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伦理与人口控制社会化

                               冯泽永    

摘要：在影响人口发展的诸因素中，生育伦理是影响相对持久、相对直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现代人口发展理论的框架下，人口控制社会化，是人口控制的必然选择，这种控制方式的实施，就必须把正确的社会生育伦理转变为人们的生育观和生育意愿。使人口控制的手段由他律为主转变为自律为主。

关键词：生育伦理  人口控制    人权    社会化

Abstract: birth ethic is one of important factors which can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its influence is durative and direct relatively. In the frame of theory on moder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realize socialization of population control as a result of choice of population controlling mode. To carry out this controlling mode, we must change correct social birth ethic into ideas on birth and reproductive desires of people. Thus, the method of population control will use self-discipline mainly instead of heteronomy.

Key words: birth ethic, population control, human rights, socialization

一．生育伦理对人口发展的作用

      生育意愿是人口的提前变量，对人口数量、质量和性别结构都有重要影响。根据1997年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数据估算，如果没有性别偏好生育意愿的影响，1993-1997年的生育率可以下降11.4%,妇女的二孩生育率可以下降36%,三孩生育率可以下降51%。[①]可见，即使是生育意愿中的一个因素（性别偏好）,也会对人口数量、结构和质量带来极大的影响。由于生育动机和目的影响着生什么、生多少和怎么生的意愿，生育动机和目的的核心是生育价值观。因此，生育价值观对人口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生育伦理是最重要的生育价值观之一，它以生育意愿为中介影响着人口发展。

       从古至今，生育伦理都是影响生育意愿和人口状况的重要因素。生命属于个体只有一次，但是人类可以通过世代延续将人的“类本质”和“文化基因”不断地传递下去，使个体生命融入人类的生命而生生不息，获得永生。由此，人类的生育行为便被打上了文化的烙印。作为文化核心的哲学、伦理学思想，必然会对人的生育行为和人口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儒、佛、道的伦理思想都尊重人并敬畏和珍惜生命，主张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一方面，他们强调人的尊贵。《孝经》中提出“天地之性（生）人为贵”。荀子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内经》也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另一方面，他们主张尊重人的生命。《内经》认为“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孙思邈也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这些思想都对中国的生育和人口发挥了重要影响。尤其是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家，他们的伦理思想对生育和人口的影响非常大。他们主张“仁义为本，孝梯为用”，高度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主张通过内外兼修的方式去善待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通过积极入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途径弘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儒家“广土众民”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的有机结合，为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所推崇，从而确定了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的指导思想，并因此形成了中国“早，多，男”的生育价值体系，推动着中国人口生产在“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模式下迅速增长。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我们看重“人手”而忽视了“人口”，鼓励人口生产，强化了“早，多，男”的生育价值体系，致使中国人口增长进入快车道。20 世纪 70 年代，我国开始实行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顺其自然等新的婚育伦理思想逐步得到人们的认同，从而带来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快速下降，人口生产由传统向现代逐步过渡。

      随着人类的发展与进步，随着人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增强，人在从必然走向自由的同时，在生育行为上也必将走向自由自觉。在今后的人口发展中，以内心信念、社会舆论和传统习俗为作用方式的生育伦理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人口控制社会化是当前人口控制的必然选择

       自20世纪7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以来，我国在人口控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控制了人口高增长，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化。然而，目前面临的新情况却使我们必须把人口控制方式从他律转向自律，从刚性转向柔性。人口控制社会化是指在社会化过程中，个人把社会生育规范内化为自己的生育观，并自觉承担社会生育义务和责任的人口控制方式，是一种自律为主的柔性控制方式。[②]人口控制社会化应当成为今后人口控制的主要方式。

       首先，从人口可持续发展理论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出发，我们应当选择人口控制社会化。一方面，坚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就要求重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适度控制个人的欲望和权利。20世纪80年代中期，可持续发展概念引入人口研究领域。1994年的开罗会议使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成为共识。该理论以布伦兰特为代表，主要观点是：必须在实现经济增长、消除贫困、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保护环境的框架内解决人口问题，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不能以牺牲子孙后代的权利为条件，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在人口控制中，人口控制的限度决定个人生育自由权的限度；个人生育自由权的限度决定人口控制的成败。人口控制过松，就会威胁人类的生存，并最终使每一个个体的人权化为泡影。因此，人口可持续发展理论必然要求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统一，要求人们认同相应的伦理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坚持以人为本，就不仅要重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且要尊重每一个个人的人权和意愿。对于人权的理解虽然各有不同，但是，根据主体的不同把人权分为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或人类人权）的分类方法却是二战以后许多思想家的共识。大家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保障，对两种人权都必须重视。人口控制表现为对个人生育自由权的适度控制和对人类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适度维护。人口控制过度，就会侵犯人们应有的生育自由权。不过，个人生育自由权的关键在于自由自主。如果个人自觉地使自己的生育意愿与社会人口控制的需求一致，人口控制就不会侵犯个人的生育自由权。怎样才能使人们把人口控制的需求变成自觉自愿的选择呢？那就是通过社会化过程，使社会生育伦理规范和生育责任内化为人们的内心信念和生育意愿。

      其次，生育模式多样化的现实与生育文化主流导向需求之间的矛盾，需要我们选择人口控制社会化。一方面，当人类社会实现由传统到现代转型后，个人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加上自由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 特别是个性解放、性解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使传统的婚姻家庭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婚外性生活和非婚生育状况越来越多。同时，在自我中心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丁克家庭、同性恋家庭、无子女家庭也相继出现。社会开放使生育状况变得难以琢磨。另一方面，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使婚育关系变得复杂而微妙。[③]这些变化都使生育模式呈现多样化和难以控制的局面。社会变化与生育模式多样化之间的中介因素，是人们对生育的自主选择。人们对生育的自主选择是否应当绝对自由呢？当然不能。从社会发展的需求看，社会应当对人们的生育施加影响，应当适度限制生育选择的自由。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两种生产”中，物资资料的生产对人类自身的生产起着决定性作用，一定的社会条件只能承载一定的人口。而人类自身的生产又能延缓或促进物资生产。因此，社会主流文化只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引导人们的生育意愿，引导人们的“自主”选择。引导的最佳方式不是“堵”和“禁”，而是通过教育潜移默化，即社会化。

三、生育伦理应当重视的几个理论问题

（一）人权问题

       人权问题无疑是生育伦理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一些人甚至以人权为由反对计划生育。那么，计划生育是否侵犯了人权？怎样看待生育控制中的人权问题呢？人权一词最早由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提出，他表示人作为人得到社会承认的对某种利益的排他性占有。随后，经过资产阶级思想家格老秀思、斯宾洛莎、洛克等人的发展，尤其是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发表，资产阶级人权理论日趋成熟。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也逐步形成。二战以后，人们把具有共识的人权观写入了《世界人权宣言》、《发展权利宣言》等国际文献。不能形成共识的则各自保留而不能强迫别人接受。生存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发展权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便是人们的共识。我国实施计划生育以来，人们的生存状态得到极大的改善，人们的发展权也得到体现。从总体上说，计划生育推动了人权的进步。有人认为，个人有完全自主的生命权、生存权、生育权、出生权等等。认为任何形式的人口控制都是侵犯人权。其实，人权一直存在两个维度，即个人维度和集体维度。人口控制存在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冲突。有些人强调个人维度，从个人人权的角度对人口控制进行抨击。也有人强调集体维度，主张控制人口。柏拉图认为：“结婚人数的多寡，要考虑到战争、疾病及其他因素，由统治者斟酌决定。……”[1]重商主义学派也主张对个人的婚育进行控制，庸俗经济学派的马尔萨斯甚至主张以某些极端的手段控制人口。中国古代学者也强调集体人权，主张多生是为了“地大国富，人众兵强。”[2]主张少生是为了“小国寡民”[3]。对人口的控制都是为了“国”。我们主张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的统一。人口控制中存在着许多人权冲突，如个人与人类人权，上代与下代人权，个人与他人人权等。在解决冲突的时候不可把某一方面的人权绝对化。[④]个人生育权不是绝对的。个人生育绝对自由必然使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看成不可侵犯的权利，把生育完全看成个人或家庭的事，生多生少、早生迟生绝对服从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任何人类组织都不能干涉。这样最终会使整个人类处于人口数量太多、人口质量不高的状态，并从各个方面危及到全人类的生活环境、生活质量，从而危及人类整体的生存。集体人权和国家控制权也不是绝对的。二战期间希特勒以优生为名屠杀其他民族人民的教训切不可忘记。我们只能追求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统一，寻找二者的平衡点。

（二）生育权利与生育义务的关系

       权利和义务相互关联，没有离开权利的义务，也没有离开义务的权利。生育权是基本人权之一。生育子女，繁衍后代，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的社会责任。生育权利作为人的一项自然权利，应该受到法律和道德的保护。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法律都必须承认和保障人的生育权利。但权利的行使从来都不是绝对的，为了社会的秩序，为了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必须对生育自由进行一定的规制，这种规制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权利和其它价值目标实现的一种必要的手段。因此，公民在享有生育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生育义务，必须自觉地实施适度生育并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相一致。

四．人口控制社会化的主要途径

       社会化是个人由自然人成长发展成为社会人的过程，是个人同他人交往，接受社会影响，学习掌握社会角色和行为规范，形成适应社会环境的人格、社会心理、行为方式和生活技能的过程。把社会规范内化为自己的信念、习惯和人格，是人们社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社会化涉及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从社会的角度看，社会化是社会对个人进行教化的过程。从个人的角度看，社会化是个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互动，成为合格社会成员的过程。国家要想长治久安，社会要想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对国民进行教化，让国民把社会规范内化为自己的人格、信念和习惯。也正是这个原因，古人才强调：“善政不如善教。”

       人口控制社会化最大的优点就是变刚性控制为柔性控制，变他律为自律，人口控制完全变成人们的自觉选择，从而使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统一起来。

社会实施教化的主要途径有哪些呢？

      第一，家庭教育。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起点，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对个体社会化的影响是奠基性的，而且有以下优势。（1）成年前有一个较长的生活依赖期生活在家中，这是实施教化的最佳时期。（2）家庭中的亲情关系使家庭教化最容易为儿童所接受。（3）父母的榜样作用可以潜移默化地实施教化。中国古代家庭很好地进行了有关生育伦理的教化工作。“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古代生育伦理不就是以家庭教化为主要途径而深入人心的吗？只要我们用现代生育伦理教育子女，现代生育伦理就会润物无声地进入人们的脑海。然而，当前我们的家庭教化却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是父母与子女相处的时间越来越短，教化的时间越来越少。二是父母的精力主要是放在工作、生意上，一些家庭没有精力和能力提供儿童健康的社会化条件。三是在面临文化冲突的时候，许多父母自己就无所适从，甚至选择了错误的生育伦理，有了错误的性行为和生育行为。他们怎么可能发挥正面的榜样作用呢？因此，要对未成年人进行正确的生育伦理教化，使他们建立个人与集体统一、人口生产与物资生产统一、适度生育和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等生育伦理，就必须首先对当前的家长进行教育和培训。

       第二，学校教育。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认为，家庭以外的最主要的社会化主体就是学校。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青少年被教之以在这个社会和文化传统中他们所需要的技能和态度。然而，当前的学校教育却大量存在以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工具主义为导向，而不是以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作为目的的教育导向。存在着弱化素质本位的教育理念，重视功利性的知识教育而轻视社会文化和态度、价值观等社会教化的现象。人的社会化至少应当包含四个内容：（1）掌握生活和生产的基本知识和技能；（2）内化社会规范；（3）树立生活目标和人生理想；（4）渐入社会角色。后三个方面都属于影响个人素质的社会教化。要使学校教育充分发挥生育伦理社会化的作用，就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素质本位的教育理念，不仅要开设生育伦理的课程（这只是表面功夫），而且要真正把包括生育伦理规范在内的规范内化等教化工作放在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心上。

        第三，大众传媒的教化。大众传媒通过筛选信息、舆论导向等方式，对当今青少年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目前许多媒体却以文化多元化为借口放弃社会教化的责任。个别媒体为了赚取利润，为了“眼球效应”，甚至大势宣传以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拜金主义的人生目标、享乐至上的生活追求和极端利己主义等等。这些宣传对生育伦理的冲击不可小瞧，对生育失范现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要推行人口控制社会化，就必须规范大众传媒，使他们的宣传为主流文化服务，对人类社会负责。在生育伦理的宣传上必须强调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统一、生育权利与生育义务的统一；必须强调适度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