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中有隐……

孔子，“其生也荣，其死也哀”。荣，有乐或快乐义。依于孔子终身爱乐、知乐，不妨说成“其生也乐，其死也乐——（虽死，但金声玉振，玉音、乐音不绝，延绵至今）”。其死，自然哀，但深层的乐，还在奏响。

乐字，在古人大多“双读”：快乐之乐，音乐之乐，一齐奏响，双关，模棱两可，中道，乐在其中。

“学而时习”，又可以说成“在时习中学”。这是因为，根本没有不在时间流中学习的。因此，学总是“时学”或“时习”。就像学游泳，总得在游的过程中“时学”，哪有不在实际的游泳的时间过程中学会游戏的？！没有的吧。这样的学习，才能当场得到快乐，并且会记住这种快乐，还要巴不得时时刻刻想去“温故知新”——那里有真正的快乐。人会游泳了，往往还是要去游，为何？就是要得到那种当其时的快乐，这种快乐是你站在岸上得不到的。因此，我认为“学而时习之”这句话中的“字眼”是个“时”字。只要人处在时间流之中（死人才不在时间中哩），就一定有学，而且只要有学，就一定是“时学”。说它是时机化的学，还是“学在时间过程中”的学，都是“时义”的，从时间中得到意义或知识的。

孔子重视学，孔子的弟子们将“学而”放在《论语》首篇，其实就是暗示孔子的思想和人生是一种伟大的“学说”或大学问，值得万世后代永远研究，永远要传下去的伟大学说。没有学说，怎么治国平天下？怎么修身齐家？“学而”放在第一篇，真是绝了。你以为平头老百姓就不学？只是你知识分子有学？只要是人，都有学，要学。不是一定要学个“什么”，而是无论学什么。“执柯筏柯”就是学。人生有问，就有学，叫问学或学问。谁没有问？

说孔子是中国诗论的祖师爷，甚而美学的祖师爷，都不过分。“兴于诗”、“诗可以兴”，强调兴，不是从王夫之开始的，而是从孔子开始的。孔子才是“兴的大师”。在“兴比赋”中独尊“兴”，是从孔子开始的。但孔子却不是什么文艺评论家，他强调兴，也不只是为文艺，为美学，而是为思想，为哲理，为了“礼乐之治”、“礼乐人生”，意义宏大无比。至于后来的艺术狭义化，则不是孔夫子的理想目标，他的目标是整个社会人生的艺术化，仁义化，礼乐化，风化化，诗意地栖居化。

中外历史上都有个“广义的艺术”的时代。孔子那时的艺，广义得很，后来的狭义化，是“艺”的边缘化、矮小化、局限化，无力化。

“夫子之言于性与道，不可得而闻”。但他毕竟谈了性，“性相近，习相远”。朱熹认为孔子在此不如孟子。孟子明确了“性本善”，说到了性之本，性之体。孔子语焉不详，含糊得可以。

其实，性，是不可以对象化地谈论或指称的。只能诉诸于音乐般的语言，诗言。这种诗言是有“音”或音乐的语言。音乐化的语言不是指称对象的语言。它可以在在非对象化的层面谈性，避免二元或二难的争论。性善、性恶，孟子和荀子就是陷入了二难争论。《三字经》中将“性本善”与“性相近”，纳在一起，本身就是含糊的，说了等于没说，误人子弟。

“性相近”的背后是语言问题。孔子是在“音言”（音乐化的语言）的角度说“性相近”的。每个人都能发音，发音是相近的，都是人的说话声音，是相近的，是家族相似的。后来，由于习惯原因就渐渐远了。

总之，对性的认识，一定与语言相关。你用对象化的语言，当然就不能说什么性呵道呵，这些大问题。大问题得用“大言”，即“音言”来说。“夫子之言于性与道，不可得而闻”，表明孔子不用对象化的语言直接谈性与道之类，你当然“不可得而闻”了。但那句“性相近，习相远”分别出于一种“诗性情怀”在说——孔子这时心目中的言和正在说着的言，就是诗言。这是孔子处处重视诗的原因。“不学诗，无以言”，说得够重的了。

《易经》主要用“阴阳结对”，构成了“与天地准”的哲理。其实，阴阳结对，一言以蔽之，“时义”而已。

我们一听到“阴阳”二字，就觉得它是个“时义”。过去是阴，正在到来的未来是阳，这过去与未来，才能构成现在。阴阳，是互隐的，有此隐，就有各种各样的“显”。现在的东西统统是显或现的，它怎么来的，无非过去（阴）和未来（阳）的交织，而在当下构成。

现在的人们呵，你可知道现在的你看到的东西，听到的声音，包括你自己，是怎么来的，怎么存在的？这一切，都是这“溥溥渊博”的时间所生成的。时间是子宫呵。

稍懂点现象学就知道，时间是“互隐”的。现在中隐着过去和未来，过去中隐着现在和未来，未来中隐着过去（因为未来是“现在的人”的心目中的未来，现在的人有着过去的经验）。这种时间的重重互隐，隐隐之隐，隐中有隐，隐的重重无尽，隐隐不息，表明时间和本性就是隐，或大隐之所在。

但无论隐得多么深度，其中有“直”，有当场的“现在时”站立。我们总处在现在或瞬间。父子之隐，为何？父亲代表的是过去，或说就是过去，子女代表的是现在或未来，或者说就是现在和未来。没有时间，哪有父子？连一切物都不会存在。《中庸》讲“不诚无物”。这个诚，首先就要诚于时间。不诚于隐的时间，哪里有物？

不隐无直，不隐无物。

以现象学的时间观来看儒家和孔子，我以为一切奥妙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和澄明。儒家就活在这样的现象学的时间之中。儒家不是执着于“现在”这个实体的点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儒家没有。儒家看重亲子关系，表明它就是立足于生存时间——现象学的时间的。

古人不能自欺，“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但又不是只相信自己的感官感觉，更不是相信硬邦邦的概念或观念教条。古人重情，亦重理。而概念哲学只有理，而无情。人在天中，在自然中，天人合一，这是古人万万不会自欺说“不”的。生存活动中总是势，各种各样的“天势”，“时势”，“时机”，这是天道、天命、天意的表现。中国人信“天”，天人合一也是原本的天。天不外在，人不外在，都不相互外在。这样的道理，只要是人，都会不自欺。至于人际关系，人与人相互对待，相互成就，哪有个人主义的人际真理？即使是法律，也不是可以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维护个人权益而已的法律。要是这种法律的话，就不符合人与人的关系构成的生存哲学的哲理。

人无不爱其亲，亲其亲，亲其子，亲其父母，这也不能自欺的“做人原则”。无论人与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实在，谁都无法自欺，别无外在和内在的实体，本体。总之，中国人的不自欺的表现，在所有的文化中看来是最突出的，许多方面都不自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