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一缕陈年的书香，翻开记忆，记忆里零散一些感觉，像没有写下文字的白纸，我原以为9年不会忘记什么，但要回顾起有关1999年的《摇篮》，真的又有很多想不起来。

为了履行给文学院两位小师妹的承诺，我把我关于这本杂志略略记得的东西写在这里，也很久没有更新博客，算是给自己谋点私利吧。

地点·坐标

我想从半山的那座编辑部说起，那时候的《摇篮》编辑部在哪呢？让我想想，恐怕是在现在杜鹃广场的位置吧？那里在成为广场之前，是几层人工斧凿出来的小山坡，有一线小房子，便宜的理发店，以及一些书店都设在那，《摇篮》编辑部就应当在其中的一间房子里，光线不是很好，除此之外我想不起哪里还会有这样的场所，抑或又是7号楼前面的梅园的一部分，记忆有些混乱，去的很少，有些记不清了。

矫情·青春

有印象的一次是去找36期左右的《摇篮》，那时候地下版《第四世界》刚刚出来，很有些石破天惊的味道，《摇篮》的编辑很神秘，用了不少笔名，一方面是因为写作者很少，不得不草木皆兵地造点气氛，另一方面是作者多少还有些稚嫩的感觉，很有活力，也自以为很愤青（但和现在动辄要如何如何的大学生还是不一样），看看“地下版”这几个字就知道，我们能做到真正的地下吗？即便是真正的地下又如何？放眼当时的地下刊物，最后哪个不成了矫情的东西？进入世俗化的21世纪，“地下”不再具有过去的思想意义，地下成了一种矫情的姿态，却被年轻的我们很真诚地追捧着。我也给摇篮写过稿子，那时候我们很热衷讨论主流和非主流的辩证，现在看来倒映证了我们当时另一个时髦的哲学，虚无。在当时看来，今天的成熟是乏力的，是疲倦的；在今天看来，过去的非主流姿态同样是苍白的。我们失去了一个可以厚重起来的生活语境，一切战斗着的姿态，除了有直指内心的私密感外，俱变成了年轻的注脚，这里的年轻可以解释为活力四射的，同样可以解释为一种矫情的纹饰。

第四世界

我并没有真正参与到杂文的创作中去，甚至没有试图用生涩的文字修行来锻炼自己的思想，因为我希望每个给《摇篮》，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给《第四世界》写稿的人，风格都是不同的，所以我刻意回避文字中的阴冷和沉郁，不可否认，有些人尝试着相同的写法，不动声色地发泄着青春狂躁，以及源源不断的思想，我没有这样做，尽管我也有狂躁的时候，但大体上我的文字世界是温和的，请注意，我没有给这些不同的写作状态赋予褒或贬的标签，相反，我乐得看到那些充满杀机的文字伸出它们桀骜的刺来，我也乐得看到我那看重想象力的文字肆意张扬，有如一碗温吞毒药，我最终不知道“第四世界”这几个字的含义，宁旭辉也没能解释得让我明了，不过他用那种比我更敏锐的文字让“第四世界”有了质感，用流行的说法，他是这本地下版血脉贲张的主笔，他给这本地下版以灵魂，这里是他个人的舞台，而我们是非常抢戏的伴舞。就这样，宁氏文笔主导，风格是狂放的、敏感的、时光的、历史的；孙立用理论和思考补充着杂志里不够厚重的部分，是现代的、都市的、流行的、思想的；我以有限的创作游离在游离的想象空间里，是装饰的、旁流的、保持我个人姿态的；还有如彭振、张佳平，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们也写过，只是我印象不够深刻，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补充着《第四世界》应有却缺失的东西，毕竟，一篇文章可以属于一个人，一本杂志却很难做到，更何况是一段无处发泄的青春？

圈子·圈套

今天，我已经不再迷信同人写作了，这句话有几重含义，第一，我在文字上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不愿意再受到他人文风的影响，不愿意再归顺到任何一种倾向性中去，这一思路在《第四世界》时期就是很清晰的；第二，同人写作不是当年我生活状态中的部分，如果说，《第四世界》那时候，我们的同人感来自于对发泄无处发泄的青春的共同期望的话，那么现在则不具备这样的环境；第三，我开始怀疑一本杂志的圈子化倾向，《摇篮》一直奉行一种中庸的、毫无棱角的文学姿态，是的，我承认，这是它有时看来无趣，难以让人记住的地方，但是，至少在表面上，它没有陷入一种共同的、极端的风格中去——尽管也许它的作者也是寥寥无几。在这里应该敬告后来的《摇篮》编撰者，什么时候《摇篮》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辩、分裂、唇枪舌剑、文字斗殴、争风吃醋，而不是举案齐眉、弹冠相庆、相敬如宾，这本杂志的未来就开启了。

关于买卖

这里还可以提供一个细节，有段时间，《摇篮》是出售的，没有刊号，非法出版物，呵呵，我们把桌子摆在西区5栋斜刺里，斜对着当时的西2食堂，一摞《摇篮》。一摞地下版的《第四世界》（《第四世界》是否出售值得考证，我的记忆有时会对我不忠），打水的学生走过，会翻看我们的杂志，那时候我们高傲并得意着。

最后

缺稿是所有编辑，无论是正规报社的编辑，还是像《摇篮》这样的校刊的编辑，都会遇到的问题，稿件质量有时也是可遇而不可求，但对于校刊来说，不要因为稿件缺乏而损害风格，也不要因为稿件缺乏，而损害言论的多样性，这是非常高的要求，写在这里，以期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