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五年的大学生涯中，我保留着诸多的记忆，比如山楂记忆、湘潮记忆、湖大青年记忆，以后可能还有“印象”记忆……但红枫记忆无疑是其中最鲜明深刻而弥足珍贵的记忆之一。

    我并未参加那个时候红枫的什么活动，只能称作红枫的旁观者，仅在里面发了几篇小文和几首诗歌，结识了少数的几位红枫人。而且，我真正接触红枫时，已经离全盛时期的红枫有一段距离了。于我而言，我始终不过是那个时期红枫的旁观者。但一想起红枫，我禁不住要把所有其它的思考停顿下来，对现在则有些莫名的惆怅和空虚——当然一部分原因是那个时期的红枫已成为时代远去的背影，徒然让我去追索和回忆；更有一部分是现在的我对那个沉浸于幻想虽则也不谙世事的我有一种愧疚之感。现在，我已很难找回那个写诗歌的我。而我骨子里却是迷恋诗歌的幻想状态的，虽然超离了现实也不在乎。

    的确可以说，那时候的红枫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是湖南大学的理想主义时代，虽则那些所谓的理想主义者已然趋于凤毛麟角。我有幸见证了那个时代并沾染了她的一些特质，所以我并不惮于被人嘲笑自己身上还具有的那些凤毛麟角身上的一些品质，即使被人骂为迂腐。同时，我处于一个“走向新时代”的转折点上，我对这世纪滚滚的大浪潮向我扑过来，而我却不能在我之后的湖大学生中找到我的同类感到一种极大的惶恐，虽则我对未来从来没有丧失一种希冀。

    红枫时代，正是我在黑暗中摸索而展开自己幻想的翅膀飞翔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我的文学青年时代。我大口大口吞食着《红枫》及少数红枫人带给我的文学养分。我想，那是给我的成长时期带来的某些关键性的元素。

    我的红枫记忆，又是和湖大校园内和后花园岳麓山上的枫叶记忆重叠在一起的。每当深秋的时候，赤红的枫叶从校园从山麓一层一层燃烧起来，煞是好看。而到了冬天，枫叶瑟瑟地凋零，它身上的激情燃烧怠尽。但到了明年同一个季节的时候，红枫又以同样的激情疯狂地舞蹈起来，绚烂之极。这就像人类从未停止对理想的追求，从未停止去作一种浪漫高蹈之舞，这也是我从未对生活对未来丧失理想和信心的原由。这样一种自然景象，就形成了一份湖大人的特殊的红枫情结。这或许也是这次《红枫》能够复刊的理由所在，它也没有理由不走向复兴！

    具体地说，我的红枫记忆主要是和两个人以及这本刊物有关。



                  （一）

    这第一个，是我才大一，风华正茂满怀理想，而他已经是大四毕业，正是“衡阳雁去无留意”的时节，竟能够和他在湖大校园里相识的唐小兵师兄。确切地说，他是一个湖大青年，对红枫来说，他可能只能算半个红枫人，但因为他无可置疑是那个理想主义时代的人，且和其他红枫人是一伙的，我暂且也算他是一个完全的红枫人吧。

    第一次见面是在毛主席塑像后面的大院子里，有点激情燃烧的感觉。那时候我年轻气盛，对当代文学有些不屑一顾。认为自己喜欢的诗人穆旦是中国最好的诗人，而他却和我谈起了海子这个我听都没听过的诗人。我马上愤愤于世界上竟然还有未被我发现的天才诗人。回去后找了一大堆海子的诗歌朗读。就是那次，我被海子的诗歌震撼了！

    第二次相遇大概是去枫林村的路上，无意之间碰到的。记得那次他还给我讲了一次美丽的邂逅，在那条路上。我对这种邂逅只是一脸茫然。我仍旧是充满激情地大谈我的理想，而他也能够倾听我这个稚气未脱的文学青年。其实，那个时候我还都不知道“文学青年”是什么意思，别人为什么要叫某某人为文学青年，更遑论什么叫“愤青”。但我却不知不觉被人戴上了这个名字，“始作俑者”就是他！

    后来，我知道他在岳麓山上一个坡地租了间房子，几乎是与世隔绝地自由阅读和写作。那屋子，颇似海德格尔诗意栖居的小木屋，不，可能更像卡夫卡幽居的“洞穴”。记得那时侯他非常迷恋卡夫卡，现实生活中的他都有点像卡夫卡，那句卡夫卡的句子可能是他内心生活的写照：“坟墓是温暖的睡袋，而生活却是一个寒冷的冬夜。”而我那个时候全无心思上课读书，终日像个幽灵一样飘荡在岳麓山曲折交错的小径上，沉浸在一些诗歌的幻想中，犹如在为日渐逝去的诗歌招魂。有几句诗歌是这样写的：“山林之门打开吧/就请你为诗人打开/春雨潇潇为我远远地招魂。”有时候我坐在阳光穿过树叶照耀下的石头上歇息，就碰到了从山下归来的他，然后两人就在路上大谈起了文学。有时，我感到寂寞了，就忍不住去拜访他幽暗的“洞穴”。

    除了他这种让我今天还记忆犹深的生活方式，他给我带来巨大冲击的是，他那种思辩色彩极强的文章，让我读得云里雾里、似懂非懂。挑战心极强的我硬是啃了一遍又一遍，结果慢慢地竟还能摸到一些门路。那个时候他的文章盛行着卡夫卡、萨特和加谬的存在主义，什么“存在”、“荒诞”、“词语”、“洞穴”这些本来极其常见的词语闪烁着扑朔迷离的异样光芒，难道我们平常所说的世界并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之后我就毫不犹豫地开始啃起了西方哲学著作。而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就是促使我“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至于那个时候他和《红枫》具体的关系，有这么一种说法，湖大新闻专业97级三大才子同住一间寝室，他们是：洪智明、唐小兵、叶铁桥。洪智明师兄执掌《红枫》，唐小兵师兄执掌《湖大青年》，而叶铁桥师兄则是以写某某手记闻名的。他们同处一室，肯定对理想对文章对刊物有着深入密切的切磋吧。而在《红枫》里，确乎唐师兄的文章几乎期期都有，总是闪烁着逼人的批判光芒。

    从那个小屋子出发，从那个枫林村的路上出发，我和他不间断地交往下去，一晃就是五六年了。我一直没有忘记他曾经戏谑地叫我“文学青年”，别人这样叫我我一定和他没完，但他叫我我心甘情愿。

                    （二）

    那个时候第二个对我影响甚大的，是比我大一级的新闻专业99级的顾磊师兄。唐小兵师兄常常蛰伏在一个固定的屋子里，或者内心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因而我和他之间是一种清晰的交往。而顾磊师兄不一样，我和他是一种碎片似的交往。他，似乎也是一个碎片似的人。因而，他总给我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却又在我内心深处是刻骨铭心的，或者总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诗人，或者艺术家，是不能琢磨透的啊。

    你要说顾磊师兄是一个红枫人，我觉得不太像。你要说他和当年的一帮红枫人在混，这是真的。但是你要把他归入一个集体，归为红枫里面的一员，我觉得是搞错了对象。他是一个没有“集体归宿感”的人。他随时可以从这个圈子跳到另外一个圈子。我后来知道他曾经创办过只有两个人的社团——“东方红行为艺术团”。而且他还和我还创办过山楂诗社呐。结果当然统统是半途夭折。我所认识的他，是一个完全的自由人。可不要轻易给某某人下定义呵。那个时候他行无踪影居无定所，昨天还在寝室和你聊天，但今天他已去了湘西的某个村庄或者祖国最南端的海边漫游，而过一阵子你又可能忽然在哪条巷子或者哪棵树下碰到他。以至于我前些日子在湖大校园看到一个极其熟悉的背影，我怀疑是他，就大声喊了几声“顾磊”、“顾磊”……但他头也不回就飘走了。徒然在我心中留下一片嘘唏。

    当然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绝不仅是因为他别具一格的生活方式，而是他在诗歌上深深影响了我乃至使我改变了我的诗歌认识，虽然他自己后来说他是个诗歌的门外汉。唐小兵师兄让我知道了海子这个诗人，但顾磊却以他的诗歌写作乃至诗意的栖居或在大地上“神圣的行走”深深感染了我，使我更加深入地认识了海子并融进了一种诗歌的写作氛围，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模仿海子的诗歌。我无法忘记，海子给我的生命打开的广阔的诗歌空间，并在我心中锲入的永恒的伤痛：这就是那一代人在贫困的大地上挣扎，但又渴望在幻想的天空中飞翔。海子的没落世纪的辉煌壮丽的景象，那“日落时分的部落”，那“黑夜的献诗”，那在麦地里兄弟们拥抱在一起背诵诗歌的景象，那在春天中全部复活的“十个海子”……那是一代人的诗歌记忆。而我似乎在南方楚国的树林实践着这种生活，像幽灵一样飘荡在岳麓山上的小径上，我差点没有被生活逼入绝境！但我又是多么珍惜那种渴望飞翔的生活啊。

    我还清楚地记得，过去我常常沿着一条曲折、逼仄而阴暗的巷子，绕过好几个弯子找到他，然后在一间极小的屋子里聊天，当然还是谈些诗歌。很多人聚在一个逼仄的屋子里谈文学，这也可能是红枫时代特有的景象。为了谈文学，而曲曲折折地绕道跑街巷，我不知道今天是否还有人去做。然后他给我的一种形象是，他坐在窗前“静默如佛”，或者他站在暮色中静立如鬼的树下意识被迅速剥离。他是长得有些像尊佛，而他确乎认为沉默胜过言语。有时候我们去街巷的小店去吃小炒，两块五或者三块的，他吃饭时有一种特有的豪爽，有诗为证：“大风起兮饭飞扬，安得猛士兮吃四方！”他身材魁伟，又有诗人的豪气，吃饭都有一种特有的大气和风采，但我们不可能像古代诗人那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只能凑一些毛票来吃小炒，却也津津有味。

    最后一个学期他在渔湾市那边租了个房子准备安心去考研，但我没有去过。后来就是数次往返于广州和北京之间找工作，偶尔能在湖大校园碰到他。再后来几乎音信都没有了。直到现在我还是只能若即若离地感受他的“存在”。

                        （三）

    除了洪智明师兄主编的最初一两期《红枫》我没有，后来的《红枫》我期期都收藏了，再加上《湖大青年》、《文泉》和《印象》，能收藏这么多湖大的学生刊物的人恐怕不多啊，我甚至可以很骄傲地说，我见证湖大校园刊物发展的历史啊，呵呵。

    而这些刊物中我常常翻的主要还是《红枫》，尤其是张海涛师兄和陈远树师兄他们主编的蓝皮和白皮封面的两期。一是因为它们简朴而不俗的封面设计和排版方式，二是因为里面一些印象深刻的文章，深刻的抑或幽默的——而这几乎成了我评判文章的两个主要标准。文章深刻但不矜高，故尔不可避免趋向于少数精英；幽默但绝不媚俗，因而也包容了更多的大众。这甚至也是我后来创办《印象》的一个理念。大致说来，《红枫》其实是一本类似于同仁刊物的校园刊物，她的兴盛有赖于一批执著于同一种理念的红枫人存在，而随着这批人的离去，则有可能使这本刊物名存而实亡。这或许是我们今天去追溯这本刊物的历史而追逐一种逝去的精神的缘由。

    在《红枫》，除了洪智明、唐小兵、叶铁桥、顾磊、罗凯、陈远树、张海涛、王振武这些响当当的人，他们以充满启蒙精神和批判意识的文章，构成了红枫精神的支柱，之外还有很多幽默风趣的文章，比如一个叫“吹咩”的人的文章，让我沉醉不已，至今难忘。这个名字本身就给人一种调侃的意味。而读他的文章则让人忍俊不禁。后来我知道这是一种王小波的风格。在我看来，除了强烈的批判意识，这是《红枫》第二种最鲜明的风格。这种风格表现了红枫人一种别样的生存智慧，一种耐人寻味的叙事方式，也或是包含了一种反讽的力量。从中我们看到了那种执著于理想但又在被现实促逼，被青春压抑而又不甘于沉沦的心态，或许这就是一种“青春的疼痛”——那群可爱的红枫人呐。而在后来的那些校园刊物中，我很少看到那种在理想中挣扎的姿态了。

    《红枫》也强烈地体现了和一般刊物不一样的办刊思路和理念。比如她非常重视栏目策划，一个栏目必定以一种整体的阵势，给人鲜明的印象和强大的冲击力。这和这一群性情比较像近的红枫人有关。凡一好策划，首先必定有一种非凡的创意，而这一策划又需要一个协作的团体或同仁从不同视角契入去完成。如2002年一期《红枫》中有个叫“经历湖大”的策划，堪称湖大校园刊物中的经典策划。在同一个“经历湖大”的大主题下，他们每个人展示了自己经历湖大的不同细节，体现着那个时代红枫人的特有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叙述方式。《红枫》能够扎根于湖大，概出于此。而之后的湖大校园刊物很难做一个好策划，除了很难有新的创意外，最主要的可能是与那一拨富有才华和想法的红枫人的离去有关。也是从那个策划开始，我接受了这种栏目策划的意识，并力图使这种策划意识贯彻到我后来的办刊实践中。

    还有就是《红枫》比较先锋而具有创意的封面设计和排版方式。在《印象》出来之前，我还真没有看到可以与《红枫》媲美的设计风格。因为她的批判精神和先锋意识，注定了她的版式有一种向世俗挑战的风格和与平庸唱反调的性格。她的视觉总监是一个叫黄胜春的师兄，不要说从他的外貌，我们就看出他属于艺术家类型的那种人物——就是那种把头发四散披开的先锋形象，光是他可爱的名字，已然让人遐想无穷！

                      （四）

    临到结束了，我来个总结陈词，鼓舞下人心：
    每当深秋的时候，带着同样疯狂的激情，赤红的枫叶从湖大校园从麓山下一层一层燃烧起来，直达岳麓山的山顶，然后同样的是她们迎着寒冬热烈地奔赴死亡。但同样的是，我们又能等待她们来年的疯狂燃烧。这就像人类从未停止对一种理想的追求，从未停止去作一种浪漫的高蹈之舞。这种湖大人特有的红枫情结，这种不灭的理想情怀，使《红枫》一年又一年重新祭起它不倒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