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何灼强在戴高乐机场遭遇尴尬事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多少回造访戴高乐机场了，只记得每一次光顾这个机场，几乎都会看到中国同胞遇到尴尬的事情。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的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没想到，此等尴尬事，这一回居然让何灼强和我碰到了！

    由于戴高乐机场是中国同胞前往南美洲、非洲甚至到欧洲、北美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首选转乘机场，再加上刚刚开张而备受争议的中国国家大剧院，与三年前发生楼顶坍塌事故致两名中国同胞死亡的戴高乐机场，都是一个叫作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u）的法国人设计的，于是，戴高乐机场与中国人，就难免有太多太多的瓜葛了！  

    全球第一块南极环保公益广告牌，在“三剑客”的出征仪式上正式亮相。图为陈开枝、陈晓敏、孙淑伟等社会知名人士与“三剑客”，还有7家打造单位的负责人，举起公益广告牌。                                     陆明杰  摄

 防拉登搞恐怖，防中国人偷渡  

    由举重世界冠军、南极环保志愿者何灼强，骏丰频谱“海归”总裁陈险峰合和我组成的“南极环保志愿者”团队，是于巴黎时间12月5日6时35分乘坐法国航空的AF185航班，从香港飞抵巴黎戴高乐机场的。我们将从这里转乘法航的航班，奔赴南极环保的最前线。

    此前的北京时间4日上午，本次南极环保探险活动全程赞助商——广东骏丰频谱公司，在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名盛广场，为我们“三剑客”举办了一个隆重的壮行仪式。前广州市政协主席陈开枝，以及举重奥运冠军陈晓敏、跳水奥运冠军孙淑伟，齐齐来到出征仪式现场，为我们三人打气加油。 

 “南极环保三剑客”何灼强(中)、陈险峰(右)和黎宇宇在戴高乐机场。岭歌 摄

    从香港起飞的时候，我们的同伴陈险峰总裁很有君子风度，将前面的两个好的座位让给我和何灼强。于是，下飞机时我和何灼强便先于陈险峰走出机舱。当我俩与所有乘客们一道，走到距离777的前舱门约120米的狭长过道位置时，被3个法国警察拦住检查。

    一看到我和何灼强两人，其中一位矮胖个子，瞄了一眼我俩的护照，立即用半咸不淡的蹩脚普通话说：“机票！机票！”我俩以为此君懂说汉语，便高兴地用普通话告诉他，机票在同伴身上，他在我俩后头。谁知他听不懂，还一直在不停地嚷嚷“机票！机票！”我俩用英语告诉他情况后，他便一边牢牢紧握住我俩的护照，一边示意我俩往前靠边站。这时，我们发现，一旦看到“疑似”中国人，其他两名警察也一样叫喊：“机票！机票！”而对于其他国家的乘客，则可查可不查。

    还是何灼强见过世面，他说，看得出来，这个法国警察只懂得“机票”二字汉语发音，并且可能是专门学来应对咱们的中国同胞的。我俩站稳后环顾四周，发现 “靠边站”队伍里，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多是年轻的男男女女，大约10多人。大约过了10分钟，陈险峰来了，他还以为我俩在等他。他得知实情，拿出我们下一行程的机票后，我和何灼强才得以“解放”。

    对入境的中国人“多个心眼”，这在欧洲尤其是西欧诸国，特别是像在戴高乐这样客流量位居欧洲前列的大机场，已经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这也难怪，近几年来屡屡发生中国人偷渡欧洲事件，人家不警惕就不正常了！去年夏天，我离开北极点后，从北欧往南，经地中海、西班牙，到达葡萄牙亨利王子当年借探险之名向外扩张的大西洋出海口。沿途，不论是欧洲当地人还是华侨，与我这个中国人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我国的东南沿海同胞经常偷渡来欧洲的事情。在里斯本，我有一位从国内派驻欧洲多年的老朋友开玩笑地对我说，在欧洲许多民众的眼里，防中国人偷渡，或许是仅次于防拉登搞恐怖的大事！

    不止一个欧洲华侨这么认为，虽然国内经济发展迅猛对“偷渡潮”有所遏制，但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贫富不均，还是让不少国人依然向往欧洲而偷渡。“因此，欧洲各个口岸，对来自国内包括香港、澳门地区的航班、集装箱，都查得比许多国家来的严格，甚至额外多加一些环节来盘查中国来的人和物。”去年8月，在柏林，一位20多年前从上海移民而来的吴姓华侨告诉我。

无知或在巴黎造成非法入境

    如果说，很多中国人来到欧洲遇到的尴尬甚至不公，是由于欧洲当局的敏感、多疑造成的，那么，一些中国同胞来到巴黎转机时遭遇的“非法入境”麻烦，就是由于无知造成的。所以，此时此刻我端坐在戴高乐机场的候机厅里，觉得有必要给那些以后来巴黎转机的同胞们提个醒。

     戴高乐机场的繁忙早晨。中国人前往南美洲、非洲甚至到欧洲、北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要来到戴高乐机场转乘。                     黎宇宇 摄

    众所周知，巴黎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国际机场，是以法国前总统夏尔·戴高乐将军（1890－1970年）的名字来命名的。由于它座落在巴黎东北部25公里处的鲁瓦西(Roissy)地区，所以也被叫作为鲁瓦西机场。它是欧洲主要的航空中心之一，也是客流量仅次于伦敦希斯罗机场的欧洲第二大国际机场。

    由于戴高乐机场在全球航空市场上的显赫位置，中国人前往南美洲、非洲甚至到欧洲、北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要来到这里转乘。

    去法国的旅客通常都知道戴高乐机场，其实在巴黎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国际机场——奥利(Orly)机场。奥利(Orly)机场名气不大，许多人甚至包括一些从事出境出国游的旅行社人员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机场。于是，“非法入境”问题就此产生。

    广东湛江有一姓陈的私营老板，要到非洲的一个国家去谈一笔生意。由于广东到那个国家没有直飞航班，陈老板只好去巴黎转机。当他与翻译从广州乘坐法航的飞机来到戴高乐机场时，机场的人员告诉他，转飞往非洲该国的航班在奥利机场。当他欲前往奥利机场时，被机场海关的人员拦住了。理由是：陈老板要从戴高乐机场到奥利机场去，就意味着他出关入境。可是，陈老板误以为在戴高乐机场转机只是在机场内进行，并不需要出海关，此前只办理了马里签证而没有办理法国签证，所以，他没有资格出关入境到奥利机场去。撞板之后，陈老板才如梦初醒。“我也并不是第一次出国，怎么就不知道巴黎还有另一个机场呢。”他懊恼地说。

    去年夏天在巴黎的时候，有朋友告诉我，有一个中国代表团，在戴高乐机场也遇到了与陈老板类似的情况。这些人自恃“来头大”，情急之下欲强行要海关人员“通融”，结果被媒体曝光了。对此，这位朋友告诫说，尽管法国人很浪漫，但在原则问题上，他们是不会像中国人那样，讲什么“通融”的；特别是，法国作为法制国家，面对法律条款，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是绝不会给任何人情面的！

    在这里，我建议我们的同胞，不论前往哪个国家，一旦碰到“转机”问题，务必打醒十二分精神，事先最好了解清楚，是否需要到另一个机场去乘机，以免遭遇麻烦，甚至吃亏。

戴高乐机场坍塌令安德鲁受质疑

    来到戴高乐机场，我们没法不提到保罗·安德鲁。就是这个被称作是“法兰西骄傲”的人，却因为戴高乐机场候机厅顶棚坍塌事故而遭遇麻烦；也就是这个法国人，因为主持设计的中国国家大剧院像个“巨蛋”而备受质疑，却从不影响他从中国赚走大把大把的金钱。然而，就是这个不为中国“巨蛋”质疑所动的保罗·安德鲁，却因为他的成名作戴高乐机场的新侯机厅坍塌一事说遭受质疑，令他一度陷入被动、难堪的境地。

    戴高乐机场发生坍塌的2E候机楼一角。事故令安德鲁备受质疑。黎宇宇 摄

    由于航班衔接的时间差问题，我们“三剑客”在戴高乐机场的2E候机楼，逗留了8个小时。这个地方，正好是2004年５月２３日戴高乐机场发生顶棚坍塌处。

    据媒体当时报道，那天，巴黎当地时间清晨7时许，落成仅两年零４个月的戴高乐机场新候机楼２Ｅ候机厅，发生楼顶坍塌事故，造成包括两名中国公民在内的４人死亡、３人受伤。

    事故发生三年之后的今日，我们看到，2E候机楼当然恢复了平静。我们往头顶处举目一望，在当时发生事故的地方，楼顶650米的长廊中间没有任何隔断，钢筋混凝土厚度30厘米，整体覆盖30000平方米玻璃。稍微懂点建筑常识都知道，这样的设计，简直太大胆了！

    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戴高乐机场坍塌前的两个月，一位黄姓中国工程师依然记得他见到戴高乐机场时的激动心情：“我当时还感叹，法国人的设计和施工真牛。顶棚上有那么多窟窿，竟然还能把混凝土结构做得那么薄。”回忆起当时站在那个著名的顶棚下的欣喜，黄工程师心有余悸。

     尽管后来法国交通部的调查结果认为坍塌事故是由于劣质水泥造成候机厅顶棚上的一个穿孔所致，但是，“保罗·安德鲁神话”从此开始被打破。很多人质疑他，认为他设计的项目不切实际，不仅施工难度大，而且材料浪费巨大，只是好看而不中用，故此难免出现坍塌事故。“世界上任何一个建筑设计师，如果有谁像保罗·安德鲁那么大胆，谁就有保罗·安德鲁那样的成就！”戴高乐机场坍塌事故发生后，法国建筑界的许多人士都这么认为。

    据媒体当时报道，2E候机楼坍塌事件发生时，保罗·安德鲁正在参与建设国家大剧院项目。而在大剧院开工的几年间，安德鲁每个月都要从法国飞抵北京，查看施工现场。而后他匆匆离开北京赶回巴黎。他巧妙地躲开记者们的“围攻”，沿着另外一条通道到2E侯机厅事故现场视察。当时，安德鲁一言不发，随后立即消失在媒体的视线外。可见，当时保罗·安德鲁是有点心虚的。

    据了解，总投资达7亿5千万欧元的2E候机楼，是戴高乐机场的新翼，能够同时处理17架飞机的飞行和降落，所承载的年客流量达1000万人次。2E候机楼由巴黎机场公司投资建设，再租赁给法国航空公司及天合联盟的其他航空公司。大部分从巴黎飞往北美和到上海、北京、香港的亚洲航线，都是从2E大厅候机楼起降的。

    然而，戴高乐机场的坍塌事故，并不影响保罗·安德鲁作为一位总是令人津津乐道的正面人物的形象。我们候机大在厅的书摊上，就发现有不少书籍是介绍保罗·安德鲁的。从书本上，我们得知，1938年出生的保罗·安德鲁，他的家乡就就闻名遐迩的“酒都”波尔多市附近。1967年，年仅29岁的保罗·安德鲁，设计了圆形的巴黎戴高乐机场候机楼，从此一举成名。此后，他设计了包括尼斯、雅加达、开罗、上海浦东、日本关西等等在内的多个城市的国际机场，是全球最著名的国际机场设计大师。此外，巴黎“新凯旋门”（即“德方斯大拱门”）及英法跨海隧道的法方终点站等，也是他的杰出作品。在中国，除了国家大剧院外，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大型建筑项目还有广州体育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苏州科技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