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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别乌的专业杀手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格别乌是怎么干掉我们的一些同志的，这样就能对雅克松那种邪恶的动机看得更清晰。
1938年2月，列昂·西多夫患了肠道疾病，在他被送进医院之后，斯大林分子知道了他落脚的地方，几天之后，西多夫就神秘地死去了。
“你对列昂·西多夫的死有什么看法？”特鲁希略法官在首次听证会上问雅克松。
刺客犹豫了一下，支支吾吾，很不情愿地答复道：“就像你们说的一样：‘是格别乌干的。’那就算格别乌杀死列昂·西多夫好了。”
真是费尽心机太聪明了。格别乌的代理人难道是一时之间说漏了嘴道出了事件的真相？还是他又一个阴谋诡计——格别乌只是干掉了西多夫，而与托洛茨基被杀害无关？抑或是他了解事件的真相并且参加了暗杀西多夫的行动，只是觉得承认与否对他无关痛痒？最后一种假设很有可能是正确的。这也可以解释他在第一次被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内心的犹豫——是不是要做伪证？有这必要吗？“就象你们宣称的那样······”他在权衡取舍之后说出了事情的真相以便能够争取时间：“是的，格别乌干掉了列昂·西多夫。
在1935年9月第四国际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国际的书记鲁道夫·克莱门特被绑架了。当时，托洛茨基收到了一封冒充他署名的从法国南部小镇Perpignan寄出的信，与所谓的雅克松的“忏悔”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是，冒牌克莱门特痛陈自己误入歧途以及所谓托洛茨基和希特勒签有协议。
然而事情很快真相大白，几天之后，克莱门特的遗体从巴黎塞纳河里浮了上来。他的头、手和大腿被一位深谙解剖学原理的人给肢解了。
雅克松习惯于在餐桌上炫耀他的解剖学知识，他亲自用刀向我们演示如何分烤鸡。
克莱门特为什么被杀呢？老人说可能是这位可怜的人无意中知道了很多格别乌最重要的秘密。克莱门特知道谁是苏联特务机关派到第四国际来的内奸，是谁杀害了列昂·西多夫，并筹划对托洛茨基的暗杀。
雅克松说自己认识5月24日暗杀的组织者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他告诉特鲁希略法官：“我们是无意之中认识的，他给了西尔维娅·阿奇洛芙自己长住的‘野庙’别墅地址。”
如果猜得没错的话，5月24日晚上哈特值班的时候，雅克松敲了科约阿坎小屋的门铃。哈特盘问他，然后他回答说：
“我是雅克松，我有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们。”
哈特认识雅克松，并不知道自己的噩运就要来临，他打开门锁。雅克松站在那，而他的那些格别乌朋友早已扮作墨西哥警察，哈特把他们当作是好人，门开了。
然后，哈特就被杀害了。他本来可以识破格别乌的诡计的，最神秘的5月24日的袭击看来应该是真相大白了。而在整个过程中，雅克松可能就是操着法国口音西班牙语的法籍犹太人，他向西凯罗斯发出指令，驾着黑色的纽约牌照的“别克轿车”，为5月24日的偷袭筹集资金。
第一次暗杀失败了，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当雅克松在纽约“格别乌”总部汇报时的情景：
“去把托洛茨基干掉，或者······”
托洛茨基死后
列夫·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杀害的消息在世界范围内不胫而走，各地的工人阶级都沉浸在无限的悲愤中。在资产阶级国家检查制度的认可下，电报和信件如雪花般来到了墨西哥。墨西哥不同政治立场的工人组织，都通过了决议，谴责格别乌暗杀托洛茨基。
拉扎罗·卡德纳斯总统对暗杀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他说这些人是外国势力的代理人，出卖了“墨西哥的利益”。
只有格别乌的代理人以及他们的同伙，才会费尽心机去证明所谓的“雅克松的供词”是正确的。朗巴多·托莱达诺主编的《平民报》在头版报道了托洛茨基去世的消息：“刺杀托洛茨基的主谋的大披露——死掉的第四国际头子的真实嘴脸。”《平民报》的污蔑把这场暗杀大戏带到了高潮，当然这样的把戏对于格别乌组织来说，是家常便饭。
同样的立场，《平民报》分子大卫·索兰诺用更加低调的方式在特鲁希略法官面前进行了表述。索兰诺是墨西哥共产党的一位官僚，据说是格别乌在这个国家的代理人，5月24日的袭击之后，这个家伙被拘留了。就是这位索兰诺先生搞来了警察制服蒙蔽了守卫之后进行了偷袭，在这出戏中，他的前妻是一位负责勾引看守科约阿坎小屋警察的间谍。
“第三国际反对个人恐怖。”在特鲁希略法官面前，索兰诺先生义正严词“当然，对于托洛茨基的死，我觉得没什么好遗憾的。”
“你不觉得自己的陈词自相矛盾吗？”法官很诧异。“我知道，这是我的真实想法。”他是这么回答的。
那天是8月1日，暗杀之前的2个多礼拜。格别乌代理人道出了主子的心声。
在这场暗杀托洛茨基的密谋行动中，有一位叫弗兰克·耶利内克的人，他长期以来都是斯大林主义的同情者。他在1937年春天来到墨西哥，他试图拜访托洛茨基，但被拒绝了。后来，他出席了约翰·杜威委员会的听证会，这个委员会进行的工作主要是驳斥莫斯科审判中对托洛茨基的指控。耶利内克是和他的朋友——弗兰克·克拉克洪一起去的，他们在当时制造麻烦。他经常同墨西哥斯大林派的头面人物们会面，在5月24日事件之后，他用典型的格别乌风格写了篇证词。而当托洛茨基因索兰诺的律师帕文·弗拉斯的邀请出席科约阿坎法庭的提问的时候，更滑稽的事情发生了。弗拉斯先生自己就曾是墨西哥共产党的负责人，并在三月的一次党内清洗中留了下来，但没有参加5月24日的袭击。他在法庭上指责耶利内克在党内仰仗上层领袖的权势为所欲为的行径。在托洛茨基死后，我们的耶利内克先生又在《苏联杂志》上发表文章与雅克松遥相呼应，说托洛茨基的死是第四国际内斗的结果。耶利内克的文章信口开河：“现在争吵的各派系为了托洛茨基的遗体闹得不可开交，看看吧，这一边是詹姆斯·P·坎农，那边是阿尔伯特·古德曼。“（《苏联杂志》，8月23日）。”
耶利内克为格别乌所作的辩护同雅克松的忏悔一样愚蠢。在对冰镐事件的解释上，我们的大记者失去了他往日落笔生辉时的灵动。
陪伴托洛茨基到最后
那时，我们正准备把科约阿坎的小屋改装成一个碉堡，老人经常在院子里散步，为我们提出各种改进的建议。不过，他似乎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感到很不舒服。他不停地向我唠叨：“这让我想起我第一次在基尔纪赞（Khirghizan）监狱被幽禁时候的经历，关门时候的声音简直像极了，这看上去不太像家，倒有点像中世纪的监狱。”
说老实话，这地方是有点象所谓的监狱，托洛茨基生活在二十英尺的高墙之后，仿佛就在沙皇俄国的监狱里执行若干年的徒刑一般。
有一次我仰望塔楼的时候，撞见了老人，他的脸上挂着温暖而慈祥的笑容，看上去很自信。
“即使高度发达的文明，也必须我们去添砖加瓦。”他的表情很诙谐。
“恩。”对于老人的言语并不令我感到惊讶，“为了让经济制度在合理的基础上运行，值得为之付出一生的时间。”
墨西哥的骄阳照亮了他那如苍鹰一般的外表，就在那片树影婆娑的葡萄树旁，老人浓密的白发随风而动。他没有看我，而是看着塔楼，他让我感觉到一种力量，那种力量只有从他和那些毕生为无产阶级解放而奋斗的布尔什维克们身上才能看到，即使是在未来在千年之后，也不会消散。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他常常能半开玩笑地把自己厌恶的东西变成一种有价值的玩意儿，他就是这样做我们的良师益友的。
老人喜欢墨西哥的乡村，喜欢司机把车从高速公路上开到荒野上，那里有废弃的洞穴、巨石、泥浆、如刀刺般锋利的仙人掌。这些地方总会让他想起自己指挥工农红军时候的那段岁月。老人把这些短途旅行称为“散步”，当然如此散步毕竟是危险的，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老人不得不戒掉自己的这种念头。
最后一次远足的时候，老人比平时多睡了很长时间。看来他真的有点筋疲力尽而且长期没有好好休息了。他坐在我的旁边，从库埃纳瓦卡一直睡到阿梅卡梅卡，珀珀卡特佩尔火山（Popocatapetl）和当地人称之为“睡妇”的伊克斯塔奇克塔火山（Ixtaccihuatl）那堆积着皑皑白雪的峰顶上，如羊毛似的卷云在天际涌动。我们中间有一辆车的汽油用完了，在一个古旧城堡旁的扶墙边停了下来，老人又开起了玩笑：“一座不错的墙，就是有点中世纪的味道，同我们那座监狱像极了。”
当我们到达科约阿坎的时候，老人低着头从车子里走了出来。毫无疑问，街边任何一座靠近我们房子的窗上如果架起机关枪，就能对着他一阵扫射。
“看来我们这次出游之后，需要有两个好司机才行。”老人自言自语。显然他考虑到某一场愉快的郊游可能夺走我们的司机的性命，然而这是他最后一次“散步”，我们没法采纳他的提议。
5月24日袭击之后直到他离世前，托洛茨基一直致力于去揭露格别乌及其代理人，与朗巴多·托莱达诺这些家伙作斗争。这些人丧心病狂地进行诬蔑、诽谤和个人攻击，不知疲倦地重复格别乌那无聊的口号：“把托洛茨基赶出墨西哥！”
在老人去世前的那个星期天，他告诉我自己已经写完了揭露“5月24日事件”的文章，下面该去写那价值不大的“斯大林传记”了。不过，他问我之前是不是应该写点关于军国主义的文字。我们大致讨论了一下文章的格式和内容，商量是把它发表到《第四国际》上还是《社会主义诉求》上，或者考虑到世界局势，发表的时候不做署名。
我记得老人是这样同我谈论文章的主题的：
“我们不能姑息自己运动中的‘和平主义’思想，要与之作斗争。这种思想不但是我们进入社会党之后的后遗症，而且是上次帝国主义大战的遗留产物。在1914年的时候，即使布尔什维克派也未曾想到要夺取政权。我们的政治学逻辑看上去有点官方观点反对派的味道。列宁在瑞士流亡的时候也曾说我们之后的第二和第三代人将看到社会主义革命，而我们看不到。今天的世界局势已经比那个时代成熟许多。我们应该始终坚持‘掌握政权’的思想。革命将在马上要到来的这个时代降临我们这个星球，毫不间断。革命的形势早已成熟，现在需要的是一场胜利。革命是无法避免的，但并不会自动把胜利拱手送上，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样才能把凯旋的果实留下。如果能够打赢一场战斗，整个世界的局势都将为之改变。即使说在不久的将来，你们美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也并非天方夜谭。”
我们在那个下午，就“军国主义”这个话题探讨了很多次。我和老人提到我自己写关于战争的小册子的经历，我告诉他说描述战争的起因和灾难并不困难，但却不知道如何告诉工人下一步该怎么办，毫无疑问，我们的一些观点还未摆脱“和平主义”的巢臼。我还和她谈论了自己对于希特勒的胜利的一些看法，或许这并非民主帝国主义腐烂的标志。而在这之前，我们的一些同志持着所谓“崩溃论”的观点，他们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强盛说明了这个制度本身已经烂到根了，这种腐烂无法估量，但却预示着工人阶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胜利，无产者只要付出很小的代价，就能打碎旧的社会结构。“你说得有点道理。”托洛茨基回答我说：“到明天之前我都有空思考这个问题。”由于听从医生的吩咐，老人整个周日都躺在床上休息，不过，他对我的这些观点很感兴趣，就立刻跑到书房开始口授。他那雄浑的声音在录音机的磁头上起伏振荡，伴随着不时冒出的“totchka”声音，这样的过程一直持续到那天晚上9点30和周一早晨。吃晚饭的时候，他很兴奋地告诉我说自己的文章开了个好头，他说他看了我让他重点阅读的那篇德怀特·麦克唐纳发表在《党派时评》上的那篇“糟糕的文字”，并在自己写的东西里进行了反驳。他又和我提到那些离开第四国际的少数派们和平主义的倾向，诺尔曼·托马斯文章中的和平主义鼓噪让他觉得又可怜又可鄙。
在他被刺的时候，底稿已经打好了。毕竟对他的工作方式有所了解，我知道老人大致心中有底，当然例证和引用还有不少空缺，他还没有进行总结。不过，我坚信同和平主义的斗争将贯穿今后一段时间内整个第四国际的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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