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安妮·霍尔》送给我的朋友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看《白雪公主》，人人都爱上了白雪公主，我却爱上了那个巫婆。”
伍迪·艾伦
“妈的，为什么会这样？妈的，真的是这样！”看伍迪的电影，我的嘴里常常这样说。
艾伦的电影，不能“看”，只能“读”，很有点小说电影的味道。大段大段的对话，甚至是毫无意义的胡扯，都被艾伦一本正经的讲歪话的感觉纠正，纠正到一个他的叙事风格中。
优秀的导演，总有自己的标签，这是北野武的电影、这是候孝贤的电影、这是勒孔特的电影，这是伍迪艾伦的电影：平淡的字幕结束后，艾伦戴个黑框眼镜，站在那急促不安的对着镜头自言自语：“有个老笑话：两个老女人是猫食分类员，其中一个说，‘这里的食物真糟，而且这么少’。这就是我对生命的感觉。充满了寂寞、忧伤、受难、痛苦。而
或许，人类最不肯学会的一件事儿，就是见好就收。这个毛病在影视圈里就更为常见。比如刚看完的《兰波４》。这句话若碰见爱挑事儿的人，肯定会反问一句，既然人家不肯见好就收，你干嘛还要见坏就上？
没办法，写影评嘛！
调侃归调侃，想看这片儿，还是因为这电影跟自己有感情。
美国人在上个世纪为地球人贡献了相当的“视觉炸弹”：兰波、超人、霹雳舞……加上香港电影里的飞拳扫腿，莫名无厘，基本上，我们这一代的人就够吃了。话说回来，吃什么也有“够”的那一天。
美国喜欢将中东和东亚一带的罪恶行为更煽情的表现出来，这本无可厚非，权当给喜欢“平事儿”国会找点面子。问题是在于，兰波打了这么多年，多少会有视觉疲劳，故事安排完全可以换换。比如你可以说兰波让人灌了药，弄到缅甸的妓院里作鸭。当其醒来后，面对受到污辱的身体痛哭不已，毕竟因年老体迈，不能胡来。于是，逃出妓院只能智取，不可动粗。你看这事儿不就好玩了么？
影片一开头，兰波大叔荷锄当午，仍然带着条有点脏的红领巾，一
Minimal这个词的出现，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儿。有翻译极极简主义，也有叫最小主义。不管什么主义，总之，这个艺术流派影响了电影、绘画、音乐等多个领域。
把一件事儿压缩到最小意义上的表达，似乎很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小见大”是个老少咸宜的比喻。
现在，谈到当下的电子音乐，用欣赏者的角度去看，抛开所有的创作技术与DJ混音，minimal风格的电子音乐，的确是最近几年里，我所欣赏到的最具画面感的音乐。
按传统写作的无聊风格，我先说说其它电子音乐。
按概率算，多数人都听过trance，不管是goa还是中文串烧，或者是以色列人
曾经，说明不了什么。曾经，只是个人生剪影，好坏也没法再改变。
有一天，在一家充满外国人丹田笑的咖啡店，有人推荐我看《曾经》，一部爱尔兰的音乐电影。我马上出门在对面的店里，买了张Ｄ９。店员告诉我《曾经》曾经很火。
多少天后，我才坐下来看这部传说中的电影。
挺失望的，故事薄得像一张纸，音乐也没能引起我更大兴趣，不过一张民谣专辑而已。唯一觉得舒服的是整部影片的情绪，平静安详，一如画面的风景。
故事很明了：卖唱的男子与卖花的女子，一把吉它，一架钢琴，通过修一部吸尘器，两人结识。在干净的音乐下，两人开始合作录音，
《深蓝即黑》是西班牙导演丹尼尔·桑切斯·阿雷瓦洛（Daniel Sánchez Arévalo）2007年的处女作，演员不详，我看了两遍。（新片，两遍，不容易）
年轻的乔治跳过一面墙，父亲站在涂鸦的一面，他站在灰暗的一面，隔着厚厚的水泥，父亲听着乔治无奈的解释：“我不能做看门人，也不能留下来陪你，我试过了。我发誓，我得离开了。”老爸昏倒了，再远的理想，再厚的阻隔，儿子还是要跳过这道伦理之墙，回来面对一个垂老的父亲。
“哎”！一个在黑屏中的长长叹息结束了序幕，字幕出现“七年后”。轻松不轻飘的钢琴响起，儿子穿着深蓝色的清洁工服装出现在某幢公寓内，一个选择的无奈的故事，被悄然拉开，3分钟，完成了影片的基调：功力了得，后生可畏。
前几组镜头互不相联，暗示着影片的交织线：对镜补妆的女囚，站成排走进监狱的礼堂，参加有男囚戏剧课（人道啊！）；坐在轮椅上的变成痴呆的爸爸，用西班牙人民币粘果酱吃，当初没有为理想出走的儿子，如今除了照顾公寓里的卫生，就只能照顾痴呆老爸（无奈啊！）。
这几天，心情烦躁时，静下心看一遍杨德昌的《一一》，随即联想到一种痛感：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了某人的一生，某人的一年，甚至是某人的一天，对某人而言，这算不算一种痛呢？
《一一》的镜头语言细腻、优美，无论怎样努力，还是没有摆脱日本电影对杨德昌的影响。与候孝贤受小津安二郎影响不同的是，杨德昌尽管受欧美文化影响较深，但骨子里仍然有中式的情结：禅境、内敛、自觉、克已。
电影的叙事结构清晰，一个同时囊括了市民生活与都市繁杂的台北，在杨德昌的镜头前，显得冷峻、残酷。时时提醒的温情，一不小心就被吵闹的车辆打断。在大量反光物折射的镜头中，通过围绕NJ周围的家人、恋人、同事等符号，导演完成了中年危机、青春眷恋、生离死别、中式婚姻、科技异化、电影本质等多方面问题的探求。三小时的叙述中，时时会看到导演本人跳到镜头中与你纠缠话题。太多的影评都在谈论着这部都市寓言中的种种表意符号，或是对杨德昌式的镜头的技术化思考。
去年的影片，据朋友推荐，说故事可圈可点。
故事很简单：伦敦妇女麦姬的孙子患了重病，急等钱用。无意间，她进了一家色情场所：男人面对一面有洞的墙，将武器伸出，女人在另一侧隐身工作。麦姬虽人老珠黄，但发现自己的双手替男人打飞机很受用。于是，她成了整条街最火的手枪婶……
影片的转场很简单：只是渐黑的屏幕，低调，朴实。出自一个拍广告的导演之手，有点惊。
影片前面的铺垫不算太多。伦敦郊区的风景，安详的住宅，平常的一天，一个满身无奈的老妇人。
麦姬第一次正式上工后，导演用了较长时间来展示人物的内心矛盾，各种特写，各种角度，各种表情。从此以后，她每天上班都要躲开邻居与朋友们的目光。如同去犯罪。
影片到了三十分，在一个极其自然的环境下，麦姬在酒吧里坦露身世：十七岁那年意外怀孕，他年纪很大，在没来得及感受到爱情的时候，匆匆结婚，没想到流产。十二年后，才有了儿子汤姆，生活就这样一天过一天。后来，老公心脏病死了。孙子欧利病了，只好下海做手枪婶。
我喜欢英式讲故事的方式，这片子中有明显的英伦特色：不紧不慢的叙事，压得住包
杨德昌常常在一部作品中试图传达更多的情绪，不做减法，却悄悄的作加法：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的、心理的、历史的、甚至是艺术审美的讨论都会出现在他的作品中。（诸如一一中演员对电影的评论、如“杀人事件”的台湾历史问题）。
《麻将》是杨德昌1996年的作品。开场用了老旧的字幕提示：“台北的陈姓富豪失踪了，据说负债高达数百亿。黑社会出动了，他们认为逼他出面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他儿子下手。”一切都很清楚，从明朗的故事线起跑，导演的自信跃然纸上。
陈富豪的儿子红鱼，从父亲那里得到的训诫是：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骗子，一种是傻子。红鱼带着朋友香港、小活佛、伦伦共同游荡在台北的“傻子”之间，
——————————回应一位朋友的提问
在搞明白什么是影评之前，我想先试图搞清什么是电影。首先说电影是个技术产物，没人反对。但是，当技术惊喜尘埃落定后，电影进入“百姓”时代，它的属性标签增多：娱乐、商品、宣传工具、理论实验、历史再现、测谎仪，甚至你都可以说它是增加就业的一个手段。
有固定的标准么？谁是正宗：爱森斯坦？巴赞？费里尼？还是人民大众？
既然标准众多，争论就没意义。回顾一下历史上，凡是为一个概念下定义而大打出手的事件，有哪个最后获得专利了？还不是分帮分派的各自捍卫祖师爷，找个机会就出来秀一下，挺没劲的。
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你是对的，我也不是错的，想争高下，找别人去！
电影的本质在我理解，是一种原始表达，利用影像本身去表达就是原始，如果你借用音乐、故事、情节、明星这些因素，就成了附着表达。自然，附着表达也是表达。
这些天，朋友们见面也是聊地震。关键词如下：感动、难过、希望、坚强。
我想写几句话。
站在人的角度看人，总是个悲剧。
站在上帝的角度看人，总觉得可怜。
譬如这样，你将屋子里挂满各类地球仪一样的玩具，你置身于千万个星球之中。现在，你走向屋子的临窗的地方，见到一个蓝色的星球，那个上面有一个你肉眼无法看清的地方，发生了变故。
然后呢？
需要有然后么？
我的这种开脱，被大家骂是正常的。被我自己吓坏，到是真的。
或许，没有谁在意这样的事实：战争、灾难常常成为一个整合人气的法宝。听上去残忍，事实真的如此。往近了说，像越南、海湾战争等事件，常常伴随着选票与股票的变化。
通讯工具的发达，成全了一个全新的行业，媒体。
媒体成全了人们全新的思维，电脑思维、电视思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