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今天北京市委党校，仔细寻觅后会发现一处坟茔。这座墓碑写有两种文字的坟茔不是别人的，它的主人正是中西交往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利玛窦。

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利玛窦，生于1552年10月6日，死于1610年5月11日，。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中国的士大夫们尊称他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利玛窦对中国文学和中国典籍的研究到什么程度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西字奇迹》。

乍一看，《西字奇迹》仿佛是一本研究西方文字的著作，其实不然。这本名为《西字奇迹》的书恰恰是研究中国文字的。遗憾的是，这本书的原书已经找不到了，坊间传说，梵蒂冈图书馆里可能有这本书，人家利玛窦毕竟是天主教的传教士，有好东西自然要献给教廷嘛，不过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在1948年曾经到梵蒂冈图书馆寻找过这本书，结果是失望而归。不过虽然原书没有找到，可以说是失传了，但利玛窦在1605年给当时的制墨专家程君房写的四篇文章却流传下来了。程君房这个制墨专家，在我们现在看来仿佛就是一个生产墨水的商

除了用来拼写汉语方言的各式各样的教会罗马字，一些其他的拉丁化方案也不断提出。特别是在中国的邮政、金融、交通、通讯等领域被列强完全控制之后，将汉字而非个别方言拉丁化就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必然要求。我们今天，还可以在各种西方媒体上看到北京拼作Peking，京剧拼作Peking Opera,北京大学的简称居然是PKU，而清华的简称居然是Tsinghua，这都是当年这些外国人发明的汉语拼法给我们今天生活留下的痕迹。

当时出现的方案之多，有类于后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电子计算机开始普及后的汉语输入法，真真是“万码奔腾”。以至于鲁迅当年名字的拉丁化拼法有12种之多。这些方案中法国人费希尔(A.Vissiere)的方案和德国人雷星(F.Lessing)的方案比较著名，但其中最著名、对当时和现在的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是英国人威妥玛(Thomas F.Wade)创立的威妥玛拼法。

威妥玛是英国人, 从1841年起在英国驻华使馆任职﹐1871年升为英国驻华公使。1883年回国，同年在剑桥大学担任教授，教授汉语。与那些在汉语方言区活动的传教士们不同，威妥玛长期在中国的政治心脏地区活动，他熟悉的不是那种有着六个声调的闽南话，而是已经没有了入声字

进入清朝，基督教的传教事业受到很大影响。昙花一现的利玛窦拼音方案也沉寂了。而传统的反切拼法反而在朴学兴盛的背景下有所发展。我们翻开清代李汝珍写的小说《镜花缘》，除了光怪陆离的根据《山海经》改变的故事之外，还会发现一个李汝珍自己总结的反切表。这个反切表记载于小说当中，自然很不完备，特别是和根据《山海经》演绎的故事放在一起，更显得不伦不类，可有可无。可是，这部书仿佛谶纬，一种不同于传统反切法的注音方案，就要从海外传来了。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是屈辱，是侵略，是洋教，是近代文明。当传教士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后，他们惊奇的发现，这个他们曾是他们梦想中的理想国度居然是如此的落后与愚昧。在清政府被迫开放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口岸中，传教士们发现，在同属大清皇帝治下的这五个城市中，抛开群众的高文盲率不说，居然口语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仿佛这五个口岸城市是属于不同的国度。广州是粤语，厦门和福州是闽南语，宁波和上海是吴语，这在19世纪的传教士们看来，简直如同将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统一于一个欧洲。传教士们的热情是很高涨的，他们决心为这些“不同国度”的人们创造文

古代的中国，正如很多人所知，语言文字都有比较大的差异，和现代发音的差异更几乎是天差地别。不过据考证，三代的官方语言发音上区别不是太大。周代的雅言就是夏代的夏言，当然商发源于我国东北，他的语言则应该更像是今天的普通话。雅、夏二字，在现代汉语发音中不过是一音之转，在古代就很可能是一个音了。由此我们甚至可以联想到，《诗经》中《大雅》《小雅》的很多篇幅，很可能是从夏朝流传下来的，不然为何《颂》里独独没有《夏颂》呢？周朝很多时候都自诩为夏的继承人，至少从口音上来看这是不错的。但夏活动的区域主要是今天山西南部和河南中部地区，而周的先民虽然曾经在山西南部活动，但随着那一次“摩西出埃及”式的大迁徙，周部落在灭商前已经长期在陕西南部活动了。不过当时陕西方言肯定没有作为周朝的通用语言，今天的陕西方言可能除了当年周部落带来的雅言外，还糅合了西北少数民族比如西戎的一些特点。周在镐京之外另在洛阳筑“成周”，除了战略的目的以外，语言上的近似性可能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

到了秦朝统一，虽然秦始皇统一了文字，但是方言他还是没本事统一的。比如中原地区管一种动物叫“虎”，而在楚国这种动物叫 “於菟（w

50年前，伴随着一届人大代表的掌声，一个议案被通过了。可能在当时，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在内，没人会发觉，50年后，这个法案竟然是一届人大留给后人的少数仍然有效的法律文件。

打开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我们会惊奇的发现，在当时，全国拥有立法权的竟然只有全国人大，人大常委会是没有这个权力的。在了解了这个背景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被一届人大批准的议案，是具有仅次于宪法的法律地位的，而且，我可以说，这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法律文件。

说了半天，有人会问，你神神叨叨说了半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文件呢？

这，就是《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方案》，于1958年2月11日，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一届人大自1954年召开以来，通过了包括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在内的很多法律文件。但50多年过去，宪法仅大的修改就有3次之多，其余法律也多被重新制定，继续有效就只剩下这部《汉语拼音方案》了。

而我为什么说它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法律文件呢？你翻开任何一部现代汉语的字典、辞典，都会在附录里找到《汉语拼音方案》，以中国的人口基数，这要不是发行量最大

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7.1% 城市涨6.8%。

http://www.stats.gov.cn/tjfx/jdfx/t20080219_402463150.htm

预测成功，分毫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