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梁山泊
——梁山泊的地理背景

文/吴越

在宋代，由于黄河决口，山东梁山周围的确有过一个方圆好几百里的“水泊泽国”，而且经常有盗匪出没。直到明末，水泊方才逐渐干涸。但是宋代宣和年间在海州投降的“淮南盗宋江”，很可能是一帮流寇，根本就没有什么“根据地”。

　　今天的人，即便没有读过《水浒传》，也大都知道梁山和梁山泊在什么地方。但是倒退几百年、一千年，不但宋代人大都不知道梁山和梁山泊，就是明清时代，就是读过《水浒传》以后，也还是有许多人不知道梁山和梁山泊在什么地方，或者怀疑《水浒传》所说的梁山和梁山泊在山东。

 　　例如清代文人邱煒萲，就在其《客云庐小说话》卷一《菽园赘谈·梁山泊辨》中说：“梁山泊不知在何处。谈者津津，坚称世间确有其地。及问其地之在何处，则又东称西指，莫定主名。大抵人情好怪，不称事理，随声附和，往往而然，不为喝破，反增疑窦，使无识者日驰情于无何有之乡，则当世之惑，而人心之害大矣。今按《宋史》，并无梁山泊，而有梁山泺。梁山泺虽为盗薮，究与宋江无涉。宋江事见《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者大略相同。三十六人除宋江外，皆不著姓名，更何有于梁山泊，其属杜撰可知。若梁山烁事，见诸《蒲宗孟传》，言梁山泺多盗，宗孟痛治之，虽小偷必断其足。盗虽衰止，而所杀甚多云云。微论与江无涉，且宗孟为神宗朝人，其去徽宗朝亦越数十年也。作者随手扭捏一梁山泊地名，亦犹《三国演义》之落凤坡，本无心于牵合，谈者求其地以实之，不得，或遂指梁山泺为梁山泊，如今时四川之有落凤坡者，究未可知。要为齐东野人之言，非大雅所宜出也。”

 　　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事情？难道今天山东省没有梁山和梁山泊么？

 　　这事儿说起来话长，且听我慢慢儿道来。

 　　山东以前并没有梁山县。现在的梁山县，是1949年8月建立的。在这个梁山县境内，的确有一座梁山。但那是一座只有海拔197.9米的小山丘，既

移民心史：民歌里的走西口

三百年走西口，河曲保德地区的民间百姓，以他们的方式记录了这种背井离乡的苦难生活，这些鲜活的民歌山曲，就跟当事人的口述一样生动鲜活，有血有肉，富有真情实感。我一直奇怪，为什么河曲人有如此的文艺天赋和爱好？这大概与他们当时特殊的谋生情景有关吧！

以我们匆匆之行，仔细深入民间是不太可能的，沿河曲保德一线公路，连绵的秋雨竟将公路给冲断了，在偏关梳理了路线之后，经当地民人指点，原本打算前往河曲，却由于上述原因而绕道。

偏关城郊的当地人聊起这些移民的往事，并没有表现出我们想象中的热情，大概这段移民的历史，在他们的印象里绝不和我们一样，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的悲苦生活，是不愿意被长久记忆的。小吃摊上的生意人告诉我，就跟今天的打工一样，那里能挣钱就去哪里，有去的人不断地带动其他人，往往整村结伙。到了包头等集结地，然后分散觅工。偏关、河曲、保德都在黄河沿岸，一道黄河将这些全是黄土丘陵的山谷的地方串起来，因此，基本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出口外下苦力的人，基本都走水路，也就是黄河在晋、陕、蒙交界处的十六个水关，偏关的人，大都直接走榆树湾渡河，而保德、河曲的人大都渡河入陕西府谷境内，步行到古城关，便进入了蒙境。

至于当年走西口的情形，他们大约能说一点清末民初的细节，更远的就不太清楚了。问到更多，则说，能记得的老人都已经死了，我们有兴趣可以去听听当地的民歌，那些唱的可都是真实的，是那些走西口的人自编自唱的。然而，我在偏关、保德河曲县城，却完全没有听到当地的民歌，只有一个出租司机，当我们以旅行者的名义聊起这些往事时，他兴之所至，放弃了走西口、二人台的歌曲。

这一地带的大多数人至今也是贫困的。在清水河县，我们知道，发了财的，政府官员多都在呼和浩特买了房子，离开这穷山恶水定居。也就是说，移民在今天并没有停止，而是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以更为先进或捷径的方式继续。

去一个乡村，往往要走很远的山路，夜间宿在黄河边，看见河上闪烁的灯光，知道不再是当年摆渡的船，而是在河中作业的人。群山乌黑，灯火星星点点，我一直都试图在大脑中还原一个在三百年前的情形：即使在今天，山村人居也这样稀疏，当年自不当想象了。在寂静中偶尔只听到机器突突和狗吠之外、再也没有人在荒山路上唱曲。

我们只能从当地提供的一

包克图，商贸集散地的风流镇

今天的包头，当然已经很难找到当初的痕迹了。

据河曲人说，当地最早跑到口外的，是刘宝、刘柱兄弟，日子过不下去了，他们只好渡河到陕西府谷，经孤山堡、五里墩、古城关，一直走到一个叫包克图的地方现在，谁也不知道他们当初在异乡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只知道这对穷兄弟一人占了一块地盘，便是日后人们所说的刘宝窑子和刘柱窑子，后来的包头村，正是由刘家两个窑子发展演变而来的。

包头还有一句谚语：“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复盛公是包头最古老的商号之一，乾隆二年山西祁县和徐沟的乔、秦二人到萨拉齐老官村谋生，后来迁到包头村，辛苦经营草料、豆芽等，积累了一份产业。乾隆二十年，他们正式开设了广盛公货铺，经营粮食、杂货等。嘉庆二十三年把铺名改为复盛公。复盛公原本经营粮食为主，后来开设了钱庄、当行。鸦片战争后，列国洋行收购皮毛，包头刚好在黄河水路要冲，是西北皮毛出口的唯一通道，包头皮毛行的迅速发展给复盛公钱庄带来时运，因为皮毛商必须依靠贷款收购皮毛才能取利。这样，复盛公资本愈滚愈大。咸丰年间，乔家在包头增设复盛西，购买南龙王店一带300亩菜地设立复盛园。同治三年，又增设复盛全。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全都是钱庄，各有资本三万两白银，同时还设有粮油店、当铺、衣铺等。乔家财东这时已坐阵山西祁县乔家堡。回到祁县的乔家在本地又开设大德恒、大德通票庄等。仅大德通一个票号在全国就有26个分号，包头也设立了分号，再不用镖局护送现银，凭票据即可在异地取钱。乔家还在归化、大同等地开设了钱庄、商号。

民国初年，上海东亚书院的调查人员这样描述包头：“这沙漠中的包头镇，主要是外来人的驿站，聚集着各国旅人，当地土人极少。果真是一个勾魂之街，淫荡之巷。因这枯燥无味的沙漠之都，几乎没有任何可以供人享受的文化，这些得不到任何有益而高尚的享受的外来人，便理所当然地坠入这淫乱之河。

光绪年间，包头已成为西北皮毛集散地，复盛公亦达到发展的顶峰。当年浩浩荡荡的商队穿越沙漠，包头也成为漫长的商旅途中的一个中转站，后来又成为大批移民开垦周围的千里良田二年年奔波的集散地，因此，包头日渐重要起来了。一个由商业而壮大的城镇，大约是这样的吧：乔家的庞大货栈，也有林立的歇脚客栈，还有商号、杂货店、镖局、有打铁磨豆腐的作坊，引车卖浆的、卖艺

河套“土皇帝”王同春

移民开发的千里河套，在道光年间依然山高皇帝远，官方无法提供民众所需要的社会秩序和保障，如王同春般的草泽英雄便识时务者为俊杰，成为叱咤风云的“土皇帝”。顾颉刚先生云：“河套中人更只知有他，不知有国家；彼此说话，提到他时，不忍称他的名字，只说‘王善人’”。我也是在这次西口之行中才知道了王同春的故事。

三百年走西口，总移民数量达到数百万。在清朝晚期，走西口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保德合一个老人聊天，他说，当年出外混社会，打短工做买卖，能发财能逍遥，年轻人谁不愿意去？保德河曲这一方，过去和现在一样，出门揽工怎么都比种山地强，我们保德走西口发财的好多，你不知道，河套当了大地主的，很多都是走西口的口内人。

经过持续近三百年的开发，道光年间河套地区已由西部荒原发展成一个初具规模的社会，由于官府势力渗透的有限性和相应法律政策的滞后性，此地社会混乱，群龙无首，成为山高皇帝远的权力真空地带，野心家、冒险家和流亡者、逃犯的乐园，那些厉害角色见风就长，如荒原上疯狂的野草，其中的精英人物便成为建立权威和民间秩序的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正所谓：

骏马嘶风盒子枪，地商子弟气高扬。昨朝蓬户今华屋，血汗十年梦一场。

早期进入河套的汉人必须依附蒙人，正如白莲教的赵全他们依附俺答汗那样。在康熙后期、雍正乾隆时期，随着河套的逐渐发展，政策放宽，许多走西口的汉人通过与蒙古女子联姻，从这种依附中开始发展。在包头往西，人人都知道当年的土皇帝——“瞎进财”王同春的故事，有一首鄂尔多斯民歌这样唱：

上房瞭一瞭，

瞭见个王爱召。

二妹妹捎话话呀，

要和喇嘛哥哥交。

二妹妹生得袅，

喇嘛哥哥动心了。

卖召地解腰包，

一心要和二妹妹交。

这歌中的二妹子，便是王同春的女儿，当年赫赫有名的二老财。

说起来，王同春也是走西口的贫苦大众中的一员，只是他既非来自山西，也非来自陕北，而是来自当时的直隶顺德府邢台。王同春五岁时左眼生病，成年后眼睑下垂，不常睁开，因故人称“瞎进财”。这个生于清咸丰一年的农民子弟因犯了杀人的案子，十六岁便和一个叫李三侉子的拳棒把式逃亡到河套地区黄河到

说起口外移民，还得从明朝开始。明初以来长期实行封紧政策，蒙古物资供应匮乏，这成为他们侵扰边内的最大理由。嘉靖三十三年，雁北地区白莲教主赵全等人率教民非法越境，叛逃河套丰州地区，依附俺答部的势力而坐大，终成为明政府的心腹大患。这些白莲教叛民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批移民口外的汉人。

白莲教经常以反叛的形象出新在历史中。元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就是借助了白莲教的巨大力量，朱元璋建立大明朝之后，便意识到这种具有强大反叛力量的民间社会组织会成为新政权的潜在隐患，因此，明朝开国，大明律就将白莲教在内的若干民间宗教组织定性为邪教，明令取缔。白莲教在明政府的镇压下受到极大的打击，基本转入地下，成为秘密结社。嘉靖三十三年正月，雁北白莲教主赵全、李自馨等人便率教徒由此越境前往长城外河套地区。

明中期雁北地区白莲教越境叛逃，是明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我在当地问起此事，竟少有人知道这段历史。

应该说，这些白莲教的亡命者是第一批越境入蒙的汉人移民。蒙古人游牧，居无定所，汉人建房定居，蒙人便称其为“板升”，“板升”就是房子的意思。明万历年间的记载中说，嘉靖末年，前往蒙境丰州滩地区的汉人已经有五余万人，其中白莲教前后党从者过万人，这些人开发云内、丰州等地近万顷，连村数百。他们并非单纯的移民定居，而是一股不可小视的政治力量。据说，赵全等人初到丰州，正逢俺答腿疾，略懂医术的赵全冒死入应州买药，治好了俺答的病，俺答因此与赵亲近，渐渐视为心腹。

连年的边境战事及蒙军破关掳掠，加以天旱绝收，民不聊生，故在白莲教头目天花乱坠的吹嘘煽惑下，长城口内往往有整村人携带破烂家什拖家带口前往的，因此能在较短时间内积累万余人口，立村修堡，渐成气候。嘉靖三十六年

越界第一季：绝地求生的雁行客

他们十分脆弱，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只能破产，背井离乡逃荒求生；他们只会种地，或靠小手艺谋生，但是明清府出于某种王权统治的安全稳定之考虑，屡屡限制他们的自发活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必须春往秋返，携带着并不丰厚的收获穿越大漠荒山和滩涂，经历难以预知的重重风险返回家园，一年至少两季的漫漫长途，他们对天咏叹或者沉默行走。爱却不能，恨却无门。

从雁北、晋西北和陕北的天灾人祸说起

    河曲保德州，十旱九不收。雁北、晋西北和陕北人走西口通常有两个原因：其一，当地穷山恶水导致的生存艰难，以及封建社会末期豪强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导致农村大破产；其二，则是政府为缓解矛盾和压力而适时调整提出“一地养二民”的口外拓荒政策。

我们赶上了秋后的雨季，即使雨停的时候，天气也阴沉，空气已开始变冷。我一直不知道如何描述三北，行走前看多了材料，只知道雁北、晋西北河曲保德以及陕北的府谷神木等地自然环境恶劣，而到了右玉之后，被树木成林的生态所感染，因此，一时难以理解所谓的十年九旱。

往右玉县城北面的山梁上走，遇到一个五十多岁的羊倌，搭讪之后，我们指着远处的荒地问为何无人耕种，羊倌说，退耕还林么！村里的年轻人走光了，只剩下老人种地，山坡梁上的荒地都退耕了。我说，听说这里十年九旱，庄稼收成很不好？羊倌看着我，仿佛我的话难以理解，然后他指着地说，你看么！地里能长啥？今年一年没下雨，该春夏时节不下雨，你看看玉米的长样。说完，羊倌去拦他的羊了。的确，我们从庄稼地埂上穿行，所见的玉米几乎不到半人高，大多都被抛在地里，羊倌说，那都是撇了的（意思即抛弃不要）。往山梁上再走，遇到砖窑，和那里的窑工聊天，我问当地种不种小麦，砖窑的会计说，种莜麦，说完指了指远处山坡洼上杆白稍的庄稼，那就是莜麦。他解释说，不光这里，雁北与

越界:三百年的晋陕移民

  这是延续了三百年的，由死地向生境跨越的努力，这是一次由本能出发的人类求生的缩影。

  在这段移民历史中，充满了比“美国西部片”中的拓荒冒险故事更为刺激的传奇：底层苦力的长途转辗，垦荒、挖矿、赶车拉船，行走卖艺求生；强盗匪寇杀人越货，弱肉强食；官府、流氓、兵痞、逃犯，大小商贾、娼妓为利益纷争，荒原大漠中孤零零的小镇灯红酒绿，刀光剑影，械斗火并，呈现出现代雏形的荒野城市中不乏冒险家和野心家的惊险传奇。

   这是一次被迫的社会意识转型的标本，一次商业功利向农本思想挑战并取得成功的越界，它冲击和改变了中国腹地农耕文明发生并获得最大成熟的黄河流域几千年来靠天吃饭的宿命意识，也预演着未来社会资本和价值取向和运行方式。

晋陕蒙三边“西口”行走小记

关于当年“走西口”，民间还有多少记忆？我们决定循着这些背井离乡拓荒者的足迹走一走，雁北晋中边商常长走的旱路，必过赫赫有名的长城关隘杀虎口，而如今穿越杀虎口的，是太原通往呼和浩特的省级公路，长途客车不到一天就到。那晋陕交界走西口的移民所走的水路——渡河向北的徒步路径，如今大都已经荒废，只留下一些布满荒草的黄土残垣。

2007年10月，我们已经行走在晋陕蒙三界茫茫的黄土高原深沟大壑中。从地图上看，这里是黄河大拐弯的地方，村镇也十分稀疏，沿途数十里上百里偶尔才能看到大山沟里散落着几户人家。三北防护林工程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而在解放前，这里则是风沙无边，每年二三月起，黄毛风卷着沙尘漫过无边的丘陵沟壑，吹得人睁不开眼。这时候，你在杀虎口会看到长长的驼队、云集的客商和外出谋生的人流；从偏关的榆树湾、老牛湾以及陕西府谷北边的古城出关的下苦揽工人，他们将在口外的拓荒觅生中

华山论剑之后，杨过与小龙女归隐江湖，不知所终

文/流马

    江湖是一个江湖，但在文人和侠客看来，却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在古代文人士大夫那里，江湖是一个可以隐逸的地方。春秋时期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掉吴国，而后携美女西施泛舟五湖。五湖是哪五湖？当然不是确指，总之是漂流民间，逍遥自在吧。这五湖大约相当于后来范仲淹所说的江湖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处江湖之远的，当然就是那些胸怀天下却无所为用的隐士们。“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说的就是隐居江湖的快活。但在侠客的世界里，“江湖”却是一个充满了恩怨情仇的名利场、是非地。几乎所有的侠客，最后的选择都是“退出江湖”。

    文人们纷纷欲往江湖中隐，而侠客们却齐齐要往江湖外逃。虽然是一进一出，说得却都是一件事情，那就是隐逸。其实武侠世界本就是一个隐逸世界，是几乎每个中国文人都会有的隐逸情结所延伸出来的一个臆想空间。武侠小说的作者不论对故事情节有着怎样的奇思妙想，对出神入化的武学有着怎样的胡思乱想，贯穿小说核心精神的都还是那个挥之不去的隐逸情结。所以我们总是会在武侠小说中看到形形色色厌倦了江湖的人物，一边打打杀杀，一边自怨自艾地念叨着“晓寒深处，相对浴红衣”的平民生活；所以我们总是会看到这样的小说结尾：一代盖世豪侠解决掉所有江湖恩怨之后，携一位美若天仙的情人飘然而去，从此神龙见首不见尾，不知所终。

    他们去了哪里？——当然是去隐居了！

    金庸小说是最典型的隐逸小说，而《笑傲江湖》则是其中隐逸气质最浓郁的一部。金庸在这部小说的《后记》中直接点破小说的主旨，大谈中国的隐逸文化。他说在中国，永远都会有“当权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隐士”，而这部小说人物也正是按照这几种类型人格所设计的，隐喻的无非是作为一种常态的中国传统历史政治。

   “令狐冲是天生的隐士，对权力没有兴趣，盈盈也是隐

文/流马

    驱车去平谷黄松峪乡的飞龙谷，很像一场不靠谱的冒险，事先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这不是去游山玩水，而是去寻找一对儿隐居在那里的韩国老夫妇。我们是做好了吃闭门羹准备的，隐居者最忌讳的事情就是被外人骚扰，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不速之客。这都不算什么，自古以来寻隐者不遇的例子很多，假如我们真的被拒之门外，也算是一种奇特的经历了。

    好在我们遇到了一位好向导，就是平谷区宣传部的副部长沈大军。他虽然也不知道那对韩国夫妇所居住石屋的具体位置，但去飞龙谷的路线还是熟悉的。我们决定一块儿去碰碰运气。从平谷到飞龙谷，一路上尽是望不到边际的桃园。采摘的季节快要到了，郁郁葱葱的桃园虽然看上去还是那么安静，但很快就将迎来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

    汽车进入山区，在蜿蜒起伏的山道上盘旋，一直向山谷最深处驶去。一边是陡峭的山崖，一边是清澈的溪流，有时溪流突然变成一座大湖，山道的每一个转弯都能带来一副全新的风景，我们一面赞叹这里清幽无比的环境，一边不免也有一点小小的担心，因为就我们沿途所见，许多村庄都已经开发成旅游度假的所在。“在一棵大核桃树下，支一张桌子，喝啤酒，吃烧烤，谈天说地，何等的惬意！”话说的不错，我不免也有这种冲动，可如果满山满谷都是些喝啤酒吃烧烤的人，又该是什么样子呢？我只希望车还能沿着那条山溪，继续往上游走，往山谷深处更深处开去，但愿那一对隐居老人的石屋一定离这里还有很远的路程。

    他们本应该住在一个更其幽静的所在。

    果然，汽车又开了好一会儿，才进入飞龙谷。一进飞龙谷，气氛就显得很不一样了。村落已然没有，偶尔才可在山间溪流的对岸发现一两间茅舍，但大多已没有人居住。我们在一处院落前停下来，想先打听一下再继续走。但沈大军却说：“也许就是这里了。”

    青砖垒起来的三间瓦房座落在一个极高极陡峭的山崖下面，与公路正好隔着那条一路伴随我们的山间小溪。从公路上可以看清整个小院，干干净净的，院子前面有一个小菜园，也是碧绿碧绿的。房子靠溪流这边的山墙下，有一棵高大的核桃树，下面遮起一个凉棚，一个中年女人正半躺在竹椅上乘凉，一个小姑娘在凉棚下写作业，还有一只可爱的吉娃娃狗，看见公路上有人，很尽职地汪汪叫起来。一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