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队纪念馆收高价门票

      是最没有人性的最后一笔买卖

    2010年元旦，北京的朋友来到湖南，第二天我们一行5人来到湖南芷江免费参观了日军投降纪念坊，当我们再去飞虎队纪念馆参观时，守门的小姐却要我们购票，每票40元，为什么要收高价门票她们没有说明理由，想参观就得交钱，走了大半个中国，多数与抗战有关的纪念馆和陵园早已列为爱国主义教肓基地取消了门票，唯独在天高皇帝远的湖南芷江，将陈列抗战英灵的纪念地作为摇钱树，这种唯利是图的做法在出卖人格国格的同时，也出卖了为抗战付出一切的英雄。

   飞虎队和陈纳德将军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中国人民不应该忘记。日军投降纪念坊可以免费，为什么飞虎队纪念馆就要收钱？！

        陈纳德将军                      飞虎队是美国志愿飞行团的别名，陈纳德将军担任队长。

     1937年7月初,陈纳德抵达中国考察空军,几天之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宋美玲的建议下,他在昆明市郊组建航校,以美军标准在云南昆明和湖南芷江训练中国空军,积极协助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并且亲自驾机投入战斗，1941年在罗斯福的支持下, 陈纳德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以平民身份参战，参加飞虎队的飞行员多全是勇敢的年轻人, 当时日本人控制了中国的港口和运输系统,几乎使国民政府与外界隔绝,飞虎队员驾驶着破旧的老式飞机，尽管经常面临燃料、零件和飞行员的不足，仍不断战胜远比它们规模大、装备好的日本空军。他们空运给养，在缅甸公路提供空中掩护，并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运送军火物资并参加空战与日本人作战，成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的骨干力量和支持中国抗日的一支重要外援，飞虎队徽和鲨鱼头形战机机首名闻天下,飞虎队”的绰号也家喻户晓。

     1942年7月4日,飞虎队被编入美国第十航空队, 1943年3月又被改编为第十四航空队成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的骨干力量，陈纳德后来升任少将,美国志愿航空队以3个中队,数十架飞机的有限兵力,担负中国战场的国际交通大动脉滇缅公路北,南两端的枢纽——昆明和仰光的空中防务,帮助中国运送抗战物资的同时还协助组建中国空军。

    

在抗日战争中，为了突破日本的封锁，飞虎队飞越喜马拉雅山从印度接运战略物资到中国，飞机飞越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山峰时，达不到必需高度,只能在峡谷中穿行,飞行路线起伏，驼峰航线由此得名,飞机飞行时常有强烈的气流变化,遇到意外时,难以找到可以迫降的平地,飞行员即使跳伞也会落入荒无人烟的丛林难以生还，日军飞机的空中拦截也给运输队造成巨大威胁，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３年共出击１０２次计５１２架次，击落日机300架，击毁日机７５架，共向中国战场运送了80万吨急需物资,运送作战人员33477人,航空队共损失563架飞机,牺牲1500多人，第十四航空队还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军队的战斗,第十四航空队共击落日敌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敌商船,44艘军舰,130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

  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飞虎队大多数队员均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嘉奖,有十多名飞行员获得美,英政府颁发的飞行十字勋章,陈纳德将军与飞虎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获得高度的评价,不少幸存的原飞虎队员回到中国,不畏艰险寻找飞机残骸和战友遗骨。

　　1958年7月15日，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求国会晋升陈纳德为中将。18日，美国国会通过晋升他为空军中将的法案。7月27日，陈纳德将军因病在华盛顿去世。美国国防部以最隆重的军礼将其安葬于华盛顿阿灵顿军人公墓。他的墓碑正面是英文墓志铭，背面是用中文写的“陈纳德将军之墓”，这是美国阿灵顿公墓中仅现的中文文字。

                                飞虎队纪念馆外景

                                       牺牲的中美飞行员纪念碑

愿湘西人在北京，一年更比一年好！

    十年前，我独自去北京漂泊的时候，在接触的领域里除了早已成为名人的角色外，的确很难找到几个来自湖南湘西的同乡，孤独的我带着湖南人应当有所作为的信心，在没有任何支撑的背景下在大而热闹大而复杂的京城生活了好些年，在如同逃难又象流浪的漂泊中，偶尔在某个地方听到了熟悉的乡音内心格外激动，尽管来自故乡的穷困男女没能在异土他乡给我带来什么，可他们的出现至少给我送来了孤独必要的问候，当某一天我的心里觉得困乏无奈的时候，总算找到了可以相约的人和我一起到清静之地坐下来，谈谈我们如放气球越飞越高且随时会爆的梦想；在最伤心、最孤独、最无助的时候，总算有几个兄弟姐妹站在身边拍拍肩膀说，没事兄弟！

    或许，相互支撑的求取进程更有冲击力，在此之后，走出大山闯世界的湘西人开始形成了同甘共苦的精神团队，就这样像拉队伍一样一个比一个更有信心的男女青年来到京城，在不知经历多少甘苦的创业中，有的人去海外发展，有的人落荒走了，有的人留了下来，留下来的人每一次相聚已经超了相互问候的意义。今天，湘西人在北京的每一次相聚在分担失落忧愁和分享成功快乐的同时，还在不断地传递一种在任何条件下都摧不垮的蛮牛精神。

   由于我的工作性质与多数人不同，长期在外奔波很多次具有意义的聚会没能参加，可每次聚会之后都会得到相应的信息，因元旦节当晚家里被人烧了一空，当我查收邮件看到聚会照片的时候，新一年的元旦在烈火焚身的恶梦中结束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祝愿湘西人在北京的朋友们一年更比一年好，一年更比一年强！

 不可想象的错乱

 -----写给一位在流离中失踪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流离多年来，只要带着某一个无法破解的难题且喝一点烧心的小酒朦胧入睡，我复杂纷乱的思绪把我的身心在瞬间引入了不想醒来的幻梦中，一旦沉入悠远凌空的梦境，所有的闪念都能在游离中迅速聚集，此时，我们柔弱的生命在另一个没有第三者的宇宙里穿行，伤透脑筋的哀痛在漂的幻觉中不停地置换成一种不离不弃的快乐，我真的想就这样别醒了。

    清醒，对一个渴望不醒的人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又不想对人倾诉的蠢事，于是我只有一个人到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独自散步和静静坐下来沉思，在铭刻伤恨的小路边指望奇迹的出现，在这个时候，你如现昙花的音容又把我带到了那段没有太多日子却有太多记忆的时光。

    或许,铭心刻骨的记忆原本就是永远都解不开的心结，所以那些早已落幕了的如烟往事，才像入侵电脑的木马和病毒一样搅乱了所有的程序，让我无能控制和无法清除的情形中，持久地陷入了不可想象的错乱。

    其实，从各奔东西之后，未实现就此作罢的诺言已经变成了一种飘渺无着的虚幻，因离恨而格外透亮的心境即使需要这种虚幻来掩盖内心残存的杂念去完成必要的寄托和诉求，可遗憾带来的神伤已协助彼此从无法相聚的绝地里成功逃脱，当我们各走各路变成毫不相干的人，新的生活和新的梦想也开始了，这些虚构前景的梦想完全脱离了原本事实，这种因为梦想所以梦想的梦想从开始到结束就沦陷于无边无际的沼泽中。

    这些年来，我孤独行进的每一步有意无意去脱离我们曾经牵手走过的每一条路，我也不敢再去触弄那些因为伤痛而无法遗忘的情节，更不敢再去展望我们曾经生活过的每一座城市，正因为无法遗忘，我的身心才陷入了你想象不到的错乱，到最后有可能变成一个谁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谁的人。

难解非解的自杀之谜

   2009年春夏秋冬,屡屡有官员自杀的消息从报纸、电视、网络媒体传出来。本月21日,48岁的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宪春在北京开会期间,割腕自杀於下榻的酒店。这是近一个月内由媒体公开报道的第五起官员自杀案。

　　悲剧接二连三发生,官员自杀已成中国网民搜索的高频词,民众关注事件进展的同时,更对官场生态及自行了断的背后有否黑幕提出了质疑。专家学者纷纷呼吁,需要让公众获得充分的知情权,才能平息质疑。不少自杀案仍存无数疑团,相关部门应当尽快给民众一个说法。

　　据报道,21日上午8时许,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中关新园酒店内,服务员查房时发现一名中年男子倒在客房中,满身鲜血,急救人员赶到时确认其已身亡。海淀警方表示,经初步勘查已排除他杀,死者系打破玻璃杯,用碎片割腕自杀。

　　中关新园位於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大街126号,是北京大学的留学生公寓。据北大宣传部门及保卫部门表示,死者近日来京参加会议,其会议地点并非在中关新园酒店,而是临近的另一地点。 23日,中共宁夏自治区党委、宁夏区政府有关负责人向媒体证实,21日自杀的这位男子,系中共宁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宪春,自杀原因尚待查明。当日,宁夏党政机关有关负责人已飞赴北京,并就此事与北京市政府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记者致电宁夏自治区组织部办公室,一位姓朱的主任表示目前此事正在交由警方调查,他们也在向警方了解,但警方迄今没有没有给他们反馈任何信息。

     在老百姓眼里，政府官员原本是收入不菲、衣着光鲜、动辄车马、八面风光的强势群体，他们为何如此脆弱？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平民尚有信心活着，为什么享尽荣华富贵的政客就如此轻视生命？民众呼吁官员自杀真相应尽早向社会公开.心理学家认为,官员自杀的真相虽然不明，但导致自杀必有三种原因：

   一，可能涉及经济腐败、生活作风问题败露,承受不了定罪的压力选择轻生逃避,或者保护家人“牺牲自己”。

   二，工作压力太大,心理受到创伤后没有及时治疗,将痛苦压抑住,继续投入工作，汶川大地震之後官员自杀就是典型。

   三，涉及到官员的社会事件反响太大,或者工作中受到同事、上级的排挤而想不开。

　　无论何种原因,都应该尽快公开真相。法律人士认为,很多时候,民间的话语系统中官员自杀等同于“畏罪自杀”。这也是民众对腐败的反感，一个在任官员的自杀身亡,不是私事,而是关糸到公共利益,关糸到公众的知情权。所以,民众有理由对官员的自杀密切关注和提出质疑,只有信息公开才能给逝者以公道，生者以真相。

圣诞节你快乐吗？

圣诞节是西方人的传统节日，洋人过圣诞节就像中国人过春节一样欢天喜地非常热闹。尽管圣诞节不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可随着社会的发展，偌大的世界已经变成了地球村，我们没有理由抵抗这个与国人无关的节日传入中国。

圣诞节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在传播和接受这个节日的过程中，首先是各大都市的商家为了利用节日拼命出售自己的商品而大力宣传和吆喝，随之是所谓时尚的人们因为特别无聊和非常寂寞莫名地制造一种气氛并追捧这些并非真正快乐的机会。就这么互相作用着，且在各有所得的互相利用中才捧出了中国式圣诞节，从此以后才逐渐地被大众所接受。
   在圣诞节这一天，在海外定居多年的朋友来信来电向我问好的同时，也聊到了在国外过圣诞节的情形，这一天，外国人和中国人过春节一样，为了给节日增添浓烈的圣诞气氛，首先是放圣诞假，让广大民众充分休息和狂欢的同时，还有更多的时间虔诚地向耶稣祈祷一番。

在中国，圣诞节就是另一幅光景了，我们融入世界的心境有两条渠道，一是从各大商家布置在商场门外的圣诞老人身上去慢慢体会；二是看达官显贵在圣诞之夜去高挡酒店享用公款消费的大餐。这一天对普通平民来说永远是身临局外的看客，尽管达官显贵有足够的钱财过上幸福的日子赶上世界的潮流，可一旦走出了高挡的酒店，他们的身心仍然陷落在富得流油和穷得喊天的中国，在物欲横流的大街上，我们没有看到有多少人说圣诞快乐和祝你圣诞快乐，绝大多数人却在明天遥远走一步算一步的道路上，仰天长叹和低头沉思。

   最后的一点乐趣

   来自中国的江鹏带着妻子和岳父开车经过旧金山的金门桥，刚开到桥边，就被站在路边的旧金山警察及旧金山市长拦住了去路。警察满脸笑容地对江鹏昆说：“你们大老远来到美国，我们非常欢迎，今天我很高兴地告诉你，自从金门桥建成后，你们是第5，000，000，000，000，000个开车过桥的中国人，市长先生将发给你五千美金作纪念”

    江鹏听后高兴得合不笼嘴，警察问他，“你拿了五千块美金将用来干什么？”江鹏赶忙解释说：“在我们那里，只要和站马路的警察关系好没有驾照也可以上路，我穷得连驾照都办不起，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回国去办个驾照” 江鹏的妻子在一旁听得直急眼，赶快跟警察说：“别听他瞎说，他喝醉酒之后就知道胡说八道”一直在车里迷迷糊糊打瞌睡的老岳父这时醒来，看见那警察气得直嚷起来：“你看你看，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这偷来的车在美国就开不远！”

 要命的边墙

多灾多难的先祖总在赶尽杀绝的血光中向西域流离

所有可能落脚生存下来的险地又面临着要命的追杀

来不及爱情的女人全是在逃亡之中把孩子生了下来

然后和她们的汉子与一个不容异族活命的王朝同归于尽

他们背负一个受人赏玩的时代走了

留下了一段破落且长满青藤的边墙

熄火了的枪眼好象还在暗示着什么

让我们这些穷得只有一条命的角色

从堆码血肉的边墙上获得一点感悟

尽管无法从荒凉的遗迹找到活出名堂的出路

同时再也看不见刀光剑影和满山四起的狼烟

可弥漫于世间的哀怨依旧凄风苦雨中张扬

埋入泥土的爱恨已在不长草的夹缝中生根 

   永远做不完的梦

多年来，那些在眼前堆积发黄的书稿多半是写那段从开始到结束都没有标题的历史
每一页，在倾注太多心血之后我又强迫自己必须忘记那些除了感伤还是感伤的文字
每一天，我仍然坐在没有多太光亮的灯下用心整理这些让人心痛却从不后悔的章节
为什么，如此悲伤甚至过于的感人的悲情故事在我的心里竟找不到恰到好处的命题
不知道，需要多少精力和时间把它原本地封存起来延续一个个因完美而残缺的记忆
转眼间，又一个躲闪不及且比往常更加凄冷极为寒心的严冬在我们的面前降临了
永别了，我踏着秋风扫落堆积成伤的落叶在相聚和离散的路口葬送一去不返的人
再见吧，通向天堂却非常遥远的道路给我的想像是来生能有一个永远做不完的梦 

民主时代,离我们有多远?

   鸦片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就步入了一条险象环生的灾难之路。

   接着，康、梁、谭借鉴英、日君主立宪，后来有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救国呐喊，历经百年，令国人不解与无奈的还是没有看民主宪政的实现。我们不禁要问，百年来几代人的努力难道换来就是这样的光景？！

   回顾历史，我们先辈们的努力并非一事无成，只是认知上出现了误差。

   面对紧迫的亡国灭种危机，先辈看到中西文明差别，他们曾试图从中找到国家强弱之理，一开始认为是器物不如人，然后是制度，最后是文化。就这样一路走来，就这样历经着亡国灭种的灾难。

   第二次鸦片战争北京陷落，亡国的耻辱使主政的大人们萌生了自强求富的思想，接着兴起了洋务运动。随着甲午战争一败涂地，洋务运动被迫夭折。紧接着，康、梁、谭闹了戊戌变法，孙、黄、宋又闹共和革命。在先辈们心里，救亡图存是头等大事，富国强兵是最重要的，推翻专制建立民主就是实现富国强兵的工具。一旦这个工具无法带来立竿见影的富国强兵效果，马上又会弃之不用然后再寻新路。当时的西方文明也开始分裂，形形色色的思潮纷纷上市，当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马列主义。马列主义的思潮不同于先前渐进缓和的西化运动，这种主义与流血暴力结缘。接受马列主义的人们，一方面他们的内心是悲愤的并急切希望从西方找到速成良药，另一方面恰好处于思潮迭出思想分裂的时代。就这样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和工农被带上了时髦的与自由民主背道而驰的共产主义道路。民国初年的乱象，的确让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感到绝望，他们认为，倡导民主共和仍不能救国，因此，也决然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接下来，苏共和共产国际加紧对中国渗透，苏共和共产国际的力量就形成了一股新兴的打着人民民主旗号的专政潜流。这股潜流几经周折终于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间接帮助下，在苏共和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颠覆了新生的中华民国政权，他们在建政后先后采用苏模式和毛模式建设现代化。一直带着暴力和流血的现代化，几经努力成果不多问题不少，文革结束的同时也宣告了这场带有暴力和血腥的现代化进程终于失败。

    国民政府内战失利败退到台湾，开始了在大陆未能开展的建国事业。实践证明这一事业的进展是相当顺利，近60年的发展思路基本上实现了国父孙中山当年的建国理想，建立了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的社会。台湾的民主化也使原本被威权压制的岛内“台独”势力有所抬头。这部分人认为，大陆已经被共产政权所代表，如果台湾仍旧扛着中华民国的大旗就无法拓展国际生存空间，与其如此，不如为台湾正名彻底与中国大陆分离，以台湾共和国的名义在国际上生存与发展。值得庆幸的是，这部分人的想法既无法获得岛内主流民意的认同，也不符合《民国宪法》。

    中国大陆经历了文革时期血腥现代化之后，开始考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哪一条才能救国，只要能够实现现代化，他们也认为姓社和姓资都不是问题，于是开始改革开放。可在政治上仍在集权的条件下实行经济自由化的政策。经济自由化的政策，除了经济迅速展现活力之外，民众在政治上提出了要求民主的呼声，在摆脱亡国灭种的危机之后，执政者本可以顺应民意尝试平稳的民主化过渡。尽管民众要求民主的呼声得到了很大一部分党内外开明人士的同情或认同，可是实际上掌握最高权力的元老们，坚持不让他人分享他们的政权，并用枪口堵住了民众要求民主的呼声，形势急转直下。正当所有人都为中国的改革前途担忧时，共产国际阵营全线崩溃，苏联和东欧所有的共产国家都纷纷放弃共产主义，回头走上了以前认为是万恶的资本主义道路。此事件对正忍受着西方国家的制裁之痛的中共元老震动不小。不久，邓某南巡，再一次着力推动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仍然原地踏步。

    两岸一边已经实现自由民主、一边则是经济上实现基本自由，政治上仍坚持一党专政，多灾多难的民族就这样被他们带入了新的世纪，开始了新的百年。

    随着时代的变化，中国与国际接轨程度取得进展，网络时代的到来，中国民众认识世界获取了新的路径，越来越多的民众公民意识已经觉醒，学生运动虽然停止，这些年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却从未间断。当权者在经济上施行自由，政治上独裁集权的体制所滋生的社会问题已经把他们搞得焦头烂额，民众求新求变的的愿望想扼杀却无法扼杀，加上国际主流社会的民主压力，这都会迫使他们政治改革的节奏不能原地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