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的博客

 高尔泰

当时只道是寻常
    
    我家祖上信佛。祖母吃素，早晚烧香念经。抗战时期，家在深山之中，还供着小小一尊逃难时带出来的木雕观音，不许我们碰。香案上一灯如豆，昼夜长明。幽暗的茅屋里，各种气味之中，永远有一股子檀香味儿。
    父亲有一些和尚朋友，常带我到庙里去玩。深山古寺，平日香客稀少。我们吃过中饭出发，边玩边走，天黑就到了。有时候，赶上晚钟，父亲就教我站住，听。前声隐隐，后声迟迟，在薄暮中悠扬着一种静寂。
    老和尚招呼父亲喝茶，小和尚带我去“看菩萨”。大雄宝殿里被烟火熏得很黑，巨大佛像的上半部分也是黑的，和屋顶溶成一片，只看得见油灯微光里摇曳着一片斑斑驳驳高低不平的金壁：那是佛像底座的莲花。加上浓重的檀香气味，神秘得不得了。
    每次吃饭时，老和尚给我说的，总是那么几句，这是刚采来的菇子，这是今早磨的豆腐，或者那是什么什么野菜你吃过吗？……睡在寮房里，外面有笑声，父亲说，那是

     
    高尔泰
    
        1955年夏天，百来个内地师范院校毕业，被统一分配来西北“支边”的大学生，在兰州一条小街上一家小旅馆里，住了将近一个月，等待再分配，每天没事，到处闲转。
        兰州是一座古城，伊斯兰风格的房屋，大都是用泥土建筑的。从城边的皋兰山上望下去，除少数新建的灰色楼房外，干门万户一色苍黄，有点儿像中东的阿拉伯市镇，又有点儿像美国中西部桑塔菲那样的印第安小城。日夜奔腾的黄河，咆哮著沿城流过，把浩荡河声散布到城市的每个角落。沿河有许多巨大的圆形水车，从容地缓缓旋转，灌溉著两岸的果园。两岸果园绵延数十里，春天繁花似锦，夏天浓绿重荫，秋天千树万树沉甸甸都是果实。冬天积雪不消，一片银白。黄河结了冰，汽车，马车都可以从冰上过去过来，来年解冻后的冰凌子，互相磕碰挤压，格格有声，一直要流淌到四、五月里才销声匿迹。
        居民以汉族为多，虽有许多少数民族。周边的少数民族，也常来此集散，卖他们的野

　　高尔泰
　　一
　　1978年底，我初到北京时﹐已经四十三岁。一年前，我还在酒泉五七干校劳动。半年前，刚“归口”到兰大哲学系。李泽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当副主任，主编《中国美学史》。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邀我一同参加。我被“借调”到社科院。
　　 但我对不起他：去了，没给美学史写一个字，却写了许多自己想写的文章。我说我骨鲠在喉，难得他表示理解。后来出书，还白挂了我一个虚名，白给了一份稿费。都是好意，我受之有愧。
　　 我们的交往，始于五七年。那时全国围剿《论美》，我成了政治批判的靶子。他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一文，归纳了四种看法﹕
　　 一，高尔泰的主观论；
　　 二，蔡仪的客观论；
　　 三，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论；
　　 四，自己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论。
　　
　　 不同意我的看法，但说它值得重视。没抓辫子，没打棍子，没说主观就是唯心，唯心就是反动，很特殊。我给他写了个信，谢没落井下石，赞有学者风度。他回信说，这是最起码的。那时候，我们都年轻（我二十一，他二十六），“在山泉水清”。有过

高尔泰
 
兰州——成都途中，偶然看到一篇小说，是宣传爱国主义的，引起了一点有关的感想。
小说的题目，叫《雪落黄河静无声》，写两个“右派”在劳改过程中恋爱的悲剧。女的叫陶莹莹，男的叫范汉儒。前者被划为右派后，因越境潜逃被投入监狱。后者被划为右派后，没有越境潜逃被投入劳动教养。“大墙”之内接触，互相产生了爱情。虽然朝思暮想，却无法单独相见。后来两人都被释放了，并被安置在同一个地方，有可能结合而没有结合，反而突然分开了。原因呢，不是偶然的误会，也不是不可抗拒的外力的阻挠，而是男方的“爱国主义”。当范汉儒，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模范(这想必是他名字的含义)，得知陶莹莹在被划为右派后曾企图越境潜逃时，就坚决赶走了她。他追问她为什么被劳改，她说如果是杀人罪呢？他说只要改了，可以不计较。如果是流氓罪呢？只要改了，可以不计较。如果是盗窃罪呢？只要改了，也可以不计较，
“‘如果我……我’她目光悲凉地盯着我，‘……我是……曾经有罪于祖国的人呢？’她捂起了脸，埋起了头，似乎是在等待着命运的宣判。”
“‘只要不是叛国犯，我都能谅解。’我脱口而出，‘别的

2011-3-11

□高尔泰

   百年人生,有许多维度,在每一个维度上,都有许多空洞。比如在时间这个维度上,一场反右挖掉你二十年,一场“文革”挖掉你十年,算是大空洞。一场感冒挖掉你一星期,一次塞车挖掉你半小时,算是小空洞。有些维度无名,但是都有空洞。有的空洞大到无边,这个维度就算没了。

   没了这个维度,还有别的维度,还有人生。维度欠缺的人生,不一定是没有价值的人生。瞎子阿炳的琴声,是文化人类的珍品。活在轮椅上说不出话的霍金,是科学界无与伦比的巨星。虽如此,毕竟遗恨。

   平凡微贱如我辈,生存努力的成败得失之外,也有思想感情、性格倾向和人生体验的维度。这些主观维度,同样有其空洞。其中之一,就是隔膜。未进入意识的、意识到了跨不过去的,和事后发现已成心殇的隔膜之洞,多到不可言说。这里略说数则,不辞挂一漏万。

    一、知更鸟飞走了

    刚搬到新泽西海边那栋老旧小屋时,我在廊檐下栽了一株忍冬。长得极快,几年就爬上和覆盖了大片屋顶。纵横交错的藤蔓枝叶,从栏杆到屋檐织成了一幅

    听到常书鸿先生逝世的消息，很难过，许多往事都来到心头。一直想写点儿什么，谈谈我对他的尊敬与感激，歉疚与惭愧。 
     
    先生早年留学法国，油画作品频获国际大奖，名盛一时。在巴黎，看到流落海外的敦煌艺术，大受震撼，下决心和雕塑家妻子一同，献身于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回国后任西南联大教授，四处奔走，争取到各界支持，于１９４４年战火纷飞之际，在敦煌莫高窟，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带了一批人，骑骆驼进去，到那里当所长。
    
    黄风大漠，人烟稀少。边陲绝塞，道路艰辛。生活极其困苦。雕塑家妻子受不了，终于离他而去。１９４９年共产党接管政权以后，将该所易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归文化部文物局管辖。因无人可以取代，仍由他担任所长。他的第二任妻子，画家李承仙，是所里的党支部书记，付所长。不久，也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比他小三十多岁，同他无亲无故，只是在书上看到过他的事迹，

     
    一
    有谁不要美吗？起码有两种人：一种是市侩，因为美不实用；一种是教士，因为美把人们导向他不理解也管不了的广阔世界。前者的意识，受着物质利益的束缚，后者的实践，受着精神囹圄的限制。所以他们都不感到、也不想知道什么是美。到于文学作用，在他们看来，要么是商品，要么是说教，此外什么也不是。而美的力量，恰恰就是把人们从那种自我施加的种种束缚限制中解放出来的力量。对美的追求，也就是对解放的追求。而追求解放，实际上也就是追求进步。因为人类的历史是人类从异已力量的种种制约下解放出来的历史，是自由的发展史。所以人的解放程度，即自由的实现程度，也就是历史进步程度的标志。
    但是这种追求，是感性的追求而不是理性的追求，所以它不借助于任何思维、语言的中介；这种解放，是精神解放、思想解放，而不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实际解放，所以它无待于外在经济前提和历史社会条件的成熟。黑暗的时代（例如十九世纪俄国），可以有辉煌的美。奴隶社会的艺术（例如古希腊、罗马的雕刻），不亚于资本主义社会。石器

哲学被认为是高深的学问，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哲学问题却往往显得愚蠢和荒谬。当傻子在苦苦地思索生活的意义的时候，聪明人早已把生活安排得很舒适了。当傻子在苦苦地思索火为什么燃烧和人是否有权利吃其他动物的时候，聪明人早已把烤熟的斑鸠吃完，在火边暖洋洋地睡着了。
然而为什么，我们仍然不能放弃傻子的问题，例如人生的意义、道德的普遍有效性及其依据，以及知识的终极可靠性等等一类没有直接的实用性的问题呢？为什么数千年来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竟然构成了一门如此庞大而又复杂的学问——哲学，以致不懂哲学的“聪明”人，也不得不为自己的实用主义的活动，寻找一个非实用的哲学借口呢？哲学是什么呢？它于我们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一
哲学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
不同文化是人类满足自己需要的不同方式。哲学也不例外，如果哲学不能满足人类的任何需要，它也就不能存在。
从历史上来看，哲学与其他文化现象：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神话，古代神话既是最初的艺术与最初的宗教，也是最初的科学与最初的哲学。它反映出人们对世界的最初的了解，也反映出人们对于异己力量的最初的惊奇、恐惧、崇拜

   辛安亭先生离开我们，屈指已经十八年了。去年十二月，是他百岁华诞。北京、西安、太原、兰州等地的教育界，都举办了纪念活动。我不能回国参加，很遗憾。之前，老朋友韩学本来信，辛老的女儿辛小明给他说，希望我写篇文章。这篇文章，我早就想写了。辛老是我最尊敬的长者之一，传奇一生的事业与成就，以及文革中的遭遇，都值得好好写一写。但是他的经历，牵涉到党史内幕许多重要的人和事，不是局外人如我说得清的。拖延至今，也还是只能从1978年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写起。

   那时我43岁。先生年已古稀，文革乱后，刚恢复工作，超龄服役，在兰州大学当副校长。实际上是个虚职。兰州的兰大，也和北京的北大、清华一样，是“反右”、“文革”的先锋，“笔杆子”和打手的仓库，批判组也有个“粱效”“石一歌”之类的名字，我忘了叫什么了。1957年的校长陈时伟死于夹边沟劳教农场，文革时的校长江隆基被铁钉子钉进脑壳而死，都不是偶然的。文革后，学校一片凋零，但依然保持着“革命”传统。“清污”时的动作，全国无二。校长某人纯粹是个政客，那时大权独揽，兰大举步维艰。

   辛老性格温厚，又曾经沧海。几度大起大落，早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