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不是纸老虎，是“老黄瓜刷绿漆”

 

　没有“大目标”的理想教育是混不下去的

 　　2008年秋天我到哈尔滨工程大学去，晚上9点哈尔滨的大街上就没几个人了，冷清得不行，但是那里的科研人员接北京的科研项目，其实按照北京的报酬标准来比，钱确实不多，但他们还觉得挺满足、挺开心的。我到他们的一些重点实验室去看了看，确实有些项目做得很不错、项目负责人都很年轻，真是敢想敢干。其实在市场化的今天，东北是最落伍的。我到哈尔滨最繁华的中央大道去看，那边正在兴建几个大的商业城，我问当地的人是哪儿来的投资者，他们说都是大连的。其实东北的富人大部分集中在大连了，而哈尔滨这座重工业城市，曾经那么牛的地方，好像在经济大潮中落伍了，现在怎么办啊？好在还有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这样的学校。这些学校不就是当年准备打仗逼着建起来的吗？朝鲜战争一结束，苏联给了我们156个项目，大部分是军工方面的，东北就火了。后来1964年跟苏联闹掰了，又玩了“大三线”，以四川为中心建立了一大堆军工企业。这些军工产业，后来很多人认为是资源浪费，没有收益。但是他们怎么不想想，如果没有当初这些产业的步兵武器通过成昆铁路源源不断地运往越南北方，把美国几十万军队牵制在那里，哪有后来中美缓和的机会呢？记得1995年，宋宜昌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就讲了这样的话：一条铁路拖垮了两个超级大国。说这话时，林毅夫好像也在场，他那时正在搞“比较优势”，认为中国应该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市场资源从加工贸易重新做起。我觉得当时他没有听懂宋宜昌讲的战略产业的收益问题，这是一个人内心的格局问题，一个有没有“大目标”的问题。记得王小东当年也问过林毅夫，搞“比较优势”的经济模式有没有考虑国家安全的问题，当时林毅夫并没有正面回答。

　　我们应该感谢历史，应该为还有哈尔滨工程大学这样的民族传奇而欣慰。今天这些工业是中国最关键时刻可以拼命用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还要感谢几个人，包括李登辉和陈水扁，没有他们闹“台独”，中国这些老底子没准儿真的就被人家给粉碎了。后来美国为什么压陈水扁，在两岸问题上玩起了缓和，不就是用台湾问题测试了一下中国的民意吗？

　　我在2008年台湾大选前去了趟福建前线，到那里看了还真有些担心，但同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那里的军人精神状态还可以。因为毕竟受市场经济的浸染很少。有些部队驻在山沟里，虽然指战员们说起经济生活都是要发牢骚，但是谈到打仗还是挺兴奋的。其实他们内心很清楚，只有打仗后人们才会重视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是时间不能太长了，太长了耗下去人心散了，人才也会慢慢流失了。

　　其实这一点让很多爱国的年轻人很着急，有些人在网上骂军方有人腐败，其实反过来想想，他们的不高兴也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不高兴。

　　也许一个国家的“大目标”正是在一种“战争危机”中逐渐形成的，直白地说，是给逼出来的。虽然有一些人现在跟着西方叫嚷“中国威胁论”，我们自己也称是“和平崛起”等等，但是至少怎么避免战争、遏制战争也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因素。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西方几百年来形成的“持剑经商”的传家宝是不会丢弃的，你想靠自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感化人家放下手中的剑，跟你温和地做买卖，这可能吗？这其实是机会主义！

 　　媒体曝光的2006年上海交大汉芯穿帮，咱们某型武装直升机穿帮，都是我们想干事的时候发生的。其实包括毒牛奶也是同样的问题，毒牛奶这个事情，如果往深了追，是不是当初有人一厢情愿规定我们的牛奶标准应该按照欧盟的标准来制定呢？按照那个标准，我们有欧盟那么好的、含蛋白高的牧草吗？标准高，没有原料，只好造假。当初多少媒体在鼓吹“与国际接轨”是中国崛起的标志，现在三聚氰胺出来了，他们又以“社会良心”的高姿态批判。说穿了，很多事情的源头就是机会主义，没有想清楚中国未来到底要怎么走，有什么样的大目标。芯片、直升机都一样，你的产业是生产背心、裤衩，还想在高科技产品上要好东西，那可能吗？

　　国家从2002年开始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讲产业升级、自主创新，口号出来了，但是实行了20多年的“文艺腔”和机会主义之后，形势逼迫得又没有办法，短期又得拿投资养活人，于是他们就七拼八凑报上去说自己创新，后来领导觉得好，领导也不知道啊，那就量产吧，一量产，底儿给兜出来了，啼笑皆非，整个就是八国联军的东西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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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事情多了，年轻人一定会慢慢像一个新接手的棋手那样，把原来下的棋一步步地复盘，一步步地找出差错，最后一定会发现真正的问题在于：没有“大目标”。

　　这么大一个国家，至少应该是打商战，而打商战一定要有军事装备做后盾，而军事装备一定要有产业做基础。这么简单一个逻辑，年轻人难道看不出来吗？所以如果没有“大目标”，对年轻人的所谓理想教育是混不下去的。

 　　谨防被别人永远打入地牢

 　　有了“大目标”之后，你才能回过头来一点点地审视自己的本质是什么，找准自己在世界的相对位置。2008年8月关于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冲突，我在凤凰台做了一期《锵锵三人行》的节目。做节目前，窦文涛在那化妆，问咱们怎么说，我说就说老黄瓜刷绿漆，说太专业的军事技术没有意义。他挺好奇，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从军事上看，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做完节目之后，军科院的哥们儿立即给我发短信说：你宋晓军终于把我们不敢说的话说出来了！

　　为什么？因为经过冷战之后，虽然苏联垮了，美国实际上也是半残，花不起这么多军费玩下去了。1972年美国与苏联就签署了反导协议，当时西方经过上世纪60年代经济高增长的繁荣后，终于出现了经济衰退。就是你夯钱，我夯钱，最终两家都夯不动了。结果两个争霸的大佬坐在一起谈，谈出这么一个反导条约，就是双方只能在首都附近建立两个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那时咱们中国与美苏两家都闹掰了，于是1964年毛泽东决定自己搞，叫“640工程”。后来到了1978年，“640工程”下马了，现在很多年轻的军事迷谈到“640工程”时还觉得十分惋惜。虽然他们不知道当时国家确实有困难，但是他们能感知到当年中国有“大目标”时那种劲头。反过来说，就是现在我们倒显得软得过了头，缺少了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魄。

　　2001年底小布什撕毁了反导条约，玩起了全球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尽管这个系统大部分是用“架上的商品”，就是芯片技术——利用克林顿时代吹起来的IT技术。但是俄罗斯毕竟当过大国，有过大目标，普京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很严重，这是将俄罗斯民族永远打入地牢的一招。换句话说，一旦美国搞了“反导”，将大大限制俄罗斯最后一块王牌——核武器。于是俄罗斯想尽一切办法，不惜拿格鲁吉亚开刀也要遏制“反导”这个东西。

　　美国人在越战时打得不太行，几十万人和大量金钱陷在那里了。那时美国人比谁都需要“缓和”，尼克松没办法，只好到中国给周恩来拎大衣来了。他们发现中苏1969年冲突得很厉害，意识到拉中国对付苏联一定管用，因为苏联那个时候处于上升期。其实，你看看大英帝国的崛起和衰落过程，这种技巧是经常用的，1972年那次可以说是美国得到了英国“真经”后的一次实践。本来如果苏联1979年不干阿富汗，慢慢发展下去，美国人不至于把越战的盘子翻得那么快。后来美国人拉了中国，苏联陷在阿富汗彻底垮了。经过这几轮折腾之后，冷战之后的美国又忍不住了，打伊拉克，肢解南斯拉夫，最后陷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所以说美国和俄罗斯在国力上都是老黄瓜了。从军事上看，美国只能采用一种刷绿漆的办法，这种绿漆就是过分地夸大信息战，处处都是信息战，其实就是克林顿时代的IT技术的延伸，这与经济上IT泡沫有关，明明是泡沫，可美国在军事上一个劲儿地鼓吹，其真实目的就是要得到一个战略上的缓冲。他们搞这个一是掩盖自己老黄瓜的面孔，二是诱导像我们这种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的国家跟着跑。

 　　最有意思的是，一位中将，有一次开会坐在我旁边，他说，他看到过那么多国家的军事演习，只有中国军事演习指挥所里面的大屏幕是最高级的，还搞什么战地网吧，这些东西也充斥在军旅电视剧里，机械化没搞完就完全是信息战，有些过头了。我听了特别有感触，人家毕竟是抗美援朝当过连长的人，看出来道道儿了。

 　　俄罗斯最清楚美国是老黄瓜刷绿漆，因为他们俩一直是对手，俄罗斯的态度就这样：你是老黄瓜我清楚，你刷点绿漆，在我家门口你也不敢夯，远了咱们找一个居中的地方我可能练不过你，因为你比我多一层绿漆，但是近了你肯定没戏。中国不是这样，90年代之后学人家，之后就开始采用铺天盖地的信息战，买无数的电脑，看演习画面全是信息战，你机械化还没完成呢，“信息至上”有点赶早了吧？玩信息战不能替代机械化。信息战只是把机械化的能量稍微发挥大一点，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但现在你到书店军事书的专柜去看，大部分是关于信息战的。被美国误导，也跟着“新黄瓜刷绿漆”，你就无所作为吧。在产业上你就做背心、裤衩吧，不用搞什么机械化了，在网吧里就能把战争打赢了？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的影响很深，其危害程度不仅仅是军事层面，在产业经济层面影响也很大，现在经济危机来了，大家才醒悟过来。

　　咱们奥运开幕式那天，俄罗斯一打格鲁吉亚，所有人都傻了，因为格鲁吉亚信息战的装备就是美国人配的，包括悍马车队、卫星通讯密码系统、敌我识别系统全是美国的信息战装备。美国的援助主要是在老装备上加信息战的东西，比如使用从乌克兰买来的防空导弹，修改一下敌我识别系统，就把俄罗斯的图-22轰炸机打下来了。而俄罗斯坦克上连GPS都没有，俄罗斯只有17颗全球定位卫星，没钱发射不起卫星，没法定位，坦克开到哪都不知道。但是俄军就用特别传统的战法，把乔治亚的戈里市这么一切，冲过去包围了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格鲁吉亚就投降了。就这么一个分割包围，赢了，所有人没话说了。至于信息战之类时髦的词，作为总参谋部的人可以琢磨，他们都是理想主义，但是军队作战考虑的是实用主义，打赢为主，不管理想主义，没有还不打了？美国的“劝阻战略”吓的就是不敢打的人。

　　咱们有些学者，口口声声中国不行，中国差得太远了，所以现在不能跟美国人对抗。我倒要问一句：既然不能对抗，台湾要真的“独立”了怎么办啊？如果美国按他们的《与台湾关系法》介入，明说了就保护台湾，那么我们是不是就看着台湾“独立”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台湾一“独立”，政权合法性就没了。在这种情况下，十七大上终于说了“在机械化基础上的信息战”，这是逼到你跟前了。十七大报告关于国防建设部分有专门的一章，谈到了“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而原来的流行观点，似乎信息战就代表了一切。同时也可以注意到，在2008年台湾“大选”期间，很多网上的年轻人表示如果台湾独立就用战争手段解决，这也是一种威慑。舆论威慑是一个酝酿过程，关键是要把美国人那套“信息战是不可战胜的”谎言打破。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不仅仅是武器装备，在武器装备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具有敢打持久战的勇气也很重要。

 　　纠错战略以后的“大目标”

 　　有了“大目标”后，一个国家才会认真审视自己的能力和现状，每一步怎么走心里就清楚，就踏实，同时，对对手的情况就能下工夫摸索了。中国有很多年轻人在网上给军方出主意，慢慢地他们就会发现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了。纵观近现代史，日本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打了一场军战、一场商战，就那么点国土、资源和人口，日本人怎么就敢想，中国人就不敢想了？自英国工业革命后，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当然他们把好战的武士道精神转移到了商战，现在成了全球经济总量第二的国家。我们不可能变成日本那样，我们农业社会太发达了，太舒服了，可是工业化后被欺负了，要改变不公平的世界秩序，总要有真正的大国心态吧。现在好像一提“大国崛起”就看经济，可是看看中国是什么经济啊，这次金融危机看清楚了吧，人家不要我们的东西，我们就出现民工回乡潮了，嘴上喊着“与国际接轨”，实际上就是给人家当加工厂。现在见了棺材，落了泪没有啊？还这么混着吗？我看年轻人不愿意就这么混着。除了国内的一些现实问题以外，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年轻的刺激是最大的，最终他们会发现让他们真正不高兴的原因在哪里。后发国家有一个算一个，看看伊朗、委内瑞拉就明白了。走向现代化不动员年轻人，不解决让他们不高兴的事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解决，他们迟早会想办法自己解决的。

 　　年轻人总有一天会明白，就工业化而言，中国是嫩黄瓜。从大的历史轨迹看，中国虽然从封建社会角度讲是老黄瓜，但是从工业化角度来讲，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比咱们走得快，他们是中年，我们还年轻，还朝气蓬勃。只要我们踏踏实实地成长，总有出头的一天。比如“神七”上天的时候，美国人就希望中国的飞船有一天能为他们在太空搞运输，因为到了2010年后，美国的航天飞机就不能飞了，而他们的飞船还没有搞出来。冷战的时候美国相当于壮年，但是美国太冒进了，砸了很多钱，航天飞机是好东西，但是无法持续，说白了就是体力不行了，没有能力砸那么多钱了。当然，现在时间确实比较紧迫，特别是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人的这次经济“试错”震撼了世界，中国原来想扒着人家肩膀走路，现在肩膀塌了，怎么办？最关键的是，人家经历了两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知道危机有导致战争的可能，所以美国从来没有忘记打造手中的剑，也就是大英帝国的传家宝——持剑经商。轰炸南联盟，打伊拉克，都是“持剑经商”。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就是这样，因为你手中有核武器，就相当于有拼命的煤气罐，他们搞的导弹防御系统最终就是让你的煤气罐点不着。到时你拿煤气罐跟人家叫板，人家就不理你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很多喜欢军事的年轻人都看出来了，就是着急，所以遇到这些事情就不高兴。

　　这种不高兴的历史并不长，前30年时间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是相当乐观的。前30年觉得不行，发展模式要变，目标变了，叫开放引进（从70年代初期已经开始引进了大型化工项目等等）。物质文化的引进上面必然附着精神文化。我们先羡慕人家的物质文化，自然而然会对人家的精神文化顶礼膜拜。物质文化跟着精神文化引进，这也没什么不好。但是为什么日本人、德国人，甚至苏联人在1929年西方经济危机的时候，也大量引进西方的化工、矿产机械、汽车技术（包括军工技术）这些东西，人家的文化为什么没变？就是因为当时有大目标——我引进你的技术是为了将来超过你，所以文化不跟着你变，文化还是俄罗斯的文化，我只是物质文化引进。虽然后来苏联解体了，但这段“强国前史”值得深思。但是我们当时没这个闸口，一引进全是人家好。80年代初蛤蟆镜、喇叭裤那些东西，就是一个文化引进，你已经戴上蛤蟆镜，穿上喇叭裤，不唱《图兰朵》是不可能的。顶礼膜拜还来不及呢，赶超别人的目标早忘了。现在随着加工贸易的增多，发现大头儿利润都是人家拿走了，儿子到了外企老爹老妈挺高兴，并不知道孩子在外国人底下受着“人家吃肉你喝汤”的委屈。这种委屈积压多了，大家自然也会想到大目标。上世纪20～30年代这种情况更明显，因为那时距离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时间近，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和1937年日本人占了北京和上海后，这种东西就自然冒出来了。否则那时本来可以过着不错的白领日子的青年男女，怎么就跑到延安去了呢？清华、北大那些去延安的年轻人，通过亲身经历的历史，后来在解放初期大都成为了新中国重化工业、军事工业的主力，他们兢兢业业为之奋斗的“大目标”是现实逼出来的，现在的“两弹一星”里面都有他们的身影。现在我们说那时的“大目标”导致了后来的“左”倾冒进，搞得人民生活太苦了，但是这不能成为不设定“大目标”的理由。2008年，一系列的事情发生后，随着时间推移，很可能是经过纠错的“大目标”重新逐渐形成的开始。

 　　绝非危言耸听：金融危机的最坏后果就是爆发战争

 

 　　后现代资本主义，就是西方玩的一个非常标准的模式，它压服别国的手段我已经说过了。而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的角色是双重的，既是西方的产业转移地，即制造业低端的转移地，同时又是西方摧毁你的自主产业和军工产业的一个目标。西方还没有马上摧毁是因为拿不准，拿不准就不断来试探。而中国建国以来的60年里，正好是一半对一半，原来前30年是拼命准备跟西方直接对着干，按刘立群的话就是“军战求强”，学苏联，集中重工业，利用农村剪刀差，集中发展重工业。这一部分恰恰是将来西方要摧毁的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其实我们自己也摧毁了不少，但是还留了一些根，包括最近的“神七”、核武器等等。西方对中国的产业转移，这是符合西方整个后现代模式的运行规律的，人家希望把一些低端产业转移到你这儿，利用你的廉价劳动力、廉价的土地、廉价的资源环境。同时在这个基础上，让你又开始接纳他们的金融工具，比如说通过股市和各种基金等金融工具，一是吸走中国的制造业利润，二是粉碎中国的自主工业部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变成了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是产业转移、金融工具这两块中国看似玩得也挺红火，但是西方要摧毁一部分。自从1995年台海危机之后，我们那块西方特想摧毁的部分又被迫得到了加强。从利益层面上看，这就变成中国人内部两种东西的博弈，也就是到底是自主为主还是依附为主。当然，从表面上看，大家都不敢说后者，这毕竟是1840年以来中国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去追求的东西，但是现实中的各个力量之间博弈得非常厉害。比如汶川大地震后，人们才发现，中国经济连续这么多年来的高速发展，成就很辉煌，怎么连直升机都无法自行研制和生产呢？仅有的那些军用直升机都快飞残了，而且还都是小心翼翼地飞。温总理说，看到租来的直升机，“很刺痛我的心”——从技术层面上看，那些海事救援的直升机的飞行技术远远超过军用的，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直升机，而不是人员的素质问题。否则当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的歼击机飞行员怎么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就能适应呢？最重要的一点，更多的民众和年轻人看到了一个大国走一条依附型工业化道路是行不通的。现在机会来了，金融危机爆发了，首先是俄罗斯的态度变了。现在俄罗斯可能会把那些当年他们不惜成本打造的军工产业技术卖给我们了，西方特别是欧洲的一些产业也快撑不住了，包括数控机床、发动机等等技术。可现在看看，有几个专家说“抄底”的时候想到了这些东西？还天天在媒体讨论是不是应该买美国债券。作为一个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大国，一个号称要崛起、改变世界不公正不合理政治经济秩序的大国，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就没有精英们想到呢？可看看年轻人在论坛上讨论的，恨不得把技术“抄底”的单子都开出来了。年轻人有新的知识结构，反而是西方的“弱肉强食”的文化、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让他们明白了“这是一个残酷竞争世界”的道理。最近爆发的金融危机，他们也开始根据他们掌握的历史知识在判断，他们不可能不想到战争，因为资本主义本质特点，或者说在民族国家存在的前提下的危机，很有可能导致战争。

 　　原来美国和西方希望按照保持他们永远强大的模式，把中国塑造成他们希望看到的状态。现在金融危机爆发了，金融工具这一条露馅了，年轻人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这就逼着中国要对自己提出几个问题：别人要把我们塑造成什么样？我们自己想要的中国是什么样？这中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当然这个差距大家可能没有梳理清楚，可能还在认识过程当中。老同志有老同志的想法，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知识分子当中也有不同的想法，就是未来中国是什么样？光说中国崛起，光说中华民族的复兴明显不够，怎么去勾画这个东西呀？就像你说将来要造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到底是什么样，一层二层怎么装修，木质的还是钢筋混凝土的？按老话讲，这就是“胸有成竹”啊！我觉得经历了2008年的很多大事后，这个轮廓越来越清楚了。与官方含混的描述有差距的是，这种轮廓的清晰过程恰恰是在年轻人很多的“不高兴”中渐渐完成的。有了这种清晰的图景，有可能需要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几代人去完善，最终把它实现。看看历史，如果没有1840年人家军舰商船堵在中国的家门口，会有孙中山那些人勾画中国未来现代化的图景吗？因此，在讨论中国“大目标”的形成时，不能不想到：这次金融危机会不会导致一场把中国牵扯进去的战争？

　　2008年，我在很多场合做了有关俄罗斯的节目，虽然这些由头都与军事有关，但是背后却有一个更长远的思考。那就是，中国会像俄罗斯一样被逼入绝境吗？

　　看看历史，1949～1979年我们试图走“军战求强”的道路，也得到了所谓“中美苏大三角”的待遇。1979年后，我们改变策略，走了“商战求强”的道路，走到今天，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凭借中国的人口、市场和能源需求的规模，在西方眼里，中国就是走上了一条“商战争霸”的路。看看现在人家对中国商品的“围剿”，人家对人民币升值的逼迫，人家对中国“实现全面小康”能源需求的恐惧，最终人家会不会动用他们最擅长的军事手段将寻求“商战争霸”的中国逼入绝境呢？一旦有这样一天的到来，我们靠什么进行“绝地反击”呢？俄罗斯有了伊拉克战争时石油涨价的机会？历史会给中国有这样的机会吗？

　　随着经济危机在全世界的蔓延，用战争消除危机的声音渐渐在私底下多了起来。这首先是人们冷静之后，开始重新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了。我有一次与几个人一起吃饭讨论这个问题，就像在一个信息迷宫里一样，大家掌握的信息不一样，甚至可以说大家愿意根据自己的期待和意愿去汲取信息。于是我就从迷宫的起点开始谈。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后，特别是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发展过程中，消除过剩产能和人口的最终手段就是战争，然后工业机器又可以为自己毁掉的东西再运转起来。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中投入的大量资金在军事技术上实现的技术跨越被转化为民用技术后，使得战后的经济获得了长时间的繁荣。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西方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技术存量基本用尽了，过剩的资本无法再找到了新的技术投入了，只好玩金融衍生工具了。

 　　在这个过程中，产业转移、金融工具让中国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分层。在大城市中的部分顶层精英与西方的后工业化接轨后，在金融领域里冲动的成了潮流的引领者，虽然有像王小东这样原来在北大学数学、后来在国外学投资银行的人竭力蔑视这种冲动，但是像他这样人太少了，声音也大小了。另一部分人在中间层，也就是在制造业，这部分人根据我的观察，其实有点自卑，认为自己投错了行，没有搞金融。第三层的人就是在农村，在信息极端不对称的情况下，只能让孩子好好学习进入第二甚至第一层。也就是说，中国有农业、工业和后工业三种文化分层。金融危机发生后，一开始很多人都不相信代表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后工业社会竟然就玩砸了。很多知识分子认为这只是后工业时代的一种必然的“试错”，其后自然会生出自我矫正的机制，但是谁也没有论证出这种自我矫正机制的最终出现是不是要像工业社会那样付出战争的代价。有人说美国要打伊朗，但是打伊朗是饮鸩止渴还是生出自我矫正机制呢？是不是饮鸩止渴的比例更高一些呢？那么下一步是不是战争呢？

　　在这期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发动了196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以色列背后的美国、英国，加上仍处于传统军人政权和宗教政权的埃及和沙特，为什么以维持中东和平进程的口实对哈马斯这个民选政府实施毁灭性打击呢？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悖论，即民主和西方利益在中东发生了冲突，这是不是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西方在后工业时代出了问题呢？出了问题就退回去用暴力方式摧毁自己曾经倡导的东西？这里还包括已经实行了民主的俄罗斯，仍面临着与西方潜在的军事冲突，至少是需要用军事力量平衡双方关系的冲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西方后工业化国家在走不下去后，或者为了“纠错”生出自我矫正机制而采用战争手段的可能性。

 

第二部分 中国的主张

 

 

一、英雄国家：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具有的心理指标

 

　未来的资源分配：谁厉害谁说了算

 　　2008年的经济危机，应该说大家都是受害者，现在大家似乎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自身的经济问题越来越明显了。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没有“大目标”或者“大目标”错了呢？这是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事实上，在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很多年轻人在网上就已经很悲观了，他们深知中国不可能靠运气打赢一场战争，并通过胜利来完成产业重新整合以最终实现崛起。按照他们的话说，还不如我们彻底失败一场，最终刺激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个时代和这个世界的现实。以一种悲观的态度讲，到那个时候中国就知道什么是“大目标”了。还有很多年轻人认为，应该借这次经济危机的机会，像苏联借助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那样，对西方国家的技术、设备进行“抄底”。

　　其实他们的这种设想是建立在原来有“大目标”的基础上的。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信息开放，年轻人获得信息和知识的渠道已经越来越多了。年轻人可以通过QQ、MSN、手机短信，同时接收和处理信息，他们获取和处理信息的效率要比上一代人高了很多。最近美国有一个最新发射的导弹预警卫星D-23失灵了，它的意义在哪？很多年轻人都知道在2007年4月8日美国《航空周刊》上有一篇文章是《DSP卫星正在监视咄咄逼人的中国导弹试验》，这对于年轻人来说，理解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他们认为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规则，当老大的要想尽一切办法维持自己的老大地位，而后来崛起的大国一定更愿意争取平等。当双方的利益发生冲突又不可调和的时候，自然会诉诸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在年轻人的心里有这种理念是自然的，当然，很多人说这是不对的。但是你也不能不承认，美国恰恰就是这种通过电子游戏和大片成为暴力文化的最大输出者。比如不久前印度发生的暴力袭击，那些年轻恐怖分子的打扮与这些人更年轻时美国推出的一款电子游戏——《半条命》，几乎是一样的，而且那个游戏里的人也是用步枪和手雷，甚至那种拿枪的姿势都相似，这难道不是与西方接轨的结果吗？

　　这次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走势是什么样子，损害有多大？可以说没有人能说清楚，那些天天在媒体上露脸的经济学家，他们本人也没有遇到过这么大规模的危机，而在以往的经验中，经济危机导致战争无疑是最坏的结果。再退一步讲，即使这一次经济危机渡过去了，下一次呢？如果没有这种可能，美国干嘛要自己保持着最先进的核武器的同时，又要搞限制别人核武器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呢？我还是举导弹预警卫星的例子，如果按照冷战结束后导弹预警的计划，美国在2012年就要装备更先进的导弹预警卫星了，这种卫星在10～20秒内就可以把中国、俄罗斯发射的洲际导弹的信号捕捉到，然后迅速传到地面站处理，接着传给美国在东欧和美、日在西太平洋上的反导平台，理论上可以在俄罗斯和中国洲际导弹的起飞阶段就进行拦截。所以，当2007年1月中国成功地用导弹击落一个废弃的气象卫星后，网上的年轻人欢呼一片；当“神七”宇航员翟志刚成功出舱后，喜欢军事的年轻人也是那么的激动，你能想到他们的激动与知识结构不一样的人的激动是有差别的吗？他们的激动中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实际上，这里潜在的东西是一个中国与别人赛跑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了，而世界上的资源有限，怎么分配这些资源？不就是谁手中的枪厉害谁说了算吗？难道俄罗斯不知道发展经济重要吗？但是当你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你就被人家限制了，你只能当人家的能源提供者和廉价产品的提供者。道理很简单，你打不过人家，人家不讲理的时候想收拾你就收拾你。

 　　现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未来的走向是什么趋势？其实这是每个年轻人都会关心的问题。自从1895年中国台湾被日本占领后，我们的海上安全界限就被划在了台湾海峡，现在的安全界限不还是在台湾海峡吗？可以说100多年后中国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变的，当然现在年轻人都认为：之所以还是这样一个局面，是因为中国没有航空母舰。

　　其实这不仅仅是航空母舰的问题。最近老有人问我：中国要不要造航空母舰？我没正面回答，先请他们用简单的话告诉我航空母舰是什么。结果大多数人无法答出来。这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结构的问题，更是一个对问题本质认识的问题。后来我就说，航空母舰就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一直信奉和坚持的“持剑经商”原则中的“剑”。从科学上讲，航空母舰是一个复杂的作战系统，它是把现代工业发展的成果都集成在一起的一个作战平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靠航空母舰奠定了世界老大的位置，后来又靠航空母舰维持了霸权。想拥有航空母舰的国家是不是有一种潜在的挑战霸权的冲动呢？我认为是有的，这种潜在的冲动实际上反映了对中国现实安全环境不满意的心态，这种心态固然与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得稀烂的历史悲情有关，但是更主要的是与现实世界有关。我可以肯定，就算有一天台湾回归了，中国人一定还想要航空母舰，或者比航空母舰更先进的海上战斗舰艇。在这背后，实际上是渴望有一个“大目标”的冲动。

 　　在这次经济危机之后，很多爱好军事和历史的年轻人，马上就想到了前苏联在1929年西方陷入经济危机时的表现。苏联利用美国当时的经济危机，完成了最重要的产业升级。按照美国国务院当时的报告，当时苏联有2/3的大型重化工企业的技术来自美国。也就是说，如果苏联没有利用那时西方的经济危机进行技术、设备抄底，根本无法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法西斯德国。我记得不久前新华社发布了一条不起眼儿的新闻，称天水星光机床公司收购了法国一家数控机床81%的股份。就这么一条小新闻，网上的年轻人讨论了好长时间，兴奋了好长时间。其实这个动向与十七大上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是一致的，按说应该是一种统计文化与统治文化趋同的态势。说白了，年轻人知道在当今这个世界上要想过好日子、舒服日子，没有军工产业的基础做保障是不可能的，而这正是西方与中国未来博弈的关键点。西方不会希望看到中国有这个东西，他们认为费了那么大劲把德国、日本彻底给压倒了，俄罗斯也弄了个半残废，现在又来了一个马上实现工业化的中国，按照西方自己发展的逻辑，这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说，无论从历史经验上看，还是从现实情况看，中国不可能没有战争准备。中国人口、资源、地形和高度的组织能力以及发展经济的欲望和能源需求，也许恰恰是中国招来战争的天然条件，同时也是未来世界真正走向和谐的中坚力量。

 　　再不建立大目标，中国就没机会了

 　　现在美国与俄罗斯表面上有争夺，中国很多人还以为中国可以超然事外，掩饰一下自己的立场，然后从中得好处，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可以超然事外的角色恰恰是印度。大国，特别是争过霸的大国都知道养虎为患的道理，就算印度将来是一只老虎，现在这只老虎还太小，而中国这只虎已经足够大了，不能再养了，虽然不一定马上杀了，但至少要限制吧？现在可以肯定，美国经过布什政府的一次“霸权大跃进”之后，一定会回归到比较现实的外交政策上了，而这背后必然要汲取大英帝国当年的经验。其实英国人非常重视印度，英国人统治了印度很长时间，据说英国人认为印度教是可以与西方宗教融合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冷战期间就认为，印度在整个西方战略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出现的摩擦确实非常值得关注，原来我们认为冲突远在中东，跟我们没有关系，或者有关系也就是石油价格的问题。但是现在到了巴基斯坦，到了我们最关键的西线，我们肯定不能坐视巴基斯坦被印度致残。同时，从长远来讲，我们也没有必要跟印度消耗我们自己的力量。很多学者说这就要考验中国领导层的智慧了，其实这也是白说，你再有智慧没有实力也是白搭，这么简单的道理按说应该都知道，实力就是你在周边有遏制战争的能力。说白了，就是一旦有冲突，你有能力派驻维和部队，让双方谁也不敢动。可是现在有这个能力吗？2005年，美国不仅不顾中国等国家的不满，单方面与印度签署了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甚至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还与印度签署了联合搞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意向，这不是明摆着要在中国后腰上遏制中国吗？要说俄罗斯对美国在东欧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东欧那些国家再怎么说也不是核国家，可印度是核国家，而且有巴基斯坦这么一个邻居，印度要抢占核优势是必然的。按照印度在2000年的核武器计划，到2030年印度将制造300多枚核弹头，而且美国一旦按照协议与印度进行民用核能合作，印度的科学家不仅可以接触到世界第一流的核技术，而且很可能从美国那里获得浓缩铀的技术。一旦南亚地区的核平衡被打破，中国的力量将被大大牵制：在东部，海军力量无法突破台湾海峡和美国、日本控制的第一岛链；在西部，有正在美国支持下的核大国印度，你怎么能得到发展经济的安全环境呢？更何况，西方几乎一致支持的“藏独”势力到时候又会怎么表现呢？

 　　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国内经济学者都认为美国尚有科技存量，因此美国的经济还会振兴。可是我追问了一下是什么科技存量，他们都说不清楚。在我看来，美国真正的科技存量就是军事科技，当年要真有可以拉动经济的科技存量，美国这么精明的科技立国的国家，一定不会在科技泡沫破裂后，又回过头去玩房地产。下一次科技存量的积累是不是要靠战争拉动呢？从美国的角度看，下一次战争最好不是美国参加的战争，最好就像历史上的代理人战争一样，由美国提供军火来消耗可能成为对手的大国的国力无疑是最佳选择。那么选择哪两个国家呢？为此我问了一些人，他们有回答是中国和日本的，也有回答是中国和印度的。我认为，目前来看前者的可能性小于后者的可能性。从反面看，这就是中国的假想敌是谁的大问题。如果按照上面的两种假设，那么我们战场建设和应对策略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把我们的工业布局从向东南沿海倾斜，改为全国均衡布局，同时加快我们的中西部建设。而这一点，与我们现在希望的经济结构调整是一致的。当然我们可以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战争，但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必须要有所准备。比如在我国的西部，现在基础设施与东部的经济接轨还有待加强，才能进一步为我军在西部的军事行动提供相应的保障。而这可能会牵扯到西部的国土整治问题，包括南水北调西线规划的尽快实施。现在，我们在经济结构调整上面临着很大的阻力，无论是地方利益还是利益集团的利益都是一种阻碍。但是国家如果从安全的高度去审视这个问题，从战争准备的高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很多问题就好解决多了。

 　　现在的问题是，无论从金融危机的爆发来看，还是最近因孟买恐怖袭击制造的印巴紧张局势，都表明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有一段时间流行一种观点：我们有充裕的时间。但是就中国的军事变革和国防建设的状况看，我们绝不能轻言战略主动权在我们这边。台湾局势虽然有所缓和，但是我们的经济财富集中在东南沿海，也未必就可以放心了，因为在那个方向上我们毕竟面临着最强悍的外国军事存在；在西部虽然我们面临的军事存在相对较弱，但是毕竟是两个核国家的对峙，一旦发生擦枪走火，就不是小问题。况且我们在西部方向的驻军和作战条件相对较差，这会对我军作战效能的发挥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孟买发生恐怖袭击后，印度国内要求打击巴基斯坦的声音很大，而巴基斯坦一位核科学家萨马尔要求巴基斯坦总统坚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在此之前，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其实是说给美国人听的，因为在“9?11”后，美国和以色列就准备了一套劫持巴基斯坦核武器的计划，美国当时的副国务卿还一时脱口而出说了如果巴基斯坦袒护本?拉登，美国将把巴基斯坦炸回石器时代。可以试想，如果奥巴马上来针对阿富汗展开军事行动，巴基斯坦的局势会非常微妙，中国又是与巴基斯坦军事技术合作最紧密的国家。印度目前的核弹头大约50枚左右，而且在1998年5月核试验中，氢弹技术还没有实现，可以说与中国差一个级别。但是美国2006年与印度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后，印度极度缺乏的浓缩铀技术可能会得到帮助，印度自己的计划也是在2030年生产300～400枚核弹头，应该说印度试图与中国实现一种“核平衡”。

 　　在印度孟买遭到恐怖袭击后，12月4日，一个印度裔美国人专门在纽约的国际分析网站上写了一篇《中国与巴基斯坦：一个邪恶的核联盟》的文章，声称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导弹技术和核技术，特别是在美国与印度签署了核协议后，中国马上与巴基斯坦签署了1994年搁置的核电合作协议。这种声音是美国解套金融危机、培养消耗中国国力的战争代理人的信号。所以我们要有长远打算，要从危机的角度看问题，有些东西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战略机遇期”就能遮盖过去的。人家与你是竞争的关系，怎么会等到你所有崛起的条件都具备了才干扰你呢？台湾的问题实际上比民进党在台上的时候更复杂了，可以说马英九是中美“连体婴儿”经济的产物，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或者好转，中美这种“连体婴儿”经济都会变化，进而改变中国的安全环境，或者东边，或者西边，中国崛起的和平环境绝对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可以说比德国、日本和俄罗斯完成工业化试图实现崛起时更加复杂了。虽然形式上可能有所变化，但是本质上绝对不会变化。在这里战争因素占多大比例？遏制战争的成本有多大？我们的实力准备、战略布局是不是从一个长远的目标上去考虑？这些都需要我们抓紧时间应对。

　　最后我还想回到年轻人的身上。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中国虽然超女超男这些玩意有很大的市场，但是有关军事的节目也很吸引人。比如凤凰卫视的《军情观察室》，在凤凰台永远是收视率第一的节目，其他的节目至今也没有得过第一。中央四套的《今日关注》，只要一播出军事题材的节目，收视率就上来。尽管这些节目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看呢？可见军事问题在民众中是有很大关注度的，或者说安全问题是中国人比较关心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顺应这个文化变迁的走向，把加强国防建设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技术创新的发展结合起来呢？2009年中国将进行大阅兵，同时要对历次革命战争中的英雄搞一个纪念，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我知道，现在网上有一些军事迷组成的网友群，他们定期聚会搞活动。比如有一个军事迷组织，他们最近拍摄了一个DV，名字叫“1979”,以纪念自卫反击战中死去的军人。情节很简单，就是一群人身穿六五式军装坐在一个大礼堂里，然后一个个地离开，最后就剩下一个人了，寓意着那些走了的人都留在中国的南疆了。这些年轻人有的是店员，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编辑，但是在拍摄的时候都流泪了。这些年轻人在各个网站上维护着中国军人的荣誉，本质上他们是渴望高尚，渴望升华。其实，在当今这个商业化社会，整合年轻人的这种渴望是国家保持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步骤。小布什在任8年期间不断强调清教徒式的东西，不就是希望美国的年轻人按照美国新保守主义设计的大战略，把美国在全球的利益进一步夯实吗？但是小布什这次确实高估了已经从壮年走向老年的美国实力了，玩大了。

 　　那中国呢？说实在的，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老年化社会也在逼近中国，再不确定一个“大目标”，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八、大目标、现代化与“文艺腔”

 　　现在很多官员和学者不懂军事，不从竞争的视角看今天的现实世界，天天一张嘴就是“文艺腔”，很难说他们是有大目标的。不久前，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年轻有为的部级干部被“双规”了，我突然想起来，我在一次朋友的生日聚会上见过此人，他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是，歌唱得非常好，当时还有朋友说这位官员把自己唱的歌刻了盘送人。由此我就想到了“文艺腔”这个词儿。

 　　整个80年代“传承”下来的风气就是大家喜欢拿文艺品质自炫炫人，风花雪月，误人误己。中国现代化100多年里，先是清朝的上层不高尚，断送了现代化的机会，后来是国民党上层重蹈清朝的覆辙，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按现在80后的说法：“文艺腔”太重。其实现在的官员学者也存在这个问题。一个伤痕文学的启蒙，加上后来的出口加工贸易和提前将土地出卖的财富积累，好像现代化就来了，上层和精英又开始“文艺腔”了。怎么看怎么有轮回的感觉，很多精英老说中国社会不能再重复“造反——腐败——再造反”的模式了，但是上层如果这么“文艺腔”下去，怎么能避免呢？有些人提出了民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是民主是手段，是实现“大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没有“大目标”作为底色的民主，必然是充满了“文艺腔”的民主。

　　我自己想想，这个“文艺腔”不仅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有关，现在可能还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有关。那时候人人都在读国外名著，你要不知道朦胧诗和流行的外国名著，就跟现在不知道电脑和博客是什么一样被人瞧不起，因为那时人们不仅面对的诱惑少，而且还都特认真。我与很多朋友聊过，他们都不知那个时候的“文艺腔”怎么一直延续到现在。当然，其间也衍化出了很多升级版，什么政治“文艺腔”、社科“文艺腔”、金融“文艺腔”等等。

 　　总之，这种“文艺腔”不仅成为了官方回避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的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也成了在野知识分子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且这些年越来越明显。

 　　记得一次我在凤凰卫视做一个PK节目，内容是“中国到底要不要建造航空母舰”。结果这么一个有技术含量的问题，完全变成了一场“文艺腔”的大比拼。一位有点名气的教授，根本不了解海军、航母、造船工程，上来就用历史“文艺腔”说，中国不能造航空母舰。当时我真是又气又好笑，突然感觉到，只要是被上世纪80年代的“文艺腔”浸泡过的人，怎么都那么自以为是啊？中国社会在急速的现代化、工业化现实中，他们怎么就不知道学点新东西来面对呢？

　　有一段时间，我收藏民国的旧书特别上瘾，记得看过当时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到中国后，林徽因、徐志摩与他的合影，照片被报纸刊登出来被命名为“松、竹、梅”，后来好像是鲁迅还奚落了这张照片，大意就是日本人已经占了东北，他们还在那儿“文艺腔”。这次金融危机已经表明了，中国今后不打商战是不可能了，而且也不排除面临着战争的可能，年轻人都意识到了，可是上一代很多人就是脱不了那点儿“文艺腔”，让人觉得很耽误事。这一点在传媒领域最明显，很多年轻的编辑、编导都知道，他们那些80年代毕业的领导最喜欢“文艺腔”，他们编文章、编节目都还得顺着领导的意思来，结果80后的年轻人越来越不爱看，好在有了网络，他们在网络上创造了另一种文体，这种文体与“文艺腔”越来越远了。我有一次问一个年轻人怎么看那一代人的“文艺腔”，他表示很理解地说，那些人脑子里的信息处理器就相当于“286”电脑的中央处理器，来不及处理每天接收的那么多信息，所以就自然不自然地回到了他们最熟悉的“文艺腔”上了，而现在的年轻人是随着国家物质文化成级数变化的年代长大的，他们的信息处理器早随着时代变化升级了，所以年轻人处理信息的速度比上一代人快多了，看问题反而更容易看到本质。我觉得这位年轻人是不好意思揭穿上一代人那种沾沾自喜的“文艺腔”品质。

 　　贯穿于改革开放到现在的“文艺腔”，是不是中国现代化的症结呢？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是从文学反思开始的。“伤痕文学”在反思效用被放大之后，变成了全社会的一种文学热，而当时正赶上中国与美国联手反苏，西方文学自然就会大量涌入对西方文化封闭了多年的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在经济上的放权让利（国家财政收入从1978年占国民收入的37.2%下降到1989年的19.1%），将原来30年为了打仗建立起来的巨大的机电加工能力转为“补生活欠账”的民用生产能力，又让文学反思中的“解放人性”的场能短期内在物质生活上得到了释放。80年代中期，物质生活刚刚尝到甜头的人们并不满足，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具“现代性”的外国商品，除了走私以外，国家开始用外汇大幅度进口，这无疑加大了这种文学热的温度。那一段时间，“文艺腔”在一代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应该说，当时虚幻的物质基础将“文艺腔”这种精神文化深深地固化在了那一代人的脑子里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与西方在政治上分手，但经济上联系不断，“海龟”经济学家纷纷登场，已经占据了话语主导权的80年代主流知识分子又不愿意离开舞台，因此就产生出来各种各样的“文艺腔”。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文艺腔”并不是在一个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打商战的背景下诞生的，而是在对自己的反思和盲目拥抱西方的情况下诞生的，所以就会越来越脱离现实的社会，也无法解释现实的社会。因此，在那些一切都用过时了的“文艺腔”看世界的人眼里，90年代后由于中国与西方潜在的经济结构性竞争而生发出来的对西方不满，都是义和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是愚昧落后的，是受官方蛊惑的，包括最近对“奥运火炬事件”中年轻人的行为，很多还绕在当年“文艺腔”里的人，都还是这么认为。这其实很可笑，那些在国外学习、知识结构很好的年轻人，难道真是当年义和团转世吗？他们真的不知道那些年轻人怎么在网上嘲笑他们那种过了时的“文艺腔”吗？到底是谁更愚昧呢？没错，中国革命的主题是来自底层，底层确实有底层的问题，而这种历史选择，不恰恰是因为上层不高尚，大玩“文艺腔”造成的吗？当初的上层以为唱唱“文艺腔”中国就可以现代化了，结果把王朝转换的主动权让给了底层，现在也是一样的，一个农民人口达9亿多的国家，同样不是能唱唱“文艺腔”就能完成工业和政治现代化的。

 

 

　　当然，我并不是完全否定“文艺腔”的作用，但是作为一个被西方军舰、商船堵在家门口，被迫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作为一个被人家用暴力方式输入工业文明的国家，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艺腔”？那些对中国现实工业科技与西方差距有了解的年轻人，在宣泄了不满之后，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文艺腔”呢？他们看到官方一边无奈地说着“中美友好”，一边又要忍受着美国对台军售、小布什接见“藏独”“疆独”大佬的屈辱，他们会怎么想呢？从现在开始，他们又要经历中国经济被美国金融绑架的痛苦，这种痛苦很可能成为他们毕生最深刻、最难以忘怀的记忆。这种记忆会被当前这种脱离了现实世界、沾沾自喜的“文艺腔”所消磨掉吗？

 　　我记得曾经看过一本书，书名叫做“社会如何记忆”，那本书的开头就写了这样一句话：所有的开头都包含回忆的因素，特别是当一个社会群体齐心协力地开始另起炉灶时，尤其如此。如果中国在经历了这次金融危机准备重新开始时，届时渐渐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年轻人，会有什么样的回忆因素呢？是“两弹一星”的记忆呢，还是当下“文艺腔”的记忆呢？文化选择的主体永远是大众，尽管知识精英的偏好对大众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如果太脱离实际，太没有骨气，能不被大众抛弃吗？看看前阵子源于希腊波及欧洲的“骚乱”，那些年轻人为什么砸了100多家银行？他们行为中包含了多少法国大革命的记忆因素？对于中国来说，现在年轻人会想到什么呢？其实当下流行的“文艺腔”无非是试图让年轻人“告别革命”，但是就目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历史记忆而言，情况很可能恰恰是相反的。

 　　高层其实很明白，现在要把年轻人由革命记忆派生出来的激情转化为建设现代化的动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的讲话，之所以从1840年开始讲起，本质上就是这个东西，但问题是这层意思经过那些把持着话语权人士的“文艺腔”一解构，就变味儿了，就完全失去了“技术含量”，这恰恰是渴望有“大目标”的年轻人又气又无奈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左右，都有一个去“文艺腔”的问题。

九、“文艺腔”测不准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

　　关于“文艺腔”，有两个方面：一是有问题的思维方式，二是把“文化”“软力量”等放到了过高的位置上。

　　缺乏逻辑的“文艺腔”思维，首先我们来谈谈这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讲逻辑，缺乏对于事物的深入分析，只讲辞藻的华丽、感情的激动，只诉诸人们的感官、人们的表层认识。为什么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为“文艺腔”？坦率地说，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个人所接受的基础训练有关。接受过较为严格的理工科训练的人犯这种思维毛病的比较少；但绝不是说，所有理工科出身的人就都没有这个毛病，更不是说理工科的在所有问题上都不犯这个毛病——理工科的人在社科、人文问题上往往由于缺乏自信而特别容易受“文艺腔”误导。一直接受文科训练的人比较容易犯这个毛病，但有些文科出身的人逻辑思维一样很强。按说文科生和理科生在思维上的差别不应这么大，这里反映了我们在教育上的失误。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艺腔”对等于文科生，理工科思维对等于理科生。

 　　我在这里可以举某些“文艺腔”们的一些毛病。比如说网上有这么一个帖子，说是讽刺“小右”的，其中很有一些恰恰是击中了“小右”们的“文艺腔”思维，我在这里引用几条：

 　　他说：“中国宋朝被蒙古打败，因此文化有问题。”你问他：“西罗马、拜占庭被野蛮民族攻灭，是不是文化的问题？”他说不知道！

　　他说：“中国古代有太监。”然后哈哈哈大声嘲笑。你问他：“欧洲的太监，阉割的艺人，自废的教徒呢？”他说不知道！

 　　他说：“中国人裹小脚。”然后哈哈哈大声嘲笑。你问他：“现在的隆胸呢？”他装听不见！

　　他说：“孔子流浪各国，不异于犬与鸡。”你问他：“十二宗徒呢？”他不敢放个屁！

 　　他说：“儒教黑暗，八股，封建宗法！”你问他：“欧洲的宗教裁判所呢？”他茫然不知！

 　　他说：“儒教杀人太多，该被废除！”你问他：“欧洲的天主教杀人更多，为什么不废除？”他耍太极。

 　　他说：“孔子曰妇人难养，孔子压迫妇女。”你告诉他：“圣经里称妇女为淫妇！”他照样和女朋友去过圣诞节！

 　　他说：“中国有那么多酷刑，野蛮啊！”你告诉他：“欧洲中世纪挖皮肉、钩舌头、洒石灰、淋铅水！”他闻所未闻！

 　　他说：“我咒骂古代人？我这叫勇而知耻！”你问他：“勇而知耻是反省自己，你为什么不反省自己？为什么把诽谤古人和反躬自省混淆？”他迷糊。

 　　他说：“祖宗对不起我们，祖宗害了我们啊。”你问他：“中国古代领先，现代落后，你为什么不向祖先请罪？”他说他没错。

 　　他说：“唐玄宗纳儿媳，那叫乱伦。”你问他：“查里二世把女儿许配给自己的叔叔，是不是乱伦？”他哑巴！

 　　他说：“中国的古代建筑还留着干吗？”你问他：“外国人保护古代建筑。”他说那叫爱心！

 　　他说：“项羽破坏文化，野蛮！”你问他：“阿拉力克（更正式的译法是亚拉里克）焚烧罗马，野蛮吗？”他不晓得阿拉力克是哪国人！

 　　他说：“新疆人、蒙古人吃肉半生不熟，有细菌。”你问他：“西餐的肉也半生不熟，怎么讲？”他说那叫保留营养。

 　　他一会说：“中国人随地吐痰、大声喧哗、没有礼貌、不知道羞耻！”一会又大骂中国的文化：“礼义廉耻、仁义道德为虚伪！”悍然自扇耳光而不知！

 　　别以为这样思考问题的只是一些“小右”网民而已，当代中国无数的大“启蒙思想家”们并没有比这个水平高出多少。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往往没完没了地嘲笑传统中国在军事方面的懦弱无能，但是，你只要一说“尚武精神”“加强国防建设”，他们就会立即跳出来破口大骂你是“法西斯”。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呢？他们绝对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反正是你左右都不行，他们骂痛快了就好。还有，你一讲“强国”，他就说“长江都快变成第二条黄河了，还要什么国！”他们就不想一想，要解决“长江将变成第二条黄河”的问题，就更需要强国。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文艺腔”与一个人的意识形态并无直接关系：左派和民族主义者当中也有很多人是“文艺腔”思维，认识问题缺乏逻辑，更不能深入思考。左派中的一些人把改革开放前说得十分完美时，他就忘了，如果那时真的是如此完美，你又怎么解释我们是如何走上今天的道路的？左派和民族主义者中的一些人一方面对现实进行极为激烈的批评，把现实说得一无是处，另一方面却又反对别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对权力进行制衡等等主张。

 　　这里面有无知的因素，也有装傻的因素，但无论是制造这些自扇耳光“启蒙思想”的人，还是相信这些观点的人，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装傻，是真相信，同时也不完全是因为信息缺乏，而是不具备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所以晓军将“文艺腔”比喻为“286”，其实是很贴切的。“286”的中央处理器，你给它配上再好的内存和硬盘都不行，它就是处理不了这些信息。

 　　“文艺腔”们一方面气壮如牛，对于理工科思维不屑一顾。比如20多年前，我与“河殇”派辩论时，他们就说我是理工科出身的，所以没有资格参加辩论。我曾碰到过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他说：理工科的人不可能有“终极关怀”。我当时笑答：请你告诉我，“终极关怀”是什么时候成为一门专业的？我也曾碰到过一位自己原本是理工科出身的企业家，声称：理工科出身的人没有人文精神。另一方面，“文艺腔”们内心却又往往相当自卑。我这里可以举王小波的神话这个例子。王小波的神话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有所谓的“理科思维”“欧美理性”。比如新浪博客上有一篇《理科生王小波》的博文就说：他是一个学理工的改行写作，并且他的理科思维特点强烈地反映到他的作品中，带有明显的逻辑色彩。另有无数的文章吹嘘他的“欧美理性”或“英美理性”。我估计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都是学文科的，至少是没有真正养成理工科思维，也非常不了解王小波的历史。因为他们不知道，王小波根本就不是一个理科生，他从来就没有修习过任何真正的理科课程（最多也就是修了几门计算机课程吧，还没有拿到学位），坦率地说，他的思维特点在真正受过严格的理科训练的人看来，恰恰相反，是非常缺乏逻辑，非常“文艺腔”的。这一点不单是我自己这么看，有一个喜欢、同情王小波的网友说得也非常好：“我是学计算机的。在我看来，小波文章的逻辑，的确如你所说，比较弱。一方面是他的想象力太丰富；另一方面，他的理科知识大概全是自学的，支离破碎，对写某些文章反而有害。”然而，王小波仅仅凭着自己摆出的一副所谓“理科思维”的架势，就蒙住了无数的“文艺腔”——其中也包括了不少比较嫩、还没有真正形成理工科思维的理工科学生。这充分说明了“文艺腔”们自己在内心是认为自己的“文艺腔”思维远逊于理工科思维的。

　　“文艺腔”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他们把“文化”（看上去比“文艺”广义一点），把“软实力”放到了过高的位置。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地看到思想界、学术界、主流媒体，乃至跟着鹦鹉学舌的政界、商界，没完没了地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强调“软力量”的重要性，甚至强调仅凭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可以感化西方人，“为万世开太平”。然而，强调了半天，中国的“软力量”仍旧弱到几乎是负数（当然这不仅仅是“文艺腔”的问题，还有中国的“软力量”的其他软肋，如民主等问题，因偏离了这里的主题，我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我的《天命所归是大国》中的有关论述），投上去的资源除了解决了负责这一块的个人腰包，没有给中国增添分毫的力量。

 　　我在这里决不是说“文化”“软力量”没有重要性。“软力量”确实很重要。拿我自己来说，我原来是学“硬力量”的，现在干的却是“软力量”的工作，这就已经说明了“软力量”的重要性。回顾当年，我在本科学的东西是与高端技术、国防工业相关的，我的那些没改行的同学，不少至今仍在这些领域工作。我为什么要改行呢？因为我当年已经认识到：国家发展的大方向就在我求学的那几年里掉头了，我们的前途将大打折扣了。要把这个方向搬过来，需要的是披上“文艺腔”外衣的“软力量”（虽然当年还没有这个词汇），所以我弃理从文，颇有鲁迅先生当年弃医从文的那种想法。记得有一次在乌有之乡开会，晓军说了一段话，大意是思想领域的争论不重要，重要的是国防工业。当时，杨帆不同意，他说：如果思想领域打不赢，国防工业就不可能拿到钱去发展。这时站起来一位听众，自称是属于国防工业的，说杨帆这个观点太对了。还拿计算机打比方，“文艺腔”是友好的界面，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友好的界面也是必不可少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友好的界面后面就什么都没有了。

 　　然而，首先，“软力量”虽然有帮助提升“硬力量”的作用，它还是得有“硬力量”为基础。这些日子热映《梅兰芳》，又有文人出来写博客感叹了，说是京剧在西方根本没有任何市场，所谓“梅兰芳上个世纪30年代在美国的风靡”也是被夸大了的，于是又大大自卑了一番。不少跟帖也在那里自怨自艾了起来，但有一个跟帖发表了话糙理不糙的意见，它说：“想让京剧占领美国市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中国军队在美国设立军事基地，懂不？”我在这里引用这句话当然不是鼓吹咱们现在就想办法去美国设立军事基地，而是说，它确实简单透彻地摆明了“软力量”与“硬力量”之间的关系。说实话，如果不是西方的坚船利炮打败了中国，中国人有几个会去喜欢西方的歌剧？即使今天，我也从根本上怀疑那些花重金去听西方歌剧的小资是真的喜欢它。恐怕其中很多人根本不喜欢，但他们不敢像西方人评论中国的京剧那样毫无顾忌地说出来，他们必须装作十分喜欢，不然他们就会被周围的人认为“不文明”。

 　　其次，在当今中国，“软力量”应该用来为提升“硬力量”服务，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而不是像现在的那些“文艺腔”所做的那样，自己扩张自己，搞自肥。这里的关系可以拿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来类比：金融市场本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结果它却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自我膨胀起来，最后是肥皂泡吹破，不但自己完蛋，而且严重牵连了实体经济。

 　　我们今天就算搞的是“软力量”，就算表面上是“文艺腔”，其背后的思维应该是理工科的，其目的也应该是为“硬力量”服务的。只有当我们的力量大到无与伦比，可以高枕无忧地享受时，只有到了那一天，我们才可以为软力量而软力量，纯搞“文艺腔”。当然我并不是完全排除纯娱乐，纯娱乐也是需要的，否则他们那顶“法西斯”的帽子马上扣过来了。但今天的问题是我们让“文艺腔”占据了几乎所有人的思想空间，主导了中国的大方向，这就不行了。

　　“文艺腔”确实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但我们已经玩不起这种奢侈的传统了。中国古代就特别重视诗词歌赋，而不太注重逻辑思维。其实，在先秦的时候，中国人还是相当“理工科”思维的。虽然中国没有像古希腊那样，发展出较明确的形式逻辑，但当时理性、务实的精神还是相当普遍的。我们看看当时秦国的标准化生产、各诸侯国在战争中的表现，以及一些思想家的思想，其实都不太“文艺腔”。“文艺腔”的开始应该是在汉代，从那时起，中国人就过于偏重华丽的辞藻了。但古人对“文艺腔”也是有所反省、警惕的。如熙宁变法，王安石就想取消科举中的诗赋考试，使得考试能够选拔出更为实用的人才。我们都知道，王安石本人的诗赋水平非常高，但他也认识到了“文艺腔”的危害，因此想采取行动予以纠正。可惜的是他失败了。

 　　为什么“文艺腔”有不小的危害，却在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历史中占据了不应有的重要位置，有识之士想改也改不了呢？这恐怕也可以用我经常使用的“选择压”的概念来解释：到了汉代，中国最激烈的战争打完了，按东方朔的话说就是“天下平均，合为一家”。没有压力了，太舒服了，当然可以玩“文艺腔”了。然而，秦汉留下的老本我们已经吃了两千多年，吃没了。到了近代，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挨打和挨饿两大问题，实际上是玩不起“文艺腔”这一传统文化中的奢侈品了。然而，像中国这样的古老文明的惯性是相当巨大的，直到今天，“文艺腔”还在阻挡我们现代化的脚步。

 　　即使伟大如毛泽东，我看也有过分“文艺腔”的问题。从建国开始，就折腾《武训传》《清宫秘史》《红楼梦》等，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海瑞罢官》入手的。其实，所谓“文化大革命”这个字面本身，就说明了毛泽东过分重视“文艺腔”的问题。我认为，如果毛泽东不整天折腾这些“文艺腔”的事情，不把这些事情看得太重，而是坚持把精力放在发展经济和国防建设上面，中国的崛起可以提前30年。

 　　我在很多场合提到对日本国民素质的观察。要论最优秀大学的理工科毕业生，日本未必能找得出像中国一流大学里这么多的天才，所以当时我认为中国可以很快赶上去。我当时还有一个后来被证明是不正确的“理论”，即科学技术用不着考虑人均素质，一个天才发明出来的东西可以供所有人使用。后来我回到国内，进入了社会，才知道我原来的想法太幼稚了。中国虽然有第一流的理工科天才，但中国大学生，特别是文科大学生的自然科学、数学、逻辑的素养远远比不上日本大学生。也就是说，在甲午战败100多年之后，与日本相比，今天的中国大学生、中国的知识分子，科技素质仍旧差得很远，仍旧过分“文艺腔”。然而，一个国家的进步不能只靠少数理工科天才，一个国家的进步是要讲人均素质的。如果一个社会里，甚至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科技素养都这么低，那么，正确的意见就会被埋没，少数优秀人物的思想成就不会被这个社会所接受，因而也就成不了社会可以利用的财富。如同我前面所说的王小波的例子，一个半吊子自称的“理科生”，随随便便就可以蒙住这么多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在这些人心目中成为具有“理工科思维”的神，中国的进步不可能太快就可想而知。所以，我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有赖于中国知识分子科技素养的普遍提高，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必须摈弃“文艺腔”，中华民族才能够完成现代化，并进而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十、“文艺腔”之后可能就是儿童腔与娘娘腔

　　“文艺腔”当然不是指《诗刊》《小说选刊》《新剧本》上的文艺腔——那些地方就怕它不“文艺腔”。咱们聊的是文艺领域之外的“文艺腔”，尤其是社会认识和政治动员中的“文艺腔”。首先得承认，即便在这些领域，“文艺腔”也是有它的位置的。先秦的公共知识分子，儒、法、道、墨、阴阳家在启发王侯、建言献策的时候，没有哪家不带文艺腔的。骆宾王写的讨伐武则天的檄文因为文艺得好，据说武则天读了都受用；毛泽东“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也是“文艺腔”，他同时还特别提防别人用“文艺腔”来“反党”。记得我们上中学第一次下乡劳动，背着背包奔东北旺苗圃，路远人小背包大，走得嘀里当啷的。所以一出西直门，一位叫孙强的老师就开始站在路边打快板：同学们，朝前看，前面就是东北旺，下定决心排万难，胜利就在咱眼前！我们又走了俩钟头还听他在路边呱唧呱唧“前面就是东北旺”。于是同学也说了起来：红红太阳暖洋洋，照到我的破衣裳，姓孙比人小三辈儿，姓儿也比姓孙强！这样一“文艺腔”，还真不觉得累了。那位孙老师已去世多年，想想真是个好老师啊。

 　　“文艺腔”当然是指文艺化的表达，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大，也可以说不大是个问题，无非夸张猛点、比喻多点而已。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里说：美利坚银行不是给人人开过“人人平等”的支票么？今天我们黑人把支票带来了，美利坚银行您要是没倒闭，就请给我们兑换现金吧。如果马丁?路德?金当年没用那些生动有力的比喻，没用一浪高过一浪的排比句，而是来一篇《试论黑人族群赋权之路径依赖》的“主题发言”，我估摸着他到这会儿没准还活着呢（他姐好像还活着），人家灭他干嘛呀！“文艺腔”的问题不在（起码主要不在）表达上，主要在对于社会问题的文艺化认识上。如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社会政治过程的认识不讲科学，不讲逻辑，不重事实，不重证据，跟梨花姐姐她们那样没头没脑、神出鬼没的，那问题可真就大了。

 　　80年代的文化精英对社会历史的认识的确挺“文艺腔”的。这也可以理解。一方面，改革前的传统社会主义大厦晃晃悠悠，眼看不行了，大家要做的事无非就是撒丫子往外跑。往外跑是个比较简单的事，没那么多学问，社会统计、回归分析、结构功能什么的非要用当然也能用上，但不用也没关系。另一方面，经过十年“文革”、上山下乡，绝大多数新一代精英，高档点的一肚子《复活》《红与黑》，低档点的净是《一双绣花鞋》《曼娜回忆录》，他对世道的见解也只能文艺化，想不文艺化都难。

 　　说来挺有趣，最先不想文艺化的倒是文学中青年，大概他们看中国横着看是“日月经天”，竖着看是“江河行地”，自己也觉得乏味了，所以像王蒙80年代就提出过“文学要学问化”。当时的文艺作品挺爱点缀一些“定理”“效应”的。记不清在当时什么杂志上看过的一篇小说了，净是字母、符号、公式，如果把别的部分挡着，你一定以为是在看《科学通报》什么的呢。大概80年代中期吧，我在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红楼梦》研究第一次引入“数理分析”的方法，后来我还真看了那篇文章，无非把贾府的小老婆以及乌头庄进贡的年货做了个简单统计而已。他们的知识构成就那样，所以转变也只能是在皮毛上装饰上，认识上基本不脱“文艺腔”。就说提倡“文学学问化”的王蒙吧，你读他80年代的东西，感觉对面是位大龄文学青年；过了这么多年读他今天的东西，更一惊一乍的了，几乎成了妙龄文学少年。尽管如此，70年代末以及整个80年代最热闹的一批人都是文学或准文学出身，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充满浪漫主义抒情色彩。就社会视野、政治动员而言，这跟当时中国普遍社会心理中的空想资本主义道路还真门当户对，都不带找钱的。记得“文革”后期邓小平谈军队整顿时曾说，战争年代一挥驳壳枪，“冲啊”——问题就解决了。80年代精英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也是一样，一挥私有化，冲啊！喊“冲啊”当然是苏晓康、刘再复这些人最会喊了。

 　　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如火如荼地展开，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国企改革、下岗分流、减员增效，虽然都是横冲直撞，但的确已经过了喊“冲啊”的阶段。文学家或是一边凉快去，或是直接加入了冲锋队，总之，“文艺腔”虽不能说从此销声匿迹，但起码低了一个八度。这时站在话筒前面的是经济学家，讲的净是什么诺斯、科斯、帕累托最优、边际效益递减之类。放以往，听这些东西一定不比听点钞机工作更有趣，但这会儿大家都洗耳恭听。记得在90年代中期，有一回我跟老友沈林（他肚子里除了粮食就是西方戏剧）聊经济形势，聊完了他感叹说，现在大家都关心起经济学了。事关大家的钱包和存款，大家能不关心么！股市、房市这些年培养出的业余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学家可真不少呀。有趣的是，不少从前专门以文艺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也都纷纷改行跳槽，研究起了经济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之类的了。新左派里就有不少这样的学人，自由派曾讽刺他们太文学了，其实真没扎着地方，扎着的是被新左努力抛弃的文学出身。坦率地说，新左的路子，跟80年代王蒙那帮文人的学人化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区别，他们的确在努力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认识中国与世界，至于努力的效果如何，我想孙中山那句遗言比较适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忘了朱学勤先生是说哪位新左学人用标点符号表达思想了，其实朱的文字倒是透着更浓的文人气。像他所从事的思想史，说句老实话，不比文学更“科学”，老话说的“文史不分”是实情。还有哲学——我指的当然不是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之类——有时比文学还文学，浪漫得更没边。主流思想界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80年代的“冲啊”阶段，对于“冲啊”阶段，无论是表达上还是认识上的“文艺腔”都已经够用了。

　　如果中国社会的发展能稳步走向成熟，一般人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就应和“文艺腔”渐行渐远。理性讨论理应成为社会思考政治动员及参与的主流。到时候老百姓不是发短信编段子，而是提了笔记本电脑去人民大会堂和政协礼堂，一笔一笔地分析讨论四万亿资金从哪儿来、经过哪儿、到哪儿去，问得财政部部长直想提前退休。这当然是理想趋势，以现在这个世界乱局，今儿难说明儿，明儿难说后儿，将来什么腔谁又说得准呢？没准儿童腔、娘娘腔大行其道呢？没准直接就来唱腔——唱《国歌》《国际歌》了，也说不定呢。

六该由西方正视中国“不高兴”了

◆ 王小东

西方人的自以为是，是被我们惯出来的

    2008年与西藏“3·14”有密切关系的奥运火炬传递受阻事件，中国年轻人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反弹，包括抵制家乐福等，是在很长时间的积累之后，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年轻的一代跟西方人的关系变化了。这个事件发生了以后，澳大利亚一个认识我已十几年的外交官来找我。她也很担忧：事情怎么弄成这样，中国人跟西方人翻脸了？她问我：这件事的最重要意义在哪儿？我说：我坦率地告诉你，这件事的最重要意义就是西方人跟中国年轻一代搞坏了关系。对于我们中国可能不利，但是对于西方更不利。她说：你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出来做调解的工作。我说：这个工作必须是双方做，我一个人做不了，你们也要做才行。

在这件事上，确实有一些外国人没有醒悟过来，他们没有真正理解中西关系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

    有一部分人意识到了这种变化，而且意识到了变化的不可逆，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没有意识到。他们还以为他们能居高临下来指挥中国——当然这也是中国精英们给惯的。对于中国年轻人的群情激愤，有一个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给中国人提出了很详细的18条建议。他在开头还说：我特别怕我说出来有教训人的意思。但是，实际上他说出来的确实都是教训人的。比如说第一条，如果你们看到西方媒体的报道歪曲事实，你应该给栏目的编辑写一封有礼貌的信，指出问题所在，用逻辑支撑你的观点，要文明、体面地表达你的观点，写信是个好方法，而且你的信可以免费发表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其他几条大致都是这个意思：不要跟西方人争吵，而是要努力争取西方人的好感，让他们能够接受中国人。我说：这个美国人首先就搞错了现实的力量对比。我承认我们还需要争取你们的接受，但是你们要不要争取我们的接受？现在的事情不是汉人跟西藏人打了架，到你西方人那里去请你们当裁判当法官的。我们用不着什么事都要争取你们的接受。你那些东西我接受不接受还是一回事呢！我说：你们这么理解问题，就全错了。

   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尤其感觉良好，比在美国工作的美国人感觉好得多，因为国内有一群围着他拍马屁的中国人。所以他才觉得：我可以教训你们，你看你们这帮傻冒，你们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取得我们的好感吧！我说：去你的，我们凭什么非要取得你们的好感？你们好好考虑考虑取得我们的好感吧！现在的力量对比，已经不是我们需要单方面取得你们好感的时代了，你懂不懂？将来我们力量更大了，你要不取得我们的好感，我们就揍你。

坦率地说，这个美国人是个有代表性的傻冒，是一个因为在中国工作被中国精英捧坏的傻冒。其他一些西方人比他聪明，我刚才说到的澳大利亚外交官，中文说得跟中国人一样好，她就比较明白这个道理。

   有人说中国人都是面瓜。其实，中国人面瓜是在国内怕警察；现在的年轻人在国外都敢揍外国人了，凭什么说是面瓜？

   在中国，如果不是警察护着外国人，外国人在中国耍横，不打死他们才怪。后来我跟好几个西方外交官、记者说过：你们好好跟你们的公民说，奥运会期间你们的公民千万别闹事，万一中国警察罩不住，你就死在这儿了，不值。那个澳大利亚外交官就说了，我们特担心这个事，我们在外交部网站上都说了，警告我们的国民了，千万不能弄事，到时候被打死了我们没辙。到头来还是死了一个美国人，但不是为这事，是冤死的，没干啥事就被杀了。

实际上，中国的精英和官员没有认识到这股力量。那些被中国人惯坏了的外国人也没有认识到这股力量，但有些外国人看到了这股力量，所以那个以色列残疾运动员骂了中国之后，以色列总统赶紧出来道歉。

   中国这几年的飞速发展，已经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在很多方面赶不上中国或者中国早晚有一天会赶上他们，在物质层面、在生产层面、在现代化技术层面上很多的东西，他们已经意识到没法再跟中国较量。因为几百年来，西方文明一直认为自己代表了人类的进步，包括“文明终结论”也一样，到头来再没别的东西，只剩最后一点道德优势，说你们中国欺负西藏人吧，欺负少数民族吧。拿最后一点道德优势想挽回面子，给中国找点麻烦。这是某些挑头人士的内在心理，其实却干了很自相矛盾的事，你这么干，等于承认文化多元化，不一样的文化都应该有权利存在，那凭什么非要说整个中国文化都不好，非得搞跟美国欧洲一模一样的普世价值？这两个东西是自相矛盾的。在西藏问题上，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看明白了他的双重标准是怎么用的，这个对很多年轻人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关于西藏：甭跟他们玩考据！1959年拿下的又怎样？

   关于西藏是不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到底是元朝还是清朝，还是1959年？西方人硬说是1959年。我就西藏问题答西方记者的谈话里说：要说事实，至少清朝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但是，我也可以明告诉你们这些西方人，就是1959年又怎么样？你有种你过来打，你废什么话？如果他们自己回去好好琢磨琢磨这个道理，对他们有好处。中国政府，还有学者，跟他们争到底是哪年是对的，一定要争。但是中国民间要告诉外国人，1989年、1999年占的又怎么样？有本事你来抢。我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退一万步讲，就算###和西方一些人能够证明在1959年之前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而无主权，又怎么样呢？中国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西藏的独立吗？还是不能。我可以告诉西方人，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就是在网上广泛流传的那段由留学加拿大的21岁中国青年所做的视频《西藏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中国一部分》里面的那样：如果西方人从美洲、大洋洲、非洲、亚洲等所有地方都卷铺盖撤回欧洲，我们也从西藏撤出来，否则，就不要跟我们谈这个问题。从道义上讲，我们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就是如此。从实力政治的角度讲，美国占领了阿富汗、伊拉克，肢解了南斯拉夫，那么今天，美国做好了肢解中国的准备吗？###和###，还有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确实指望着美国人来肢解中国。但美国人做好这个准备了吗？美国人愿意为了西藏而与中国这个核大国一战吗？至少从美国人的言论来看，美国似乎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那么，西方人对于西藏主权问题的质疑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引起的只能是厌恶和不屑。

    中国一些知识分子，比如王力雄，还有一个说法，说过去可以抢，现在不可以抢。这是谁定的？美国在名义上没有吞并国土，但事实上行的是灭国之战，又有谁吭气了？其实，就像网上的愤青说的那样，要是你们从澳洲、南北美洲、非洲、亚洲全卷了铺盖，我们就从西藏卷铺盖。咱们要是讲道德，你们就全滚回欧洲老家去。我们道德上没有亏欠！这就是中国年轻人的回答，民间的回答。

   俄罗斯在南奥塞梯独立问题上就是这么回答的。你说什么国际法，去你的吧，我就打压，我就承认南奥塞梯独立了，你有脾气没脾气？

   是到了西方也来考虑一下中国人的情绪的时候了，现在欠缺的，不是我们“主动”——这方面工作我们做得不少了，而是西方端正态度的问题。在那次访谈中，我这样说过：

   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了。在西藏问题上，中国人不认为西方人有资格来充当裁判官，中国人在2008年4月所做的，本来就不是乞求西方人接受中国人的观点或接受中国人，而是向西方人表达中国人对他们的不满乃至愤怒，表示中国人不接受西方人在西藏问题上的观点和行为。至于西方人对此是否会像那位好心的美国人所担心的那样，认为中国“既不开化又粗鲁无礼”，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一个多世纪中，中国人不得不十分在意西方人怎么想，他们是否接受中国，而西方人则不必考虑中国人的感受，不必了解中国人怎么想。西方人和不少中国人都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关系（所以那位好心的美国人才一开口就要求中国人要让西方人感觉舒服，而忘记了被激怒了的中国人也有可能并不想让西方人感觉舒服——他甚至都忘记了，美国的国父们当时也没有给英王写一封礼貌的信，用礼貌来博取英国人的好感，而是拿起了武器）。然而，这样一种关系是不平等的，因而也是不道德、非正义的。即使我们不谈道德和正义，仅仅是从实力的角度说，这样一种关系也早已不符合中国与西方的实力对比。今天的西方和中国，必须处在一个更平等的关系之上，如果说中国人应该努力争取西方人的接受，那么，西方人也需要争取中国人的接受。如果今天仍占据实力最强地位的西方人和拥有13亿人口、实力正在迅速增长的中国人不能互相接受对方的存在——即使这种存在并不能让另一方十分满意，那么，高兴的只能是蟑螂，而人类的前景则会非常可悲。这一点，很多西方人似乎并没有明白和适应，有些崇洋媚外的中国人似乎也没有明白和适应。然而，为了人类能有一个日子过得比较好的未来，西方人和中国人都必须明白和适应这一点。

   要让对方接受，就有必要了解一点对方的想法。从中国这方面来说，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除了少数年份，中国人都在努力学习西方，努力了解西方人的想法，希望自己能够获得西方人的首肯，什么事情都强调“要与国际接轨”。即使这样，也许中国人对西方还是不够了解，但无论如何我们是努力去做了。我认为中国人对于西方的了解至少不像西方人对于中国的了解那么离谱。我们从旅美电影女演员陈冲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得知，某些美国政客居然声称：对火炬接力的抗议会“为旧金山民众提供一个一生中难得的机会来帮助13亿中国人获得自由和权利”。陈冲写道：“再没有比这样的说法离事实更远的了。”我的印象是西方人当中这类离谱的说法很多，很流行。我确实感到，西方人，包括他们之中的汉学家、新闻记者，乃至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人，也许被那些因为有求于他们而向他们献媚的中国人惯坏了，他们对于中国人的想法太不了解了。这种不了解无论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傲慢，还是出于包围着他们、向他们献媚的中国人的欺骗，都是危险的，对于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是不幸的。现在，确实轮到了西方人做出一点主动的努力，多多少少了解一点中国人的想法的时候了。

    我就是想帮助西方人多多少少了解一点中国的一般人——当然主要就是汉人了——对于西藏问题的一些看法，以及由西藏问题而导致的对西方人的看法。当然，有些人会质疑我凭什么说这些看法就是中国一般人的看法——我没有做民意调查，我的这篇文章也不是学术性的。但即使我做了严格的随机抽样的民意调查，写成学术形式的文章，同样的质疑还会存在。但我想，2008年三四月份所发生的事情本身就是我在下面将介绍的那些观点是中国一般人的观点的最好证据。据说，2008年三四月份发生的事情使得不少西方人很“震惊”。其实，如果他们对于中国人的想法有更多一点的了解，就不会感到“震惊”了。

    其实中国的小资们挺喜欢西藏文化，当然包括我这个不算小资的，我也喜欢。外国电视台到我家里来录像，我就让他们看我的佛像，我告诉他们，我的佛像中只有一尊是汉传佛像，其余都是藏传佛像。我给他们讲汉传佛像和藏传佛像的区别。汉族人喜欢西藏文化的很多了。汉族人是把西藏人作为兄弟对待的，是很爱护他们的，绝没有敌视他们、迫害他们的心思。我说：你们西方人最好懂得这一点，也别听西藏人当中的少数人误导你们。

道德？你西方人甭跟我讲道德！就像网上那个年轻人所说的：你从世界各大洲除了欧洲都卷了铺盖，你就有道德了。

七警惕余世存式的知识精英主导一个国家的精神品质

◆ 宋强

    回到常态：道德上没有谁比谁更优越

    2006年我们曾经策划过一个图书选题，名叫“驻京办”，不是后来出来的那个特别火的《驻京办主任》，为什么这个选题我们准备得非常早，却失败了呢？因为我们这位作者朋友的写法和思维是非常不对的，写法不对，会造成一个非常好的选题白糟蹋了，东北话说：瞎了。那个小说有很多令我们困惑的地方，这里就举一个例子，小说一上来就出来一个级别很高的官员，表面挺廉洁，却有十个大小老婆。我们跟作者沟通，说现实中有妻妾成群的案例，但是这不是一个生活的常态，这也不是一个常态人物，按照术语的讲法，“这一个”没操持好。小说好比一道菜，你上来这么加佐料，读者肯定会对你的功力不信任。总之，小说靠这个来呼隆，不是一个好的走法（地摊文学这么表现倒可以）。在常态中揭示非常，揭示非常之所以然，这才是社会小说写人状物的合理路径，也体现令人信服的功力。

    我引这个头的意思是，我们的思维品质，不应该被猎奇文学的套路所左右，虽然生活时时在模仿艺术，虽然我们在当下看到的荒诞，不比荒诞剧更逊色。我们也可以因为失望尽可能嘲讽，尽可能展现我们“消解”的功夫，我们可以以辛辣的口吻评置八方神圣，然而“消解”了以后怎么办？就如李泽厚所追问的：“解构之后总得有所建构吧？不能仅仅剩下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自我’‘当下’吧？文学是最自由的领域，它可以走极端，往解构方面走，但是在伦理学以及整个社会建设方面，就不能只讲解构，不讲建构。如果把一切意义都解构了，把人类生存的普遍性原则都解构了，那社会还怎么生存发展？”

   我经常和朋友们交流这样的问题，中国是一个穷国，中国人的生活质量比西方人差得远，中国人的人生困顿严重得多，现代化进程还有待普济，有待完成。然而为什么偏偏是一些中国人，最爱显露出一副超级嬉皮士和后工业弃儿的样子？为什么偏偏轮到某些中国人，对什么都不在乎，把缺乏敬畏当作潇洒、当作人格强大？我所知道的美国人，那么单纯地爱慕着自己的战斗英雄和国家的图符，那么傻里傻气地爱戴自己的体育英雄，按照我们的标准看，他们哪是洋人啊？个个土鳖，整个一个幼儿园嘛！我所看到的日本人，交际语言不像中国人那样富有文学潜力，更缺乏我们所说的“职场智慧”。他们确实“小”啊，一望就看到底啊，愣头愣脑，个个都像“新来的”。且不说韩国人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排队贡献金银首饰的表现，韩国人会这样由衷地赞美自己的祖国：“我们国家山清水秀，四季分明，比起那些连水都喝不上的国家来，我们生活在多么好的国土上啊！”——这类语言，在我们的语言系统前面，多么“老帽”啊！为什么偏偏是我们，显得那么不纯朴，应景催情的修辞手段这样发达，在很多很容易解决的基本概念上，却永远是反向思维？为什么偏偏是我们在这里作态撒娇？

    我们时代的流行口号是“让生活更精彩”，谁也不会去拒斥精彩，我理解的精彩，并非咋咋呼呼的“秀”，它存在于大量的日常性规律和稳定心理掌控的情绪节奏当中。这就是我说的“沉默的大多数”具有的品质。这些年我一直在琢磨“沉默的大多数”这个词，我个人的理解，“沉默的大多数”，并非单指人群，也不能简单理解为选票民主中暂时未显露的民意，“沉默的大多数”可能还是一个心理上的概念，如：个人内心中沉睡的感情，也许是更接近真相的感情——至少是作为落点和支架的正常感情。一个人变得愤慨而无理的时候，他距离他个人的真相是很远的；大多数时间我们是依托正常的感情来判断事物，说白了，就是理性——虽然现在，“理性”这个词儿被上流社会的时髦人物们糟践得不成样子。

    越是在信息的迷雾中，越发显示出达到真相的常态路径的可贵。寄希望于“沉默的大多数”，首要的意思，就是十多年前在“说不”一书里讲过的话：中国人的“沉默的大多数”在领略热闹场面后，正在为追求个人幸福而劳作着，而这恰恰是构成伟大国家基础的原动力。我还说过这样的话：“是到了重估我们劳动成果的价值的时候了。是到了正确估量我们劳动成果的价值从而正确估量我们国家价值的时候了。”“需要涤清弥漫在我们周围的普遍的怨恨情绪，以痛楚后的清醒来审视中国社会中的不公正、愚昧、疯狂和欺诈。”一切负面的因素，其实在丰富着我们的感情，激励我们趋善避恶，而不是导向失败主义。其次我认为，“沉默的大多数”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此时，此刻，现今，现地，让飞越的情感落地，就是我们以常态心看社会，以常态心看人，甚至以常态心看待我们的敌人，这就不容易了。当年分析李登辉，我们就尽量先去接近他的世界。道理很简单，假如上来就公告李登辉心理扭曲，这也未必公允，他走过的道路，可能是一代求索真理的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他和司马辽太郎描述“二二八”血腥之夜的惊悸心情，也是厌恶黑暗的中国人的共同心情。所幸这段话出版社没有给删掉。台湾人告诉我，这样的表述，至少比“把李登辉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那样的时评容易让人认真对待。当然，我举这个例子，还不是单说宣传的可信度的问题，极端并非常态，人不能老靠激越的感情活着。汶川大地震之后，我一个哥们儿化了点缘，到都江堰一所学校去捐。殊不知人家学校不太领情，他愤怒，开始“吁天”，骂人家利用爱心牟利。我赶快告诉他你别再发短信散帖子了，别再搞兴奋点唤起网民兴奋至死了好不好！你不能指望人家老是在凄惨的心情里任由摆弄，今天我们为死者哭泣，明天一切还是要继续，人家还不是要为自己的单位经营，要算计下面的日子怎么过，你不能因为人家遭灾了可怜了，就剥夺人家从长计议的权利。况且还不说你也有图谋在里面，你就更没有必要这么理直气壮，认定了自己道德上比人优越。这事儿后来我问了当地一个副县长，说很多单位拿钱，指名道姓就是捐那一两家学校，当地民政部门只好搞个排名，谁捐得多，谁拿这个冠名。虽说变了味儿，但也可恕。要以常态心来看这个事，你要拿这个制造兴奋点，就未免太不通人情了。这个就是自以为是的愤懑主义。

     查遍百度，找不到“愤懑主义”这个词。但这个词大概也不是我生造的，忘了出处，但确实是一个很强大的心理现实。何谓自以为是的“愤懑主义”？就是为找兴奋点而“义愤”，如今，兴奋点带出的言论盛筵花团锦簇，时时刻刻触摸到的日常生活中的“愤懑主义”，是一种时髦。但是不断堆砌群体感情的兴奋点，引导愤怒的撕掳和咆哮，制造廉价的恐惧和绝望，这种情感又和娱乐消费有什么区别？

愤懑主义与失败主义是孪生兄弟

    也许在庸庸碌碌的生活现状中，愤懑作为一种个性，自有它正义的依托，自有它的特殊的感染力，网络文化、酒局文化和无厘头文化，造就出了非常多的可爱的事物和可爱的人物，可是任其泛滥，也造就了为“反”而“反”的文化标签，造就了萨哈夫式的民间语言大师，造就了娴熟的批评和围绕这种言论的狂欢，供我们消费，供我们打发时间；但如果永远不打算把愤怒号列车驶向另一个轨道的话，我们就离失败主义不远了！

    到了2009年，施虐性的语言、暴力语言也许会进入“审丑疲劳”阶段，因为表演得太过余了，抖机灵抖过头了，不给人希望的指向，为“反”而“反”，必将会遭到厌弃，因为它不符合人们正常的感情。我已经从日常细节中看到对愤懑的逆反，一位女士跟我说了这样的话，我觉得很入理。她说：常听某些人谈某些事，听了一整天我心情都不好，因为觉得他们特别猎奇，总爱把一系列的黑的、假的、丑的、无望的缀在一起讲，愤恨切齿，“撕着乌贼下酒”，做革命党状。其实不能解决问题的丝毫，徒增郁闷。他们也会讲得很精彩，讽刺的才华很高，我承认一开始听了后情绪挺激越，但时间一长，觉得自己的负面情感也多了起来。很迷茫……这位女士表示不再参加这种“话局”了。

    懑主义，普遍的实际效果，就是仅仅教谕人怎么去绝望，去助长怀疑和不信任的气氛；愤懑主义表面上做出一副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样子，其实细分析一下，这一点也是大成问题的，甚至从一般社交意义上说，他也是缺乏友善的。因为愤懑的劲头儿上来，人的状态是赖了吧唧的，认定了自己的信息是最充足的，智力是最卓越的，认定了所有持有不同反应态度的人都是愚民。因此，即使造成了不愉快，他也不会去省察究竟为什么。

    也难怪，愤懑主义的表征就是以对立态度活着，永远显得清醒而对立，清醒而偏执，我2003年在《新周刊》上说的一种精神现状，“清醒到了偏执的程度”，把形而上的孤愤演变成丰富多彩的现场秀，对一个个现实问题，总会有些奇谈怪论。

    奥运会期间，传说有外国人要在某些场合预谋打###旗帜，我们议论这件事。

   一位朋友说：要被我撞见，我肯定抽他。

    愤懑派朋友打断他：你凭什么抽人家？啊？

    两个人吵起来了。

   我跟愤懑派朋友讲道理：你动不动玩“棒喝”的心态是成问题的（愤懑派总爱棒喝，就是自以为随时承载着催别人猛醒的使命，别人都是奴化教育下的侏儒，唯有他见识高过众人）。我倒问问你：凭什么不能抽？有意识地冒犯别人，一准儿就是找抽的。肆无忌惮羞辱我们，就该抽！

   愤懑派朋友回答：羞辱了谁？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是谁的？你的？我的？

  “这个国家是谁的”“但是这个国家爱我吗”这一类乍看有力的反诘，永远是愤懑派的法宝。它的有害性已经不需要从逻辑上辨析，这么些年，“逢中必反”在思考层面上几乎没有任何进步，它存在的理由，引起喝彩的可能性，都是我们可以想见的：体制的不争，怪现象的层出，丢人现眼表演不断，都会给“逢中必反”的老货色“青春勃发”提供新依据、新理由。但是愤懑派想没想过，自己有可能陷入悖论，在鞭笞丑恶的同时，有可能把自己也变得丑恶无比呢？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余 世存的文字凸显中国部分知识精英的自虐心态

永远“清醒”而对立的“本土愤懑”，热衷于以愤懑制造绝望，拆穿了，就是把一切值得愤恨的对象，把一切谴责的议题，引导向“逢中必反”的决然对立，对立了又看不到他满意的效果，于是乎虚无主义，于是乎恶念膨胀。这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不过是上世纪80年代的自虐史观在借着其他的壳延续着而已。

   在余世存那里，在以“布道”之壳施行对种族、对社会的自我咬啮——

   生为一个中国人，实在太惨了。如同太湖边七岁的中国男孩刘辉看着自己的妹妹落水死亡所说的：“活着那么苦，拉她干什么？”如同××笔下的朋友：“于是他掩面痛哭，他摇着我的肩膀哭喊着质问——这就是我们留给孩子们的一个国家吗？”（余世存《成人之美》）

   不明就里的人，会为这样泪水盈盈的抒情触动，多么杰出的悲情表演啊，多么崇高的情怀啊！最有煽情效果的画面这么一剪贴，知识精英的圣洁伟岸高大和这个国家的污秽卑劣渺小昭然如此了！

   尽管为戏剧化效果而喝彩吧！

   可是这种招数，和另外一种“底层智慧”有什么区别呢？生命的原动力，驱使我们欣欣然于这样的“童话”，而对自己通体的肮脏不能觉察。这个广泛流传的“童话”就是：蛔虫在肛门口对它的后代实行“爱国教育”。“本土愤懑”愤懑到了这个程度，居然有人喝彩，从这个意义上说，余世存对虫豸的想象，倒是符合他那个圈子的中国子民的真实状态。

最野蛮的种族主义分子炮制出的下流文字，就这样在兴而未艾的国民劣根性###中借尸还魂，“弱者、愚笨者的繁殖都是最快的”——这就是邪恶的愤懑主义对中国民族品质和民族现实的最终诊断：

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在近代以来确实是在一种德性的陷落过程中，它的智力和道义水准不再上乘，它既非优秀又非高尚。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弱者、愚笨者的繁殖都是最快的，它们合群称大，以量的优势取代品质，个体的存在在种群的存在面前忽略不计。中国人口这么多，像棉田里的蚜虫，像垃圾堆上的苍蝇，像污水坑中的蚊子，是最小最没有抵抗力的、也是繁殖最快的种群。（余世存《成人之美》）

    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个极端的案例，然而，所有的看似怪诞的情绪的源头就在此。愤懑主义爱好者如果嫌自己的辱骂修辞欠火势的话，尽可以从这样的“天厌中国”的决裂中找到共鸣，并获得醍醐灌顶的快感。看到这样的文字，想着他那异常的亢奋，忽然联想到朱苏进早期小说《第三只眼》中那个在广播里搞“心战”的窥视爱好者，他如此洋洋得意，把脏的、丑的、恶的一一展列，意图让一个阵营崩溃，殊不知在兴奋之中袒露了自己的恶、险、秽，让人把他看低。孔子说的，少正卯“行僻而坚”“记丑而博”，大概就是中国文献最早关于变态的揭露。让恶念挤对着自己迸发出这些文字，不去抑制自己啃指甲的冲动，把歪曲和侮辱当成诗性（或许他认为还有“神性”，不过走偏了，神叨叨的，看着像人民圣殿教的语言），早些年火旺的书《中国“左”祸》，引用了一个外国评论家的话，大意是，有缺陷的文字会潜伏着不祥的命运，这话很妙。我借来这个说法，我认为文字的生态会流露出某种秘密，特别是一个人有一半可能非人的秘密，比起非人之畜类更不如的是，他要跟自己过不去的变态心理。至少我从余世存先生的文字中领教到了此言非虚——

   作为世界知识下的地方知识，中国知识也是最为错乱，充满罪性，人类知识含量最为低下。经过了当代中国生存的原始积累和现代积累，绝大多数中国成年公民都犯有这样那样的罪错，但他们不经修省、懊悔，反而主动被动地做了专制大家长怀抱里的类人孩，求取或暂时分享了中国发展和全球化经济的红利，变本加厉地加入了中国繁荣或崛起一类的合唱。……导致大陆中国上干天和，下遭人谴，生态、世态、心态污染而匮乏，使得真正的孩子们，那些有机会蒙面的网民或实名的青年学生，发出了青春本能即注定多为狼狗们的声音。（余世存《成人之美》）

   一个有数千年文明的种群，在近代以来沦为畜群，沦为病夫弱民，沦为流氓无赖，这还不是最悲惨的。最悲惨的，在于它无力正当地分享文明，无意服务于国际社会，而以自身内部的整肃、杀戮、剥削、压榨、污染为生存手段，如此酿成的中国劫使得其中的每一个中国人在劫难逃。今天，在自然环境的崩溃性灾难中，中国人又在收获更大更长远的劫数报复。这一中国劫甚至跟次法西斯主义的卑怯一起，污染了文明和国际社会。（同上）

这是知识界颁给“汉语贡献奖”的杰出人物对中国面貌的描绘。罗森堡对波兰人的诅咒都不曾切齿如此之极，所不同的是法西斯理论家所攻击的是别的民族，余世存诋毁的是他自己的民族。

    愤懑不合作主义者历代有之，甚至说了：鲁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座伟大的愤懑象征。然而鲁迅会写信给一位怀才不遇的书生，劝告他：你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有悖于中国人的道德”。对于滑向“别处”的当代愤懑不合作主义，则可以这样评判：有悖于人的道德。

而这里更加非同寻常的是，一般的当代愤懑主义，基本上只是拿我们的传统、历史、体制施虐。而像这样的怨恨的剑锋直指80后，可谓是把失败主义推向极致。他都不要青年了，没心思去争取青年了，不是失败主义的极致还是什么？

“贱民的时髦”

   咬啮，仇恨，卑劣的冲动，可耻的抽搐，这种阴冷的景观，负面的情绪，难道应该支配我们的情感吗？你别以为跳踉着咒骂的，一定就是悲情使然、可贵的文人孤独感使然，我看到的，是押宝，是押仇恨势力的宝，是借助仇恨的能量抖搂自己的私货。因为仇恨，是有天然的“场能”的。

    然而陈永苗说得好：“仇恨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共同情感，如果是那样就意味着内战，应该从这样的状态走出，让自己成熟起来，让自己长满胡子。超越仇恨理性起来，超越仇恨是不把仇恨，而把理性当作政治抗争的基础，政治决断不能基于仇恨的激情，而应该基于理性，否则冲天怨气都达不到目标，相反还坏了大事。这是一个政治成熟的担当，虽然这高于常人。……是要唤起全体普遍认可的诉求背后的爱，而不是扩大仇恨。”

    若干年前，我也写过这样的话：问题就在这儿——某些在国内、在海外把自己打扮成“为民请命”的代表的书生，披着伪善的民生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包装，在这种合法性的外衣后面，抛出他们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基本估计：不讲道理，不修仁爱，对人类文明基本上没有什么贡献！一句话，百年惨无人道的中国历史罪孽深重，叫别人灭了去也没有什么可惜。

我并没有把愤懑主义一棒子打死，我想还是得重复这样的观点：必须承认没有一个人为做一个20世纪的中国人而感到特别庆幸。在这个世纪里的很长时间，我们走了许多弯路、歧路。由这种沉重的历史而生出的愤懑之情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必须求索。然而求索的目的是什么，是渲染仇恨吗？是让我们看不到希望么？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吗？为了显示一种学理上的新颖，把整个民族的历史和美感抹杀得一文不值，把我们民族刻画得卑鄙而渺小。我们的民族现实被描绘得如此卑鄙而渺小，并以此为出发点判断我们的国情，形成一部分人最基本的世界观，成为部分中国人永久性记忆和常识的一部分，一种比较普遍的深蕴于我们心理中的几乎约定俗成的心理现实，几乎成为我们基本知识的一部分。这里面有一个声音在说话：我们民族的历史是一部晦气重重的历史，几代人都像###似的活着，我们多冤哪，所以我们有理由不爱这个国，我们有选择离弃她的自由。

   我们的历史悲情，就这么延续下来。至少证明了，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一个庞大的知识集团，在精神构建方面，在自觉不自觉地涣散着某种热情。而让人最为失望的是，在观念交锋方面，我们只看到“非此即彼”的两端，而很少那种沉稳的中间值。大家的思维没有明显的进步，因为知识精英们的兴趣，总是把一个国家划分成对立着的两方面。这还不是竞选政治里的常态的对峙，也并非人们标榜的“多元”，往狠里说，是武侠小说的杀伐。我们时代的普遍的、蕴含在日常经验里的悲剧，我在后面还会讲到。

   2009年是建国60周年。60年，30年，在一个时间走廊里，尽管遭受了挫折，国家的存量是一顺儿码下来的，就是央视播的《复兴之路》呗。2006年张小波和我接受《###》采访，关于毛泽东去世30周年的感想，我们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在国家独立、社会革命（包括妇女解放）、工业革命和国家基础建设方面是有贡献的。首先最大的功劳是实现独立，有点遗憾的是，“独立”现在好像是一个充满了异质感的名词了，古旧得大家感觉不到它有什么：“独立？独立还需要说吗？就好像我们呼吸的是空气，还需要特别说道吗？”血迹已经淡漠，时代多么太平，这是心理悲剧还是历史悲剧？再举一个不大妥当的例子，改革开放初国家实行价格双轨制，突然变现出那么多财富，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你把它一刀切得那么齐整，也太不厚道了点吧？我们不想否定毛泽东，也不会假装不理解“伤痕派”的情感。我们也明白，心中有不同立意的派别，会有意无意拿这两个时间段来对打，来“对冲”。到了2009年，两种情绪对撞可能又会热闹一阵。毫无疑问，我们是拥护改革开放的，而从历史逻辑来看，改革开放是前30年流变的自然结果，我们应该为中国人的整合修复能力而自豪，为我们比某些邻国幸运得多的运道而合掌。这不是和稀泥，各种各样的“记忆”描述，应该体现一种温暖的友善的态度。退一步说，不友善也行，对撞出一些有益的结论也挺好的，但我基本持悲观态度。什么这个派那个派，什么焦点之争，有好些个，都是一帮文科知识分子自己幻觉出来的，场能有多大，经得起几分的历史检验，还得看。还是1996年的话，寄希望于“沉默的大多数”。

    我还是认同韩毓海那句话：能不能把中国的问题当成现代性的问题？这个话的意思是怎样看毛泽东时代，且不说“开创”“奠基”，仅从经济建设上看，那至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渡时代，而某些“伤痕学术”的做法是，把互相对立的事件都涂上一种色彩，这种手法也是极其粗暴的。基于这个观点，我觉得应该把60年的国家历史一顺儿码下来，严肃郑重地审视我们几代人的努力，而不是把它割裂开。我在一个三线的山区工厂里长大，那是一个造军舰的工厂。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位中央领导还去了这个厂，站在一个船坞上，拿着扩音喇叭对工人们说：这个厂一定要保。工人们那个欣慰啊，可是没多长时间，这个厂就保不住了，破产了，把老工人给异地安置了。那些参加早年创业的老工程师、老技术人员，早就回了北京、上海、大连，退休了以后，作为旅游者回到老厂，凄惶得不行。他们的青春、他们的奉献，就投在这段江湾里了，他们有资格缅怀激情燃烧的岁月。聪明人会嘲笑这种感情，而我笑不起来。上下嘴皮子一翻，把几代人的努力贬为乌有，那是很容易的事。普京说了一句话很好：想回到过去那是没有头脑，而不怀念过去，那是没有良心。引发开来，这还不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色彩的问题。关于三线建设，我有我的看法。我也知道，喜欢对着历史卖俏的知识分子经常说“劳民伤财”，说“世界大战要打起来”是个错误的推断，我们穷兵黩武了。这是一个很容易讨好听众的说法，而我知道李新中先生到北京某个大学演讲，讲到三线建设问题，刚刚开个头，就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他说了一个比喻，一家人生活挺困难，但是还是安装了一个防盗门，防盗门装上了，家里没有闹过贼。时间长了，儿子抱怨：这门安个啥劲儿？你看根本就没有贼，这不是劳民伤财吗？以这种逻辑评价三线建设，公正吗？——鄙薄我们的历史而对着现世卖乖的说法，就有点像这个轻浮的儿子。防盗门的比喻当然简单了一点，把这个历史一顺儿码下来看，我们的核弹，我们的北方公司，现在看来，对国家的底牌，对国家命脉的延伸多么重要！这还不仅仅是怎样看待我们的军工遗产的问题，而是怎样更公正地对待前一个时代的历史遗产的问题。

    我希望在60周年纪念的时候， 趁着整合一部大历史的机会，尽量怀着一种“不能忘怀”的敦厚，本着一种岁月和解的胸怀，给我们的上辈人多一些致敬，给尽量大多数的人一些致敬。60年间，人民的勤劳、军队的忠勇，造就了这个国家的不凡。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就在《参考消息》上看到外国观察家这样的话，中国是“有一等抱负的三等国家”，幼小的我竟然有些气短的反应。事实上，这些年来，抱负、崛起、雄心，还有张小波、宋晓军等人说的“英雄国家”，这一类自我表征，在主流叙述里，已经非常温柔敦厚，几乎归于零了。我在想，假如时光倒转，我们的上一辈能够从他们的年代放眼看过来，看着我们的舒坦（据说还挺富裕——不是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富翁了吗？），又看着我们此时此地的精神状态，看着我们睿智的处世，看着我们无休止的自我责难，看着我们机会主义的“事大”身段儿，他们将作何感想？

    所以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失败主义。

    失败主义的调值，撒娇式的玩愤懑，相辅相成，不知不觉成为“贱民的时髦”，这就是中国当代社会的心理性悲剧。归到底，就是煽动大家都不负责。这种精神现实，对中国的复兴和民族利益是有损的。说出这个，也不怕谁起哄，我就高调了，怎么着？愤懑孪生的失败主义对待正面的价值，口头禅是：装逼。我觉得不妨这样回答：要是谁都不装逼了，这世界就乱套了。这话说得不好听，可话糙理不糙。

三、缺乏外部选择压，中国不高兴的症结

 　　耳光能把我们掴醒吗

 　　2008年中国的几件事情使我们形成了对世界形势的展望，有两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两件事，一个是中国三鹿奶粉问题，另一个就是美国金融危机。这两件事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并不是危言耸听，都很具有象征意义和代表性。三鹿奶粉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件，体现了中国这个社会或者是文明现在所遭遇的巨大问题。不仅仅是三鹿奶粉，几乎所有的奶粉都出现了问题；不仅仅是奶粉，而是几乎所有的食品都出了问题。到了21世纪，我们有这么庞大的政府机构，而且人家都说我们是一个威权主义国家，是一个可以令行禁止的国家，竟然不能及时处理这样的问题。这反映的是中国文明的衰退和崩溃，而美国的金融危机则反映的是美国社会的衰退和崩溃。我觉得这都是明显的预兆。

　　我们的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总是在讲：我们领导层、我们精英层如何如何好，靠他们就行了。三鹿奶粉事件就是在这个时候毫不留情地打了他们一个耳光，用事实告诉人们，他们过于乐观了。

 　　应该说，中国的精英，在世界上肯定不算最不称职的。有朋友去东南亚，约好了见面时间，人家经常会晚五六个小时才来。一位朋友跟我说过，他去印度访问，印度人问：你们修高速公路怎么那么快，你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太棒了、太快了。朋友回答说：我们基础设施建设贪污很厉害，很多工程款被贪污掉了。印度人问：大概贪污了多少?我的朋友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大概估摸着说：5%吧（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款基数大，5%当然是很大的数额）。印度人笑了：你们太廉洁了，我们是反过来，95%被贪污了。（我想这也只是个估摸，只是表示很多而已。）朋友很奇怪：95%被贪污了，那这工程还能干吗？印度人回答：我们有辙儿，不是有民主吗？用民主程序把这个工程给搅黄了，不修了，95%拿走，5%搅黄这个工程。我讲这个插曲可决不是反对民主，但民主作为一个工具，确实也得看是谁用。

 　　实事求是地说，跟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比的话，我们国家的精英层还算是好的。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还行。但是我认为，像我们这么大一个民族，13亿人在这个世界自立，在能源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不能以这样的低标准要求自己。坦率地说，将来一旦出现争夺能源或者其他自然资源的局面的话，那些民族的下场是非常悲惨的。我们要比他们强得多才行，我们必须是世界上最好的才行！

 　　外部大的打击恐怕不会等太久就来了。这个大的打击是对我们人类而言，就是石油等自然资源的枯竭。

 　　美国人斯蒂芬?李柏和格伦?斯特拉西写了一本书《即将来临的经济崩溃》。这本书讲，现在很多人在扯淡，说什么现在世界上的重大问题是环境问题、气候变暖等等，纯粹是胡扯，连他17岁的儿子都看出来了，这些问题都是胡扯，真正的问题是自然资源的枯竭。现在地球上的石油，恐怕不够把世界变暖多少了，也就再用个二三十年吧，这还得以人类对石油的消费不是特别快速的增加为前提。那么有没有替代的办法呢？其实现在根本看不出来。这本书说：有一些人很乐观，只要石油价格上去，我们就会把油给找出来。这是胡说八道，事实上这些年基本上没有发现太大的油田，而找石油的科技水平却越来越高，花费越来越大，这恰恰就证明石油在地壳里越来越难找了，真的是没有了。科技那么高，花那么多钱去找，你怎么还找不到呢？过去可不是花这么多钱去找的，过去的科技水平比现在低多了石油都能找到。所以说，再找到大量的石油资源几乎没有可能性。

　　另一方面，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要大量使用石油，而且增加的速度非常快，这是谁也拦不住的。再说，凭什么拦住我们用？中国有一些环保主义者，包括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说中国应该节约，应该天人合一（辟谷好不好啊？），把石油省下来。这个观点看似高明，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

 　　第一，这没有什么可行性。说这样话的人自己都住着大房子，开着车呢。他们自己不身体力行，减少石油的消费，要我们减少，非常的虚伪。最虚伪的就是美国的前副总统戈尔，他的房子一个月用一万多度电，竟然因为环保拿了诺贝尔奖。环保主义者这德行还真不少，所以宣传环保，不管是西方的宣传还是中国的宣传，往往都是扯淡，人性如此，收不住。

　　刚才讲的是全人类角度，再来看第二点。从中国人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省下来有用吗？我们省下来的能源不是被西方人消耗掉了吗？在今天这样的世界格局之下，谁先省谁先死！也就是说，谁想节约能源消费的话，肯定先从地球上被淘汰掉了，因为你不发展了，不发展就要落后，落后就会被别人淘汰掉。在这个格局之下，人类不大可能通过节流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能源问题。开源呢，找替代性能源？我觉得像煤炭、天然气、油砂什么的没必要再讲，那些化石燃料最多延长一点时间。核能也不行，《即将来临的经济崩溃》里就讲，如果我们全力发展核电站的话，铀在6～30年之内就会被用光。真正可持续的应该是可再生能源。但是，可再生能源现在的情况非常不乐观。水力，人类大规模开发利用有几十年了，也发展得差不多了。还有生物质能（人类最早利用的其实就是生物质能：砍树），这几年发展生物质能，搞得粮食价格暴涨，发达国家把玉米烧了开汽车，发展中国家的人就得饿死。将来有没有可能突破？比如说在海里用海藻生产生物质能什么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其前景如何。风力稍微有点希望，但是占的比例也不高。如果真的准备依靠风能，需要现在就拼命造风能发电机了。前段时间国内有人开始大面积忽悠太阳能电池板能解决问题。我查了一下资料，这个希望非常渺茫，现在技术上还看不到突破。根据美国能源部的资料，到2030年，太阳能电池板发电最多占到美国能源使用的1%，这是来不及的。就算按照那些忽悠人的说法，把塔克拉玛干沙漠全覆盖了，把亚利桑那州沙漠全覆盖了，这个施工量得有多大？施工的当中又要消费多少能源？全都是问题。为什么中国一帮人出来忽悠太阳能电池板可以解决世界能源问题？说穿了，是因为有不少中国企业上了大量生产技术水平并不高的太阳能光伏电池板，所以要大造舆论，就是这么回事。

 　　如果能源问题就是解决不了，怎么办？没办法，文明只能退回去，现在的复杂文明维持不下去，就退回到简单文明去。这也是《即将来临的经济崩溃》一书中的观点。

　　中国人最不习惯“文明退回去”这个观念。因为自有文字历史记载以来，中国文明基本上没有大的倒退。当然，在每次改朝换代的时候，往往都有人口的锐减，文明的相对简单化，但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还都只能算是小的倒退。我们近现代100多年也可以算小的倒退，但如果是以文明史的尺度来看，还是算不上倒退。但就整个人类来说，不要说倒退，文明灭绝了的事也不少，欧洲就有大的倒退。根据一些西方学者的讲法，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经过一千年以上的时间才恢复到罗马帝国当时的水平。中世纪的欧洲文明是非常简单的，根据基佐（就是《共产党宣言》里面挨骂的那个基佐，他是个历史学家，也是个政治家）讲的《欧洲文明史》，当时欧洲的社会基本状态，大致就是领主的几口人之家，外带几个仆人、一些农奴及依附的少数自由民等等，这就是一个政治单位了，非常简单，生产力极其低下，生活极其艰苦。我们知道罗马人爱洗澡，澡堂子修得很漂亮，可中世纪直到近代，欧洲人是不洗澡的，法国国王半年才洗一回澡。所以，文明是可以退回去的。文明也会灭绝。比如说由于能源的耗尽，文明灭绝了，这不是什么非常罕见的事，复活节岛的文明据说就这么灭绝了。

 　　复活节岛文明怎么灭绝的？复活节岛上的统治阶级形成了一种传统，就是比谁的石像造得更大，造得越大就越能凸显首领的崇高地位。问题来了，要把石像立起来需要用绳子拉，而绳子是用树皮做的。结果300年中，为了拉石像把树砍光了。砍光了树木，他们就失去了众多的食物来源，也没法造独木舟了，不能去深海打鱼了。我们可以把树看作是岛上的能源，能源耗竭完，文明也就灭绝了。

 　　总之，文明是可以灭绝或倒退的，比如欧洲，还有楼兰、北印度文明等，没什么稀奇的，只不过中国人不习惯而已。欧洲人比中国人习惯多了。

 “现在很爽”是自欺欺人

 　　为什么我老责备文化保守主义、政治保守主义那一套呢？因为他们的意思就是“现在就很好，现在挺爽”。问题是不但现在很多人没爽，而且还越来越不爽。

 　　我们能明显看到，把经济放开一点，中国的人才在经济领域就能驰骋，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经商，比如说，有一些人适合从政，有一些人适合搞学术，有一些人适合搞文化、搞娱乐或者搞传媒，在这些领域如果没有民主，不准竞争，安分止争，谁也不会服气。大家明着看一群笨蛋在那个位置上坐着，却不能跟他们竞争。有那么多人明明比他们强一万倍，却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大家心里能好受吗？

 　　奥运会之后的三鹿奶粉事件对中国人的爱国心打击非常大。上级领导最喜欢的是“鸟巢一代”，既爱国又听话，“火炬一代”（其实和“鸟巢一代”是一代人，但不一定是同一群体）可能不够听话，不够驯服。三鹿奶粉事件一出来，民意摆动非常大，“火炬一代”中的很多人就反弹了，很气愤，说：“我们三四个月前上街很傻。”这件事充分反映出现阶段的精英腐败，给中华民族凝聚力带来巨大的问题。

 　　“神七”上天，欢呼的非常多，中国人的爱国心算是扳回一点，但是三鹿奶粉事件的打击已经大到“神七”无法冲喜的地步。三鹿奶粉事件出来之后，再说批评外国人，包括批评日本人，年轻人马上不接受了，说“你先看自个儿吧，做得那么糟糕”。对日本人也不批评了，甚至不容许别人表达可能是对日本人的批评。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说到一个日本街头现象。不少游客喜欢在日本街头照相，所以很多日本女孩子就成群结伙打扮得特别妖艳，在街头摆出姿势让大家照。这是人类的一种表现欲望，说这个事的人并没有批评日本，只是说日本的一个逸闻。标题用了“震惊”的字眼，也无非是当今“标题党”的风习（但还算不上是标题党），可马上就有人上来骂，他们说日本人这有什么错呀，你凭什么骂日本呀！逆向种族主义情绪马上就来了。我长期搞民意调查工作，2008年民意的一波三折，确实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不高兴”是可以转变的。同样是“火炬一代”，先前维护了我们的国家，转过来他照样可以不维护你。

 　　年轻人在火炬事件中高尚了一把，他们要求精英至少也同样高尚一把。年轻人说：我们爱国了，政府是否也该做得好一点？

 　　但无论如何，今天80后比老几代人爱国得多。他们可能在私德方面有很多缺点，但是在爱国问题上，在民族凝聚力问题上，80后比70后强，70后比60后强，60后比50后、40后强，体现了一个单调上升规律。这个规律一直要推到20后才不适用。因为20后是受过外国人伤害的，经历过抗日战争。80后由于没有历史负担，他们的成长过程比较好，没有遭受过父辈、祖辈的苦难。但是他们的爱国情绪被三鹿奶粉事件所体现的精英不高尚和腐朽当头一棒，而且这一棒子打得不轻。青年人热血沸腾了一把，最后却让你打了一闷棍。

缺乏外部选择压，大家都会完蛋

 　　问题的根由在哪里？且让我把话题谈开一些，说一下为什么中国非得出现“高尚集团”、建立“高尚社会”不可了。

 　　其实用社会生物学来解释人类现象和历史现象非常有效。爱德华?威尔逊所著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里有一段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是等待融入现代综合论的最后的生物学分支。”口气大了点，但我认为事实很有可能真的是这样。

 　　一个物种，如果没有外界环境对它的压力，绝对会退化。比如说，我们知道有很多穴居动物的眼睛是瞎的。它们的祖先原先在地面上生活时是可以看得见的，那为什么眼睛会瞎掉呢？很简单的道理，到了地底下以后，眼睛用不着了，也就是说，地底下的环境对它的视力是没有选择压的。在地面上的时候，它视力如果不好，就可能抓不到吃的东西，就可能被别人吃掉，到了地下用不到眼睛了，视力好不好没有关系。而管视力的基因在遗传复制中会产生复制错误，没有选择压了，就淘汰不掉错误，管眼睛的基因就变成随机乱码了，所以眼睛就瞎掉了。

 　　这个道理对应到人类社会对不对呢？其实也对。现在的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几乎没有选择压，其他动物威胁不到人类。那么人类群体互相之间有没有选择压呢？现在最起码对于核大国也没有。要论述人类群体相互之间的选择压问题，就用得上社会生物学里面的一个分层选择理论了。这个理论主要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如果一个群体，没有外部的压力，就是没有外部选择压，内部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一定是里面最虚伪、最不诚信、最损人利己和最不道德的人过得最好！因为他们的成本最低。这样，无论是通过遗传，还是通过对于成功者的模仿，最后你会发觉，坏的秉性迅速弥漫到整个社会，这个社会全是最坏的人，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有诚信的，没有一个利他主义者，没有一个高尚品德的人，一个都没有，就像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一样。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在人类社会当中，还是有一些好人，有一些讲诚信的人，有一些为其他人做事的人，有一些带领大家向着共同的目标走的人，为什么有这样的人呢？那是因为有外部高一个层次的群体选择压。在外部群体选择压存在的情况下，如果一个群体的内部全部变成了坏人的话，这个群体就会整个就被淘汰掉。由于这种分层选择的存在，所以我们才看到我们社会当中有好人，有英雄，有好的领袖。这个思想达尔文就有，我认为这符合我们观察到的社会现象。

 　　实际上，其他的一些思想家也有类似想法。比如说汤因比的“挑战-应战”论，甚至更早的孟子讲的“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也是这个意思。但是社会生物学表达的逻辑线条更明晰。

 　　盛极必衰，强大到没有选择压的时候，衰退、腐朽就开始了。有人说我们中国人这个德行那个德行，有些德行确实不怎么样，其病根就是在这里：古代中国非常强大，在很长历史当中，外部选择压很弱，于是越混越衰朽，这是很自然的。美国现在也是这样的情况，刚混了两百多年，就混到了中国混了两千多年才达到的地步，比中国还快。

 　　这个世界的强国自从打过两次大战以后，没有了选择压。有了核武器，互相之间不敢打，选择压弱了。冷战之后，更是几乎没有选择压了，美国人福山高兴得忘乎所以，说“历史终结”了。

 　　今天中国怎么样？别看中国好像如有些人说的显得病怏怏的，其实在外界也没有多少选择压。中国也是核国家，中国再怎么不灵，别人也不敢揍，美国人不敢来直接揍你。所以社会上很多人自我感觉很好，感觉可以混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会衰退。美国和中国都是一样，一定会衰退。

 　　宋晓军讲中国人可能需要再打一次败仗，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引入外部选择压。在压力下自己更新，在压力下淘汰掉内部的腐败部分，或者腐败的群体被整个淘汰掉。美国也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它老是主动地制造敌人。

 　　其实，这根本不是中华民族的劣根性问题，全世界人类都一样，美国绝对不像中国逆向种族主义精英们讲的那样有道德，比如说华尔街，按美国人的话说，就是那几只“肥猫”把全美国老百姓抢光了。很多美国退休老人衣食无着，不知道怎么办，存的钱全都没了。

　　我讲美国在衰朽，国内一些人又蹿上来了，他们讲美国如何如何强大，今天的金融危机根本算不了什么，美国很快可以恢复，等等。这些人很愚昧。我讲美国在衰朽，着眼点根本就不仅仅是美国今天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仅仅是一个可以拿来说事的现象而已。我们要有穿透历史文明的大眼光，社会生物学还真就可以帮助我们具有这样的穿透历史文明的大眼光。但我在前面把社会生物学结合人类历史来分析，是我自己的观点。社会生物学家们谈这些的篇幅往往很少，就很少的那么一点点，所谓的西方“政治正确性”就容不下了，所以我估计他们也是不敢谈。我谈的这些，错了，责任全是我自己的；对了，功劳我也有一点。

　　如果一个社会永远没有选择压，当然是一件好事，可以说，那就是人间天堂了。问题是现在没有，你麻痹了，懒惰了，最后一下子强压来了，你就完蛋了。自然资源的危机早晚会来，如今经济萧条所带来的资源降价是暂时的，中国人的“不高兴”只是一个开头，这还不仅仅是直觉了，已经有很多人看到了这种前景。

四、2008，神鬼莫测

：黄纪苏

　　猛回头：能否走出浑浑噩噩
　　2008 年给人的感觉是鬼神莫测，太戏剧性了，让各种预报名誉扫地。社会处于常态的情况下，很多事情是容易预料的。当变量太多，以往经验所提供的套路派不上用场时，也许就说明又到了未定之天。从国内说，毛泽东时代30 年，改革开放又30 年,解决了老问题，积累了新问题，完成了轮回，该翻篇了。国际上，火烧了，楼垮了，资本主义体系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相对稳定发展似乎要结束了。真够有趣的，樊纲他们刚刚举杯庆祝中国“并轨” ，世界就又“出轨”了。在一个剧变时期，理性要挺身而出，但理论要适可而止。那么多似是而非、似有还无的东西在动、在变，一切都没固定，没水落石出。这不是你条分缕析所能摆布清楚的——说得太头头是道的事儿往往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就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讲出来，能上升到理性最好，一时半会上不去，也没关系，就说说感觉也无妨——“空气在颤抖，好像天空在燃烧” ，关键要真诚。我的感觉是，新世纪没准从2008 年开始。
　　这两年不少人都在议论，说中华民族需要有股力量出来高尚一把，使因循苟且的恶性循环转变为奋发蹈厉的良性循环。这让我想起曾看过的一段水牛跟狮子的视频，很有意思。
　　一大群牛发现了狮子，掉头逃命，狮子追上去扑住了一头小水牛。牛群兵溃如山倒已经跑出一段距离，听见小水牛哀鸣不已就放慢了脚步，但一个个都是欲救不敢，欲逃又不忍。
　　这时候一只水牛奋蹄冲了出去，虽说是草食动物，但那么大的体量再加那犄角，还有后面黑压压的开始跟进的牛群，狮子也怵了，扔下小牛溜了。人类社会也是一样，关键时刻要有某种力量出来打破平衡，启动新机。30 年来人人为己的文化和体制，其能量差不多快耗尽了。精英阶层日渐腐朽，势不可挡的腐朽。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个金钱，一个官位，把精英捆得跟大闸蟹似的。本来这两样东西也构成了社会的动力，想图财想当官不能说不算抱负，但他们缺少更宏远的抱负。精英阶层的抱负应当比老百姓的大，应能把老百姓的个人小抱负组织起来汇聚成一个民族奔向宏伟未来的大抱负，不然要你们干嘛？但你看那些经济精英，除了名车就是豪宅，有点钱就泡脚泡妞泡赌场；政治精英在升官图上马走日象飞田，成天测量上级领导黑白眼珠的比例；知识精英左手抱官右手搂钱，嘴里喋喋不休，你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太没气象了！他们如今有名有利有官有位有房有车，要什么有什么，人生目标全实现了，只想在安乐窝里维持现状、醉生梦死，谁也没心气儿为整个民族打算，整顿内部，把一身的毛病好好治治，强健了肌体，去迎接世界历史更新、更大的挑战。中国几千年，读书人经常扮演启动基金的角色，但这些年的读书人快被各种科研基金和红包压垮了，谁还愿意当启动基金呢？而到了 2008 年，忽然蹿出来一帮 80 后，二话不说当了启动基金，这的确让人对前途感到一点乐观，原来还以为这帮孩子就知道乱花父母钱呢。
　　反正时代走到了这么一个关口，需要思前想后了。未来看不清楚的时候，大家就会回头打量历史。中国的历史说简单也简单， 分两段就行。 1840 年以前中国属于自己的历史，自居一隅，自成一格，自行其是；1840 年开始，中国史并入世界史，中国解散了自己的东亚宗藩体系，加入了以西欧北美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前一半历史里的中国跟后一半历史里的中国，内外形势和基本任务全然不同。
　　前一半的外部压力基本来自北方游牧民族。从文明形态来说，打猎的跟种地的不在一个层次上，北方的马上民族虽然攻入中原好几次，但最终都被汉族文化同化得几乎无影无踪。后一半的外部压力来自工业文明的西方，面对比你发达得多的科学技术工业， “用夏变夷”的老路走不通了。这一次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渗透要比西天佛教那次全面、深刻得多。
　　尽管如此，中国毕竟是站立了五千年、有韧性有后劲的大文明，彻底“脱胎换骨”是不可能的。所以一方面，你能把女真化成华夏，但你没法把西方化成华夏；另一方面，新加坡能把自己化成西方，中国没法把自己化成西方，因为你不够小也不够弱。这是基本形势，这个基本形势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基本任务，那就是学习人家，强健自己，继往开来。
　　“继往开来” ，我的理解就是：属于五千年，承认 170年，中国本位，容纳万流。五千年是一笔丰富宝贵的资产，不能随便扔了。至于170 年，你爱也好恨也好， 它也没白过。
　　中华民族因为它倒下，也因为它新生，我们由皇帝的臣民变为现代社会的公民，这是多开心的一件事啊！
　　既然是进入了世界历史，既然是在世界丛林里跟工业文明的西方周旋，您缺的就得补，差的就得改。科学、技术这些真不用多讨论了，别听西方的“杨朱”也就是福柯他们碎嘴唠叨，您就督着儿子闺女玩命学吧。至于人文社会方面，先秦诸子说到了的，您抄下来贴墙上；没说到的，您也不妨参考参考五洲四海的明白人。
　　中国还要往前走，恐怕基本任务要有所扩大。因为我们今天跟100年前不在一个楼层上， 扩大成什么呢？王小东用了一个词叫“天命所归” ，这词儿好，毛泽东原来说的“中国要对人类有较大贡献” ，应该也是这意思吧。中国就是要有世界眼光，有人类抱负。现在学者给自己报课题，厂家给自己报项目，全都一副老虎吃天、崩爆米花的架势，可一到中华民族的百年大计、千年伟业，一个个比着低声细语，生怕吵了外国友人的午休。其实以中国的人口规模、历史规模和文明规模，我们只要继续生存，就必然要参与创造世界历史，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或压垮这个世界，或再造这个世界。这是个比近代基本任务还要大得多的工程，应该有个时间表或路线图，哪怕是草图。同时，我们也要分出近期任务和长期任务。我原先用过一个比方，如果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比作一个拳坛的话，我们近期中期目标就是打倒拳王，终极目标是打碎拳坛。终极目标当然不在我们眼前，但应该在我们心里。不妨把未来的理想社会当个存钱罐，平时有点社会实验、人生探索什么的，就当毛票钢镚塞进去慢慢积累吧。
　　这些我多年前在《高高低低话平等》里都谈过。有了这一路排下去的大任务大目标，一个民族就有事干了，就不至于醉生梦死、行尸走肉了。
　　照目前这种政治经济格局，中国一路走下去，把经济继续做大，做得超过美国，可能性有没有呢？我们不敢说一定没有，但也不好说肯定就有，因为各种内、外、心、境的变量太多了，总之这的确是个问题。咱们经过 30 年发展，有了不小的成就，但要理性看待，不能自我膨胀。张五常说：
　　可不是嘛，你们的制度可不就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嘛！但也应该看到，河北矿就炸了，三鹿事就发了，深圳那个“怪叔叔”把官僚的脸都丢尽了！这些事哪件也不偶然，都有着极高的代表性和极强的标志性，一拽一长串，一揭一大片。
　　目前这个机制不是没问题，而是有问题，有大问题。精英层能否带领我们民族再上一个台阶，确实堪忧。
　　民主何能　 民主何为　 民主何德　民主何苦
　　2008年先闹火炬，再闹地震。自由派先是“天谴” ，在群众那儿碰了一鼻子灰，赶紧改口说“普世” 。有人力挺，有人痛批，还挺热闹的。自由派玩概念游戏，说你们看啊，汶川大地震咱们中国人表现得好不好？好吧。为啥好？因为尊重了生命，落实了普世价值。普世价值从哪儿来知道不？

　　从西边。——马列主义英特纳雄耐尔也从西边来的没错吧！
　　西边好东西多啦，民主也是好东西，咱再来一个要不要·其实自由派你就直接说我们想要民主不就完了么，兜那圈子干嘛？——没华盛顿、杰弗逊中国人还不会做好人好事了？自由落体运动公式确确实实普世，但国会山它还真没那么普世。
　　没那么普世只要你觉得值得也不妨引进、推广，牛仔裤不也从无到有，差不多一人一条了么。反对的那方又是老套子：
　　马克思一八三几年怎么说的，四几年怎么说的，五几年怎么说的。 更年期似的拿出 “阶级性” 来碎嘴唠叨——中国都 “阶级” 成这样了，他们的 “阶级” 理论却一直在犄角旮旯闲着，这回总算派上用场了，够无趣的。
　　我们对民主既没必要红着眼圈迷信它，也没必要闭着眼睛否认它，而应该存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持一种为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着想的立场。不妨从功用、能力和价值三个角度来说说民主。先说功用吧。 “民主”当然就是人民做主，老百姓当家。当家做主有开心的一面，也有麻烦的一面。但有一条民主可以绝对地保证：是好是歹都是人民自己选的，出了事赖不着别人。还有一条可以相对地保证：既然是人民自己选出来的，讨好人民、给人民办事的动力一般会大于不由人民选出来的。当然了，像耶稣、佛陀那类悲天悯人的情怀另有出处，人民打他他也要给人民办事的，可能会因此机会少些。社会现状与民主功用之间的关系，也许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不少。人类社会各种变量乱作一团，政治经济运行的情况是无数社会历史因素错综纠缠、复杂互动的结果，塞翁失马、淮橘过江，同样的东西，换个时候挪个地方就完全不那么回事了。因此各种民主理论和反民主理论都要在人类社会的变局面前尽量谦虚一点。
　　民主由于其开放的参与空间尤其是舆论空间，会呈现动荡不安的特点。这可能是优点，也可能是缺点，要看摆在什么环境里面。在中国近代危机火烧眉毛的时候，七嘴八舌肯定是较差的选择。即便是到了上个世纪的 70 年代末，它也不是多好的选择，因为经“文革”十年折腾，人心思定——现在有人埋怨当时宪法取消了“四大” ，可老百姓当时真的无所谓，我们不妨平下心回忆一下。今天 30 年过去了，距离 80 年代末的风波也已经 20 年了，国家承平日久，您还是年年岁岁“稳定压倒一切” ，还用过多的限令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来一味抑制民主的监督功能，这就不对了。民主社会一般小震不断，大震不见，泄洪道天天细水长流。而我们的特点是平时捂着盖着，因为体积大，容易将就，东边不行靠西边，南边缺点儿北边补，但结果矛盾会越积越多。大家伙比潜水员还能憋气，一憋就是好多年，到了实在憋不住的时候就是土崩鱼烂。我们不妨回头看看：前 30 年的问题和情绪一直捂到1976年， 1976年这一反弹把中国弹哪儿去了？
　　30 年还没弹完啊！后30 年当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样问题也够个儿的，矛盾和不满也积累了不少。幸亏这些年由于互联网，有了真正来自民间的监督和表达。要说民主，这也是民主。民主的功能就是社会自我反思、自我纠正。民间参政议政，没有这个互联网根本无法想象。要没有这样的参政议政帮着行洪，憋成溃坝不是不可能的。
　　今天的思想文化管理群体，比例越来越大的是所谓“技术官僚” 。 “技术官僚”的特点是理性、事务主义，自己没意识形态，没立场，没激情。还别说私下，就是在最基层的会上，提起路线政策，他们全是一脸的不屑，心里没一点认同——当然也说不上多反对。这样一种“消极行政” ，你能指望他有多大效率呢？这批“技术官僚”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技术”含量太低。你看有些人，《色·戒》火爆那会儿，愣看不出那是部什么片子，争论从民间爆发， 闹得不可收拾，这才启动“反应机制” 。后来宋祖德说了某位着名导演，他们又猴急麻花跳出来 “清理” 门户，口口声声说人家 “诽谤” 。
　　人家万一说的要是属实怎么办，你的脸找好地方放了没有？
　　这么笨手笨脚，这么低下的行政能力，却来管理文化艺术这些精密仪器。其实也真不能过多责怪那些具体的官员，根本的问题是，应该明白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管不了的您别管，用有限的精力去干能干的事情。
　　今天因为缺少当年的危机，普遍现象都是得过且过混日子，完全没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精气神儿。看历史， “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 真是普遍规律。
　　打天下时九死一生啥毛病都没有，有了也赶紧改；得了天下无忧无虑啥毛病都来了。你看从八旗到太平军到湘军到淮军到北洋新军到国民革命军到八路军解放军，生生死死的多快呀。中国革命 80 多年了，当年的共产党人真是豪杰啊。熊蕾她爸熊向晖埋伏在胡宗南身边当间谍，不是没人看出来，有人看出来了，说这小子这么廉洁清正有作为，太像共产党了，赶紧抓起来吧！——就冲着一条，你说这共产党能不得天下么？当年秋收起义一路丢盔卸甲，三湾改编完了，一二百人由毛泽东一瘸一拐领着奔了井冈山，靠着这股精气神儿也就 20 来年工夫就拿下了全中国。你再看今天这一个个跑官买官卖官，腐朽成那样，如果没有一套振奋他们的办法，整个社会是会快马加鞭老朽下去的。咱不说远的，就说 2008年初的冰雪灾害，反应迟钝； “3.14”关键的头两天都不会动了；火炬若不是国内外“四月青年”冲冠一怒，变坏事为好事，真不知怎么收场呢。接着就是后面的溃坝、瞒报、毒牛奶、毒鸡蛋。大家会问， “官”不就是“管”么？今天吃的哪样没毒？毒了我们这么多年，你们都管什么去了？还让广大消费者“提高鉴别能力” ，我们家里有化验室么？这样僵化的体制应付中小型危机还凑合，碰到大型危机就令人担忧了， 所以这个体制必须改造。中国近代以来，国家要危了，精英们就精神抖擞，有模有样。日子刚好一点，就成群结队地醉生梦死。可悲的是，这类松懈和堕落的现象，严重压制了民族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中国的精英应该是干嘛的？应该不但带领人民从死地里爬出来，还要去攀登世界历史的高峰。
　　对于社会和社会的管理者，言论和媒体的继续发展可能起到一种作用：平添日常的内部（国内）压力。说白了，天天有人骂你数落你揭发你，你行为做事就会像点样，就能够保持警醒，不松懈，不腐朽，不然就只能等着外国入侵或地震山摇才能振奋一回精神。这日常的压力从哪儿来？来源当然不止一端，教化也可以是而且也应当是一个。我看电视里英模报告会上也是满场的官员一个个听得也直抹泪。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以及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已被整垮了好几十年，重新修理、改造、树立起来，可不是短期内能办到的事。要靠文化教育，但也别陷于文化决定论，如果你药方开的尽是唱歌背诗开讲用会，那就是误国误民了。不能光靠这些，还要在制度上解决民主监督的问题。当然，也别以为有了民主制度就什么都有了。凡事过犹不及，一年到头罢工游行，社会也搞不好。另外，在体制内部做些制度改良，当然也不失为一种办法。这些年日益强化的 “问责制” 就属于这种思路。
　　问责制本身，我挺怀疑它的效果。效果好点的其实大都引入了外部的偶然压力，说到底是这样一个因果链：出问题——媒体曝光——公众义愤——高层震怒——勒令解决。问题是，靠媒体曝光、公众义愤、惊动高层这还具有普遍意义么？——绝大多数问题是没有机会上媒体成热点的。不借助外部压力，仅靠内部举报，这个制度就很难启动，启动也都是为些不疼不痒的事。面对事故灾难，基层普遍的瞒报封口说明问责制已经无能为力了。当然，多设一些相对独立、彼此外在的机构，也多少能形成一些相对外来的压力。其实老说的 “部门利益” ，其中便包含了这样的压力,这有点像《南方周末》
　　兔子不吃窝边草，专找广东省外的时弊针砭一样。基于部门独立性的监管历史久远，什么御史、廷尉、大理寺都是，但局限性也都不小，否则用不着再叠床架屋，设东厂西厂，组织中统蓝衣社了。毛泽东解放后也一直想找到合适的压力源，先找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 “四清”时又用体制内这部分监督那部分，末了实在没辙了便发动群众。今天的吏治跟前几十年有霄壤之隔，少数贪官奸商地痞流氓成群结伙，同流合污，也都够“江湖”够“山寨”的了。所以，完全在体制内部想主意，恐怕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结果。应根据中国的具体问题，稳妥而坚定地加强民主的监督机制，对整个管理体制造成外在压力——只要有利于我们，别说从西方人那儿了，就是从飞禽走兽那儿该引进也得引进。西方最近的金融危机，又一次暴露了资本主义和西方文化的深刻弊端。但我们这儿也别趁机把人家什么都否了——他们能领导世界几百年，自有其长处，科学、工业、社会主义、民主，这些都是西方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是否定不了的。总之，对于中国的未来，民主是能有所贡献的。民主的内容很多，对于现在的中国，信息的批露如果能够更公开透明一点，以加大民主监督的力量，我觉得肯定是一件好事。除了少数几个人，大家眼下未必对照搬西方的制度有多大兴趣。但你要保证——还要有实在的办法保证你的保证——民主的监督。光来一句“我们说话从来是算数的”早没用了，因为历史证明，这些空话套话是常常不算数的。
　　说到效用，我们确实也要看到，民主在一些方面可能是非常低效甚至是负效的。议会讨论提案，本来是君子动嘴不动手，但台湾的“立法院”不但动嘴说，还动嘴咬，这还不够，还要动脚踢，高跟鞋都踢飞了。当年基辛格在埃及、以色列之间搞斡旋时就感慨：以色列办事怎么那么难啊，政府议会讨论来讨论去就是没个结果；还是埃及好，总统一声令下，谁不听毙谁！大家老说中国这个体制太 “首长意志” 了，其实在瑞金的时候也是没完没了地讨论表决，白军都快到村口了，这边还统计票数呢。那年头的效率不像今天，没效率就是没命呀，所以赶紧改成“民主集中制”了。这一改，挺顺的，顺着顺着就顺不回去了，这真是一种悖论。也是啊，用不着民主，经济增长率、外汇储备什么的不也都世界第一了么？所以代价问题的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其实解决起来也不难，你抓紧着点，一步一步放开，用钢镚毛票攒出一民主来，别用摸六合彩的方式，冷不丁的一下子让人不是疯就是傻。但您如果非但不放开，反而一步一步收紧——觉得不收白不收，收了也没人敢管——那么积累若干年下来，矛盾的双方就都没机会了。
　　以上说的都是功用和效率。其实民主还有一个价值问题，这是必须面对的问题。现在一些朋友一提民主就会说我们古时候就靠明君贤相，不习惯民主这玩意。但问题是，这170年没白过啊，这么多年的现代化运动，城市化、工业化、教育普及、通信便捷，这都跟古时候不一样啦，老百姓的价值观也不一样啦。民主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价值了，大家越来越认为这是我的权利，生来就该有的权利。凭什么我自己的事我插不上嘴，老得你当官的给我做主？古代老百姓的确不这么想，村口贴的告示骈四骊六，他看不懂就知道佩服，他会想我算啥玩意呀？现代的老百姓一个一个读书上网、真假学位证书一摞一摞的什么都懂，他会想你算啥玩意呀？这是现代化造就的基本社会现实，你必须要面对，早晚要面对。
　　民主之所以能成为价值，原因之一就在于越来越多的人具备了民主的能力，上面说了，是现代化培养了这种能力。晚清民初的时候政治家说“民智未开” ，这东西搞不成。如今 100年过去了，民智还没开么？有能力就有欲望。晚清时代就那么几个人认字，民主的欲望加起来也就相当于一火力发电厂。
　　今天恨不得一人一博客，民主的欲望加起来没准够一火山了。
　　你看现在有点事互联网上就狂风暴雨似的，显然是膨胀的民主能力和欲望在寻找释放的出口。那种“从前试过这玩意，没戏”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袁世凯、曹锟那会儿没戏不证明今天也没戏，您的日历忘翻篇了。
　　对于普通老百姓，民主自由如今也是非常切身的利益。
　　有些官员本来不学无术，但胡作非为，不受法制规范，巨大的公权力为他们的撒野犯浑保驾护航。有些单位里，老实巴交的群众想“一刀一刀切了领导”的狠话，我都亲耳听到过一些。老百姓需要“民主” “自由”来限制一些官员过分的权力。那种认为民主自由不关老百姓的事、老百姓就关心猪肉几块钱一斤的观点，并不符合今天的实际。很多人坚信，一搞民主，肯定是有钱人的天下了，前门放狼，后门进虎。
　　这样说当然有经验上的根据，但尼泊尔“穷党” 、查韦斯、内贾德不也都靠民主上去的么？所以天下的事没那么绝对。
　　另外，你可以说美国民主是假的——其实不可能都是假的——但我们就不能来点真的么？现在有些学者可以一人同时仨观点：一说中国太特殊，民主不能急；二说天下压根就没民主这回事；三说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挺民主的了。三个说法各自都有一定道理，但仨蛐蛐放一罐儿里只能掐得一个不剩。
　　你不号称信仰社会主义么？平等可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民主可是平等的题中之义呀。
　　社会主体的崛起与未来的希望
　　说到民主，我们还应该看看中国现今几种基本力量的相互关系。这几种力量就是政府、资本和百姓。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应该说政府目前是比较吃香的。左右都跟它拉关系，争取它的支持，这也可以理解。从博弈的角度说，社会中是应该多些主体，彼此牵制。小国在两极世界就比单极世界活得好些。现在一些房地产商动不动就雇帮黑社会打手来实现超额利润，那被打的只好拨打110找警察找政府。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之外多了个市场或资本，这的确不光为有钱人，也为许多底层普通民众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但牵制是双向的，我们在看到资本牵制国家的同时，不要忽视政府对资本的平衡作用。
　　政府可能有很大问题，需要规范、改造甚至削弱，但它在理论上还是一个独立于各方而代表全体的力量，可以起到抑强扶弱、平衡各方利益的作用。别小看这“理论” ，有它跟没它是很不一样的。政府或官僚当然也追求自身的利益，对此不是不能限制（德国、香港都限制得不错）。应该强化政府的超然地位，约束它的自身利益，切断它跟资本的强强联合——本来就是强势，你再助一臂之力，别人还活不活了？

　　至于资本这一块，资本家的利益当然也是利益，当然要有发言权，但国家社会不能由他们来领导，因为他们“理论”上都不能超越自身利益，天然就是自私自利。我曾经读过一篇被称为“资产阶级宣言”的文章，印象非常深。不能照顾最大多数人利益的集团能让大家高兴吗？理论上超然的力量，或许还有可能改造成实际上也超然的力量；理论上压根就自顾自的集团，你根据什么让他学雷锋呢？所以对资本或“工商集团”的指望也别太大了。

　　其实老百姓一没权，二没钱，手里什么牌都没有，想从资本和国家的对立中收渔翁之利，道理上并非不可能，但现实中的空间不是很大，要是人家光勾结不斗争——乡政府和开发商手拉手欺负你呢？弱小的民众在两个大块头的对峙中讨生活，代价也不小，依草附木的日子终非长久之计。他需要增强体力，获得更大发言权。老百姓必须成长为一支让人家也来送礼、也来拉拢的力量。要做到这一点，他非得有点本钱不可。这本钱的来源无外乎选票、工会、网络之类，而这些都需要一个更开放的政治平台为前提。这一点中国资产阶级的喉舌是承认的，他们原来主张民主比谁都欢，这几年看看南美、中东有点犯怵，又给民主设这样那样的条条框框——一不能“民粹主义”了，二不能“极端民族主义”了。
　　我头两年说他们的民主是“裤腰民主” ，要不小于二尺四，这样他们进得去，还不能大于二尺五，那样“暴民”也混进去了。作为社会舆论力量，知识分子应该为培育和扶植民众的民主能力有所贡献，这样才有可能形成真正多元的民间社会及其价值（现在那帮人嚷嚷的“民间” ，走近了一看全是民营企业家，也太装蒜了） ，在资本-国家格局之外培育新的力量。 西方国家在公民社会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值得参考。
　　麦当劳顾客吃汉堡吃出半个耗子，结果法院罚了上千万，这说明资本不能一手遮天。这方面，应该说民主体制提供了必要但不是充分的条件。一人一票的实质是政治权力上的反集中反垄断，否则天下则全由有钱有势的拍板说了算。反的方法和效果尽可以讨论，但反了就比不反好，大方向是正确的。
　　“虚伪”二字概括不了民主体制的全部实际，那么高的遗产税难道不近乎社会革命么？
　　再回到一开头说的“高尚” ，说的“伟大社会” ，就年轻人的状态而言，应该说是不保准儿但也还有希望。为什么说不保准儿呢？因为年轻人所受的教育，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基本上就没高尚这东西，电视里就差办二奶大讲堂了。听友人徐浩渊女士说，前年冬天，中、美两国组织了一次电视优秀中学生对决，双方各自出席 60 名代表，在一项选择中，每人需要从权力、财富、真理、智慧、美丽中五选二。结果是：美国孩子60 人统统选择“真理与智慧” ；中国孩子除一女生选择“财富与美丽”外，其余 59 名统统选了“权力与财富” 。这个调查虽然存在方法上的问题，但大致结果是差不多的。这是一方面。但物极必反， “下半身”了这么多年，也该变变了，而且也确实发生了变化， “四月青年”就说明了这种变化。搞摇滚的侯牧人是我好朋友，中国摇滚人这二三十年给人总的印象就是一“绿林” ，老侯也不例外，你听他那会儿唱红色摇滚，真差不离把嗓子唱嘴外边去了。汶川地震时，一天晚上到他们家聊天，老侯跟我说，他现在有种感觉，那些不三不四小情小调的东西是不是该唱完了。他说起他的女儿——他女儿是四中的高材生，那会儿看不上北大清华，考了香港中文大学， 原准备做世界公民。汶川地震后，女儿跟他说：有些“大词儿”原来听着苍白无力，今天听了令人心动。这句话让我们做父辈的听了一震，有种强烈的预感：社会心理、社会文化大的历史转折可能已经开始了。哦尽力啊

五回望2008：我们不需要短暂的亮光

◆ 刘仰

2008年似乎很平常地就过去了。这一年因为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似乎过得非常快。但也因为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令人难忘而迷惑。用一句话来形容2008年有点难，因为2008年，中国和世界都呈现了非常复杂的面孔，所有人都面临没有先例的选择。

对于中国人来说，2008年确实有一些高兴的事情，比方说奥运会。中国第一次作为东道主举办奥运会，办得很成功，拿到了金牌数的第一。然而，这一份高兴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价值，要真正把这份高兴变成长久的喜悦和自信，中国还需要更加实际的态度和成果。但是，即便中国人这次如此难得的高兴，有人也不愿让我们太平。从西藏的骚乱，到奥运火炬全球传递时的捣乱；从某些欧洲国家在西藏问题上挑衅中国，到###分子在新疆制造的流血暴力事件……很显然，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些人见不得中国人高兴，不管出于怎样的心理，让中国人难受，是他们的目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让他们的希望落空。比如说“神七”宇航员的出舱，比如说中国海军史无前例地远航亚丁湾，中国人更需要这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让我们未来的高兴有更加坚实牢固的基础。

    然而，2008年还是有很多事情令人不快。例如周老虎事件，已经成为所有人的笑柄，依然不知羞耻地上演着闹剧；例如三聚氰胺事件，金钱与道德的较量，以这种方式显示出结局，无论怎样破产或赔偿，都是令人不高兴的。而且，在接连发生的多起矿难事件中，人们看到，金钱藐视生命的现象并没有因为三鹿的破产而终结；发生于贵州瓮安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于昆明的公交车爆炸案，一个北京青年杀害数名警察的残忍，一些地方城管的所作所为遭人抨击等等，不管最后的结局如何，都显示出某些积压的社会矛盾没有完全得到缓解；股市的低迷，房价的斗法，某个首富因操纵股市被逮捕，某个与房地产有关的官员因天价烟、天价手表而被解职等，既揭示了利益集团玩弄公众利益的公开秘密，也让人看到贫富差距的加大，在当前已经成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学生杀害教师，大学教师的学术腐败，专家被质疑当汉奸，一方面让人们看到知识分子令人堪忧的素质和良心，另一方面也提醒人们关注当今商品经济社会中，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以及生存方式；新疆、西藏、台湾的一系列事件，让中国人看到，作为中国核心利益的国家主权依然在遭受挑战；……这样一份2008年各种事件的名单，还可以罗列得更长，这些都是让我们高兴不起来的事实。

跳开中国，看看世界，从美国次贷危机到全球经济危机，从格鲁吉亚到美俄较量，从印度到巴基斯坦，从以色列到中东，2008年发生的这一切，人们已经看到了此起彼伏的硝烟和止不住的鲜血，这会是2009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预告吗？在这些冲突的背后，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形成汹涌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全球各国政府联手救市也没有多大的起色，反而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小国冰岛破产了，这样的命运会落到大国美利坚头上吗？一个黑人当选美国总统，其历史性、标志性的意义，也被金融危机所冲淡；中国持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而这场经济危机对于中国更大的问题在于：当我们全力以赴学习西方的时候，西方发达社会终于暴露出严重而深刻的内在危机，我们怎么办？是继续照样学，还是在借鉴的基础上自我创造？中国思想界、理论界的失语，不知道是醒悟中的沉思还是等待美国榜样复苏后卷土重来。然而，“百年一遇”这样的词汇，已经提醒人们，即便渡过危机，世界也不会像以前一样了。那些曾经被视为金科玉律的东西，真的还有机会东山再起吗？在这种担忧和疑问中，谁还能高兴起来？

2008年的中国，确实还有值得真正高兴的闪耀。从年初南方的冰灾，到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大自然在2008年给了中国一连串巨大考验。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中国人没有丢脸。全体中国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人们的善良和关爱由衷地迸发，人性的光辉不仅令世界惊叹，也感天动地。这是中国的希望，这是中国人千百年来不曾消失的美好的精神。只要这种精神在，我们还会害怕困难吗？但是，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我们既看到了中国人的美好，也看到了范跑跑之类的存在。回顾中国近代历史，30年来中国的变迁虽然令人赞叹，却还有无数的事情等着我们中国人。我们需要一件件地做起来，需要从每一个人一点点地做起来。与成绩和美丽相比，无能和腐败还在侵蚀着社会，每一个中国人多么希望腐败的消失，哪怕少一点，再少一点。我们需要无忧无虑、长期持久的高兴，而不是短暂的亮光。

作者简介

　　宋晓军 CCTV、凤凰卫视特约军事评论员曾在军校学雷达和声纳，做过海军通讯军官，后变身央视和凤凰卫视的著名军事评论员。善于在错综复杂的信息和气味中侦知威胁所在，探寻强国之路。作为当代广大军事迷之精神领袖，鄙薄一切清谈不务实之“文艺腔”。

　　王小东 中国民族主义领军人物 1978年考上北大数学系。大学头两年成绩上乘，后厌烦，不读数学，只读英语小说。毕业时去考经济管理，旋即为公家发配日本，回国后群战统治主流学术的“逆向种族主义”，有人厌恨，有人封堵，然无人能忽略其能量。

　　宋强 主撰《中国可以说不》的“小平头”之一，做过记者、图书编辑，近年策划总撰的“记忆”“往事”电视作品获得好评。认为自虐的历史观篡改记忆，导致失败主义和新的“动物农场”。

　　黄纪苏 剧作家，社会学家，《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副主编。话剧《切•格瓦拉》编剧。

　　刘仰学者、资深媒体人，游刃于文化、历史和经济领域，理性剖析和感性表述各有精彩体现。

第一部分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一  必须正视的“内政愤懑”

◆ 宋强

情感共振点出了问题

    2007年冬天，我在北京电视台参加一次研讨会，这时北京市正在酝酿一个大工程，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制作一个大型专题片《北京记忆》。我接了这个活儿，以后的好几个月里大家一起策划，在磕磕碰碰中把这部片子的撰稿完成了。这个专题，说白了，就是关于一个国家和她的首都梦想与实现的“豪情阐述+盛世抒情”——这个东西，不管你怎么去设置一些复调，一些舒缓的、亲民的“夕照街”式唱晚，不管你怎么编排得温馨收敛克制，肯定不能回避那种咋咋呼呼的“平安大道”“鸟巢飞跃”的大风景大挥写。一句话，你要写一部正在实现巨大扩容的时代进程的赞美诗。

   那次会上，忘了是哪位说了这样一句话：要认真想一想，30周年的纪念和1998年20周年的纪念应该有什么不同。

    参加这个研讨会的有著名的马未都老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颐武教授、《大国崛起》的总编导任学安和《复活的军团》总编导金铁木。会上大家都提了很好的意见，比如讲：反映成就是必须的，但是，能不能层面再丰富一些，不再仅仅把兴奋点着眼在“变化”上面？我们是否还要扣着“变化”来煽情？除了展示“变化”和时空落差、“财富史”的梦想工厂，我们还能不能说点别的？

    当场我就觉得这话说得太好了！

30年和20年都搞纪念，但30年比照20年，我们真的要体现出新意，这还真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需要。20年和30年，从欣然隆庆盛世，到现在的强化了一些焦灼，多了一些反思，我们应该扪心自问，难道只是跟心绪变化的不同有关系？

    我想说的第一个题义：我们的忧虑就在于情感共振点出了问题。像《咱们老百姓今儿真高兴》这类东西臭了大街，策划人和写歌的并不冤。许多策划人就是爱犯这样的毛病，一个点子，也不管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自己在那儿越想越兴奋，“小圈子激动”，合理性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很多失败的策划，就是犯了这个错误，把自己小圈子冲动当成别人也一准儿有的情绪。

   那次会上，我也说了这样一些话：写30年的历程，政绩肯定是要反映的，“成功学”的魂儿一定要有的，但张扬昂扬情绪和展望未来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不同人的情绪。如果像惯常的思路，一味赞美成功人士，一味不加克制地渲染对资本家的艳羡，按照“财富史”的套路来比之兴之，那我们做出来的片子将是一个有肉没骨的东西。

    说得更不好听一点儿，这就是一个势利眼的东西。

    当然，一个片子的承载量是有限的，但至少可以稍微有些创意，一窝蜂去踩“悦宾饭店”，去磕“傻子瓜子”，甚至于，还像过去那样，去给可口可乐、肯德基做免费宣传，对开放的理解都浮于这些，那我们未免太菲薄了一点！

   物理意义上的扩张和增量，怎么去夸耀都不过分，但是，如果总是摆脱不了这样一个套路，喋喋不休地告诉人民：哪些大工程诞生了，盖了哪些大房子，如果总是跳不出“划时代的”“改写历史”“让我们见证今天”这样的表述，我自己会不会捏着自己的鼻子，暗叹我的俗气？而在很多大型直播当中，你会看到，很多主持人讲出来的（实际上是文案告诉他们的）净是这些把“咋呼”当诗意的东西。一次，两次，你说“我们正在见证历史”“这是改写……的一天”，可以，而且这种表述确实依托了某种时空优势；但是总把这种感觉无休止强化，过了头，就是幻觉，依仗今天的优势对历史卖俏，不地道，卖弄过了，是经不起推敲的。

    可惜这个话题没有怎么展开来说，但是却有一种激活的功能，“说点别的……”在我脑子里闪了一下。2008年初，我开始设计这个编年体30年的时候，似有感应，不可遏止地迷恋上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城的时代风景——地震棚，那个时候是知青大返城的年代，北京居民的窘迫家居，居然因为地震的“恩惠”得到“改善”。地震棚，注定不会进入北京民居史的记载。我设计了地震棚作为一个时代缓慢开始的意象。编导照着“地震棚往事”拍着拍着，地就摇了，本来是带着一种“得了便宜卖乖”的心理忆苦思甜，结果“往事”变成了现实……这一段审片的时候给删了，可能他们觉得这种“呼应”写法，不太好把握火候。我在想，大概写文章的人都在一种怪怪的思维上游走，所以当2008年大地震来临时，我宁愿以己推人，认定发表“天谴论”的朱学勤就是文人式的神叨叨，不晓得如何克制自己的孤愤，以至于走了火，而已。

    “国运”这个字眼，我们是不怎么常用的，因为既然说到“运”，就有否和泰的区分。把“运”挂在嘴上，有点唯心，给人一种不吉祥的暗示。国家的走势什么时候也像田园经济那样看天吃饭了？但是你沉下来想一想，说“运”还是有道理的，要不国歌怎么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008年，确实是一个非凡的年代，神奇得让最有想象功夫的人都没有心思另编故事了。比较绕口的说法，这一年想来什么就来什么（别误会，这不单是指人心险恶），反过来，你不想来什么，也有不想来的上来凑趣。按照晚会台词的说法：这一年，崇高的感情和激愤的情绪交织；这一年，愁苦和欢乐同时。在专题片制作的期间，我在电视台的“编导人员公约”上签字，大意是：不得擅自参加灾区报道，不得参加抵制家乐福等等活动或者发表相关言论。以前，在我的写作中，没有一部作品像这个时间传记那样命运多舛，受到形势干扰如此之频繁。其间的情绪起伏，忽嗔忽怒忽悲忽喜，感觉是被剧场里的急峻气氛追迫着，写着写着就疑心自己落伍了。

     这一年真是光怪陆离，值得我们停下来掂量掂量。

    十多年前我们写《中国可以说不》，质问过某些“公共知识分子”（那时候这个词还没有被炮制出来）一个问题：为什么越是国内形势好一点，你们就越要泼冷水啊？什么“投降兴趣”，什么“维持会理论”，什么从春秋战国和克里特文明解读出“分裂比统一好”，还有什么“宁做苟活的亡国奴，不做饿死的中国鬼”。当时看不起这帮臭知识分子：谁把你们家孩子扔井里了，你们那么多的切齿仇怨？都是中国人你装什么孙子？但十年间仔细想想，也心平气和了。愤懑，其实也是一种需求，哪怕你把它贬低为“消费需求”，它也自有其深刻的由来。本土愤懑成气候，情感共振不是那么和谐了，你就要剖析解决，不能老是抱怨有人不图感恩、不知好歹、不识大体。

   大概也能感觉到逆反心理的存在，官方社论也说：“一个国家的发展，只有从世界和时代的坐标上去认识，才能准确把握；一个社会的变革，只有源于人民群众的共同呼声，才有生机活力。” 我对这段话的解读，还是有一些对民心浮躁的吞吞吐吐的抱怨。但这个社论的意思确实不坏，比方说，做一个电视节目，要提高收视率，一定要找到情感共振点，共振点出了问题，你不能上来第一反应就是观众品味低。现在，国家社会的情感共振点确实有问题存在，你不能还是老一套，还拿上世纪80年代的俏皮话“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来嬉皮笑脸回应。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再这么做了。

   情感共振点出了问题，就要建立共识，再困难都要努力去建立。国运多艰，切莫失去张致。内政的愤懑并不可怕，我仍然以乐观主义的态度看待前途，每件事中有盈有亏，有实也有虚。如果我们从盈中看亏、实中探虚，找到一条避虚防亏的路子，即使未如人愿，我们的情绪也不会跌落到谷底。归拢人心就有希望。

   还是少一些万金油式的“明白人”为好

   我个人的感觉，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总体不是太高调的，是比较克制的。这就证明现在的领导人沉稳，心中有数。举办奥运会就是一个盛典，就是改革开放成果的现场总结，没有必要一轮一轮“火树银花不夜天”。从宣传策略来说，这里面有一个张弛有度的问题，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你强化了这个30年，那么60年大庆，你又要整出一个什么调子？在60年和30年的调子里，又要体现什么不同的侧重？并非我不懂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而是担心带着各种特定情绪的人借势上架，形成对撞，大家又来一次吵架。而且现在形势确实有点紊乱，我们近年来感到的困惑是，不论是局部危机还是总体性危机，给人的感觉都是坐等而来的。处理起来急急惶惶，有点捉襟见肘。早些年，北京下雨，水排不出去，哎哟，你看那个乱劲儿哟，城市系统差点瘫了。这一两年问题更多，发生了群体事件，领导批示说“……是第一位的”，三鹿奶粉祸国殃民，又表态“……是第一位的”，什么都是第一位的，什么都成了“重中之重”，一句老话：多中心就等于没中心。不是乱了张致吗？银行先是提高利率，不到两个月马上要刺激，哗哗往下降，这不是看天吃饭吗？听一个老同志说，中央开会的时候，开始的议题和会议结束的决议完全不一样，大呼隆、大拐弯。这些智囊是干什么吃的？连我这种“领导学”“管理学”的外行都看得着急。这不像我做电视那样被牵着鼻子走吗？这是怎么了啊？

    说到“中国不高兴”，不能回避的是我们普遍能感到的内政的愤懑，说出这一点来，并没有什么不好。

   然而，为什么我要对一切高歌猛进的表演表示低调？是因为我看到大多数的“睿智”表演体现出的情绪和无意中露出的那种狞笑，看不到那种出于真正挚爱我们这个国家，挚爱我们这个民族的本能的质朴情怀，没有因为挚爱而体现出的忧伤。如果说稍微优秀一点的中国人都靠着抖机灵打发日子，所有人表现出来的就是“其实我是明白人”，而做明白人的动机，就是不管将来怎么样，都能站在一个最有利的位置上。大家都去这么自以为是，那么这个国家怎么办？

   在一个小范围聚会里，我听到宋晓军讲述他在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所见所闻，他描述的那些默默无闻的人，那些为了我们这个国家不受人欺负而辛勤工作的人，他的描绘，令人想起了一部正在消失的民族传奇——“哈军工”的昨日故事，想到《神火》，想到《暗算》里701单位的画面。那些寂寞的英雄，并不拒斥布尔乔亚的青年男女，他们所肩负的，就是让中国走出“不高兴”的阴霾，他们为此是付出了代价的，但是相信没有一种代价会比起现今当下，范跑跑和《色·戒》所引起的欢呼，会让他们更加痛心。

   由此想到的是另一番图景：借民众对内政状况的正当的愤懑，让那些自我作践的民族观、价值观重新抬头的颓废的舞蹈？难道我们真的到了一个可以离地飞升的时代了吗？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风流人物”，像我们这样不知羞耻地玩“超越”，“超越”得一切底线都可以不要，一切可能的认同与共识都可以消解？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智识人士，敢于以霸权大国的“第五纵队”的姿态来狺狺于大庭广众（而且根本不打算掩饰这一点！起码甘愿做第五纵队不以为耻，是一个心理现实）？所以，讲到“中国不高兴”的林林总总，必须要道破这一可悲的心理现实。

   最近的某一天，听到作家萨苏讲他的父亲——新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专家，正在被癌症折磨的现状（他父亲所在的那个专家组，所有的人因高危工作环境而患上肝癌并先后辞世）。在这里，我引用萨苏献给父亲的一段话：

   我们这一代很多人走向天涯，无法再做一个好的儿子或者女儿；……用中国人特有的坚韧和悟性，来完成别人视作畏途的工作，一如世界每个角落我们的同龄人在做的一样；不过为国家的每一点进步而欣喜，为它的每一点痛苦而忧伤，一如每一个眷恋那片土地的人一样。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平实地做人，我们维护自己心中的那一份荣誉。

   “为国家的每一点进步而欣喜，为它的每一点痛苦而忧伤，一如每一个眷恋那片土地的人一样。”——在善变者的眼里，这是多么迂腐的感情啊！但是，说出这一点关于“国家认同”的话，就真的那么令人难堪吗？

    我有一个70后的朋友，对时局的看法是悲观的，他的历史观点和我大不一样，但他的话充满“一损俱损”的忧虑，和流行的卖弄高超的冷峭形成对比，我觉得他的感受是可贵而孤独的，但未必孤立：

    为“反”而“反”一定是不对的，但情况确实是，民众的被剥夺感并非没有来由。官员的傲慢和不敬岗，又加剧了这一矛盾。

    也许已经错过了从政府到民间建立基本共识的时机。改革，是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而剧烈的社会震荡，伤害每一个人。怎么办？

   “剧烈的社会震荡，伤害每一个人。怎么办？”这里，至少把“建立共识”作为了一种希望，这里没有幸灾乐祸的看热闹，没有“食肉寝皮”的切齿咬啮。我理解他的愤懑，愤懑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一种普遍的感情。我更看重的是，他这话透发出我们时代稀缺的品质，就是虔诚敦厚，“位卑未敢忘忧国”。

   很不幸，忧国忧民现在大概成为所有“明白人”拿来恣意嘲弄的古旧价值了。

   也许我的感受又忍不住显出迂阔，不符合现在的趣味。但是偏要迂阔下去，想找到一种丧失已久的崇高感。这就是我经历了2008年的悲喜之后说出来的话——

除了叨叨“变化”之外，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不变的东西？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更恒久的价值？

基于这样的拷问，把2008年4月风起云涌的新爱国主义（青年学生对奥运火炬传递受阻的反弹）纳入到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大历史来看待，我觉得并不高估。这种情绪反应是自发自动的，在这个淡漠政治的时代，表达强大的抗议信息（无论内政外交都是），充满魅力的行动政治，完全应该得到正当的评置（而不应是白岩松们自以为是的抖机灵），完全有理由载入现代中国人精神历史的史册，以及中华民族复兴历史的史册。

    这就让我想起曾经做出的某个判断：中国人喜欢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饶舌，但面临重要事实时，他们的态度往往是简洁而深刻的。

“    内修人权，外争族权”这句话真的是非常中的。所以老话重提，还是要建立共识。

需要关心的是：这种共识和认同，是否正被不加克制的“本土愤懑”吞噬？我在电视节目研讨会上问过：咱们过去兴盛了多年的的“审丑”时髦，是不是该到谷底了？本土愤懑与“审丑”浪潮联结，就像大江健三郎先生说的：制造的是廉价的恐惧和绝望。我们能不能起码从个人励志的角度，去警惕这种心理的瘟疫？

需要追问的是：能否找到一种能维系我们的情感，探寻我们国家和社会中成员之间一种富有意义的关系？

 

 

二、事情正在起变化：2008年西方的“天鹅绒”试探中国的“铁手套”

 

　　“小字辈”不高兴，后果很严重

 　　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原来可能有很多东西比较模糊，用学者的话说就是所谓的结构性矛盾，这一切矛盾在2008年逐渐开始清晰了。汶川大地震之前的奥运会火炬海外传递事件，引起了国内外很多阶层的关注。它最不确定的是，没有人想到在2008年中国年轻人的表现会如此勇猛果断，具有行动魄力，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能够做出如此迅速的反应。是什么让他们迸发出了瞬间凝聚的力量？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奥运会火炬传递所导致的中国年轻人的反弹，包括抵制家乐福等。应该看到，“火炬一代”的行动不是当年义和团式的，年轻人是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来做出反应的。虽然现在的评估还不可能太精准，但这是西方在改革开放30年来第一次看见中国年轻人的反弹。

　　也许在西方人士看来，一个奥运火炬传递算不了什么，实质上并没有侵占中国太大的利益，因此这种反弹让西方立即表现出了惊讶的姿态。

 　　这次年轻人在各个城市抵制家乐福的一个特点，就是马上付诸行动，立即以行动跟西方对抗，而且目标选得很准，谁搞我厉害我收拾谁。如果没有这次行动，很难说会有中国政府在2009年达沃斯论坛上采取的冷落法国的举动。这种以年轻人的反应为主题的具有统计意义的价值选择，对中国外交政策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是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产品呢？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特别是在最近这20年，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直在为国外打工，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养西方国家过着奢侈的生活，可以说这种物质文化的形成和积累，是中国年轻人在情感上受到羞辱后做出反应的一种条件和催化剂。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给中国上层调整的机会。否则，奥运会很可能会变成一场中国与西方之间“厮杀”的战场，而在这个战场上中国的年轻人的表现，将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更难以抹去的一页。

 　　美国这一次确实是比较蔫，奥运会开幕的2008年8月8日，俄格战争打响了，美国至少在5天内无法判断俄军会不会打到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在奥运会上鸣锣收兵了，没有在奥运会后跟中国过不去。闹得最厉害的是法国，中国年轻人马上以行动抵制了具有商业象征意义的家乐福，非常直接。当时我写了一篇博客，把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的《大众生活》杂志封面贴上去了，封面反映的是中国面临全面战争威胁前夕，青年学生最大的一次反弹的情景。

　　这种看似有些激进的行动，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呢？半年多后，经济危机发生了，中国人辛辛苦苦30年、甚至60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如此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这是不是一种新的“战争威胁”呢？我感觉，这是一种年轻人面对西方可能再次对中国盘剥的预警式的反弹。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火炬事件后的年轻人反弹成为了中国与西方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这件事好像没有1999年中国大使馆被炸时那么激烈，可如果反退到1999年，要是能有2008年这种反弹的能量，那会是一个多么惊人的程度！

 　　从1999年到2008年，这是一个动态的文化变迁过程。这期间有两个军事上的事件：一是1999年的“炸馆”；二是2001年的“南海撞机”。这两件事情当时主流媒体并没有大幅报道，但却成了互联网上年轻人主要讨论的话题。网上的话题，实际上为2008年的反弹完成了一次文化蓄能，只是没有人察觉这种具有统计意义的文化蓄能。因此反弹出来时，中国人没有料到，西方人也没有料到。它的意义并不只是西方欺负了中国，中国年轻人为了一时的尊严反弹一下，而是从90年代到现在一直积累的东西突然爆发出来了。毫无疑问，那些把“颜色革命”玩得十分熟练的西方人在琢磨这个事，在做大量的统计工作。因为资本主义扩张的矛盾要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产业转移、金融工具和针对后发国家年轻人的“颜色革命”，来维持它的优势。不论是利用中国的市场也好，利用现代化进程的欲望也好，总之，西方需要对中国进行一种符合他们利益最大化的塑造，但是2008年的这个突然爆发，使他们发现，把中国塑造成他们理想中的模式有了一个巨大障碍。这一点随着中国与西方结构性矛盾的显现，就成了非常关键的因素了。

 　　2008年年轻人的反弹，实际上蕴含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历代中国人的文化积累。为什么是1840年以来的文化积累，积累到了这一代人遇到了这样偶然的事件，迸发出这种剧烈的能量呢？它的统计意义在哪儿？在我看来，它跟1999年“炸馆”之后个别大学生上街游行有非常大的区别，它的号召力量、组织力量和响应程度远远超过了1999年那一次，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我总感觉这次年轻人反弹的背后，有一种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未来争取的动力，也就是说，他们感觉到了如果再这么对西方软下去，他们自己的未来将被阉割和剥夺，这可以说是他们第一次将个人的未来与国家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一次迸发。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发现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同生共进，并以一种激烈的方式表达时，这很难说不是一个时代转换的信号。

 　　另外，对于精英层来说有压力的，就是汶川地震后逼着富人捐款的问题。有一些年轻人跟我讲：我把自己工资的1/3都捐出来了，我排了两个小时队献血，我就是要他们捐这么多钱，我就认准逼捐是对的。逼“高尚”，有人指责这是“绑架”，就绑架了！怎么着！年轻人说：我高尚，你今天也必须高尚。王石为什么栽了这么一个大跟头，就是对这个东西不敏感、没认识。总的来说，精英受感动了。地震后大家齐心协力，做得不错，领导人表现得更不错。现在的关键是你高尚了，你原来没高尚的账被翻出来了。

 　　这种强压是一种积极现象。

 　　所有成年人都没有想到，原来认为是半吸毒状态沉迷于网络的80后忽然高尚了一把。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明星都高尚了。这个年轻人阶层形成的政治压力不能忽视，因为他们的行为体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动向。从文化意义上看，这种“高尚”是从底层年轻人甚至海外、边缘的年轻人开始向上、向中心蔓延的。

 　　地震之后我碰到刘欢，跟他一块聊天，他刚从美国回来为四川地震捐款，但当时中央电视台接受捐款不能划卡，必须是现钞。后来刘欢就急了，都下午3点了，还有两个小时，到哪儿弄去啊？没办法，助手说去招商银行，刘欢一起去了。本来一下提50万现金确实是违反规定，要预约的，后来招商银行认出了刘欢，又听说急着为地震捐款，银行工作人员立马把50万现金给提出来了。后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刘欢一个大口袋，往捐款箱里装。这些微小的细节，虽然是一种小小的高尚，但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文化蔓延的结果。当时有一些明星没捐多，被人骂，要么当时不知道一定要现金，不是太小气，要么就是来不及了。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在年轻人保卫奥运火炬时突发的高尚带动下，形成了一个“场”。很多人投资的是金钱，回报的是与年轻人一起“高尚”了一把。这让人看到了，即便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来自底层的压力还是可以产生“高尚”压力的。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之前年轻人保卫奥运火炬的高尚行为，后来汶川地震时那种“全民高尚”不会来得那么快、那么猛烈。从军事角度看，这就是一种动员与组织能力。其实西方一直在那儿嚷嚷“中国军事威胁论”，这一次我想他们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威胁。前不久，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来中国访问，去国防大学时，中国军官为他介绍中国军事的基本情况，当时我一个朋友在场，他说，只有当介绍到中国的战时兵员动员能力是1.3亿人时，美国太平洋司令的表情才微微变化了一下，而说到其他东西时，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民间的力量，情绪的燃点，对内政外患都是一种强压。

 　　当然不能说民间高尚整个社会就全部高尚了，反复地这么逼，最后就有可能实现社会总体高尚化，因为外部施加了压力，并且逐渐强大，民间就反弹。最典型的就是抗议火炬传递在法国受阻这件事了。拦火炬这个事，你警察不管巴黎市，那我就堵家乐福，咱不管堵家乐福对还是错，是否符合国家的政策，这确实是最直接的反应，行动主义式的反应，而且外交部发言人也没有说不对。

 　　我们的财富：1840年以来的历史痛苦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产业结构被迫调整，中国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会越来越多地让年轻人“不高兴”，而这种“不高兴”的催逼，就会产生高尚，高尚的东西多了自然就会寻找大目标。火炬事件最大的标志，就是中国产生大目标的土壤出现了。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在审视自己未来的同时，发现与国家发展的大目标有某种关联时，离大目标的形成就不远了。

 　　冷战之后，西方的扩张模式我们已经很清楚了，用理念传播去颠覆后发国家自然形成的制度，或者用精确打击的方式去摧毁这个制度，进而完成它的扩张模式。当然它的扩张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所谓的后现代的方式。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最关键的就是，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原来是通过一种大规模的战争，来清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也就是过剩的产品和人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都是这样。后来，核武器这种无差别杀伤的武器问世，把它原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战争模式给冻结了。

 　　一方面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兴起，西方要调整劳工福利，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博弈；另一方面就是通过颜色革命或者精确打击的方式，去摧毁作为障碍的制度和他们不喜欢的领导集团，去摧毁一种看似抽象的制度化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冷战后体现得特别明显。当然，这背后主要还是粉碎一些国家的工业化成果，美国的方式就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和产业转移。与金融工具和产业转移相配合的，是对一些国家的捧杀，比如中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美国在经济上捧中国，让你压低加工贸易的劳工工资，向他们供应廉价日用商品，维持他们研发、演练金融工具的经济环境，同时拿着金融工具赚来的钱维持着手中剑的优势，比如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这次金融危机大家看出来了，特别是年轻人，终于发现被人家卖了还替人家数钱的状况，在我们身上残酷地发生了。这可以说是2008年度年轻人不高兴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方这种清除障碍的方式是有先例的，而且在清除别人的时候，我们有些中国人还跟着欢呼。米洛舍维奇也好，萨达姆也好，无论说他是专制也好，独裁也好，都无所谓，它的制度是很完整的，很有秩序的，它自己在运转。西方要么用颜色革命的方式，要么用精确打击的方式，要么两种手段都动用，比较典型的是南联盟，南联盟是通过什么方式呢？是先打后解除。先打，打得差不多，然后一个颜色革命把你甩掉，就是双重使用。1999年的时候美国先用精确打击摧毁南联盟，然后在2000年又玩了一次颜色革命，把米洛舍维奇甩到了海牙法庭，这可以说是最成功的版本。美国没有必要摧毁你太多的工业资源，因为它下一步还要完成产业转移。产业转移之后，那么我下一步怎么玩呢？下一步就是金融工具，通过金融工具来吸取你工业制造业的利润。如果你的制度和领导层还要阻碍我的扩张模式，我就用精确打击或者颜色革命干掉你，然后扶植一个精英层，让你来给我做产业转移的基地，同时给我的金融工具搭建一个吸取利润的阶梯。

 　　这是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玩法，是西方玩的一个非常标准的模式，它的手段就是你阻碍我，我就搞掉你。当然，美国最害怕的还是核武器，为什么他们对伊朗、朝鲜核问题那么重视？如果说当年南联盟有核武器的话，那结果就可能不一样了。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因为印度的恐怖袭击可能闹僵了，这两家都有核武器，特别是巴基斯坦是穆斯林国家唯一拥有核武器的，金融危机在这里会不会成为引发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从中国人的角度去看，西方对付中国，无非就两点：第一就是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迟滞你手中的核武器，防止你跟他拼命；第二就是金融工具，整个操控你。当然，金融工具操控你的前提是你对他开放产业转移的通道。当年我们没有1929年时苏联那样的机会，借助西方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低价买那么多技术、设备，雇佣那么多西方工程技术人员。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只好充当人家产业转移的基地，所谓“用市场换技术”。但是，应该说我们在决定这样做时并没有精打细算，也不可能有设计精细的战略指向：总有一天我要超过你的“大目标”。这一点，无论是德国、日本还是当年的苏联，都做得比我们好。虽然他们在赶超先发工业化国家时，犯了很多的错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后来的后发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就只能给人家当附庸。

 　　好在我们有1840年以来的历史痛苦，让我们在1949年后快速搞出了“两弹一星”，而且在人家对我们产业转移的同时用金融工具吸我们利润的时候，核武器这个东西没有被粉碎。这一点，对中国非常重要。

 　　对迟滞大国的核武器这一方面，在2008年8月8日发生的格俄冲突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原来美俄在核力量上本来是基本平衡的，但美国霸王硬上弓，非要在东欧建立反导系统，要在俄罗斯洲际导弹的起飞段拦截人家，最终破坏这种冷战期间双方用钱夯出来的所谓“恐怖平衡”，所以俄罗斯只能想尽一切办法用反击的方式维持平衡，维持双方平等的地位。这一点，随着美俄两国的战略博弈越来越明显，在军事上的争斗一定会像连续剧一样上演，这让中国年轻人看得很清楚，而他们自然会思考俄罗斯为什么要这么做。

 　　俄罗斯完成了工业化，并且在冷战期间积累了大量的军事技术资源，所以西方的战略是全面粉碎，通过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在北约范围内把你围住，使得你的核武器这个看家本事失去效能，最后达到你不能使的程度。因为按照美俄的谈判，双方的核弹头要裁减到1700～2200枚，然后再谈，将核弹头降到1000枚。俄罗斯说我们可以不干，但是不干，美国也有招儿：别的地方我就制裁你，我就折腾你，一折腾你，老百姓就烦你，烦你你就得下台。当年俄罗斯军官为什么称戈尔巴乔夫为“导弹脱衣舞总统”，把叶利钦称为“用核安全换酒喝”的总统，就是指俄罗斯当时在西方的各种压力下主动销毁了一万多枚核弹头。你不销毁不行，我有别的办法，断粮断水，让你吃不上喝不上，在你的内部支持反对力量，反正让你不舒服，让你的民众不舒服，让你的政权失去合法性。但问题是，这次美国的野心太大了，明明自己十几万军队陷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还要在东欧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保罗?克鲁格曼新出了一本书《美国怎么了？》，里面说得很明白，就是布什政府的政治不正确，利用“9?11”满足了石油和军工利益集团的需求，根本没有把打击恐怖主义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综合考虑。但是，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精英们，在俄格冲突上暴露了美国真正的“大目标”，这让俄罗斯这种有过“大目标”的国家后背发凉。应该说，这是布什政府的“大目标”把俄罗斯逼上了一条探索“大目标”的道路。而从俄罗斯的资源来看，它不在军事上回到苏联时代是不可能的。看看最近俄罗斯拼命试射洲际导弹、在冷战后首次派军舰访问拉丁美洲，这都有前苏联的影子。

 　　撕掉西方的面纱，打通“不高兴”之脉

 　　2003年5月，一直在前苏联被禁止的美国披头士乐队到了俄罗斯的红场开了演唱会，本来规定是2万张票，结果12万俄罗斯年轻人拥挤在了红场狂欢，而最让年轻人激动的是乐队主唱保罗?麦卡特尼演唱的他在1968年创作的《回到苏联》。从网上的录像上看，全场疯狂的俄罗斯年轻人在他演唱时，挥舞着前苏联的镰刀-斧头国旗，高声喊叫，而当时普京就在场。他随后在俄罗斯红场阅兵时，把走在最前面的打的旗子又换成了当年苏联军队插上德国议会大厦上的那面旗子。这个细节，充分说明俄罗斯在西方的压力下，运用新的软实力在年轻人当中建立“大目标”的操作。

　　从军事角度看大国间的博弈，是中国重新建立商战“大目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事实上，目前美国和日本在西太平洋加紧部署“宙斯盾”反导驱逐舰（美国18艘、日本5艘），同时美日双方准备共同开发的射程500公里的拦截弹，正是未来要对中国洲际导弹在起飞段就进行拦截的。可是像这种关系到未来国家安全的重大动向，似乎只能在军事论坛和少数军事期刊里讨论，只有喜欢军事的年轻人会看到，而在学术界很多人都不把这种威胁作为边界条件来研究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只是一味地谈经济，而谈经济的背后就是利益至上的逻辑和个人主义文化，因此在主流的政治生态中，缺乏“大目标”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现在金融工具玩砸了，让民众看出了一些东西。西方产业转移在金融工具之前，有一部分比较实体的东西，就是所谓的“世界工厂”，让中国生产低端的东西，然后在中东和中亚控制石油。同时，在你变成“世界工厂”后，粉碎你自主工业的那部分。

 　　粉碎你自主工业的办法，首先是扶持你的加工业，利用你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资源来扶持你的低端产业，然后用金融工具来碾碎你的高端自主工业，这是对付中国的办法。通过金融工具，让你吃金融伟哥和金融催情药，使得你的大量资本不能投入自主工业，一方面进入金融这个赌场让他们抽走，另一方面通过出口换汇变成他们的债券。现在的结果是他们把金融工具玩砸了，民工返乡潮出来了，中国股市也砸了，这就给我们的因保护奥运火炬而诞生的“中国四月青年”，在5个月后又上了一堂活生生的西方模式教育课。原来让自己不高兴的东西，先是一种大感觉，可是为什么不高兴呢？这一回，一下子突然打通了，想明白了。2008年真是太神奇了，看看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年轻人关于中国要不要购买美国债券救美国经济这件事上的反弹，实际上跟火炬的事情接上了。

 　　有意思的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65亿美元左右的武器，当时网上年轻人都反对购买美国债券。虽然有些学者从经济学和现实主义的视角看，认为年轻人是意气用事，但是当时他们也不敢公开出来讲，官方至少当时也马上否认再次购买美国债券的事情。

 　　其实这里隐含着一个潜在的逻辑，就是大人没有把事情做好，结果大人要用小孩的未来为自己的疏忽买单的问题。而一旦小孩看清了这一点，问题就出来了。在金融危机后，很多政府官员忙着讨论如何到华尔街挖“金融人才”的时候，网上的年轻人却在热烈讨论甘肃星火机床公司用200万欧元收购法国索玛数控机床公司81%股份的事情，他们深知要单独购买五轴数控机床技术对于中国来说是多么难。这对中国突破薄壁结构、形状复杂的航空、潜艇发动机加工技术等瓶颈意义十分重大。有意思的是，这些年轻人几个月前可能就是在网上号召抵制家乐福的年轻人，如果他们是有些知识精英所说的义和团和红卫兵，那他们应该凡是法国的东西就都应该砸了啊。可见，事情并不是上一代人凭借自己的历史记忆想象的那么简单。

 　　2008年，在俄格战争爆发期间，我曾经就俄罗斯80后的状况写下这样的话：

 　　“尽管苏联解体后的这一代俄罗斯年轻人对国家的历史还缺乏深入的了解，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童年中曾有过相似的苦涩记忆——1991年苏联的解体让他们的祖父母和父母失去了一生的积蓄。这些年轻人既不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动荡的前苏联迷失的一代，也不是俄罗斯作家维克多?佩列文笔下预言的前苏联解体后精神空虚、消费至上的‘百事可乐一代’。这些伴随着互联网以及嘻哈歌曲成长起来的俄罗斯年轻一代完全成了普京对外强硬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是他们抛弃了那种公文式的说教语言。对于这些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来说，说唱乐、健身操、新奇的夏令营以及先进的计算机实验室更有吸引力。”

 　　全世界都听到了，俄罗斯的青少年一代唱起这样的歌：

 　　15年前，当我们的国家毁于一旦

 　　他们嘲笑我们 

　　我们的父母失去了一生的积蓄

 　　没有退休金

 　　没有未来

 　　但是，现在我们重新站起来了

 　　现在，我们要行动，我们将会更加坚强

 　　因为我们的祖辈曾经在战争期间流血牺牲保卫祖国！

　　2008年，我们的领导人也开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了。可在此前一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脱裤子的电影《色?戒》居然可以上演，这说明我们的高层也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与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有关系。

  

  父亲走了好多年了，心中却对他依旧念念不忘，走在路上的时候，看见别的孩子依偎在父亲身边，心中充满了酸楚的味道，好想在和父亲说说心里话，好想依偎在他的身边听他讲他儿时的故事，自从父亲离开这个世界，每年的父亲节我总会默默地对父亲说：“爸爸，好想您。”

  

最近喜欢上了这一首歌，觉得歌词写的很不错，大家分享一下吧

 

 

[ti:是你变了吗]

真想和你聊一聊天
很想看看你温柔的容颜
多想听你说自己并没有变
很想看我们从前的照片
多想和你再接近一点
你现在的心是在靠在谁的身边
是你变了吗我的影子笑我的人好傻
是你变了吗我已经跟不上你的步伐
是你变了吗对你的感觉应该停止吧
已经不明白你的想法
已经不再看见你眼中的牵挂

真想和你聊一聊天
很想看看你温柔的容颜
努力说服自己你没有变
很想看我们从前的照片
多想和你再接近一点
你现在的他是否真已从心所愿
是你变了吗我的影子笑我的人好傻
是你变了吗我已经跟不上你的步伐
是你变了吗对你的感觉应该停止吧
已经不明白你的想法
已经不再看见你眼中的牵挂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
     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 我离君天涯，君隔我海角
     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 化蝶去寻花，夜夜栖芳草
       我是一个孤儿，也许是重男轻女的结果，也许是男欢女爱又不能负责的产物。
是哲野把我拣回家的。
     那年他落实政策自农村回城，在车站的垃圾堆边看见了我，一个漂亮的，安静
的小女婴，许多人围着，他上前，那女婴对他璨然一笑。他给了我一个家，还给了我一个美丽的名字，陶夭。后来他说，我当初那一笑，称得起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哲野的一生极其悲凄，他的父母都是归国的学者，却没有逃过那场文化浩劫，
愤懑中双双弃世，哲野自然也不能幸免，发配农村，和相恋多年的女友劳燕分飞。他从此孑然一身，直到35岁回城时拣到我。

      我管哲野叫叔叔。

      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并没有太多不愉快。只除掉一件事。

      上学时，班上有几个调皮的男同学骂我“野种”，我哭着回家，告诉哲野。第二
天哲野特意接我放学，问那几个男生：谁说她是野种的？小男生一见高大魁梧的哲野，都不敢出声，哲野冷笑：下次谁再这么说，让我听见的话，我揍扁他！有人嘀咕，她又不是你生的，就是野种。哲野牵着我的手回头笑：可是我比亲生女儿还宝贝她。不信哪个站出来给我看看，谁的衣服有她的漂亮？谁的鞋子书包比她的好看？她每天早上喝牛奶吃面包，你们吃什么？小孩子们顿时气馁。

      自此，再没有人骂我过是野种。大了以后，想起这事，我总是失笑。

      我的生活较之一般孤儿，要幸运得多。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书房。满屋子的书，明亮的大窗子下是哲野的书桌，有太阳
的时候，他专注工作的轩昂侧影似一副逆光的画。我总是自己找书看，找到了就窝在沙发上。隔一会，哲野会回头看我一眼，他的微笑，比冬日窗外的阳光更和煦。看累了，我就趴在他肩上，静静的看他画图撰文。

      他笑：长大了也做我这行？

      我撇嘴：才不要，晒得那么黑，脏也脏死了。

      啊，我忘了说，哲野是个建筑工程师。但风吹日晒一点也无损他的外表。他永
远温雅整洁，风度翩翩。断断续续的，不是没有女人想进入哲野的生活。

      我八岁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哲野差点要和一个女人谈婚论嫁。那女人是老
师，精明而漂亮。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她，总觉得她那脸上的笑象贴上去的，哲野在，她对我笑得又甜又温柔，不在，那笑就变戏法似的不见。我怕她。有天我在阳台上看图画书，她问我：你的亲爹妈呢？一次也没来看过你？我呆了，望着她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啧啧两声，又说，这孩子，傻，难怪他们不要你。我怔住，忽然哲野铁青着脸走过来，牵起我的手什么也不说就回房间。

      晚上我一个人闷在被子里哭。哲野走进来，抱着我说，不怕，夭夭不哭。

      后来就不再见那女的上我们家来了。

      再后来我听见哲野的好朋友邱非问他，怎么好好的又散了？哲野说，这女人心
不正，娶了她，夭夭以后不会有好日子过的。邱非说，你还是忘不了叶兰。八岁的我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字。大了后我知道，叶兰就是哲野当年的女朋友。

      我们一直相依为命。哲野把一切都处理得很好，包括让我顺利健康的度过青春
期。

      我考上大学后，因学校离家很远，就住校，周末才回家。

      哲野有时会问我：有男朋友了吗？我总是笑笑不作声。学校里倒是有几个还算
出色的男生总喜欢围着我转，但我一个也看不顺眼：甲倒是高大英俊，无奈成绩三流；乙功课不错，口才也甚佳，但外表实在普通；丙功课相貌都好，气质却似个莽夫……

      我很少和男同学说话。在我眼里，他们都幼稚肤浅，一在人前就来不及的想把
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太着痕迹，失之稳重。

      二十岁生日那天，哲野送我的礼物是一枚红宝石的戒指。这类零星首饰，哲野
早就开始帮我买了，他的说法是：女孩子大了，需要有几件象样的东西装饰。吃完饭他陪我逛商场，我喜欢什么，马上买下。

      回校后，敏感的我发现同学们喜欢在背后议论我。我也不放在心上。因为自己
的身世，已经习惯人家议论了。直到有天一个要好的女同学私下把我拉住：他们说你有个年纪比你大好多的男朋友？我莫名其妙：谁说的？她说：据说有好几个人看见的，你跟他逛商场，亲热得很呢！说你难怪看不上这些穷小子了，原来是傍了孔方兄！我略一思索，脸慢慢红起来，过一会笑道：他们误会了。

      我并没有解释。静静的坐着看书，脸上的热久久不褪。

     周末回家，照例大扫除。哲野的房间很干净，他常穿的一件羊毛衫搭在床沿
上。那是件米咖啡色的，樽领，买的时候原本看中的是件灰色鸡心领的，我挑了这件。当时野笑着说，好，就依你，看来小夭夭是嫌我老了，要我打扮得年轻点呢。

      我慢慢叠着那件衣服，微笑着想一些零碎的琐事。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发现哲野的精神状态非常好，走路步履轻捷生风，偶尔还
听见他哼一些歌，倒有点象当年我考上大学时的样子。我纳闷。

     星期五我就接到哲野电话，要我早点回家，出去和他一起吃晚饭。

      他刮胡子换衣服。我狐疑：有人帮你介绍女朋友？哲野笑：我都老头子了，还
谈什么女朋友，是你邱叔叔，还有一个也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一会你叫她叶阿姨就行。我知道，那一定是叶兰。路上哲野告诉我，前段时间通过邱非，他和叶兰联系上了，她丈夫几年前去世了，这次重见，感觉都还可以，如果没有意外，他们准备结婚。

      我不经心的应着，渐渐觉得脚冷起来，慢慢往上蔓延。

      到了饭店，我很客观的打量着叶兰：微胖，但并不臃肿，眉宇间尚有几分年轻
时的风韵，和同年龄的女人相比，她无疑还是有优势的。但是跟英挺的哲野站在一起，她看上去老得多。

      她对我很好，很亲切，一副爱屋及乌的样子。

      到了家哲野问我：你觉得叶阿姨怎么样？我说：你们都计划结婚了，我当然说
好了。

      我睁眼至凌晨才睡着。

      回到学校我就病了。发烧，撑着不肯拉课，只觉头重脚轻，终于栽倒在教室。
      醒来我躺在医院里，在挂吊瓶，哲野坐在旁边看书。
      我疲倦的笑：我这是在哪？哲野紧张的来摸我的头：总算醒了，病毒性感冒转
      肺炎，你这孩子，总是不小心。我笑：要生病，小心有什么办法？

      哲野除了上班，就是在医院。每每从昏睡中醒来，就立即搜寻他的人，要马上
看见，才能安心。我听见他和叶兰通电话：夭夭病了，我这几天都没空，等她好了我跟你联系。我凄凉的笑，如果我病，能让他天天守着我，那么我何妨长病不起。

      住了一星期院才回家。哲野在我房门口摆了张沙发，晚上就躺在上面，我略有
动静他就爬起来探视。

      我想起更小一点的时候，我的小床就放在哲野的房间里，半夜我要上卫生间，
就自己摸索着起来，但哲野总是很快就听见了，帮我开灯，说：夭夭小心啊。一直到我上小学，才自己睡。

      叶兰买了大捧鲜花和水果来探望我。我礼貌的谢她。她做的菜很好吃，但我吃
不下。我早早的就回房间躺下了。

      我做梦。梦见哲野和叶兰终于结婚了，他们都很年轻，叶兰穿着白纱的样子非
常美丽，而我这么大的个子充任的居然是花童的角色。哲野愉快的微笑着，却就是不回头看我一眼，我清晰的闻到新娘花束上飘来的百合清香……我猛的坐起，醒了。半晌，又躺回去，绝望的闭上眼。

      黑暗中我听见哲野走进来，接着床头的小灯开了。他叹息：做什么梦了？哭得
这么厉害。我装睡，然而眼泪就象漏水的龙头，顺着眼角滴向耳边。哲野温暖的手指一次又一次的去划那些泪，却怎么也停不了。

      这一病，缠绵了十几天。等痊愈，我和哲野都瘦了一大圈。他说：还是回家来
住吧，学校那么多人一个宿舍，空气不好。

      他天天开摩托车接送我。脸贴着他的背，心里总是忽喜忽悲的。

      以后叶兰再也没来过我们家。过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才确信，叶兰也和
那女老师一样，是过去式了。

      我顺利的毕业，就职。

      我愉快的，安详的过着，没有旁骛，只有我和哲野。既然我什么也不能说，那
么就这样维持现状也是好的。

      但上天却不肯给我这样长久的幸福。

      哲野在工地上晕到。医生诊断是肝癌晚期。我痛急攻心，却仍然知道很冷静的
问医生：还有多少日子？医生说：一年，或许更长一点。

      我把哲野接回家。他并没有卧床，白天我上班，请一个钟点看护，中午和晚
上，由我自己照顾他。

      哲野笑着说：看，都让我拖累了，本来应该是和男朋友出去约会呢。
我也笑：男朋友？那还不是万水千山只等闲。

      每天吃过晚饭，我和哲野出门散步。我挽着他的臂。除掉比过去消瘦，他仍然
是高大俊逸的，在外人眼里，这何尝不是一幅天伦图，只有我，在美丽的表象下看得见残酷的真实。我清醒的悲伤着，我清晰的看得见我和哲野最后的日子一天天在飞快的消失。

      哲野很平静的照常生活。看书，设计图纸。钟点工说，每天他有大半时间是耽
在书房的。

      我越来越喜欢书房。饭后总是各泡一杯茶，和哲野相对而坐，下盘棋，打一局
扑克。

      然后帮哲野整理他的资料。他规定有一叠东西不准我动。我好奇。终于一日趁他不在时偷看。

      那是厚厚的几大本日记。
     “夭夭长了两颗门牙，下班去接她，摇晃着扑上来要我抱。”
     “夭夭十岁生日，许愿说要哲野叔叔永远年轻。我开怀，小夭夭，她真是我寂寞
生涯的一朵解语花。”
     “今天送夭夭去大学报到，她事事自己抢先，我才惊觉她已经长成一个美丽少
女，而我，垂垂老矣。希望她的一生不要象我一样孤苦。”
     “邱非告诉我叶兰近况，然而见面并不如想象中令我神驰。她老了很多，虽然年
轻时的优雅没变。她没有掩饰对我尚有剩余的好感。”
     “夭夭肺炎。昏睡中不停喊我的名字，醒来却只会对我流眼泪。我震惊。我没想
到要和叶兰结婚对她的影响这样大。”
     “送夭夭上学回来，觉得背上凉嗖嗖的，脱下衣服检视，才发现湿了好大一片。
唉，这孩子。”
     “医生宣布我的生命还剩一年。我无惧，但夭夭，她是我的一件大事。我死后，
      如何让她健康快乐的生活，是我首要考虑的问题。”
      ……

      我捧着日记本子，眼泪簌簌的掉下来。原来他是知道的，原来他是知道的。

      再过几天，那叠本子就不见了。我知道哲野已经处理了。他不想我知道他知道
我的心思，但他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了。

       哲野是第二年的春天走的。临终，他握着我的手说：本来想把你亲手交到一个
好男孩手里，眼看着他帮你戴上戒指才走的，来不及了。

      我微笑。他忘了，我的戒指，二十岁时他就帮我买了。

      书桌抽屉里有他一封信，简短的几句：夭夭，我去了，可以想我，但不要时时
以我为念，你能安详平和的生活，才是对我最大的安慰。叔叔。

      我并没有哭得昏天黑地的。

      半夜醒来，我似乎还能听到他说：夭夭小心啊。

       在书房整理杂物的时候，我在柜子角落里发现一个满是灰尘的陶罐，很古朴趣
致，我拿出来，洗干净，呆了，那上面什么装饰也没有，只有四句颜体：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

      到这时，我的泪，才肆无忌惮的汹涌而下。

    第一个听到“文化权势”是在和大学老师吕新符先生聊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对这个概念在脑海中只是有很模糊的构思，并不是能够很深刻的了解它的内在实质，那时候也很惊诧，在这个社会很少听说过人会把文化和权势联系起来，从和老师的谈话开始，便对这个“文化权势”充满了好奇。

    直至老师的著作出版出来，才有幸了解“文化权势”的实质，从某一个层面或者某一个点来说，老师把文化和权势剖析的很独特，也很到位。捧读之余，总会受到很大的启发，很早就想写个书评或者读后感，但是总感觉自己笨拙的笔尖写不出什么语言来形容老师的著作。

    老师的文化著作分为两部：

《文化权势论——理论篇》和《文化权势论——实践篇》。

   再次感谢老师赠送的两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