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5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孔子说：“孟之反不自我夸耀。军队溃败时，他殿后保护，将入城门时，他鞭打着他的马说：‘我并非有胆量断后啊，是我的马不想向前跑了。’”

人们的普遍心理是，取得胜利，有了功绩，总喜欢把功劳揽在自己的怀里，炫耀自我，突出自己在其中的重要性，突出自己的作用。即使事情不成功，也总能推卸自己的责任，找到自己的“闪光点”，井底里也能找到干地儿。

孟之反却不是这样。他是一个负责任又不善夸耀、为人低调的人。当时齐国进攻鲁国，鲁国迎战，季氏宰冉求率领的右路军战败。撤退时，众军争先奔逃，而孟之反却在最后作掩护。“战败而还，以后为功。”所以，在这场齐鲁之战中，鲁国虽败，但孟之反仍然是有功之将。但他并未把自己当成有功之人加以夸耀，而是用“非敢后也，马不进也”来掩饰自己的功劳。孔子对孟之反这种尽职责，不夸耀，低调做人的气度是十分赞赏的，认为这样的人才是国家的重臣，才是为官做将的人应该效法的。

军政部门历来夸耀成风，有一报十，三分实绩，七分宣传，取得一点成绩，惟恐天

6.14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子游做武城邑的长官，孔子说：“你在那儿得到人才了吗？”子游说：“有一位叫澹台灭明的，走路不抄小道，不是为了公事，从来不到我的居室来。”

此章通过孔子对当了武城宰的弟子子游的过问，说明孔子认为，治理一个地方，做管理事务，最重要的是选拨和任用合适的人才。通过子游的回答，说明孔子对子游选用人才的标准是赞赏的，那就是：第一，做事、处理事物，走正道，不走旁门左道；走大道，不走小道，不投机，不急于求成。第二，参与公共事务，参政执政，就该公而无私；上下级关系，除了公事之外，没有个人私事私情；最忌公私混杂，假公济私，甚至损公肥私。

“得人”，这的确是执政者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工作质量的最要害性的方式方法，有了合适而得力的人选，发挥出人的潜力，就会创造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成绩和事业。

关于澹台灭明和子游，朱熹有很好的评价：“愚谓持身以灭明为法，则无苟贱之羞；取人以子游为法，则吾邪媚之惑。”也即是说，我们做人要向澹台灭明学习，坚持操守，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孔子对子夏（卜商）说：“你要成为君子之儒，不要成为小人之儒！”

子夏是被孔子列入文学（文献）科的弟子，孔子希望他作为学者，研究学问，更要在道德追求上有自己明确的方向，要追求高远，不要坠入末流，也就是孔子对学者提出的要求：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

那么，什么样的是“君子儒”，什么样的是“小人儒”呢？

“君子儒为己，小人儒为人。”（程子）也就是说，“君子儒”研究学问，加强道德修养是为了自己，是出于自身的需要，是为了充实和发展自己，是为了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加充盈和强大。而“小人儒”学习知识，研究学问是为了别人，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承认和赞扬，是为了换取外在的物质利益。

“君子、小人之分，义与利之间而已。然所谓利者，岂必殖货财之谓？以私灭公，适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谢子）“君子儒”研究学问，是为了追求道义和真理，“小人儒”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这个私利不仅仅是金钱财物，所有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甚至伤天害理之事，只要是有利有自己的，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6.12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冉求对孔子说：“我并非不喜欢老师讲的道理，是我的能力不足啊。”孔子说：“能力不够的人走路走到中间才停止，而你却是画地自限，原地不动。”

看来冉求是一位喜欢和老师唱反调的弟子。孔子赞扬颜回的贤德，冉求便以力不足为理由进行推脱。冉求的这种腔调，很有代表性，更何况孔子反感于冉求的利口巧辩，所以，孔子对冉求的狡辩毫不客气地给予批评。

孔子认为，仁德修养是内在的和个人的，一个人在仁德修养上有差距，是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来弥补和完善的，主观努力大，努力得多，就会有大的提高，人就会更接近仁德，最要不得的是画地为牢，不思改进，还以种种客观原因加以推托。其本质，说轻了就是不自信，说重了就是不向善，没出息。

一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走的路有近有远，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走在修仁养得这条路上，并且在这条大道上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没有任何借口，没有任何托词地走下去。孔子在《里仁》章里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就是说，一个人致

6.11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孔子说：“贤德啊，颜回！一箪干粮，一瓢凉水，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换了别人一定不堪忍受这种贫困忧苦的生活，但是颜回啊，从来不知因此而改变自己好学乐善的快乐。贤德啊，颜回！”

此章孔子回环曲折，一说两叹，高度赞扬了颜回安贫乐道的高贵品质，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流传很广，几乎妇孺皆知。

怎样对待艰难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一直是困扰读书人的一个历史遗留而不能很好地解决的问题。

一种办法是遵从孔子的教诲，以颜回为榜样，对物质条件视而不见，只要能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下就行，其它的一概不予考虑，孜孜以求的是自己精神世界的丰富充实，坚持不懈的是自己好学乐善的人格修养。几千年来孔子所倡导的这种人格追求当然很纯粹、很美好，也不乏有这样追求的人，但往往穷困潦倒，穷途末路，在社会中几无容身之地。在一个恶浊的环境里洁身自好、坚持理想、不被污染，一则可能性几乎为零，二则付出的代价几乎是毁灭性的。

第二种办法就是别把自己当什么读书人，放弃崇高，

6.10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冉伯牛得了重病，孔子去看望慰问他，孔子从窗子握着他的手说：“去吧，这是天命啊！这样的人却得了这样的病！这样的人却得了这样的病啊！”

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场面啊！

被孔子列为德行科四大弟子之一的冉伯牛得了重病，有人说是癞病，有人说是麻风病，反正在当时属不治之症。孔子听说之后，亲自登门看望慰问。

按照古代礼制，生病的人要住在北窗下面，如果国君来探视的话，病人要移到南窗下面，目的是让国君能座北朝南看望病人。伯牛以这样的礼节对待孔子，孔子不敢当，所以不进入室内，而是在南窗外握着伯牛的手与他说话，与自己喜爱的弟子诀别。

此时此刻，孔子的感情是复杂和痛苦的，他紧紧握着伯牛的手，不忍心与伯牛的眼睛对视，既是安慰伯牛，又像是劝说自己，更有对老天不公的愤慨，“伯牛啊，你好好去吧，好好去吧，这是天命啊，老天为什么让这样的好人得这样的病呢！老天为什么让这样的好人得这样的病呢！”孔子痛惜之情几乎不能自已。

以前批判孔子满口仁义道德，

6.9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季氏派人去请闵子骞做费邑的长官，闵子骞对来人说：“请你好好替我推辞掉吧。如果再来找我，那么我一定已经到汶水以北去了。”

看来闵子骞不愧为孔子德行科的弟子，大有伯夷、叔齐的遗风，并不是一个见了官就想求，见了利就想图的人，他有着自己做人行事的准则。

费，是当时鲁国的权臣季氏的采邑。闵子骞认为季氏不义，所以不愿到他的采邑里面去做事。后面闵子骞的话，说明了他做出这一决定的决绝、不可更改。汶水是那时齐鲁的界河，闵子骞的意思是，你季氏再来纠缠我，我就离开鲁国，到汶水以北的齐国去了。

这里涉及到追求富贵与遵守道德的关系问题。

孔子并不反对人们追求富贵，如在《述而》篇里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孔子反对的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违背道义而追逐名利。所以孔子在《里仁》篇中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虽然受孔子教诲，但闵子骞做出这样的决断其实也是要经过深思熟虑的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

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

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季康子问孔子：“仲由（子路）可以让他做官从政吗？”孔子说：“子路果断，从政有什么困难呢？”

季氏又问：“端木赐（子贡）可以让他做官从政吗？”孔子说：“子贡通达，从政有什么困难呢？”

季氏又问：“冉求（冉有）可以让他做官从政吗？”孔子说：“冉求多才多艺，从政有什么困难呢？”

孔子是很看重做官从政这事的，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孜孜以求，而且鼓励并大力推荐弟子做官从政，因为孔子认为政治可以最大限度地影响一个国家，作为以读书学习掌握知识为业的士人，就应该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用自己所学，为国家民族效力，这也就是广为流传的“达则兼济天下”。所以当鲁国权臣季康子问仲由、端木赐和冉求能否从政时，孔子列举各自的长处，说他们都可以做官从政，为鲁国效力。

其次，孔子认为人各有所长，作为执政者应该了解他们的长处，用其所长。只要取其所长，人人皆可任用。这对那些认为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

孔子说：“颜回啊，他的心能长年累月不违背仁德，其余的人呢，只不过一日或一月偶尔达到仁德罢了。”

这是孔子赞扬弟子颜回的话。我们知道孔子对仁德的要求很高，在这里，孔子不仅说颜回的德行达到了仁德的境界，还拿其他弟子只不过偶一为之来对比说明颜回能长期“不违仁”的难能可贵。

这使我们想起那句老话，一个人做一两件好事并不难，难就难在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是啊，一个人，推而广之，一个团体，一个党，一个政府，给老百姓做一两件好事并不难，难就难在始终为人民做好事，无时无地不想着人民，真正做到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决不做坏事。为人民做事，不是为了作秀宣传，不是为了上报纸、上电视，不是为了显示政绩，而是确确实实地把人民装在心里。

判别一个人是不是仁德，对自己是不是真心实意的好，一以贯之的好，那并不困难；同样，人民判断一个政党对自己是不是仁德，是不是真心实意、一以贯之的好，也不困难。没有一个政党不说来自人民，代表人民，为了人民，但到底是真是假，这只能由人民回答，由事实作证。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孔子谈起仲弓（冉雍）时说：“毛色不一的花牛只能用来犁田耕地，但它生的牛犊毛色纯赤，牛角端正，即使祭祀不取用它，山川怎么会舍弃它呢？”

这是孔子为他的弟子冉雍打抱不平的话，也是对天下优秀者的鼓励，它有两层意思值得解读。

第一，“出身决定论”不可取。中外古今都有这种“出身论”者，什么皇权帝位的继承，侯爵官位的沿袭，直至“文革”期间对“地富反坏右封资修”的阶级出身不间断的追查以及对其子女无休止的改造，再到如今对有权有钱者子女在上学、就业等各方面的优惠照顾，都说明在人们的意识中“王侯将相有种”、“出身论”的观念不死，流毒不禁，根深蒂固。

这比起两千多年前的孔子的思想，真让我们所谓现代人汗颜惭愧。仲弓的父亲“贱而行恶”，但仲弓本人却有很高的德行，为孔子所喜爱，但不被当世所重用，于是孔子用“犁牛之子骍且角”来比喻仲弓虽出身不好，但他本人品质高贵，这样的人不被世人所承认，不被社会所重用，是不公平的。世人应当正视这种不公平，铲平这种不公平，而不该利用这种不公平，加深这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