波兰人的诅咒都不曾切齿如此之极,所不同的是法西斯理论家所攻击的是别的民族,余世存诋毁的是他自己的民族。
而这里更加非同寻常的是,一般的当代愤懑主义,基本上只是拿我们的传统、历史、体制施虐。而像这样的怨恨的剑锋直指80后,可谓是把失败主义推向极致。他都不要青年了,没心思去争取青年了,不是失败主义的极致还是什么?
“贱民的时髦”
我并没有把愤懑主义一棒子打死,我想还是得重复这样的观点:必须承认没有一个人为做一个20世纪的中国人而感到特别庆幸。在这个世纪里的很长时间,我们走了许多弯路、歧路。由这种沉重的历史而生出的愤懑之情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必须求索。然而求索的目的是什么,是渲染仇恨吗?是让我们看不到希望么?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吗?为了显示一种学理上的新颖,把整个民族的历史和美感抹杀得一文不值,把我们民族刻画得卑鄙而渺小。我们的民族现实被描绘得如此卑鄙而渺小,并以此为出发点判断我们的国情,形成一部分人最基本的世界观,成为部分中国人永久性记忆和常识的一部分,一种比较普遍的深蕴于我们心理中的几乎约定俗成的心理现实,几乎成为我们基本知识的一部分。这里面有一个声音在说话:我们民族的历史是一部晦气重重的历史,几代人都像###似的活着,我们多冤哪,所以我们有理由不爱这个国,我们有选择离弃她的自由。
三、缺乏外部选择压,中国不高兴的症结
我们的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总是在讲:我们领导层、我们精英层如何如何好,靠他们就行了。三鹿奶粉事件就是在这个时候毫不留情地打了他们一个耳光,用事实告诉人们,他们过于乐观了。
另一方面,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要大量使用石油,而且增加的速度非常快,这是谁也拦不住的。再说,凭什么拦住我们用?中国有一些环保主义者,包括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说中国应该节约,应该天人合一(辟谷好不好啊?),把石油省下来。这个观点看似高明,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
刚才讲的是全人类角度,再来看第二点。从中国人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省下来有用吗?我们省下来的能源不是被西方人消耗掉了吗?在今天这样的世界格局之下,谁先省谁先死!也就是说,谁想节约能源消费的话,肯定先从地球上被淘汰掉了,因为你不发展了,不发展就要落后,落后就会被别人淘汰掉。在这个格局之下,人类不大可能通过节流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能源问题。开源呢,找替代性能源?我觉得像煤炭、天然气、油砂什么的没必要再讲,那些化石燃料最多延长一点时间。核能也不行,《即将来临的经济崩溃》里就讲,如果我们全力发展核电站的话,铀在6~30年之内就会被用光。真正可持续的应该是可再生能源。但是,可再生能源现在的情况非常不乐观。水力,人类大规模开发利用有几十年了,也发展得差不多了。还有生物质能(人类最早利用的其实就是生物质能:砍树),这几年发展生物质能,搞得粮食价格暴涨,发达国家把玉米烧了开汽车,发展中国家的人就得饿死。将来有没有可能突破?比如说在海里用海藻生产生物质能什么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其前景如何。风力稍微有点希望,但是占的比例也不高。如果真的准备依靠风能,需要现在就拼命造风能发电机了。前段时间国内有人开始大面积忽悠太阳能电池板能解决问题。我查了一下资料,这个希望非常渺茫,现在技术上还看不到突破。根据美国能源部的资料,到2030年,太阳能电池板发电最多占到美国能源使用的1%,这是来不及的。就算按照那些忽悠人的说法,把塔克拉玛干沙漠全覆盖了,把亚利桑那州沙漠全覆盖了,这个施工量得有多大?施工的当中又要消费多少能源?全都是问题。为什么中国一帮人出来忽悠太阳能电池板可以解决世界能源问题?说穿了,是因为有不少中国企业上了大量生产技术水平并不高的太阳能光伏电池板,所以要大造舆论,就是这么回事。
中国人最不习惯“文明退回去”这个观念。因为自有文字历史记载以来,中国文明基本上没有大的倒退。当然,在每次改朝换代的时候,往往都有人口的锐减,文明的相对简单化,但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还都只能算是小的倒退。我们近现代100多年也可以算小的倒退,但如果是以文明史的尺度来看,还是算不上倒退。但就整个人类来说,不要说倒退,文明灭绝了的事也不少,欧洲就有大的倒退。根据一些西方学者的讲法,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经过一千年以上的时间才恢复到罗马帝国当时的水平。中世纪的欧洲文明是非常简单的,根据基佐(就是《共产党宣言》里面挨骂的那个基佐,他是个历史学家,也是个政治家)讲的《欧洲文明史》,当时欧洲的社会基本状态,大致就是领主的几口人之家,外带几个仆人、一些农奴及依附的少数自由民等等,这就是一个政治单位了,非常简单,生产力极其低下,生活极其艰苦。我们知道罗马人爱洗澡,澡堂子修得很漂亮,可中世纪直到近代,欧洲人是不洗澡的,法国国王半年才洗一回澡。所以,文明是可以退回去的。文明也会灭绝。比如说由于能源的耗尽,文明灭绝了,这不是什么非常罕见的事,复活节岛的文明据说就这么灭绝了。
缺乏外部选择压,大家都会完蛋
我讲美国在衰朽,国内一些人又蹿上来了,他们讲美国如何如何强大,今天的金融危机根本算不了什么,美国很快可以恢复,等等。这些人很愚昧。我讲美国在衰朽,着眼点根本就不仅仅是美国今天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仅仅是一个可以拿来说事的现象而已。我们要有穿透历史文明的大眼光,社会生物学还真就可以帮助我们具有这样的穿透历史文明的大眼光。但我在前面把社会生物学结合人类历史来分析,是我自己的观点。社会生物学家们谈这些的篇幅往往很少,就很少的那么一点点,所谓的西方“政治正确性”就容不下了,所以我估计他们也是不敢谈。我谈的这些,错了,责任全是我自己的;对了,功劳我也有一点。
如果一个社会永远没有选择压,当然是一件好事,可以说,那就是人间天堂了。问题是现在没有,你麻痹了,懒惰了,最后一下子强压来了,你就完蛋了。自然资源的危机早晚会来,如今经济萧条所带来的资源降价是暂时的,中国人的“不高兴”只是一个开头,这还不仅仅是直觉了,已经有很多人看到了这种前景。
四、2008,神鬼莫测
:黄纪苏
猛回头:能否走出浑浑噩噩
2008
年给人的感觉是鬼神莫测,太戏剧性了,让各种预报名誉扫地。社会处于常态的情况下,很多事情是容易预料的。当变量太多,以往经验所提供的套路派不上用场时,也许就说明又到了未定之天。从国内说,毛泽东时代30
年,改革开放又30 年,解决了老问题,积累了新问题,完成了轮回,该翻篇了。国际上,火烧了,楼垮了,资本主义体系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相对稳定发展似乎要结束了。真够有趣的,樊纲他们刚刚举杯庆祝中国“并轨”
,世界就又“出轨”了。在一个剧变时期,理性要挺身而出,但理论要适可而止。那么多似是而非、似有还无的东西在动、在变,一切都没固定,没水落石出。这不是你条分缕析所能摆布清楚的——说得太头头是道的事儿往往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就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讲出来,能上升到理性最好,一时半会上不去,也没关系,就说说感觉也无妨——“空气在颤抖,好像天空在燃烧”
,关键要真诚。我的感觉是,新世纪没准从2008 年开始。
这两年不少人都在议论,说中华民族需要有股力量出来高尚一把,使因循苟且的恶性循环转变为奋发蹈厉的良性循环。这让我想起曾看过的一段水牛跟狮子的视频,很有意思。
一大群牛发现了狮子,掉头逃命,狮子追上去扑住了一头小水牛。牛群兵溃如山倒已经跑出一段距离,听见小水牛哀鸣不已就放慢了脚步,但一个个都是欲救不敢,欲逃又不忍。
这时候一只水牛奋蹄冲了出去,虽说是草食动物,但那么大的体量再加那犄角,还有后面黑压压的开始跟进的牛群,狮子也怵了,扔下小牛溜了。人类社会也是一样,关键时刻要有某种力量出来打破平衡,启动新机。30
年来人人为己的文化和体制,其能量差不多快耗尽了。精英阶层日渐腐朽,势不可挡的腐朽。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个金钱,一个官位,把精英捆得跟大闸蟹似的。本来这两样东西也构成了社会的动力,想图财想当官不能说不算抱负,但他们缺少更宏远的抱负。精英阶层的抱负应当比老百姓的大,应能把老百姓的个人小抱负组织起来汇聚成一个民族奔向宏伟未来的大抱负,不然要你们干嘛?但你看那些经济精英,除了名车就是豪宅,有点钱就泡脚泡妞泡赌场;政治精英在升官图上马走日象飞田,成天测量上级领导黑白眼珠的比例;知识精英左手抱官右手搂钱,嘴里喋喋不休,你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太没气象了!他们如今有名有利有官有位有房有车,要什么有什么,人生目标全实现了,只想在安乐窝里维持现状、醉生梦死,谁也没心气儿为整个民族打算,整顿内部,把一身的毛病好好治治,强健了肌体,去迎接世界历史更新、更大的挑战。中国几千年,读书人经常扮演启动基金的角色,但这些年的读书人快被各种科研基金和红包压垮了,谁还愿意当启动基金呢?而到了
2008 年,忽然蹿出来一帮 80
后,二话不说当了启动基金,这的确让人对前途感到一点乐观,原来还以为这帮孩子就知道乱花父母钱呢。
反正时代走到了这么一个关口,需要思前想后了。未来看不清楚的时候,大家就会回头打量历史。中国的历史说简单也简单, 分两段就行。
1840 年以前中国属于自己的历史,自居一隅,自成一格,自行其是;1840
年开始,中国史并入世界史,中国解散了自己的东亚宗藩体系,加入了以西欧北美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前一半历史里的中国跟后一半历史里的中国,内外形势和基本任务全然不同。
前一半的外部压力基本来自北方游牧民族。从文明形态来说,打猎的跟种地的不在一个层次上,北方的马上民族虽然攻入中原好几次,但最终都被汉族文化同化得几乎无影无踪。后一半的外部压力来自工业文明的西方,面对比你发达得多的科学技术工业,
“用夏变夷”的老路走不通了。这一次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渗透要比西天佛教那次全面、深刻得多。
尽管如此,中国毕竟是站立了五千年、有韧性有后劲的大文明,彻底“脱胎换骨”是不可能的。所以一方面,你能把女真化成华夏,但你没法把西方化成华夏;另一方面,新加坡能把自己化成西方,中国没法把自己化成西方,因为你不够小也不够弱。这是基本形势,这个基本形势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基本任务,那就是学习人家,强健自己,继往开来。
“继往开来” ,我的理解就是:属于五千年,承认 170年,中国本位,容纳万流。五千年是一笔丰富宝贵的资产,不能随便扔了。至于170
年,你爱也好恨也好, 它也没白过。
中华民族因为它倒下,也因为它新生,我们由皇帝的臣民变为现代社会的公民,这是多开心的一件事啊!
既然是进入了世界历史,既然是在世界丛林里跟工业文明的西方周旋,您缺的就得补,差的就得改。科学、技术这些真不用多讨论了,别听西方的“杨朱”也就是福柯他们碎嘴唠叨,您就督着儿子闺女玩命学吧。至于人文社会方面,先秦诸子说到了的,您抄下来贴墙上;没说到的,您也不妨参考参考五洲四海的明白人。
中国还要往前走,恐怕基本任务要有所扩大。因为我们今天跟100年前不在一个楼层上, 扩大成什么呢?王小东用了一个词叫“天命所归”
,这词儿好,毛泽东原来说的“中国要对人类有较大贡献”
,应该也是这意思吧。中国就是要有世界眼光,有人类抱负。现在学者给自己报课题,厂家给自己报项目,全都一副老虎吃天、崩爆米花的架势,可一到中华民族的百年大计、千年伟业,一个个比着低声细语,生怕吵了外国友人的午休。其实以中国的人口规模、历史规模和文明规模,我们只要继续生存,就必然要参与创造世界历史,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或压垮这个世界,或再造这个世界。这是个比近代基本任务还要大得多的工程,应该有个时间表或路线图,哪怕是草图。同时,我们也要分出近期任务和长期任务。我原先用过一个比方,如果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比作一个拳坛的话,我们近期中期目标就是打倒拳王,终极目标是打碎拳坛。终极目标当然不在我们眼前,但应该在我们心里。不妨把未来的理想社会当个存钱罐,平时有点社会实验、人生探索什么的,就当毛票钢镚塞进去慢慢积累吧。
这些我多年前在《高高低低话平等》里都谈过。有了这一路排下去的大任务大目标,一个民族就有事干了,就不至于醉生梦死、行尸走肉了。
照目前这种政治经济格局,中国一路走下去,把经济继续做大,做得超过美国,可能性有没有呢?我们不敢说一定没有,但也不好说肯定就有,因为各种内、外、心、境的变量太多了,总之这的确是个问题。咱们经过
30 年发展,有了不小的成就,但要理性看待,不能自我膨胀。张五常说:
可不是嘛,你们的制度可不就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嘛!但也应该看到,河北矿就炸了,三鹿事就发了,深圳那个“怪叔叔”把官僚的脸都丢尽了!这些事哪件也不偶然,都有着极高的代表性和极强的标志性,一拽一长串,一揭一大片。
目前这个机制不是没问题,而是有问题,有大问题。精英层能否带领我们民族再上一个台阶,确实堪忧。
民主何能 民主何为
民主何德 民主何苦
2008年先闹火炬,再闹地震。自由派先是“天谴”
,在群众那儿碰了一鼻子灰,赶紧改口说“普世”
。有人力挺,有人痛批,还挺热闹的。自由派玩概念游戏,说你们看啊,汶川大地震咱们中国人表现得好不好?好吧。为啥好?因为尊重了生命,落实了普世价值。普世价值从哪儿来知道不?
从西边。——马列主义英特纳雄耐尔也从西边来的没错吧!
西边好东西多啦,民主也是好东西,咱再来一个要不要·其实自由派你就直接说我们想要民主不就完了么,兜那圈子干嘛?——没华盛顿、杰弗逊中国人还不会做好人好事了?自由落体运动公式确确实实普世,但国会山它还真没那么普世。
没那么普世只要你觉得值得也不妨引进、推广,牛仔裤不也从无到有,差不多一人一条了么。反对的那方又是老套子:
马克思一八三几年怎么说的,四几年怎么说的,五几年怎么说的。 更年期似的拿出 “阶级性” 来碎嘴唠叨——中国都 “阶级”
成这样了,他们的 “阶级” 理论却一直在犄角旮旯闲着,这回总算派上用场了,够无趣的。
我们对民主既没必要红着眼圈迷信它,也没必要闭着眼睛否认它,而应该存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持一种为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着想的立场。不妨从功用、能力和价值三个角度来说说民主。先说功用吧。
“民主”当然就是人民做主,老百姓当家。当家做主有开心的一面,也有麻烦的一面。但有一条民主可以绝对地保证:是好是歹都是人民自己选的,出了事赖不着别人。还有一条可以相对地保证:既然是人民自己选出来的,讨好人民、给人民办事的动力一般会大于不由人民选出来的。当然了,像耶稣、佛陀那类悲天悯人的情怀另有出处,人民打他他也要给人民办事的,可能会因此机会少些。社会现状与民主功用之间的关系,也许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不少。人类社会各种变量乱作一团,政治经济运行的情况是无数社会历史因素错综纠缠、复杂互动的结果,塞翁失马、淮橘过江,同样的东西,换个时候挪个地方就完全不那么回事了。因此各种民主理论和反民主理论都要在人类社会的变局面前尽量谦虚一点。
民主由于其开放的参与空间尤其是舆论空间,会呈现动荡不安的特点。这可能是优点,也可能是缺点,要看摆在什么环境里面。在中国近代危机火烧眉毛的时候,七嘴八舌肯定是较差的选择。即便是到了上个世纪的
70 年代末,它也不是多好的选择,因为经“文革”十年折腾,人心思定——现在有人埋怨当时宪法取消了“四大”
,可老百姓当时真的无所谓,我们不妨平下心回忆一下。今天 30 年过去了,距离 80 年代末的风波也已经 20
年了,国家承平日久,您还是年年岁岁“稳定压倒一切”
,还用过多的限令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来一味抑制民主的监督功能,这就不对了。民主社会一般小震不断,大震不见,泄洪道天天细水长流。而我们的特点是平时捂着盖着,因为体积大,容易将就,东边不行靠西边,南边缺点儿北边补,但结果矛盾会越积越多。大家伙比潜水员还能憋气,一憋就是好多年,到了实在憋不住的时候就是土崩鱼烂。我们不妨回头看看:前
30 年的问题和情绪一直捂到1976年, 1976年这一反弹把中国弹哪儿去了?
30 年还没弹完啊!后30
年当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样问题也够个儿的,矛盾和不满也积累了不少。幸亏这些年由于互联网,有了真正来自民间的监督和表达。要说民主,这也是民主。民主的功能就是社会自我反思、自我纠正。民间参政议政,没有这个互联网根本无法想象。要没有这样的参政议政帮着行洪,憋成溃坝不是不可能的。
今天的思想文化管理群体,比例越来越大的是所谓“技术官僚” 。
“技术官僚”的特点是理性、事务主义,自己没意识形态,没立场,没激情。还别说私下,就是在最基层的会上,提起路线政策,他们全是一脸的不屑,心里没一点认同——当然也说不上多反对。这样一种“消极行政”
,你能指望他有多大效率呢?这批“技术官僚”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技术”含量太低。你看有些人,《色·戒》火爆那会儿,愣看不出那是部什么片子,争论从民间爆发,
闹得不可收拾,这才启动“反应机制” 。后来宋祖德说了某位着名导演,他们又猴急麻花跳出来 “清理” 门户,口口声声说人家 “诽谤”
。
人家万一说的要是属实怎么办,你的脸找好地方放了没有?
这么笨手笨脚,这么低下的行政能力,却来管理文化艺术这些精密仪器。其实也真不能过多责怪那些具体的官员,根本的问题是,应该明白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管不了的您别管,用有限的精力去干能干的事情。
今天因为缺少当年的危机,普遍现象都是得过且过混日子,完全没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精气神儿。看历史,
“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 真是普遍规律。
打天下时九死一生啥毛病都没有,有了也赶紧改;得了天下无忧无虑啥毛病都来了。你看从八旗到太平军到湘军到淮军到北洋新军到国民革命军到八路军解放军,生生死死的多快呀。中国革命
80
多年了,当年的共产党人真是豪杰啊。熊蕾她爸熊向晖埋伏在胡宗南身边当间谍,不是没人看出来,有人看出来了,说这小子这么廉洁清正有作为,太像共产党了,赶紧抓起来吧!——就冲着一条,你说这共产党能不得天下么?当年秋收起义一路丢盔卸甲,三湾改编完了,一二百人由毛泽东一瘸一拐领着奔了井冈山,靠着这股精气神儿也就
20
来年工夫就拿下了全中国。你再看今天这一个个跑官买官卖官,腐朽成那样,如果没有一套振奋他们的办法,整个社会是会快马加鞭老朽下去的。咱不说远的,就说
2008年初的冰雪灾害,反应迟钝;
“3.14”关键的头两天都不会动了;火炬若不是国内外“四月青年”冲冠一怒,变坏事为好事,真不知怎么收场呢。接着就是后面的溃坝、瞒报、毒牛奶、毒鸡蛋。大家会问,
“官”不就是“管”么?今天吃的哪样没毒?毒了我们这么多年,你们都管什么去了?还让广大消费者“提高鉴别能力”
,我们家里有化验室么?这样僵化的体制应付中小型危机还凑合,碰到大型危机就令人担忧了,
所以这个体制必须改造。中国近代以来,国家要危了,精英们就精神抖擞,有模有样。日子刚好一点,就成群结队地醉生梦死。可悲的是,这类松懈和堕落的现象,严重压制了民族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中国的精英应该是干嘛的?应该不但带领人民从死地里爬出来,还要去攀登世界历史的高峰。
对于社会和社会的管理者,言论和媒体的继续发展可能起到一种作用:平添日常的内部(国内)压力。说白了,天天有人骂你数落你揭发你,你行为做事就会像点样,就能够保持警醒,不松懈,不腐朽,不然就只能等着外国入侵或地震山摇才能振奋一回精神。这日常的压力从哪儿来?来源当然不止一端,教化也可以是而且也应当是一个。我看电视里英模报告会上也是满场的官员一个个听得也直抹泪。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以及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已被整垮了好几十年,重新修理、改造、树立起来,可不是短期内能办到的事。要靠文化教育,但也别陷于文化决定论,如果你药方开的尽是唱歌背诗开讲用会,那就是误国误民了。不能光靠这些,还要在制度上解决民主监督的问题。当然,也别以为有了民主制度就什么都有了。凡事过犹不及,一年到头罢工游行,社会也搞不好。另外,在体制内部做些制度改良,当然也不失为一种办法。这些年日益强化的
“问责制” 就属于这种思路。
问责制本身,我挺怀疑它的效果。效果好点的其实大都引入了外部的偶然压力,说到底是这样一个因果链:出问题——媒体曝光——公众义愤——高层震怒——勒令解决。问题是,靠媒体曝光、公众义愤、惊动高层这还具有普遍意义么?——绝大多数问题是没有机会上媒体成热点的。不借助外部压力,仅靠内部举报,这个制度就很难启动,启动也都是为些不疼不痒的事。面对事故灾难,基层普遍的瞒报封口说明问责制已经无能为力了。当然,多设一些相对独立、彼此外在的机构,也多少能形成一些相对外来的压力。其实老说的
“部门利益” ,其中便包含了这样的压力,这有点像《南方周末》
兔子不吃窝边草,专找广东省外的时弊针砭一样。基于部门独立性的监管历史久远,什么御史、廷尉、大理寺都是,但局限性也都不小,否则用不着再叠床架屋,设东厂西厂,组织中统蓝衣社了。毛泽东解放后也一直想找到合适的压力源,先找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
“四清”时又用体制内这部分监督那部分,末了实在没辙了便发动群众。今天的吏治跟前几十年有霄壤之隔,少数贪官奸商地痞流氓成群结伙,同流合污,也都够“江湖”够“山寨”的了。所以,完全在体制内部想主意,恐怕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结果。应根据中国的具体问题,稳妥而坚定地加强民主的监督机制,对整个管理体制造成外在压力——只要有利于我们,别说从西方人那儿了,就是从飞禽走兽那儿该引进也得引进。西方最近的金融危机,又一次暴露了资本主义和西方文化的深刻弊端。但我们这儿也别趁机把人家什么都否了——他们能领导世界几百年,自有其长处,科学、工业、社会主义、民主,这些都是西方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是否定不了的。总之,对于中国的未来,民主是能有所贡献的。民主的内容很多,对于现在的中国,信息的批露如果能够更公开透明一点,以加大民主监督的力量,我觉得肯定是一件好事。除了少数几个人,大家眼下未必对照搬西方的制度有多大兴趣。但你要保证——还要有实在的办法保证你的保证——民主的监督。光来一句“我们说话从来是算数的”早没用了,因为历史证明,这些空话套话是常常不算数的。
说到效用,我们确实也要看到,民主在一些方面可能是非常低效甚至是负效的。议会讨论提案,本来是君子动嘴不动手,但台湾的“立法院”不但动嘴说,还动嘴咬,这还不够,还要动脚踢,高跟鞋都踢飞了。当年基辛格在埃及、以色列之间搞斡旋时就感慨:以色列办事怎么那么难啊,政府议会讨论来讨论去就是没个结果;还是埃及好,总统一声令下,谁不听毙谁!大家老说中国这个体制太
“首长意志”
了,其实在瑞金的时候也是没完没了地讨论表决,白军都快到村口了,这边还统计票数呢。那年头的效率不像今天,没效率就是没命呀,所以赶紧改成“民主集中制”了。这一改,挺顺的,顺着顺着就顺不回去了,这真是一种悖论。也是啊,用不着民主,经济增长率、外汇储备什么的不也都世界第一了么?所以代价问题的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其实解决起来也不难,你抓紧着点,一步一步放开,用钢镚毛票攒出一民主来,别用摸六合彩的方式,冷不丁的一下子让人不是疯就是傻。但您如果非但不放开,反而一步一步收紧——觉得不收白不收,收了也没人敢管——那么积累若干年下来,矛盾的双方就都没机会了。
以上说的都是功用和效率。其实民主还有一个价值问题,这是必须面对的问题。现在一些朋友一提民主就会说我们古时候就靠明君贤相,不习惯民主这玩意。但问题是,这170年没白过啊,这么多年的现代化运动,城市化、工业化、教育普及、通信便捷,这都跟古时候不一样啦,老百姓的价值观也不一样啦。民主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价值了,大家越来越认为这是我的权利,生来就该有的权利。凭什么我自己的事我插不上嘴,老得你当官的给我做主?古代老百姓的确不这么想,村口贴的告示骈四骊六,他看不懂就知道佩服,他会想我算啥玩意呀?现代的老百姓一个一个读书上网、真假学位证书一摞一摞的什么都懂,他会想你算啥玩意呀?这是现代化造就的基本社会现实,你必须要面对,早晚要面对。
民主之所以能成为价值,原因之一就在于越来越多的人具备了民主的能力,上面说了,是现代化培养了这种能力。晚清民初的时候政治家说“民智未开”
,这东西搞不成。如今
100年过去了,民智还没开么?有能力就有欲望。晚清时代就那么几个人认字,民主的欲望加起来也就相当于一火力发电厂。
今天恨不得一人一博客,民主的欲望加起来没准够一火山了。
你看现在有点事互联网上就狂风暴雨似的,显然是膨胀的民主能力和欲望在寻找释放的出口。那种“从前试过这玩意,没戏”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袁世凯、曹锟那会儿没戏不证明今天也没戏,您的日历忘翻篇了。
对于普通老百姓,民主自由如今也是非常切身的利益。
有些官员本来不学无术,但胡作非为,不受法制规范,巨大的公权力为他们的撒野犯浑保驾护航。有些单位里,老实巴交的群众想“一刀一刀切了领导”的狠话,我都亲耳听到过一些。老百姓需要“民主”
“自由”来限制一些官员过分的权力。那种认为民主自由不关老百姓的事、老百姓就关心猪肉几块钱一斤的观点,并不符合今天的实际。很多人坚信,一搞民主,肯定是有钱人的天下了,前门放狼,后门进虎。
这样说当然有经验上的根据,但尼泊尔“穷党” 、查韦斯、内贾德不也都靠民主上去的么?所以天下的事没那么绝对。
另外,你可以说美国民主是假的——其实不可能都是假的——但我们就不能来点真的么?现在有些学者可以一人同时仨观点:一说中国太特殊,民主不能急;二说天下压根就没民主这回事;三说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挺民主的了。三个说法各自都有一定道理,但仨蛐蛐放一罐儿里只能掐得一个不剩。
你不号称信仰社会主义么?平等可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民主可是平等的题中之义呀。
社会主体的崛起与未来的希望
说到民主,我们还应该看看中国现今几种基本力量的相互关系。这几种力量就是政府、资本和百姓。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应该说政府目前是比较吃香的。左右都跟它拉关系,争取它的支持,这也可以理解。从博弈的角度说,社会中是应该多些主体,彼此牵制。小国在两极世界就比单极世界活得好些。现在一些房地产商动不动就雇帮黑社会打手来实现超额利润,那被打的只好拨打110找警察找政府。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之外多了个市场或资本,这的确不光为有钱人,也为许多底层普通民众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但牵制是双向的,我们在看到资本牵制国家的同时,不要忽视政府对资本的平衡作用。
政府可能有很大问题,需要规范、改造甚至削弱,但它在理论上还是一个独立于各方而代表全体的力量,可以起到抑强扶弱、平衡各方利益的作用。别小看这“理论”
,有它跟没它是很不一样的。政府或官僚当然也追求自身的利益,对此不是不能限制(德国、香港都限制得不错)。应该强化政府的超然地位,约束它的自身利益,切断它跟资本的强强联合——本来就是强势,你再助一臂之力,别人还活不活了?
至于资本这一块,资本家的利益当然也是利益,当然要有发言权,但国家社会不能由他们来领导,因为他们“理论”上都不能超越自身利益,天然就是自私自利。我曾经读过一篇被称为“资产阶级宣言”的文章,印象非常深。不能照顾最大多数人利益的集团能让大家高兴吗?理论上超然的力量,或许还有可能改造成实际上也超然的力量;理论上压根就自顾自的集团,你根据什么让他学雷锋呢?所以对资本或“工商集团”的指望也别太大了。
其实老百姓一没权,二没钱,手里什么牌都没有,想从资本和国家的对立中收渔翁之利,道理上并非不可能,但现实中的空间不是很大,要是人家光勾结不斗争——乡政府和开发商手拉手欺负你呢?弱小的民众在两个大块头的对峙中讨生活,代价也不小,依草附木的日子终非长久之计。他需要增强体力,获得更大发言权。老百姓必须成长为一支让人家也来送礼、也来拉拢的力量。要做到这一点,他非得有点本钱不可。这本钱的来源无外乎选票、工会、网络之类,而这些都需要一个更开放的政治平台为前提。这一点中国资产阶级的喉舌是承认的,他们原来主张民主比谁都欢,这几年看看南美、中东有点犯怵,又给民主设这样那样的条条框框——一不能“民粹主义”了,二不能“极端民族主义”了。
我头两年说他们的民主是“裤腰民主”
,要不小于二尺四,这样他们进得去,还不能大于二尺五,那样“暴民”也混进去了。作为社会舆论力量,知识分子应该为培育和扶植民众的民主能力有所贡献,这样才有可能形成真正多元的民间社会及其价值(现在那帮人嚷嚷的“民间”
,走近了一看全是民营企业家,也太装蒜了) ,在资本-国家格局之外培育新的力量。
西方国家在公民社会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值得参考。
麦当劳顾客吃汉堡吃出半个耗子,结果法院罚了上千万,这说明资本不能一手遮天。这方面,应该说民主体制提供了必要但不是充分的条件。一人一票的实质是政治权力上的反集中反垄断,否则天下则全由有钱有势的拍板说了算。反的方法和效果尽可以讨论,但反了就比不反好,大方向是正确的。
“虚伪”二字概括不了民主体制的全部实际,那么高的遗产税难道不近乎社会革命么?
再回到一开头说的“高尚” ,说的“伟大社会”
,就年轻人的状态而言,应该说是不保准儿但也还有希望。为什么说不保准儿呢?因为年轻人所受的教育,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基本上就没高尚这东西,电视里就差办二奶大讲堂了。听友人徐浩渊女士说,前年冬天,中、美两国组织了一次电视优秀中学生对决,双方各自出席
60 名代表,在一项选择中,每人需要从权力、财富、真理、智慧、美丽中五选二。结果是:美国孩子60 人统统选择“真理与智慧”
;中国孩子除一女生选择“财富与美丽”外,其余 59 名统统选了“权力与财富”
。这个调查虽然存在方法上的问题,但大致结果是差不多的。这是一方面。但物极必反,
“下半身”了这么多年,也该变变了,而且也确实发生了变化,
“四月青年”就说明了这种变化。搞摇滚的侯牧人是我好朋友,中国摇滚人这二三十年给人总的印象就是一“绿林”
,老侯也不例外,你听他那会儿唱红色摇滚,真差不离把嗓子唱嘴外边去了。汶川地震时,一天晚上到他们家聊天,老侯跟我说,他现在有种感觉,那些不三不四小情小调的东西是不是该唱完了。他说起他的女儿——他女儿是四中的高材生,那会儿看不上北大清华,考了香港中文大学,
原准备做世界公民。汶川地震后,女儿跟他说:有些“大词儿”原来听着苍白无力,今天听了令人心动。这句话让我们做父辈的听了一震,有种强烈的预感:社会心理、社会文化大的历史转折可能已经开始了。哦尽力啊
五回望2008:我们不需要短暂的亮光
◆ 刘仰
2008年似乎很平常地就过去了。这一年因为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似乎过得非常快。但也因为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令人难忘而迷惑。用一句话来形容2008年有点难,因为2008年,中国和世界都呈现了非常复杂的面孔,所有人都面临没有先例的选择。
对于中国人来说,2008年确实有一些高兴的事情,比方说奥运会。中国第一次作为东道主举办奥运会,办得很成功,拿到了金牌数的第一。然而,这一份高兴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价值,要真正把这份高兴变成长久的喜悦和自信,中国还需要更加实际的态度和成果。但是,即便中国人这次如此难得的高兴,有人也不愿让我们太平。从西藏的骚乱,到奥运火炬全球传递时的捣乱;从某些欧洲国家在西藏问题上挑衅中国,到###分子在新疆制造的流血暴力事件……很显然,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些人见不得中国人高兴,不管出于怎样的心理,让中国人难受,是他们的目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让他们的希望落空。比如说“神七”宇航员的出舱,比如说中国海军史无前例地远航亚丁湾,中国人更需要这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让我们未来的高兴有更加坚实牢固的基础。
跳开中国,看看世界,从美国次贷危机到全球经济危机,从格鲁吉亚到美俄较量,从印度到巴基斯坦,从以色列到中东,2008年发生的这一切,人们已经看到了此起彼伏的硝烟和止不住的鲜血,这会是2009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预告吗?在这些冲突的背后,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形成汹涌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全球各国政府联手救市也没有多大的起色,反而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小国冰岛破产了,这样的命运会落到大国美利坚头上吗?一个黑人当选美国总统,其历史性、标志性的意义,也被金融危机所冲淡;中国持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而这场经济危机对于中国更大的问题在于:当我们全力以赴学习西方的时候,西方发达社会终于暴露出严重而深刻的内在危机,我们怎么办?是继续照样学,还是在借鉴的基础上自我创造?中国思想界、理论界的失语,不知道是醒悟中的沉思还是等待美国榜样复苏后卷土重来。然而,“百年一遇”这样的词汇,已经提醒人们,即便渡过危机,世界也不会像以前一样了。那些曾经被视为金科玉律的东西,真的还有机会东山再起吗?在这种担忧和疑问中,谁还能高兴起来?
2008年的中国,确实还有值得真正高兴的闪耀。从年初南方的冰灾,到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大自然在2008年给了中国一连串巨大考验。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中国人没有丢脸。全体中国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人们的善良和关爱由衷地迸发,人性的光辉不仅令世界惊叹,也感天动地。这是中国的希望,这是中国人千百年来不曾消失的美好的精神。只要这种精神在,我们还会害怕困难吗?但是,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我们既看到了中国人的美好,也看到了范跑跑之类的存在。回顾中国近代历史,30年来中国的变迁虽然令人赞叹,却还有无数的事情等着我们中国人。我们需要一件件地做起来,需要从每一个人一点点地做起来。与成绩和美丽相比,无能和腐败还在侵蚀着社会,每一个中国人多么希望腐败的消失,哪怕少一点,再少一点。我们需要无忧无虑、长期持久的高兴,而不是短暂的亮光。
作者简介
宋晓军 CCTV、凤凰卫视特约军事评论员曾在军校学雷达和声纳,做过海军通讯军官,后变身央视和凤凰卫视的著名军事评论员。善于在错综复杂的信息和气味中侦知威胁所在,探寻强国之路。作为当代广大军事迷之精神领袖,鄙薄一切清谈不务实之“文艺腔”。
王小东 中国民族主义领军人物 1978年考上北大数学系。大学头两年成绩上乘,后厌烦,不读数学,只读英语小说。毕业时去考经济管理,旋即为公家发配日本,回国后群战统治主流学术的“逆向种族主义”,有人厌恨,有人封堵,然无人能忽略其能量。
宋强 主撰《中国可以说不》的“小平头”之一,做过记者、图书编辑,近年策划总撰的“记忆”“往事”电视作品获得好评。认为自虐的历史观篡改记忆,导致失败主义和新的“动物农场”。
黄纪苏 剧作家,社会学家,《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副主编。话剧《切•格瓦拉》编剧。
刘仰学者、资深媒体人,游刃于文化、历史和经济领域,理性剖析和感性表述各有精彩体现。
第一部分
一
◆ 宋强
情感共振点出了问题
30年和20年都搞纪念,但30年比照20年,我们真的要体现出新意,这还真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需要。20年和30年,从欣然隆庆盛世,到现在的强化了一些焦灼,多了一些反思,我们应该扪心自问,难道只是跟心绪变化的不同有关系?
除了叨叨“变化”之外,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不变的东西?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更恒久的价值?
基于这样的拷问,把2008年4月风起云涌的新爱国主义(青年学生对奥运火炬传递受阻的反弹)纳入到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大历史来看待,我觉得并不高估。这种情绪反应是自发自动的,在这个淡漠政治的时代,表达强大的抗议信息(无论内政外交都是),充满魅力的行动政治,完全应该得到正当的评置(而不应是白岩松们自以为是的抖机灵),完全有理由载入现代中国人精神历史的史册,以及中华民族复兴历史的史册。
“
需要关心的是:这种共识和认同,是否正被不加克制的“本土愤懑”吞噬?我在电视节目研讨会上问过:咱们过去兴盛了多年的的“审丑”时髦,是不是该到谷底了?本土愤懑与“审丑”浪潮联结,就像大江健三郎先生说的:制造的是廉价的恐惧和绝望。我们能不能起码从个人励志的角度,去警惕这种心理的瘟疫?
需要追问的是:能否找到一种能维系我们的情感,探寻我们国家和社会中成员之间一种富有意义的关系?
二、事情正在起变化:2008年西方的“天鹅绒”试探中国的“铁手套”
“小字辈”不高兴,后果很严重
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奥运会火炬传递所导致的中国年轻人的反弹,包括抵制家乐福等。应该看到,“火炬一代”的行动不是当年义和团式的,年轻人是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来做出反应的。虽然现在的评估还不可能太精准,但这是西方在改革开放30年来第一次看见中国年轻人的反弹。
也许在西方人士看来,一个奥运火炬传递算不了什么,实质上并没有侵占中国太大的利益,因此这种反弹让西方立即表现出了惊讶的姿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给中国上层调整的机会。否则,奥运会很可能会变成一场中国与西方之间“厮杀”的战场,而在这个战场上中国的年轻人的表现,将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更难以抹去的一页。
这种看似有些激进的行动,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呢?半年多后,经济危机发生了,中国人辛辛苦苦30年、甚至60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如此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这是不是一种新的“战争威胁”呢?我感觉,这是一种年轻人面对西方可能再次对中国盘剥的预警式的反弹。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火炬事件后的年轻人反弹成为了中国与西方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这件事好像没有1999年中国大使馆被炸时那么激烈,可如果反退到1999年,要是能有2008年这种反弹的能量,那会是一个多么惊人的程度!
从军事角度看大国间的博弈,是中国重新建立商战“大目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事实上,目前美国和日本在西太平洋加紧部署“宙斯盾”反导驱逐舰(美国18艘、日本5艘),同时美日双方准备共同开发的射程500公里的拦截弹,正是未来要对中国洲际导弹在起飞段就进行拦截的。可是像这种关系到未来国家安全的重大动向,似乎只能在军事论坛和少数军事期刊里讨论,只有喜欢军事的年轻人会看到,而在学术界很多人都不把这种威胁作为边界条件来研究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只是一味地谈经济,而谈经济的背后就是利益至上的逻辑和个人主义文化,因此在主流的政治生态中,缺乏“大目标”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现在金融工具玩砸了,让民众看出了一些东西。西方产业转移在金融工具之前,有一部分比较实体的东西,就是所谓的“世界工厂”,让中国生产低端的东西,然后在中东和中亚控制石油。同时,在你变成“世界工厂”后,粉碎你自主工业的那部分。
我们的父母失去了一生的积蓄
2008年,我们的领导人也开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了。可在此前一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脱裤子的电影《色?戒》居然可以上演,这说明我们的高层也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与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有关系。
[ti:是你变了吗]
真想和你聊一聊天
很想看看你温柔的容颜
多想听你说自己并没有变
很想看我们从前的照片
多想和你再接近一点
你现在的心是在靠在谁的身边
是你变了吗我的影子笑我的人好傻
是你变了吗我已经跟不上你的步伐
是你变了吗对你的感觉应该停止吧
已经不明白你的想法
已经不再看见你眼中的牵挂
真想和你聊一聊天
很想看看你温柔的容颜
努力说服自己你没有变
很想看我们从前的照片
多想和你再接近一点
你现在的他是否真已从心所愿
是你变了吗我的影子笑我的人好傻
是你变了吗我已经跟不上你的步伐
是你变了吗对你的感觉应该停止吧
已经不明白你的想法
已经不再看见你眼中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