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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5·19运动”
1956年，毛泽东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给党提意见。5月17号，有学生就开始贴大字报。当时最著名的一首诗，《是时候了》，出自张元勋和沈泽宜，由此掀开以诗歌论战的“5·19运动”。这是新中国最早的学生运动。
这场学运影响非常大。当时国内只有《光明日报》做了报道，北大学生就通过信件向兄弟学校汇报北大的情况，其他学校看得很激动，也陆续开始贴大字报。这个“民主接力棒”影响非常大。
我当时是中文系新闻专业的二年级学生，年级很小，才18岁，只是一个很有兴致的听众。印象最深的是，人大的林希麟来北大演讲，有人拥护，有人反对，咒骂，要把他拉下来，护林派又上前保护他，场面混乱成一团。争论非常激烈，从5月19号到6月8号，不分昼夜，几乎没人读书了。
当时，任何人都可以站在民主墙前发表言论，有人鼓掌，有人吹口哨倒喝彩。反对的，拥护的，都可以在大字报上留言。争论气氛非常热烈。
·1978年文革
文革期间的第一张大字报，也是在民主墙上贴出来的。当时我不在北大，情况不是很清楚。
·1980年基层民主改革实验
1980年，三角地又迎来一次高潮。那是一次竞选活动。当时中央试行基层民主改革实验，民主选举海淀区人大代表，这是中国破天荒的一次。当时北大16、7个学生参加竞选，各自发表竞选宣言，贴大字报，表明施政纲领，召开选民答辩会，每个候选人还有竞选团。
当时文革刚结束，我们的政治热情高涨。竞选人讨论的不仅是个人竞选的具体事项，而是国家大事，中国改革的道路。其实，这个问题中央当时也没弄清楚（笑）。
竞选人竞相表达自己对于改革的观点。他们认为改革本身就是民主的进步。讨论的问题非常多，比如，怎么评价文革，怎么评价毛泽东，怎么认识社会主义。当时就中国的改革问题，分两大派，一派主张从经济改革入手，务实派。一派主张从政治入手，务虚派。
还有两个女性候选人，提出了女性的权利，就是现在的女权主义，还有东方美，女性的美等问题。竞选的言论尺度是非常宽的，言论空间很自由。这和北大党委的支持也很有关系，校党委书记还与竞选人座谈。这次选举从10月到11月，持续了一个月。
当选的人大代表是务虚派，他属于言论自由派，这在当时的学生中间是最有市场的，言论自由最符合大学生的需求。有人提出经济改革，这对在校学生还是很遥远的事情，没那么有竞争力。他的演讲水平极高，很有说服力，我投票就投了他。
竞选人借用教室或大礼堂，与选民见面，他发言，下面的人提问，或质疑，还搞民意调查。选民的参与热情也很高，一个教室挤满上千人。整个场面简直是西方民主政治的翻版。
这个场面是绝无仅有的。当时时逢文革刚结束，中国正处于拐点，政治前景还不明朗，小气候处于特别的机遇。
后来，中央觉得不能太宽松，觉得是自由化的体现，又缩回了。当选的学生代表受到处分，毕业也没有分配工作，再后来去了美国。这是后话。
·1989年
（略）
事件平息后，北大党委公开宣布，丑话说在前面，三角地我们是安了摄像机，所有活动都会被看到，枪打出头鸟，围观就是支持。这三句话很有效果，谁都不敢再去贴大字报。一个同学在三角地拉横幅纪念，结果被开除。
·总结
五七年、文革，八零年、八九年，这是北大三角地的四大民主运动，其间还穿插了不少小浪花。
·感想
拆除掉三角地，在国内引起那么大的轰动。这样的反应其实是不正常的，一个健全的国家，不应该由一个大学的学生承担这样的社会责任。
现在的年轻孩子，生长在和平、衣食无忧的年代，从小接受应试教育，除了学习什么都不需要操心，政治热情也不像过去的高。这种心态在健全的社会是正常的，是不需要青少年关心政治的。但关键我们的社会还不健全，这就是有问题，这是比较复杂的。
拆不拆不是问题的本质。要表达思想，也不一定要在这几块展板上贴大字报。关键是他已成为一个象征，而不是一个实体。我们要传承的是传统，而不在乎外在行事。三角地拆了，背后的传统和精神还在，就行。
我觉得这个传统是不会断的。现在处于低潮，被压抑，被强制遗忘。但传统不是说断就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说，存在决定意识，只要有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他就断不了。这也是有高潮和低潮的，不可能所有时候都会热热闹闹。
·个人的记忆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当时有两种纪念渠道。一是官方，一是民间。我们当时成立了一个话剧组，演蔡元培老校长。校方的态度是不反对不支持。我们在三角地招募演员，然后排练。演出非常成功，观众很踊跃。
后来引起校方不满，我被中央高层点名批评。校方想开除我。当时正好遇上学校评选十佳教师，我的票数是最多的。学生就说，最受我们欢迎的老师，学校为什么要赶走？校方受到很大压力，就说，反正钱老师也快退休了，就不要开除他了吧。（笑）
那段时间，我有意地不出门，不见客，不想因此连累学生的前途。只知道网上闹得很厉害，不知道还有学生在三角地贴大字报，挽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