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皓然散论 
温皓然，是闪耀于中国当下文坛一颗耀眼的新星，是从事多种文体创作的实力派作家，从她近年出版的作品来看，其创作明显呈现出渐入佳境的喜人景象。
最能彰显温皓然创作实绩的无疑是长篇小说，自19岁开始小说创作以来，她相继出版了长篇小说《缘分的天空》（1997年12月中国文联出版社）、《花魂鸟魂》（2003年7月北京出版社）、《般若飘香》（2004年3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凤兮凰兮》（2004年6月第1版；9月第2版九州出版社），《箜篌引》（2005年6月第1版；9月第2版；2006年11月第3版；2007年9月第4版；10月第5版，文化艺术出版社）、《陪嫁山庄》（2009年2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凤鸣台》（2009年11月九州出版社）。
温皓然的散文、诗歌创作也有喜人的收获：散文主要有《写在春天的文字》《我的文学因缘》《清凉世界的殊胜因缘》《鞍山散记》等；诗歌主要有《清角吹寒》《月亮的小车开进天堂》《秋声小赋》《蝴蝶敲门》《母亲》《蝉鸣心更幽》《照破山河万朵》《滴水观音》《木卡姆》《达摩面壁图》《拉萨怎么了》《画堂春我们叫它词牌名》《雾锁西山》等。
中国传统文化常常从天、地、人三个方面来考察一个人命运和价值：“天”表现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先天禀赋，“地”主要表现为家庭、周围环境等社会因素，“人”主要表现为一个人的性格、气质等成长性因素，前二者对后者的形成起着决定的影响，而一个人一旦形成较为稳定的性格、气质品质，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温皓然在《我的文学因缘》一文中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其家庭背景、早年的生活经历和性格气质，在这“天、地、人”的交互气息中让我们清楚她与文学结缘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在那祖国广大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历史洪流中演绎出红色年代多少可以大写特写的人间情感故事。作者出生于1976年9月，十年文革即将结束的前夕，并在作为知青的母亲下放的内蒙古乌中旗生活了她生命的最初的五个年头。被注定，似乎一切都被注定了，那生命最初的记忆成为多年之后作者长篇小说《箜篌引》重要的创作源泉。俄国作家茨维塔耶娃说：“童年时知道了的，一辈子都会知道。”童年的记忆在作家的创作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鲁迅的《朝花夕拾》可以说就是作者童年情结的艺术展示。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文化背景的家庭中，天然活泼开朗的温皓然却渐渐染上了一种多愁善感的忧郁气质。早慧的她还在小学时代就以其出众的敏捷思维和良好的语言驾驭能力多次受到语文教师的表扬，她能熟练地背诵出中国文学经典名篇诸如《离骚》《长恨歌》《春江花月夜》《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等及《红楼梦》中大量优美的诗词歌赋。考察温皓然对中国古代文学热衷的篇章，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它们大都是在文学史上具有象征时代高度的经典之作。孩童时代仅凭天真的审美趣味所积累起的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为她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写作基础。也许是多愁善感的忧郁气质后来渐渐培养了温皓然爱憎分明的正义感，一部《岳飞传》让幼年的她爱不释手，精忠报国的岳飞成为深深打动她心扉的完美无缺的天地英雄。与幼年在内心深处建立起来的爱憎分明的正义感一脉相承。温皓然在另一篇文章《我与文学》中对作家做出这样的阐释：“孤独的忍者”“思想的受难者”“生命逸出常规、屡遭时人诟病，行走在布满苦难与荆棘、罪恶与荒芜大地上的，虽九死一生，依旧矢志不渝的痴狂者”……
如果说《我的文学因缘》一文更多带有温皓然对自己以往文学创作的回顾和总结的意味，那么《鞍山散记》则更能显示出一位女性作家所具有的独特的情感细腻和出众的艺术表现力。《鞍山散记》是温皓然和谯达摩去鞍山师范学院讲学后写出的万余言的两天来的活动感受，依顺序共由“有朋自远方来”、“玉佛苑”、“听讲座与丢孩子”、“千山大佛”四个部分构成。一个极其普通的学术兼游览活动在温皓然的笔下竟然被写得那样生动富有诗意：桌子上一盒胖大海在温皓然的眼里竟是端端正正地摆放着；谯达摩的豪放性格在与好友打招呼，以及在酒桌上的推杯换盏意趣盎然；三里弟（谐音三里地）被演绎得淋漓尽致；屠夫般的似僧非僧的小贩的巧舌如簧被刻画得穷形尽相。游记中扎实的佛理知识以及对玉佛、千山大佛的感悟与理解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在温皓然的诸多散文中我特别提出《我的文学因缘》《鞍山散记》两篇，因为这其中所折射出的艺术品质贯穿在其他一些文学创作之中。
在诗歌方面温皓然较早创作的《清角吹寒》、《月亮的小车开进天堂》等诗篇在艺术地表现出诗人忧郁的精神气质和丰富的艺术想象过程中，已经显示出诗人在驾驭情感、安排结构、创造意境、控制节奏等诸多方面的非凡能力。在后来创作的《永远的达芙妮》、《达摩面壁图》以及《木卡姆》等长篇叙事诗中，诗人非凡的能力和艺术气质得到充分的展示，从而确立了其作为一位颇具天赋的优秀女诗人的艺术地位。一般说来女性诗人大多以短篇的书写为主，而温皓然在诗歌创作上更善于架构长篇巨制，就像她擅长写长篇小说一样，这大概与她曾经就读建筑系，研究结构不无关系吧。在《永远的达芙妮》中诗人写道：我是河神的女儿达芙妮/在希腊的山水间，我独自徜徉/独自演绎一个天真少女的梦/森林是我的驿站/小溪是我的摇篮/我独自徜徉在希腊的山水间。这首诗是诗人借希腊神话中河神的女儿达芙妮与太阳神阿波罗之间的爱情故事来“演绎一个天真少女的梦”；《达摩面壁图》一诗较为详细地书写了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在少林寺面壁修行的历程，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对一代高僧达摩精神的尊崇与敬仰，写得深入浅出，功力不凡；长诗《木卡姆》带有浓郁的“民间色彩”韵味，它叙述的是维吾尔少女阿曼尼莎汗和国王的一段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以及阿曼尼莎汗凭借自己聪明才智整理出维吾尔族的音乐宝典《十二木卡姆》的经典传奇，全诗情致深沉缠绵而气象高奇宏阔。
在当下的中国文坛评价一个作家的水准高下，往往都要看其是否写出有价值和影响的长篇小说，这反映出小说这种文体在当前文学样式中地位的重要性。一般认为宗教、神话和民间故事是“小说”这一文体的主要创作源泉，考察“小说”这种文体在中国的发展，不难发现从诞生之日起其地位一直处于提升状态。为了更好地阐述这一问题，对中国小说史的简要回顾是必要的。“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在汉代有“九流十家”之说，“小说家”居于十家之末，在《汉书·艺文志》表述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上述古老的表述无疑对“小说”“小说家”充斥着贬谪之意，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的“五·四”启蒙运动时期，其贬义内涵才彻底被清除。1902年，梁启超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一“小说界革命”的宣言书，并得出结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这无疑是在“文以载道”为精神核心基础上把文学的工具论思想发展到极致。必须看到维新派主将发动的“小说界革命”所创造的晚清小说繁荣的独特文学景象，是在东西方文化学术大碰撞及学习西方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晚清以林纾为代表的一些文化人士为译介西方小说做出重大贡献，尽管其文学观还是典型的文以载道及形式主义，并不理解西方小说的精华所在，但却意外地为20世纪中国小说的发展打开了新的世界。由于中国现代小说是在东西方文化思想大撞击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因此自诞生之日起就站在较高的起点显示出明显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特质，人道主义启蒙主题往往成为文学家们共同的精神思考。现代小说在艺术技巧方面也开始日趋成熟和丰富，诸如语言的使用、文体样式、文本结构、表现手段等诸多方面都呈现出质的变化。在声势浩大的文化启蒙运动中鲁迅踏上了天才的小说创作之路：1918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问世，翻开中国小说艺术史崭新的一页；鲁迅的《呐喊》《彷徨》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础。鲁迅小说无论在思想深度的挖掘方面，还是在艺术形式的拓展方面都达到了20世纪文学难以企及的高度，后世的文学创作无不受到他的恩泽。
考察小说为何能在20世纪的中国成为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是困难的，导致这种现象的因素是众多的。文学理论家李春青认为，知识论模式的变化肯定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以及救亡意识的促动下，现代知识分子认识到欲改造社会必先了解社会，而传统的居于主流地位的那种吟咏情性的诗词歌赋和文人小品是决然不可能承担起了解社会、反应生活重任的。小说的隆重登场，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角，在价值观念上的原因是现代知识分子念兹在兹的启蒙与救亡为核心的社会意识；在思维方式的原因则是来自西方的以认识客观世界为基本指向的知识论模式。认识客观世界——在中国古代文人那里不是不能为之事，而是不屑为之事，而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这里则成了不能不为之事。认识世界，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小说的使命在于“揭出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样就不难理解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观念何以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界深入人心。如果说20世纪初开始中国进入了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那么时过境迁的21世纪随着世界的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已开始步入后现代社会。在新的文化语境下中国小说本应该突显出新世纪的时代特征，然而遗憾的是文学的创作呈现出一种令人担忧的世俗化、技术化、同质化写作倾向。纵观温皓然的并不算长的十余年的写作历程，一以贯之地在作品中融入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本真性思考，从而体现出一个富有思想深度另类作家逆时代世俗潮流写作的特征。中国文化中一向缺乏西方的宗教意识，形而下的关注多于形而上的思考，特殊的生存环境表现出芸芸众生熙熙攘攘，匆匆来去皆为利往。虽生存问题总是常常遮蔽着精神问题，然而精神问题却时刻涌上心头，在不断地叩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生活得幸福吗？这幸福是永恒的吗？我为什么生存？我生存得有意义吗？……在不断的系列天问中我们终于明白：人生在一步步走向死亡，我们每天都在为死亡作准备。此刻我们难免会困惑：人生难道真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吗？
对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命本真状态的追问思考是温皓然小说内容方面的核心特征，也是给我们现代人最大的启示。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凤鸣台》可以说是《陪嫁山庄》的姊妹篇，它一如既往地承继了《般若飘香》《箜篌引》等在寓言式写作中寻找永恒历史记忆的艺术风格。在《凤鸣台》的开端作者就提出了一个令人尤其是现代人思索的大问题：“说来也真可叹息，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生不知从何而来，死不知去向哪里，稀里糊涂地在这个地方哭笑一回，争闹一回，善一回，恶一回”、“人为什么来到这世界上？来穿衣？来吃饭？来享受？来追逐名利还是来结怨造恶的呢？”在小说中，京城现代知识分子东方樱西来到了华夏民族文明的发祥地河南焦作市温县东口村，并与秦黛罗之间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温皓然笔下梦幻般的艺术叙事，将读者带入一代人乃至华夏民族的共同思考之中。作品中作者心仪并寄予更高精神期望的主人公东方樱西最后的人生选择，艺术地展示了现代知识分子矛盾困惑于世俗生活与精神世界之间的艰难选择，主人公的限期出家修隐是作者为现代人开出的疗救精神危机的一剂良方：拯救人类和社会的文明，不能靠外在的力量，只有人类自己来完成，只有每个个体从完善各自的良心开始。在此前出版的小说《陪嫁山庄》末尾，作者安排了净空法师出场并讲演说：“整个宇宙的变迁，乃至一切的自然灾害，并不是真的自然灾害，而全部都是人心所感应来的。人心向恶，感应来的自然就是频仍的灾害乃至灭顶的祸乱。世上一切的忧患和苦难，都在人心的内部。人心清净，就是免疫的能力。清净心和慈悲心，能解一切毒患。”并借他人之口评论说：“拯救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作者提供给现代人的济世良方，体现了作者虔诚的佛教救赎之路。混乱的人生是不道德的、缺乏意义的，温皓然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生存还是死亡”的古老命题，艺术地告诉人们人类诗意栖居的可能性。
诚然，作者在对人类诗意栖居可能性的不断追寻中，揭露出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反腐倡廉等。我个人认为，温皓然的这些作品若改编成电视剧，其社会反响会更加强烈。
在与作品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密切相关的形式方面，“跨文体”（或“互文体”）写作是其小说创作的一个最突出特征，这一特征或风格是温皓然小说创作中始终一以贯之的。“跨文体”其表现为温皓然在长篇小说的叙事性语体中巧妙地置入诗歌、散文似的抒情语体。在宏大的结构中适时地引进一些民谣、偈语、经典诗词，使得单一凝重的叙述灵动飞扬。在我看来这种跨文体写作，在当下小说写作实践中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它是作家对文学样式的尝试与突破。回顾小说写法在中外文学史的演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只有那些表现深刻的思想内容的作品才有对文体等形式的创造：《荷马史诗》《唐璜》《叶甫盖尼·奥涅金》是诗体小说，《浮士德》是诗剧；《红楼梦》《狂人日记》《呼兰河传》等在形式方面的创新与突破无疑在20世纪的现代文学中具有拓荒意义，温皓然的《箜篌引》《陪嫁山庄》等作品都明显带有这种品质。此外，小说在语言使用、结构安排、情节推进、人物描写等方面都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
温皓然是中国当下文坛百花园中一枝艳丽的奇葩，以其卓尔不群的写作风格立足于异彩纷呈的世纪文坛。她的作品，如明珠似美玉，总是以其晶莹和温润涵泳读者的性情。翻开中国的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杰出的女性诸如蔡文姬、李清照、唐婉、朱淑贞、秋瑾、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等实在屈指可数，寥若晨星。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我无意鼓吹女权主义。不争的历史事实是，在有着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的国度里，女性作家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所取得的任何一点成就，都要克服男性难以想象的困难和付出男性难以想象的代价。因为如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家的写作，诸如舒婷、王小妮、铁凝、王安忆、翟永明等倍受世人关注。
应该说温皓然的文学选择是正确的，选择文学意味着放弃常人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在主义纷呈、泥沙俱下、物欲膨胀的荒谬年代，这种对文学的执着精神显得弥足珍贵。温皓然的创作是成功的，成功的背后她付出多少辛勤的汗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当初她破土的艰辛和成长中承受风吹雨打的磨练。温皓然创作的一部部厚重的作品是她蓦然回首的产物，其作品是沉着大气、富有东方人生存智慧的。作为汉语文学禅定意境幽深的写作者，我们衷心祝福这颗文学之星保持旺盛的创作热情，不断写出优秀的文学精品。
作者简介：赵晓虎，辽宁大连人，鞍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中华财富》杂志副主编，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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