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可以避免吗？

老人离开后的某个科约阿坎的早晨，我在屋里醒来，恍恍惚惚，他的声音好像又在我耳边回响。有的时候，他真是一个不耐烦的人，好像每天都有许多重要的任务要在为数不多的几小时内予以解决。每一块石头、每一个小岔路以及院子里我们曾站在底下一起讨论问题的大树荫都留给我鲜活的记忆，然而却是充满苦涩的。老人的形象无处不在。然而，屋子里是如此空旷，像是早已化为尘土的废墟。

悲剧可以避免吗？

多少次，我曾这样问自己，每当想起他躺在地板上紧握住我的手时候的情景，我的心底都感到一阵痛。

5月24日，当他从暗杀的阴影中死里逃生的时候，曾经这样向我们调侃道：“现在是战争时期，意外事故在所难免，无论你是否愿意，这都是战争必不可少的元素啊。”

纳塔丽娅回忆起那天的场景的时候说：“8月20日早晨，我们起床的时候，列夫·达维多维奇对我说：‘又是一个幸运的日子，我们还活着。’自从逃过那次暗杀之后，他每天早晨都这么说。”

托洛茨基知道斯大林不能容忍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之后，带来空前浩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所有的国家都将在战争中元气大伤，成千上万的人将在战场上被屠杀，斯大林要盘算应付这一切，他是不会允许一个国际范围内强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派运动的存在的，所以，那个领导了俄国革命的人必须离开这个世界。现在，苏维埃国家所有的国有财产都控制在斯大林集团手上，一小部分革命者们会因这样畸形的现象而陷于迷茫和悲伤，相互之间产生分歧。托洛茨基曾经预言说希特勒的德国军队在战争中将拥有战术上的优势，因为他们能选择在任何时间出其不意地给予固定目标以迅速的打击。毫无疑问，战争迟早是要来的。他曾经预测说已经拿到欧洲大陆的希特勒下一个攻击目标将使英伦三岛。

托洛茨基不是那种悲观主义者，他把自己每一份力量都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从来就不吝惜。然而，在那个构筑“要塞”的月份里，很多次我都有一种预感，我想老人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

他曾这么对我说道：“我是看不到下一场革命了，要等你们这一代人了。”我想老人的心里一定很落寞，要是能看到下一次阶级斗争的发展来到高潮该有多好，要是能再多参与一次革命该有多幸福，人类社会或许将在那个时代迎来最瑰丽的黎明。

“哎，我们这些人老了，有点精疲力竭了，不像你们这些年轻的孩子，未来的革命要靠你们这一代人了，恐怕我是看不到了。”

不过老人依旧在和时间赛跑，个人的生与死在他看来已经是无足轻重了。他希望第四国际能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统继承下来。

托洛茨基清楚，在这个战争阴云密布的时代，为了原则而坚持斗争，即使陷入孤军奋战，对于培养新一代的革命战士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尽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遗产在这个世界上就像风中之烛，但老人还是希望能把火种完好无损地传到我们手上。他知道这些东西对我们是异常珍贵的，它将打开通向新纪元的大门。然而时间太短了。

从1937年9月开始，托洛茨基的秘书们就规定所有来见他的人必须被检查是否藏匿武器，他们还准备把这作为一项铁的纪律——禁止老人单独在书房同任何人交谈。当然，老人对这种苛刻的规定很反感。对于他某些很信任的朋友，我们有时候也不能通融。他对自己的朋友被搜身有点不理解。毫无疑问，他认为这样做无济于事而且会给我们造成安全的假象。如果格别乌的特务能够进入这间屋子，什么样的搜查对这些家伙的作用都等于零。托洛茨基在墨西哥有许多朋友，暗杀来临前，警卫们尽管保持着警惕，不过雅克松并没有被他们从老人的朋友里打入另册。我们提议他不要单独和人呆在书房里，不过这也是多此一举的。他的朋友们有很多私人问题要和老人交流，如果有一个警卫员站在旁边，未免有些不自在。有时候我会执拗地拒绝托洛茨基让我离开书房的命令，不过很明显我和他都有点不适应，而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允许这样无理的要求得到纵容了。他是工人政党的缔造者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信任自己的朋友们，而不会去猜疑他们。

我们这些人担任托洛茨基的警卫员，倒变得有些怀疑一切了。老人在我们这些人执行警卫任务之余，还经常言传身教我们一些从事政治运动的基本事项。他所谓的那种“怀疑”的眼神对于那些奸细们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那些破坏分子站在他面前根本不会感到心虚。托洛茨基讨厌第四国际的积极分子和同情者们相互怀疑，他把这视为一种无药可治的罪恶。

他时常会和我们讲马林诺夫斯基的故事，这位布尔什维克党曾经的中央委员、杜马代表以及列宁的“亲密战友”居然同时还兼任着沙皇秘密警察机构“保卫局”的暗探。他让许多布尔什维克们上了绞架或被流放到俄国边远的地区。然而，迫于形势，他又必须宣传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革命的思想冲走了他内心的污垢，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羞耻，在无产阶级革命面前，最狡诈的政治间谍也是那么的渺小。

时常在想，我们这些警卫员是否能避免这场悲剧的发生呢？如果我们警惕性更加高一点，雅克松根本进不了书房。然而格别乌会怎么干呢？他们还有根多毒计在那里呢。也许会投毒，或者在野餐的时候设下伏兵打冷枪，更有甚者，他们可能会让亡命之徒用他们那种特殊武器出乎我们意料地来一次自杀式袭击。

格别乌的代理人——雅克松自己一语道破天机：“如果这次失手，下次我们还会有别的办法。”

刺客是如何进入书房的

雅克松在1939年10月来到墨西哥。据他的口供所说，那些人指使他不必费尽心机去介入这个流亡家庭的生活，只要一切随缘就好。他很出色地执行了指令，有几个月他一直呆在墨西哥城里，而不到科约阿坎来。托洛茨基一家对他的妻子西尔维娅·阿奇洛芙很有好感，然而当西尔维娅来这里的时候，他根本不急于出动，而是通过她认识了自从1913年起就与托洛茨基夫妇相识的罗斯默，这位老革命家刚刚把托洛茨基的外孙接过来，住在科约阿坎的小屋里。于是，托洛茨基夫妇认识了这位雅克松先生。我们这些警卫员也渐渐习惯了这样的例行公事——让他在见老人前在院子里的等一会儿。罗伯特·谢尔顿·哈特显然对他最信任，不过他在5月24日之后就失踪了，最后惨遭格别乌的杀害。

5月28日，罗斯默夫妇在维拉·克鲁兹的安排下离开墨西哥准备返回法国。雅克松几个星期前就把他们从墨西哥城接到港口城市，他说自己和维拉·克鲁兹每两个星期会救生意上的事情有所往来，他们两个会妥善安排好罗斯默夫妇的行程的。

雅克松一大早就来到科约阿坎的小屋，门铃响过之后，他被请到屋子里，就在那，他很安静地等到罗斯默把行李都准备好为止。托洛茨基也在院子里，他和雅克松是第一次见面。握手寒暄之后，老人就去干一些给小鸡喂食的家务杂事。雅克松跑过去和老人的外孙——谢瓦聊天，他送给小家伙一架玩具滑翔机。托洛茨基夫妇在自己外孙的房间里看到玩具滑翔机觉得很新鲜，雅克松就把滑翔机工作的原理解释给他们听。

托洛茨基象往常一样询问自己的妻子是否邀请雅克松共进早餐，纳塔利娅回答说也许客人已经吃过早饭了。托氏夫妇很礼貌地请他在饭桌旁坐下，他要了一杯咖啡，这是他第一次和老人一起吃饭。

这个心计颇深的家伙从此接近了这个流亡家庭，他苦心经营，试图建立同托洛茨基夫妇的“友谊”。我们都知道这家伙很慷慨大方，他毫不吝惜自己的车子，经常借给我们使用。当雅克松去纽约的时候，我们这些警卫就开着他的车子去办事。科约阿坎小屋里的每一个人，从托氏夫妇到其他别的一些相关人员，他都很乐意为之服务。每次老人的朋友来看望他，雅克松都会开着他的车带客人们四处观光。

第四国际因为苏联性质问题分裂成了两派，即使自己的妻子西尔维娅·阿奇洛芙是站在少数派立场上的，雅克松也毫不犹豫地支持托洛茨基的观点。他在和我们这些警卫员交谈的过程中，总是向我们提及他对法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开展的贡献。他告诉杰克·库珀说在鲁道夫·克莱门特被杀害在巴黎之前，他们有过交往。他还提到说他与詹姆斯·P·坎农也是在巴黎认识的。以此，给我们造成一种他是国际左翼反对派同路人的假象。

5月24日的偷袭之后，一直到最后格别乌向他下达最后的暗杀指令，他出入屋子达10次，其中两次和西尔维娅一起来，并同托洛茨基一起喝茶。当老人评论发生在第四国际内部的论争的时候，他坚定地捍卫着托洛茨基的立场，批判他妻子的观点。

一次访问的时候，他给纳塔利娅带了盒精美的巧克力，并说这是西尔维娅的一片心意。

然而，由于雅克松不是第四国际的成员，他的一些政治观点含糊不清，离那种严肃的立场相去甚远，因此从来不曾被科约阿坎小屋接纳为这个流亡家庭的亲密朋友。

5月24日的偷袭之后，雅克松去了此纽约，7月回来的时候，他说自己并没有拜访过任何一名美国社工党党员。

我们都很诧异。

当被问及缘由的时候，他毫不害臊地编织谎言说自己好几个晚上都在和西尔维娅以及她的姐妹们辩论，他试图让她们接受多数派的观点，因此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社工党总部，而白天的时候，他在华尔街的一个办公室里上班，被人驱使、差遣。

我们对于他没去社工党总部感到不可思议，厌恶之情油然而生。我们和老人提及这个细节，他是这样回答我们的：

这很正常，他是一个轻浮的人，不太可能成为第四国际的一名战士，但他是那种可以争取过来的同路人。我们要有信心，如果无产阶级斗争的形势高涨起来，象他这样的人是可以改变的。

托洛茨基说雅克松在对法国的一些统计数据进行研究，这项研究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我想老人或许深信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走到革命的阵营中来，他认为雅克松可能就是这种人。不过我们这些警卫员对此不太乐观。托洛茨基建议我应该和雅克松建立起某种友谊，或许他会逐渐靠拢第四国际。

而这时候，雅克松正在谋划对托洛茨基的暗杀。

我和科内尔陪同托洛茨基与雅克松进行了一次谈话，老人征求他对防御堡垒的看法，雅克松回答说万事俱备，不过他又脱口而出：“或许下次格别乌会换种偷袭手段。”“那他们会怎么做呢？”

雅克松轻轻地耸了耸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