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时莱辛主张建立民族的文学,大概是为了鼓舞觉醒.五四时李大钊一伙人,最是号召把文学变成反帝反封的武器,应该是为了团结斗争.文学之所以有使命,都是人的主观添加.它本来只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艺术形式,代表着作者心灵本身的存在.但是自从人类发现了语言文字的感染能力,便要以文学为工具,赋予文学目的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没有永恒的使命.时代不同,立场不同,人物不同,就会生发不同的目的,使命也就随之变化了.而我们说一切文学皆人学,说文学的永恒使命在于救赎人心,这恰恰只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太忽视人的灵魂的活法.尽管文学界不乏对灵魂活法的探索者,然而时代与社会的大环境是与这种探索对立的.假若有一日,人心皆相惜,物物竟生长,灵魂长丰盈,文学自然不再被逼迫去救赎人心,而该去肩负另外的使命了.

  至于一个讨论颇多的问题----文学到底该不该承担社会责任,我认为是不必的.我一直希望文学是单纯的,就是每一颗心灵的"想写"或"只能写".如果文学一定要去担起什么责任,警醒什么现象,那必定是这个作者已经不单单在忙文学了.这些文学家一定又是教育家,革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