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瓦尔达
　　
　　1970年出生的安娜.卡瓦尔达是法国当代文学的另一个奇迹，住在小镇上，从来没涉足过巴黎文学圈。虽号称是文艺女青年，可通常贴在文学女青年身上的那些标签，一条也无法用在她身上。和阿梅丽.诺冬相反，卡瓦尔达的生活实在是太平淡了。她既不酗酒，不吸毒，也没有扑朔迷离的爱情经历。在第一本书出来之前，她的文学经历也少得可怜，唯一值得说说的是她对在白纸上写字的酷爱，热爱到了连朋友的求职信，家庭聚会感言这类事都愿意代写。
　　
　　29岁，和兽医离了婚的单身妈妈卡瓦尔达在一间一年只出十来本书的小出版社出了自己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我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我》，她没想到这书在半年内就狂销150万册，就连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夫人阿尔贝纳特也公开声称自己成为了卡瓦尔达“粉丝俱乐部”的一员。
　　
　　接下来，她的长篇《只要在一起》再度掀起了“卡瓦尔达热”，连续130周停留在法国畅销书排行榜的前10名，在法国国内销量接近200万册，全欧销售总量过400万册。08年，长篇小说《慰藉》出版，不到一个月销量直接跃过30万册，在《费加罗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数周排名第一，总销量超过50

有两个写字的女人，是法国文坛的宠儿，每年她们一出书，就立即受到热捧和众多读者的追随。她们的书，总是有数百万册的销量，而这两个人本身，也都变成了法国的一种文化现象。
　　
　　---阿梅丽.诺冬
　　
　　
　　阿梅丽.诺冬在每年秋天出现，从92年开始，从不间断地出现了16年了，候鸟一样，到时间就来。有人甚至将“诺冬新著”上架视为时间的标志，她的新书来了，夏天的长假也就结束了。不喜欢采访，总是躲在暗处的诺冬，这时会出现在巴黎图书沙龙上干几天签售的活儿。 她看上去像是从暗室出来的人，戴着她夸张奇异的帽子，脸上的白粉一年比一年涂得厚，血唇刺目。她的面前，读者排着长长的队，等待做弥撒一样的等待着她，年年如此。她的日本艺妓式的化妆，她喜欢吃腐烂水果的怪癖，都挡不住法国人对她的喜欢。
　　
　　生于1967年的诺冬，并不是法国人，而是来自比利时望族家庭，父亲曾是比利时住中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大使。但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在外面往往是要被人混淆的，就如同那个著名的侦探波洛，在江湖上被人骂的时候，总是被骂成“该死的法国人”。法国人既然背了个骂名，有荣誉的时候沾点光也说得过去。诺冬的

　　《新桥恋人》是典型的文艺片，一个患有眼疾的刚失去恋人的女人，一个无亲无挂的流浪汉，两个完全没有交集的人，走到一起。爱，没有道理可讲，最卑微的人，他们也有爱的可能。女主角是朱利亚.比诺什, 我喜欢的法国女演员。她的美，有岁月苍茫的痕迹，混合着坚强和脆弱，激情和敏感，是泛着暗光的瓷器。这段爱情，始于新桥，终于新桥，看完，让人唏嘘不已。
　　
　　新桥只是被叫作“新”，实际上却是塞纳河上最古老的一座桥，它由西岱岛分别连接左右两岸的2座独立拱桥组成，较长的一座为跨越大河叉的7孔拱桥，另一座为跨越小河叉的5孔拱桥。在传说当中，相爱的人，如果能在新桥下接吻，就可以获得一生的幸福，说起来，幸福真是一种奢望，人们求神灵，求所有能求的事物，就连一座桥也要担负这么重大的期望。然而，如果新桥真有这样的魔力，为什么我在ALEX和Michel的爱情中看到的却是那么深重的悲情和忧伤呢？即使是他们在新桥上随着施特劳斯的圆舞曲狂舞，即使是巴黎的夜空中有那么灿烂的烟花，我仍然觉得，这爱情只不过是一种幻像，是一朵异色的玫瑰花短暂的开放。
　　
　　塞纳河上有36座桥，细说起来，每一座都有自己的历史，，或辉煌，或浪

纵然是夏天，阳光明亮得耀眼，树荫下也仍有丝丝寒意。Catacombs的门口排着长长的队，大都是身体被晒成熟虾色的游客，手里拿着一本巴黎指南。队伍移动得很缓慢，因为前面的Catacombs大门，每次只放十五个人进去。
　　
　　Catacombs是个奇异的地方，它原本是一个被废弃的采石场，巴黎的城市建筑，都用的是一种灰色的石灰石，这些石头是从巴黎的地下挖出来的。几百年过去，在华美的巴黎城地下挖出了一个大空巢，后来，这空巢里填满了遗骨，成为著名的地下墓穴。
　　
　　据说在1780年，巴黎瘟疫流行，死去的人葬满了所有教堂的墓地，一层层地重叠着也埋不完，尸骨都蔓溢到大街上了。为了避免疾病流行，路易十六颁旨将平民公墓里的尸骸集中迁往新址。就这样，巴黎市中心以南，蒙苏里平地下的几个采石场被修缮加固为一个连接起来的地下墓场。那些历经岁月的尸骸，在夜晚和黄昏被转移到地下墓场里去，由三个牧师为他们举行了祭祀大礼。教士们在黑暗到来的时候推着一车又一车的运尸车来到墓场，曾经的生灵已经无从辨认，成为一堆堆散开来的腿骨，胫骨，头骨。这工程持续了一年又一年，到1800年才最后完成，大约800万具遗骸被重新置放在地下墓穴里。

我在798尤伦斯的门口等北太西。北太西是个独立导演，刚做完一部两小时的纪录片《天降》，据说片子在北京独立电影节上播出时反响很好，大概明年会去取参加一个在台湾的电影节，我等他来给我《天降》的碟片。
　　
　　我等人时候已是午餐时间，北太西还没来我就左右四处打量哪里可以去吃午饭。我的面前是漂亮的尤伦斯艺术餐厅，如果目光可以剪切掉周围环境，那几把洋伞和几个老外看上去好像是在外国某一处，但我怀疑那里会有同样漂亮的食物。身后是东八时区咖啡厅，菜单贴在外面，是中庸的咖啡厅常见的简餐，我想就在这里对付下算了。798，视觉享受的地方，就委屈下味觉吧。
　　
　　等到北太西后他提议去天下盐，我才知道这里居然藏了家川菜馆。天下盐的店门并不引人注目，生意却很旺。门口有大大小小的泡菜坛子整齐地排列着，秦俑兵马阵一样。餐厅里几乎满了座，服务生将我们带上二楼时，上一拨客人的碗筷都还没收拾干净。
　　
　　天下盐的老板是两个著名的川人：诗人二毛和看流水宴的黄柯。二毛是80年代成都著名的诗人，他的川东老家餐厅，在成都很是出名，听说后来开到了北京也一样的火爆。诗人开店，除了菜式好，菜名也别出心

我带着猫去模范邨的时候S还没下班，只好在弄堂口等她。在上海也住了许多年了，搬过几次家，但总是住在那些新建的小区里。那些小区的风格，和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小区都是一样的，混居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说着各种语言，我住了十年，也不觉得我是住在上海。而模范邨却不一样，站在弄堂口，便觉得风里面包含的空气都是上海的。
　　
　　
　　弄堂是狭窄的一条，夏夜里灯光幽暗，我百无聊赖的等人，看人来人往就成了最好的消遣。模范邨大概该属于上海的石库门，年久失修，房屋外面已是颓败之态，拥挤而繁杂。据说石库门是上海的典型民居，以石料作门框，配以黑漆厚木门扇；后围墙与前围墙大致同高，形成一圈近乎封闭的外立面。进了弄堂，一幢幢的房子平行排列着，在夜色中看上去黑黝黝的，有些深不可测。
　　
　　弄堂口有几个小型的社区健身器，漆皮脱掉了，轴承生了锈，不太好用，但作个暂时小坐的凳子还是不错的，我就坐在那上面等着我的朋友，猫在脚下的袋子里叫，蚊子嗡嗡地在身边飞，脚下是上一场雨的积水和一些包装纸皮，我的对面是个小卖部，一个男人赤裸着上身那里接待些零星的生意，没有人时，他就独自坐在刚刚能转过身的店里，独自

　　做画廊一年了，见的人比过去十年见的人都多，说的话，比过去二十年都多。
　　
　　今天在展会上遇到一位女士，她说是我的博客的读者，专程过来捧我的场。攀谈起来，原来我们都是川人，她还是我的校友。立即换成成都话，一口家乡的语言，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虽说是初次见面，却觉得很亲切。说起来惭愧，我这些随性的小字，却为我引来了那么多的朋友。
　　
　　女士还带来了她的朋友，一个衣着朴实的老夫人。她们在展厅仔细地看，对刘磊的作品很是赞赏。自然是高兴能和人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聊起来，大家的审美趣味很相似的。再深谈，只觉得世界小，老夫人原来也住过我现在住的小区，我们算得上先后邻居了。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老夫人给我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感觉，无端地让人生出尊敬来。我们说好展会以后在画廊找时间再聚。 我的老乡朋友告诉我，夫人是台湾人，她的先生是过去文星的老板。台湾文星啊，那她的先生，就是萧孟能先生了！我真真是吃了一惊，像个小粉丝一样地高兴，拉着夫人的手不知道说什么好。夫人给我留电话，看着她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上“王剑芬”三个字，才知道她真是那位李敖的同学。 李敖和萧孟能先生的一段纠纷也想起

有个男人从十四岁开始热爱诗歌，他写诗写到十九岁就缀笔，然后放浪形骸，远走他方，成为武器贩子，咖啡出口商，摄影记者，勘探队员，37岁就英年早逝，这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有个男孩十五岁时离开家乡跑到大都市去，遇到一个大他十岁的男人，就和这个有老婆的男人同居了，一起喝酒，一起抽大麻，放任无度，彼此爱恋和伤害，甚至动了枪，一方进了监狱，这又该是个什么样的男孩呢？
　　
　　
　　如果不说出名字，不指出他是被“缪斯的手指碰过的天才”，那么这样的描述很像是在说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或者“愤青”）；我这样的年龄又养育了儿女的母亲，甚至还会联想到青春期的叛逆，会非常为这个男孩担心。
　　
　　我稍微卖了个关子是因为突然想起几天前闺密QIQI给我看她过去写的文字，其中有几句很有意思：
　　
　　爱上一个不给婚约的男人，
　　这么多年，他爱上了她，又爱上她，但是我们还是在一起，
　　有时我也会试着去爱他，或者也爱个她，但是我们还是在一起，
　　这个故事有时是网站上有些神经质女人口述的“情感隐私”，
　　有时就是萨特和波伏娃。

　科莱特（Colette）和玛丽.特兰蒂昂（Marie Trintignant）本来是两个毫无关系的女人，科莱特（1873-1954）是法国美好时代著名的传奇人物和非议人物，是作家，舞者，哑剧和话剧演员，被法兰西文学院拒绝，但被选为龚古尔文学会主席，被教堂排斥，去世时却是得到了法国国葬。
　　
　　特兰蒂昂是在科莱特去世后8年才出生的，她的家庭是法国著名的电影家庭，母亲纳迪娜导演的《我的爱人，我的爱人》曾获1967年嘎纳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父亲让.路易也是个大演员，国内看过的《总统轶事》里就有他。特兰蒂昂四岁开始登台，41岁离世。
　　
　　在看电影《科莱特》的时候，我有许多恍惚的时刻，戏里戏外的人物被我混淆在一起，有点分不清谁是科莱特，谁是特兰蒂昂，这可以理解为是对特兰蒂昂演技的一种赞赏，说她演活了科莱特，或者她融入了角色之中。事实上特兰蒂昂生前几次入围法国塞撒奖最佳女演员提名，但一直没有得到奖， 但在《科莱特》这部戏里，我觉得她真的很出色，而且我认为这种出色不是碰巧演好了，这里面包含着这两个女人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的关联。
　　
　　科莱特有一张五岁时拍摄的黑白照片，后人一直感叹她的眼神在那个年

 

我面前放着一个人的画作，还有他的胡想乱说，他的一个关于艺术的问答，这个人叫刘磊。

 

游走在这些文字和画面之间，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在一个偏僻的小城和一个工业化城市之间，我开始拼凑出一个人的形象来，这个人叫刘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