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列入本论坛的十种文学期刊中，《人民文学》在2004年的表现是令人欣慰的，一年的持续阅读之后，它给人的整体体会是质量稳定，基本每期都有一两篇思想或艺术相对突出的作品。这貌似简单，但在当下的文学环境中已属不易，充分显示出编者的努力。










在刊物的封面设计和栏目设置上，与2003年相比，本年度的《人民文学》没有重大变化。第1—9期的封面依然将那些曾对当代文学史进程和作家创作产生影响的现当代著名作家、理论家如周扬、高晓声、郭小川、臧克家、马烽、穆旦、张天翼、李季、胡风等人的头像印在白色纸面上，第10－12期则以白色为基本色每期改换一种颜色双色印刷，总体上维持了《人民文学》一贯简单素雅的装帧风格。



此外，为了纪念创刊五十五周年，自2004年第1期始，即尝试在彩色插页中开辟“×月史”的“《人民文学》史”栏目，展示由这份刊物体现出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演进轨迹和历代作家的成长历程，藉此有效激活读者们的记忆库，共同参与到由《人民文学》提供的文学与历史的记忆空间中来。



《人民文学》的小说类作品多集中在“小说”（每月定期推出）和“新浪潮”（本年度在第3、4、6、8、10、11期不定期推出）这两个栏目里。“小说”栏目刊登的多是已成名作家的作品，“新浪潮”则重在推出新人新作，在作者的年龄层次和写作经历上为不同经验和不同风格的作品提供了一展身手的舞台。这两个栏目本年度共刊出65篇小说，中短篇比例以32：33基本持平，在整体风格上，坚持“不薄旧人推新人，既注重经典，又关注前沿”[1]，无论是思想含量还是艺术创新上，都稳中求进，均衡多样。










 










1、苦难主题的当下书写










苦难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它也许重大到和时代生死与共，也许仅仅只是个体的小小悲欢，却都一样关涉到人类某种共通的心灵痛楚。本年度的《人民文学》对此作出了必要的关注，编发了一批此类作品。










在现实主义写作历史上，阶级/贫富差距一直是被反复表现的主题。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上，贫困农民出于对权力和金钱的渴望或被迫或自觉地扭曲人的尊严这类题材曾经在一些农村出身的作家比如阎连科的“瑶沟人”系列、《黄金洞》等作品中得到过细致深入的描述。但对比当下的社会现实，这类相对有点自闭性的作品之于读者多少有点隔膜，它们忽略了更广阔领域里底层人民的苦难和困境。










在此种意义上，刊物第3期上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中篇）令人振奋。它呈现的不仅仅是对于人性的挑战，更着力于在一个阶级分层重新成为现实的社会背景下，展现存在于踏勘队和两个挑夫间紧张而血腥的关系，直接指向了对城/乡、贫/富等问题的重新思考。










在一种稍嫌简单的概括中，读者可以从三个角度切入这个小说。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它可以被读成一个凶杀案；在文学的意义上，它讲述了一个仇恨和隔膜的故事；在经济学的层面上，它则是一个形象阐述贫富差距的文本。在不同的解读中，文学的叙事方式显然充当了一个中介的作用，在细致深入的叙述中，暴露了更深广更当下的社会困境。










表面看来，仇恨的萌芽、生长和爆发是这篇小说的核心要素。虽然没有直接的压迫和剥削行为，但踏勘队员和临时雇来的挑夫在衣、食、住、劳动强度和待遇方面的差距衬托出挑夫们物质上的极度贫困，而前者有意无意间对后者流露出的颐指气使更是在心理上榨取了挑夫们残存的一点自尊。九财叔的仇恨在这恶劣逼仄的环境里一点点地被激发，小说叙事的力量也在这种文火慢炖的熬煎中挥发出来。在文学史的脉络上，小说中踏勘队对九财叔赖以信仰的乡村鬼神观念的忽略和鄙视似乎证明了“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在这里依然有效，只是这一次这样的概括并不指向对文明的礼赞，而是更多包涵了对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关注。










在渐进的叙述过程中，小说细致地为我们展示了给仇恨提供了温床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踏勘队愿意来到生存条件恶劣的马嘶岭，当然有着职业上的需要，但也不排除他们为贫困地区谋福利的愿望。但中国当下的现实使得任何一个对农民的许诺都无法具体落实到每一个人头上，在农民的实际生活中，踏勘队勘测到的金矿只能被少数权势者掠去，对农民的生活并无改善，不同阶层收入的不平衡，甚至让农民把踏勘队也划入一个“富人”阶层，天然地形成了一种阶级对立的局面。小说明确而又不生硬地将“金子/金钱”设置成九财叔乃至小说叙事的心理暗流，在情节发展中不失时机地强调着这一点，使得“合理”“对立”的双方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一个不无惨烈的悲剧当中，为读者提供了极具冲击力的一面。在现实主义写作历史上，阶级差别和对立一直是被反复表现的主题，但自80年代以来，它一直因各种原因被消隐或遮蔽。










第6期王祥夫的《找啊找》（中篇）则从另一个角度探询了当下农民工的命运。在石墨窑上打工的顾小波无故不见了，他即将临盆的妻子王淑民因此踏上了寻夫之路，等待她的是或虚伪或冷漠或粗暴的拒绝和欺骗。作者的叙事功力极为老道，顾小波的生命被草菅这一真相在文中若隐若现，被一再延宕，在看似淡漠的描述中，被推上前台的孕妇王淑民举动越是笨拙越是让人心生悲恸，读者自会见证在金钱诱惑下乡情亲情的廉价，而在冷漠人性的背后，小说着重揭示的无疑是在现实的冷酷表象遮盖下对农民工生命的漠视。










第5期张楚的《长发》（短篇）讲述了一个女性的辛酸故事。生活对手套厂女工王小丽的压榨是小刀割肉式的，每每在她几经辗转忍到最后极限时再施加给她新的压力和屈辱。为了跟阳痿的丈夫离婚她放弃了所有的财产，暂时和生活一样窘迫的父亲、姐姐、外甥女住在一起；坚持上班却已经四个月没领到工资了；可能的再婚对象小孟依然跟前妻暗中苟合；为了收拢小孟，她委曲求全地想把自己心爱的长发卖掉，凑钱为小孟买一辆摩托车，孰料收购头发的南方男人在买长发的同时强奸了她，以此作为“高价”收购长发的补偿。小说结尾，强奸的场面和王小丽卑微的愿望“我只想买辆摩托车，……我要结婚了，在我只是想要个好点的嫁妆……”的恍惚嗫嚅两相对应，将一个普通女性遭遇的凌辱和苦难表达得淋漓尽致。小说的叙事看似从容，却能够在几乎已不可能出彩的地方坚定地将情节步步推进。悲怆的力量在近乎平实自然的环境中一点点积攒，余味悠远地回荡在一个令人压抑憋闷的氛围中，这样的效果多少遮盖了小说用力过重的弊病。










第2期陈世旭的《甜筒》（短篇）试图呈现一种普遍性的生存状态，类似漫画的白描笔法和貌似轻松戏谑的口吻后透露出底层人物的辛酸。作者对世情的透视入木三分，极见功力。只是，如何解决此类写作中人物的类型化倾向，似乎是包括该作品在内的当下小说创作值得考虑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第9期王松的《血疑》（中篇）也好似一部惊悚片，养父母对马乌甲的压榨剥夺几近敲骨汲髓，然而阴森的叙述并不指向人性的开掘，而只是以情节的平面罗列和堆积产生吓唬人的惊悚效果。另外，小说语言过于稀松，一目十行并不影响阅读质量，开头的制造悬念，结尾的有意呼应，也冲淡了控诉的力度。










 










2、乡土经验与田园记忆










“乡土中国”总是人们心头一个不肯轻易淡去的结，本年度《人民文学》刊出的几个作品从不同的角度传达出作家们对此情结的不同演绎。



第5期迟子建的中篇《草地上的云朵》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解读。在丑妞、地龙、天水、青杨这群小孩子那里，小说展示了童稚之眼的洁净无邪；在杨干、宋局长这一层面，读者体会到的是并不十分严重却足以打破小乡镇宁静安谧气氛的腐败场面；而在不停地为自己掘墓的张无影这个人物身上，小说则提供了一个更为超越的视角，尤其是小说结尾丑妞的意外死亡，更是将死亡的阴影悬置在每个人头上，借此，作者可以悲悯地观照人世间的痴妄贪欲。小说张扬的无疑是一种永恒的童心之美，丑妞的死多少虽冲淡了这一童话，但在结尾一幕中，当丑妞曾描述过的白鹤再次呈现在天水和青杨眼前，多少还是暗示了美的延续。小说对乡村风物的描述有着真切自然的一面，温情的忧伤依然是这篇小说的显着特征。










第11期葛水平的《喊山》以“喊山”这一太行山区的风俗开篇，饶有兴味，乡土气息扑面而来，情节推进也很紧凑；后面的讲述却有意放慢了，渐渐透出一种抒情气质，这种气质使小说的语言独具特色，也使小说对人物始终怀有温情，血腥与暴力的成分被推远了。小说失在人物塑造的模式化上：有了一个纯净美好、命运坎坷的哑巴，就一定要有一个泼辣、自私的村妇琴花，未免做得直露了。










第10期的“新浪潮”栏目选登了王新军的两个短篇《旱滩》和《夏天的河》。《旱滩》写出了女人与草原之间的某种同质性，羊群的甘苦中有苍茫的泥土味。《夏天的河》流于一般，没有了风景的铺张，也未能提供新鲜的故事或者讲法。










第2期王方晨的《祭奠清水》（短篇）遥遥应和了《聊斋》的某种传统，试图还原优美的田园梦境。文笔的清新和氛围的营造都有可称道之处，惜乎结构的力量弱了点。



 










3、校园内外










教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焦点问题之一，它的重要毋庸赘言，本年度《人民文学》刊登了三篇与此相关的作品，它们或关注中小学生的成长经验，或书写商品化潮流中的大学体制，从不同角度呈现了当下校园内外不同的风光。










第2期李浩的《碎玻璃》（短篇）在多个层面上书写了一个压制和反抗的主题。小说表现了一个有着强烈权力欲的乡村小学老师和一个尚未被当地教育体制异化的学生（徐明）之间的冲突，两者之间的压制和反抗凸现了一向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教师权力的可怕性。它虽然揭示的是教育体制中的某种弊端，但不是“问题小说”。作品中小学老师所擅长的权力运作与复制的方式和被压迫者的恐惧、顺应与反抗方式，使得小说提出和试图探讨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教育界的范围，成为一个更具统摄性的命题，辐射出广阔时空中极权统治的某种缩影。就此而言，谁打碎了玻璃已不重要，徘徊于权力和反抗之间即将成为批量生产的权力复制品的孩子们才更值得关注。此外，如果考虑到徐明的转学生身份，这篇小说又多少延续了文学史中众多的“闯入者”主题，成为某种文学传统的呼应。










第7期罗伟章的《我们的成长》（中篇）中女主人公许朝晖的身上交织了两个成长的主题：教育和自我教育。在前一个主题中，女儿兼学生的许朝晖是父亲兼老师的许校长的施教对象，家庭的困窘、父亲过高的期许和粗暴的教育方式使得聪颖好强的许朝晖在成长之初即遭遇重创。这一点与李浩的《碎玻璃》有着相似的诉求，在《碎玻璃》结束的地方，正是《我们的成长》的开始。在后一个主题中，许朝晖采取了不同于《碎玻璃》中徐明的反抗方式，走上了自我毁灭的生活道路。在结构设置上，小说以“我”作为叙事视角，在提供了一种对照的正常的成长模式的同时，也隐约地引入一个青春恋情的线索。看得出小说灌注了作者真切的情感体验，这大概也是它成为本期头条的理由之一。但有待控制的情感宣泄方式和稍嫌稚拙的叙事方式多少限制了这篇小说向更完美的艺术高峰攀援。










大学校园大概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鱼目混杂的所在之一，第1期里曹征路的《大学诗》关注的问题和叙事笔触也让人想起2001年南翔的那篇《博士点》。小说的结尾很巧妙，不动声色地用大师兄的一个电话和啜泣暗示了马同吾老师悲剧的直接原因。










 










4、通往艺术探索的路










每个时代有其不同的现实，因此小说题材的开掘并不能成为文学的最大政绩，只有在不脱离现实经验的前提下，潜心致力于文学作为语言和叙事艺术探索的作家和作品，才值得我们给予更高的敬意。本年度《人民文学》在这方面不负众望，几个成名作家的新作几乎各有千秋。










第10期韩少功的《山歌天上来》（中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作者二十余年来创作历程的见证。小说对荒僻之地乡土风物的描写暗承了作者80年代中期文化寻根时期的民间文化背景和脉络，而对别具一格的方言土语浓墨重彩的书写，显然是以规范化和学院派的书面语为潜在“他者”的，延续了自《马桥词典》以来对于“语言” 这一20世纪世界范围内深具文化和哲学内涵的表达形式的思考，此外，小说还糅合了作者在《圣战与游戏》、《性而上的迷失》、《世界》等散文随笔中多次闪现的思想火花。可以用“传奇”二字概括这篇小说。小说前半部分以音乐奇才毛三寅为核心的故事是飞扬的传奇，后半部分围绕过气民歌手芹姐的故事则是沉滞的传奇。对这两个人物的刻画都不乏一种稍嫌夸张甚至泛类型化的倾向，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构成的叙事空间因为有了衔接的可能而引发了远远超出“写实”和“传奇”层面上的思考。这篇小说部分地走出了《爸爸爸》的封闭世界，在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的融合中逐渐尝试向广阔的世界敞开，毛三寅和芹姐的遭遇因而成为一种隐喻，映射出民间文化和民间精神在当代的某种命运。小说的细部也耐咀嚼，其中有不少令人捧腹的精彩描写，但往往笑过之后，那些荒诞的、无奈的悲凉情绪倒更鲜明了，所谓的“悲喜交织”在小说中得到了圆融而熟稔的表现。










 第10期林斤澜的《去不回门》（短篇）也别有新意，是作者本年度最好的作品。“去门”、“不门”、“回门”的情节设计，暗合禅意与道法，依然是林氏小说特有的味道：意境朦胧，空灵玄妙。不过与本年度第10期《山花》上发表的《足谜》相比，这篇小说更显示了作者在创作里程中的又一个新突破。北京方言的“白”与温州方言的“涩”都曾是他一度追求过的语言风格，这篇小说里却少了几分涩味，多了一些文言的古雅。小说用了一套地道的中国笔墨，一方面拒斥着欧化的现代汉语，一方面又努力向民间与古典语言中寻找突破。读这篇小说，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林老先生从他一贯追求的古奥险涩的语言中走了出来，流连在中国古典笔记小说中那一脉古雅的风光里。同时，写意和白描的大胆恣肆，还显示出在小说艺术探索之路上，这位八十余岁高龄的老作家一颗永不疲倦的“奔腾心”。










第9期鬼子的《大年夜》（中篇）延续了作者对弱势群体一贯的悲悯情怀，依然在极至的情境中显示了对现实生活的穿透力度。故事是由“小”开始的：父子的对话写出了莫高梁的懒惰和吝啬；市场上向老阿婆收钱写出了他小小的贪婪；把老阿婆叫到所里那场戏揭示了他对权力的崇拜和暂时可以利用小权力整人的窃喜；临时拿捏着小权力的莫高粱贪图小利，在对更弱者老阿婆的掠夺、关押中完成了对权力威严的模仿。在这些“小”的展示中，除了莫高梁可以随意出入权力机构有点和他地位不相称之外，其它部分都写得扎实、有力，细节描写和人物心理的呈现也惟妙惟肖。生死相隔，当莫高梁刹那间由人变鬼，故事即试图向着“大”的主题升华，从而在两个叙述层面上继续深入：一是活着的人们对莫高粱之死的冷漠淡然；一是死去的莫高粱对老阿婆性命的极度焦虑。显然，后者是使小说深入复杂的关键。然而，意外死亡的情节设置，虽然让莫高粱及时反省权力的暴虐，但人物性格却没能沿着其自身的逻辑水到渠成地发展，故事情节的突变与人物性格的陡转之间的洽接有不够契合圆润之处。结尾温情的宽恕部分，似乎也有意改写了鬼子以往作品（以《被雨淋湿的河》为代表）“冷酷的爱”的主题风格，但小说的震撼力却也随之减弱。也许是作者在“革新”与“守旧”间的游移使小说出现了分裂，在后半部作者本想赋予小说更高深的意义，甚至不惜驱使人物充当隐含作者理念的传声筒，没有循着人物性格逻辑写，反而成了败笔，终使这篇《大年夜》遗憾地成为半部佳作。



莫言的新作总是让人期待，刊登在第10期上的《月光斩》（中篇）刚一发表即获得了2004年度的“人民文学奖”，但盛名之下，并不都是名副其实。《月光斩》的名字起得很漂亮，写法也“很莫言”，开头和结尾还用了“伊妹儿”、“附件”的形式结构，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求新的作品，但细读下来，满眼给人的感觉却是旧。这里的故事是旧的，基本脱胎于《眉间尺》，连作者自己在小说结尾都这么说；“出彩儿”的部分是旧的，那些对色彩和感官本能目眩神迷的渲染，自《透明的红萝卜》起，经电影《红高粱》的推广，不要说文学读者，全国人民都耳熟能详。经过《檀香刑》、《第四十一炮》的花样翻新，再转回身去玩旧戏法，实在产生不了多少艺术冲击力。这还不仅是读者“审美疲劳”的问题，更由于文本失去了当年的虎虎生气。唯一新的就只剩下了电子邮件的形式，但其运用方式实在像一个换笔太晚作家的乍然求新。所谓的新形式与小说内容之间没有本质联系，把作为开头结尾的“伊妹儿”正文删去，“附件”中的故事主体基本毫发无伤，作为短篇小说，这样的形式探索基本可以说是失败的。再有，如果故事的主体在“附件”里，讲述者应该是发“附件”的侄子，但进入故事，发现讲述者的口气时时又变成莫言，好像莫言把附件的事给忘了。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个“伊妹儿”的形式是不是莫言随手捡来贴上去的？客观地说，这篇小说的艺术水准并不低，如果是一个新作家写的，其潜力应受文坛重视。但在莫言的序列里，实在算不上好。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名作家每次产下的都是“金蛋”，但这样的作品放在《人民文学》的55周年庆典上，就显得不够分量，获奖更令人不能服气。特别在同期林斤澜老先生那颗永不疲倦的“奔腾心”的映照下，那种名家炫技的潇洒随意，更令人为中国文学的前景担忧。










林白近年的写作似乎有意返璞归真，发表在刊物第3期的《狐狸十三段》（短篇）没有了她以往代表作特有的那种阴郁和焦虑，仅是一个笔触恬淡、有点神秘色彩的“鬼故事”。



第5期荆歌的《西红柿》（短篇）可以用两个比喻来形容。一方面，它饶有兴致地想努力讲一个好玩的故事，却屡屡发现在自己觉得精彩的段落应者寥寥；另一方面，它像一个跟自己玩的孩子，玩着玩着忽然觉得意兴阑珊，就丢下满地不成布局的道具，转身退场。用比较学术的话说，《西红柿》缺少必要的经营，虽偶有点小俏皮小幽默，但并不足以弥补小说整体上致命的散漫。










第10期映川的《不能掉头》（中篇）努力展示个体的荒谬遭遇。主人公黄羊因为一个杀人梦境“被迫”以“杀人犯”的身份亡命天涯，并在这样的自我定位中不知不觉地“长大成人”。黄羊对“杀人犯”身份的自我认同和想象及由此而来对幸福生活的一再放弃是小说的魅力所在，但情节设置的人为痕迹和急于真相大白的结尾却弱化了小说应有的效果。










第12期潘军的《枪，或中国盒子》(短篇)在文字的节制和叙述的不枝不蔓方面维持了潘军小说一个为人称道的特点。男性从文的生活本乏善可陈，一把朋友寄存在他这里的手枪却大大开阔了他的想像空间，原本被平庸生活压抑着的雄性气质因此得以张扬。小说步步为营，走得沉稳踏实。所有的人物都退居二线，只有那把漂亮的六四制式手枪在时间的流程中不断被凸显出来。小说的结构很像那只中国盒子，一层又一层地，把人的阅读期待集中在 “怎样打响这支枪”上。可惜在结尾处，这一枪却打得并不漂亮，仓促、牵强，令人顿感遗憾。 



5、 小市民的悲喜剧










作为都市景观的一个方面，小市民们的生活总是充斥着柴米油盐式的喜怒哀乐，它们看似杯水风波、无关大局，有时候却也能牵肠扯肺、伤筋动骨，惹出点事端来。



第12期方方的《出门寻死》（中篇）和她之前的作品《风景》、《落日》是有着某种内在联系的。但在《风景》、《落日》对历史、现实和人性透视的逐步深入趋势中，《出门寻死》却呈现了一个稍稍偏离的姿态，着重于探讨“好死”与“赖活”的辩证逻辑。










    在《出门寻死》里的下岗女工、家庭主妇何汉晴这个人物身上，依稀交织了印家厚（池莉《烦恼人生》）的现实困窘、福贵（余华《活着》）的“活着”哲学、张大民（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乐天知命，这几可令何汉晴成为新一代底层小市民的形象代言人。她为家庭尽心尽力地奔波操持，但公婆和丈夫等人不但不领情，反而对她极尽冷嘲热讽。“出门寻死”因而成为她挽回自尊、向家人的冷漠示威的一种方式。但小人物想发脾气，动静都是有限的。经历了一番极富戏剧化的“寻死”之途后，何汉晴发现“寻死”不过是她小小的一次奢侈，最终她还是得回到那个遍地都是“芝麻”的生活现场。小说写得饱满鲜活不说教。“憋大便”和“捡芝麻”的隐喻内涵精粹鲜明，贴切传达出何汉晴的日常处境；大量武汉方言的运用不仅原生态地呈现了武汉的底层生活风貌，也与近年文坛的方言写作潮流合拍。



平心而论，这是篇好小说，写尽了小人物“活着不容易，死却也难”的徒劳挣扎。如若它出现在80年代“新写实”小说勃兴之际，或是出自当下其他作家之手，也许都会令人欣喜，但作为方方的新作，这种欣喜多少要打点折扣。众所周知，80年代以“新写实”小说作家身份广为人知的方方，曾经由于在写作中始终坚持知识精英立场、和生活保持一定距离的观照，从而得以和同为武汉女作家的池莉区别开来。而《出门寻死》却在对人物遭遇和处境给以极大同情和理解的同时，不断地说服人物也说服隐含作者完全认同于现实逻辑，将社会现实层面的苦难和困窘有效置换到宿命的、伦理的、个体责任的承担这个层面上来。无论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其文本呈现出来的客观效果太像是对“分享艰难”式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某种呼应。而以宿命和家庭伦理的方式让何汉晴苦度永无尽头的“烦”和“累”的日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多少像是批评界对池莉的某种指责——对小市民的“温柔的话语抚摸”。[2]



第7期温亚军的《手心手背》（中篇）可以视为对小市民行为方式的一种呈现。生命垂危的岳岚岚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准备把好丈夫吴一晗留给自己离婚的姐姐，而被岳岚岚弟弟抛弃的弟媳苗苗对吴一晗也不是没有结婚的打算。利益和伦理、义务和情感的冲突明枪暗箭地上演，任何客套在此反倒显出虚伪。作者用一副洞明世事的眼光刻画了各怀心思的女人们不同的言行做派，充分尊重了人物本身的复杂性，当下生活的烟火气也就出来了。小说的叙事亦不乏老到之处，只是拘泥于生活平面的写作方式妨碍了小说进一步走向深入。










第3期中潘能军的《风筝》（短篇）也旨在描述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只是人物细节都流于琐碎和散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