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去的那个星期英国的神学院又来一封电报，说：“先不要来，我忘记问你一句话了，要读我们的神学院，要先学三年的古典希腊语。你学过古典的希腊文没有？假如没有学过的话，你暂留在美国，读完这三年的古典希腊文再来。”我已经这里都放弃了，你怎么还叫我暂时不要来？结果我回电说：“我学过三年的古典希腊文。”

我撒谎了吗？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的导师突然去意大利度一年学假，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希腊女人要求我去她家当保姆。我说：“我是博士生啊，怎么去你家当保姆啊？你还是找别人吧。”她说：“我找过很多人，别人都不肯。”“那你为什么找我呢？”她说：“我知道你是个好人。”（笑声）那既然如此，你都说我是个好人了，那我来当吧，我就去她家里当保姆。照顾谁呢？照顾她的爸爸，她的爸爸是希腊一所大学的古典教授，我去照顾他。他讲希腊语的，英语只有一点点。他说：“你不能坐在那边看我，我不能坐在这边看你，我们要做点事情的，你就干脆学点希腊文。”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新约是希腊文写的。我当保姆照顾他，每天下午学希腊文，读了古典希腊语。我到希腊的时候还会用希腊语订菜，中国人不喜欢吃奶酪，希腊人做通心粉很喜欢放很多的奶酪，我还会用希腊语说不要放奶酪。那个希腊的服务生快要晕倒了，原来这个中国人还会讲希腊语啊！（笑声）我就是跟这个老先生学的。

所以我说我读过三年的希腊文，神学院马上回电：“来吧！欢迎！”我就去了。也奇怪，样样都好。当时我离开纽约，站在荷兰油轮的甲板上，看纽约海港的自由女神。自由女神的火炬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一直到水平线下不见了。我站在甲板上就想：到底我有没有做错事情？可能父母还是对的。我没有到过英国，我这么一去，可能真的错了。

到了英国以后就告诉神学院的院长，说我心里面有怀疑，到底是不是老天叫我来读神学的？会不会是我自作聪明，就因为一时冲动就来了？院长这个老先生也很好，他说：“既然如此，那还来得及，还没有开学，你先到英国的西部一个修道院，你去那里先安静地休息一段时间，看看是不是上帝要你来读神学。假如你感觉到不安心，你不读你还可以回去，还来得及，不要勉强。”他就把我送到英国的西部转火车，去一个修道院。

我一上火车的时候，院长就接到一封电报，电报里面说爸爸肠胃流血，快要死亡，叫我赶快回家。校长说：“他已经在火车上，来不及通知他。怎么办呢？万一他的爸爸死了，他会怪我的。”学生也来了，学生比校长有办法，他说，校长啊，别慌，现在敲钟，叫全校师生和职工到教堂去做祷告，为他的爸爸祈祷。校长就敲钟了，让全校去教堂，替我爸爸祷告。祷告完了，第二天又来一张电报，说爸爸肠胃流血停止，不必回家。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回来以后他把两个电报给我看，我看了以后感觉是老天要让我读神学，我就留下来了。

我一生最快乐的一段时间是在英国读神学，这个神学院的学生都是从什么剑桥、牛津毕业再来这里读三年，这个神学院等于一种研究院一样的。神学院训练强调什么呢？三样事情。第一，拜上帝，每天拜两次，早上一个礼拜，晚上一个礼拜，敬拜上帝是一生的，要养成一个习惯，所以早上很早就要起来去教堂去，英国的教堂没有热气的，很冷。第一，是敬拜，第二，是团体生活。英国人脾气是很古怪的，你这个团体生活要学习怎么合得来。一个人脾气很古怪，要合得来，所以我也学习怎么样跟他们相处。英国人有跟美国人不一样，老英是老英，老美是老美，虽然都讲英语，可是不一样的。第三，就是功课，神学。

我在那个神学院里面认识几个好朋友。和英国人很难相处，可是一相处得好，做朋友就是终生的。我到现在为止，终生的朋友不是在加拿大，也不是在美国，是在英国。有一个皇家外科医生，他来神学院的时候年纪已经相当大了，比我还大几岁，还有一个是原来在印度的退伍军人。英军在印度用几万人管理几亿人。我每天在神学院，一到三点这个军官就到我这里来敲我的门，他敲我门叫我一起去散步。英国人喜欢散步，三点散步，到四点散步完了去喝茶。他每次散步的时候都拿一根木棍，他就很威风地走路（并做演示）（笑声）。我以为这是英国军官的习惯，后来我问他，我说：“你这么威风地走路，是从哪里学来的？”他说：“在我们军队里面，我们少数人要统治多数人，要有一种镇定的气势。”我就问这镇定的气势是什么。他就说：“不要让土人知道你的内心在紧张。”（笑声）。所以每一次我在英国紧张的时候，我也就想起这句话，不要让这些英国人知道我的紧张。（笑声）

读完神学了，没有毕业证书。读完神学，下一步怎么承认呢？就是英国伦敦大主教在圣保罗大教堂按立让你成为英国国家教会的牧师，然后让你得到一个圣品阶级。我就想我毕业了，成绩都不错，再下来就是英国伦敦大主教在圣保罗大教堂，就是皇家举行很多仪式的地方，为我按立，给我一个英国国家教会的圣品阶级。这是一种终生的荣誉，有钱是买不到的。

结果真的有一天，英国伦敦大主教发一个通知说要见我。我想这个一定是通知我要在圣保罗大教堂给我圣品阶级了。英国的教会还是旧制度，主教是住在小皇宫里面。我去了，主教坐在那里，旁边站着他的助理，一个牧师。我就站在他的前面，他就这么看着我，对我说：“你的档案是神学院里面最厚的。”我说是。他说：“我有坏消息要告诉你。”“有什么坏消息啊？”“我们才发现，原来你不是英国人。圣品阶级是给英籍牧师的，可是你不是啊。虽然你毕业了，你要空手回家。”我听了就感觉是晴天霹雳，我说：“主教，不可能吧？”他说：“对不起，你就要空手回家。”我说：“大主教，求求你啊！我辛辛苦苦这几年就等这个圣品阶级，你现在叫我空手回家？在英国教会的规定里面有没有什么漏洞啊？”他说：“你瞧不起我们大英帝国的教会！怎么还会有什么漏洞？”（笑声）他就问他那个助理牧师：“我们会有漏洞吗？”助理牧师就告诉他说：“主教大人，有漏洞。”（笑声）“什么漏洞呢？”“英王亨利八世的时候，凡是剑桥和牛津大学的院士，都接受了圣品阶级。”他就告诉我：“我给你一个漏洞，你能在一个月之内得到任何皇家学会的一个院士头衔的话，我就给你一个圣品阶级。”我说：“主教啊，我一个中国的无名小卒，一个月之内得到大英帝国皇家协会的院士头衔，这个比上天还难啊！”“这个就是漏洞了，你办得到就办得到，办不到就goodbye！”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头脑都是真空的，我就在伦敦大街上乱走。我听说一个上海人去美国大使馆申请签证，被拒签以后精神错乱，在北京到处跑，那跟我在英国那个时候一样，我能够体会这种心情。跑来跑去，突然间好象眼睛看到远处有一点红色，我就去看。这个红色的建筑物是七层楼的，相当雄伟、古典漂亮。我过去看看，有一个黑色铁门，门上有英国女王的王徽，一看才发现是大英帝国癌症皇家研究所。

我想：既然已经来到这里了，不妨到里面打听打听，守门的穿着黑的制服的英国人替我开的门，说：“你找谁啊？”我就说：“找你们这里的院长。”院长是谁呢？是牛津大学的教授，带金框眼镜的，金头发的，很斯文的一个爵士。他出来接见我的时候很客气，他问我：“My dear fellow ,what can I do for you?”我说：“我要当院士。”（笑声）他又说：“院士不是申请而来了，而是选出来的。”我就说：“那么选我吧！”（笑声）他就问：“你是谁啊？我们要选你？”我就把我的名字用一张纸写下来，并且把地址、电话都给他，那个时候我还住在神学院。我知道这个是没有希望的希望，想不到，想不到。（笑声）后来我才知道怎么一回事，我走了以后，这个爵士，把我的名字拿到图书馆去，查那个生物化学每年发表论文的大辞典。在美国我研究细胞膜，我研究的是里面的膜结构，看蛋白质的分子有多大，由什么构成的，我那个时候有发表了将近二十篇的文章。他们这个皇家癌症研究所这几年来就专门找一个人才来做这方面的，找不到，我刚好跑上门去了。不到一个礼拜他发了一封信给我，他说：“很高兴要给你一个院士头衔，你愿不愿意接受？每年有三千英镑。”我就这样拿到了。（笑声）

当时我就知道，有上帝。当时我拿给英国伦敦大主教看（做出甩证书的动作）（笑声，掌声），大主教说：“你别甩，让我好好看一看。”他看到三千的时候说：“你是英国教会里面最富有的一个人了。”牛津剑桥的这些人一年都只有七百英镑，而我有三千。我就在英国当院士、当圣品阶级牧师，还有其他很多头衔。我走路也是拿根木杖那样走。（演示）（笑声）

英国这个社会阶级观念很重，你有什么学位、头衔，人家就会尊重你。开铁门的人给你开铁门以后还会说“good morning , sir!”，你假如不是他不会跟你说这些的。你一坐下来把雨伞挂起来，就有穿制服的人送一杯茶给你喝。你就把伦敦《泰吾士报》打开看报纸，之后再去做科研。其实做科研有三个助手给你做，你就中午和楼上楼下的科学家吃饭，下午喝茶，不必动手，有人会帮你做。那么这些人干吗呢？就是思想的交流、创新的交流。跟这个人吃午饭得到一个新的思想，明天就叫人家这样做，所以我在英国也发表了很多文章。

但是这种生活长了以后，总会有一天感觉到内心的空虚。你有职位，人家尊敬你。久了你就会怀疑，难道人生的意义就是这些吗？心里面就有种空虚的感觉了，就想家了，想父母了。所以几年以后我就想，还是要回美国看父母，不能在英国过这种日子了。后来有一天我想：够了，回家看父母。本来我是可以这样马上回家，但是还是中国人，懂人情，要去跟英国伦敦大主教告别。礼节，中国人有礼节，饮水思源，没有英国大主教给我那么个漏洞，我就不会有今天。不告别的人也会有，我去和他告别，和他打电话约了个时候告别。伦敦大主教问我：“你要走了？”我说是的。他又问我：“那你来干吗？”“我来告别。”“那你来找我干吗？”“我来告别，请你给我降福。”我就跪在他面前让他给我降福。降福完了我就起来亲他的手，然后就要离开他的办公室，打开门出去就要关门。

假如我门关得太快的话，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和你们见面。我慢慢关门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声音：“回来吧，我的孩子。”我就回去了，说：“你有话吗？”他说：“有，我有话要问你，你愿不愿意到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去？”我说我去，就是扫地板我也去！他说不用去扫地板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全世界今天有十二个国际学院，第一所在英国，第二所在加拿大。英国决定在加拿大开加拿大第一所国际学院，学生来自一百多个国家。加拿大人有一个毛病，他每一次要搞有意义的项目，加拿大人没有自信心，认为人才要去英国聘，他们崇拜老英的。所以他就派一个人去英国寻找一个人，这个人才，要懂得这个懂得那个，会做这个会做那个。去找英国伦敦大主教，英国大主教说正好有一个人，陈慰中。我那天去的时候他忘记了，我在关门的时候他才想起来，就叫我去找那个人。这样加拿大维多利亚国际学院在1973年创办。

我就去维多利亚了。加拿大人是崇英的，他看到我就想：我们要英国派一个人才来，怎么派来一个中国人呢？加拿大人不愿意。第二年他那个校长就亲自到英国去找，不想要我，这个是我后来才知道。这次找是去找谁呢？英国女王的牧师，也是一个爵士。他说：“我们加拿大要开一个国际学院，我们要从英国找人才，这个人才要懂得很多。”女王的牧师就大喊：“啊，我知道！我有这种人给你！”“谁啊？”“陈慰中！”（笑声）两次老英都推荐我，加拿大人不好拒绝。假如加拿大人不要我的话就得罪大英帝国了。所以我就1973年因此到加拿大，帮助英国女王的叔叔蒙巴顿上将创办国际学院。

创办的时候有三千人从世界各地申请，我不必申请，是被邀请来的。那个校长看到我，勉强同意，跟我说：“你不是申请来的，你是我们聘来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啊，我们的学生来自一百多个国家，都是从各个国家的奖学金获得者里选出来的。我们聘来的这二十几位老师，除了会教数学、物理、化学以外呢，还会一种课外的技能，比如砍树、登山、海上救生、潜水……你会什么呢？”我说我什么都不会，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不行啊，”他说，“你应该会懂得一点什么东西。”我说：“校长啊，这些体力的东西我都不会，但是我懂一点东西。”他问是什么东西。我就说：“这些从一百多个国家来的学生，总会有一批是从第三世界来的，他们对这些航海、登山也不会有兴趣的。我就可以每天带他们到维多利亚城市里面为人民服务，去敬老院慰问老人，去帮助那些残疾人，替那些盲人写信……去各个不幸的人那里去服务。”校长说：“你什么都不会只会这个，比没有还好，那你就去做这个吧。”我就去做这个了。

跟我来的学生，有的是非洲来的，有的是菲律宾来的……偶然会有一个白人学生，是从发达国家来的。多数就是这些第三世界来的。很奇怪，维多利亚这个地方冬天就下雨，开学以后到十月、十一月就开始下雨，一下雨就不能登山了，就不能砍树了，就不能海上救生了，只有我们这些傻瓜，晴天也好，下雨也好，天天开车到城里面为人民服务。于是这些从先进国家来的“英雄”们就看着我们说：“你们是真的为人民服务，我们这些都是假的，一下雨我们就动不了了。”

有一天晚上我在吃饭，看见电视上有一个镜头。那个时候越战结束，越南驱赶有中国血统的越南人，有三十几万跑到广西，有五十万坐着小船在海上漂流，到菲律宾、香港、印尼、马来西亚……有一半人在海上沉下去。美国新闻记者就坐直升机在上面拍照，底下船怎么沉，小孩子怎么样喊，那边怎么样救……海面上一双双手就这样没了，我看了以后我吃不下。加拿大政府宣布：加拿大政府愿意拯救五万这种难民，中国在广西那边拯救了三十万，美国二十万……西方的一些国家就担保这些难民。第二天我到当地的移民局，我说我要申请担保一家越南来的难民，移民局说：“我们才刚刚开始这个项目，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样规划，怎么样做。”我说我要先登记！他说：“你可以先登记，但是要有四个户口才能担保一家难民。”我说我就去给你找四个。

我马上打电话，找当地知名人士在移民局跟我见面。那个星期就在本地召开了一个担保越南难民的大会，有红十字会、移民局、工会、劳工部、教会等，在这个台上，我是唯一的中国人，因为移民局知道我要担保一家就让我坐在台上。下面有五百个加拿大人，这五百个群众里面有一个团体，是加拿大的白人团体，是反对有色民族的。在开会的时候每十五分钟就有一个白人站起来捣乱，他就喊：“亚洲难民要回到亚洲去，加拿大是白人的世界！”我是最后一个演讲的人，我站起来演讲的时候这些白人，有二十几个就站起来，走到大门去要离开，不听我演讲。我看他们起来抵制我的演讲，我就向他们大喊：“回来吧，回来吧！我同意你们的抗议！”这些白人就觉得很奇怪，怎么这个中国人会同意我们的抗议？我就说：“亚洲的难民，亚洲的问题，是应该回到亚洲去解决，我同意。”他们就回来了，又重新坐下。我说：“再重复一次，亚洲人应该回到亚洲去，同样的，白人应该回到欧洲去！”下面的五百个人都鼓掌支持我了，那个团体都没有话说了。我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荷兰拯救犹太人就遭到了德国纳粹的屠杀，今天我不是要你们冒险去救这些越南难民，我不过要你们去担保他们而已！”全体都鼓掌了。散会以后很多教会的神父、牧师都请我到他们的教堂去宣传，我去每个教会去讲道。通过我一个人的努力，有几百个越南难民进来了。举个例子，我在一个教堂里面讲道，题目是担保越南难民。有一年我去爱尔兰度假，半夜火车到达一个城市。我问他们城市的宾馆在哪里，他说在小山上。我拿着皮箱就到小山上去了。因为灯黑就走错门了，走到厨房里面。里面有女孩子就说：“我这个是厨房，这个不是注册登记的地方，大门在那里。”我说：“那我在出去吧。”“你别再出去了，这个宾馆已经满了。”我就想，半夜了，难道我还要下山吗？“不必不必，我们厨房的厨师和服务生在餐厅给你搭一个床铺，让你在那边睡觉。明天早上客人还没有醒，来吃早饭以前我们再把你叫醒，我们让你吃早饭，吃完了你可以上火车。”我就谢谢她们。这些女孩就给我搭了一个床铺，还用屏风挡起来让我睡。我睡的时候就想：两千年前，当初圣诞的那一天晚上，耶稣的一家人，约瑟和玛利亚，玛利亚快要生孩子了，在到处找宾馆。《圣经》里面说宾馆都满了，结果他们就在马厩把孩子生出来了。两千年前圣母圣婴在马厩，我是谁啊，宾馆还开门让我睡？我就睡不下。后来我在教堂就说：“我知道她们为什么收容我，让我住了，因为她们心里面有空间可以让我住。”我讲到这个时候，教堂里的很多妇女就喊起来：“我心里有房间让耶稣来住，我们要担保一家难民。”那天早上就有五六家难民被担保。所以我那个运动担保了几百个人。这个是1978年的事情。

1979年，加拿大国际学院的主席换人了，英国女王的蒙巴顿上将被刺杀，接班的人是英国女王的儿子，查尔斯王子。他决定1979年四月来访问国际学院，大家都很高兴。联邦的警察局就来检查是否有炸弹，每辆车进出都要登记，安全措施都做得很好。校长也很紧张，他说：“你们要懂得皇家的规矩，皇家的规矩有几句话，假如他有问你才回答，没问你就不要说话。”他还要我们接见王子的时候穿国服。我就想：“我的国服是什么呢？”五千年来的国服，唐朝或者汉朝的服装我都没有，那我穿什么国服呢？后来我想起来，我有国服，我的房间里面有一套国服，就是文革时代红卫兵的服装。（笑声）王子来的那一天我就穿了，大家站成一排，我站在中间。然后王子来了，门打开后他进来。他有一个侍从是拿他的皮包的，他进来的时候最吸引他注目的是谁呢？就是我了。他不从那边开始握手，就马上跑到我面前来，用手指戳我的肋骨，问我：“你是共产党吗？”我给他戳得很疼，我很生气，我就抓住他的手说：“你想知道我是谁吗？我就告诉你我是谁，我是大英帝国教会的圣品阶级牧师，还是院士……”然后他就说：“现在英国的神学家跟共产党人分不出来了。”（笑声）我就说：“王子陛下，请注意。”王子就说：“我注意。”“你看看我有几个口袋？”“四个。”我说：“这个口袋，是《圣经》；这个口袋，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个口袋，是孔子的《论语》；最后这个口袋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他说：“我们英国人称这个为‘妥协’。”我说：“德国人称这个为综合，中国人称这个为中庸。”他就说：“好极了，好极了！我很喜欢讨论哲学，我在剑桥的时候最感兴趣的就是哲学和历史。你今天下午有没有空，我们讨论哲学。”我说：“王子，你来三天，下午一定有安排。”他说不要紧，就叫他的侍从打开皮包，说：“今天下午我干吗？都取消掉，我要跟这位陈博士交谈。”整个下午他都要和我交谈，我就趁着这个机会介绍我那些陪我为人民服务的学生，他们辛辛苦苦为人民服务，给他们一个机会和王子握手拍照。王子就问每一个学生：“你是干什么的？”学生就说：“我帮助盲人。”“我在医院喂病人吃饭。”“我去慰问老人。”一个一个说过来，王子很感动。那天晚上的大会有各国的大使、内阁，还有全校师生参加。王子就坐在上面对底下讲话：“国际学院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国际学院教育的目的是为有需要的人服务。”所以今天全世界十二个国际学院里，为有需要的人服务成为一门必修课了，这是从我开始的，王子宣布的，所以我现在问心无愧。（掌声）

我提早退休。1985年，刚好我五十五岁，我就退休了。我看一些老师教到六十五岁，教到生病了，教到走不动了才退休。我到五十五岁退休还能留一些时日再做一点事情。我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五十五岁退休。五十四岁退休没有一点养老金，五十五岁退休还有一点点，不多但是够吃。五十五岁那一年加拿大五大银行有一个银行家的毕业典礼，邀请我去演讲，这是在1984年。我说：“今后加拿大的贸易不是再归于欧洲了，今后加拿大的贸易金融合作是亚洲的，是中国的。”我那个时候讲，他们都被打动了，都说：“你讲得有道理，我们加拿大从现在开始要和中国打交道了。可不可以请中国的一批金融家、贸易家、经济学家到加拿大来，我们培训他们，建立中加友好关系，将来两个国家就可以密切交往？这个经费由我们五大银行支持你。”我就在当地找到北京经贸大学的老师，请他邀请北京经贸大学的一批老师到加拿大来学习，由加拿大出经费培养他们，帮助中国改革开放。

我五十五岁退休，就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做些什么呢？就是宏扬中国的文化。怎么宏扬呢？我一窍不通，只有这个想去做的心，但是却没有这个概念。人家说先去登记一个学校吧，我就去登记了一个加拿大中华学院。登记完了，人家就告诉我：“你就去教普通话嘛！”我就开了两个国语班，每个班都只有二十几个外国人来学中国话。学中国话很难，二十个人，明天就只有十九了，后天就十八了。老外以为中文很容易，一下子就学会了，实际上不是的。

有一天有个人打了个电话，是个德国人，说他要学国语，我很高兴。既然打电话那我马上收下这个学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看这个德国人，他那墙上挂了一张文凭，是针灸的文凭。我问他这个是从哪里来的，他就说是在北京学了六个月。他就问我：“你们这个新的加拿大中华学院有没有教中医啊？”我马上答应他，“有！”（笑声）其实没有，我乱讲的。他马上打电话给温哥华的针灸协会，说这个新的学校要教中医了。那天晚上那个会长马上打电话邀请我去见他们的董事会。下午我去，那里有十几个人。他们再问：“你们这个新的学院真的会教中医吗？”我说：“会啊！”那个时候在加拿大西医才是合法的，中医是非法的，我不知道就答应了。吃饭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有一个是广东中山大学来的，姓王，他跟我说：“我在中山大学教解剖，教了二十年了，我可不可以当老师？”我就点头，你当吧。对面一个厦大来的，教本草的，问：“我可以教本草吗？”，我说可以。一个印度来的，他是个兽医，他也懂得针灸，他问可不可以教生理学，我也说可以。一个上海人，他要教营养，我也说可以。现在教中医的老师我都有了，吃完饭这个洋人问我：“你的老师从哪里来？”我说：“今天晚上已经雇好了。”（笑声）一天之内我就办完一个中医学院了，后来才知道是非法的。（笑声）后来我打听，有一个姓梁的广东人，在他的诊所要教中医，结果给加拿大皇家骑警逮捕，要送出境，他没有被逮捕以前先跑到美国去了，去那边躲了五年才回来。这些我都不知道。结果加拿大司法部有一个控告官给我传令，要见我，我去了。我就学老英这一套了（演示英国人的走路方式），心里面很紧张，不让他们知道。（笑声）这个司法部胖胖的控告官就问我：“请问你们这个新注册的加拿大中华学院都在教些什么？”我就给他看，有中医、普通话、国画，还有加中贸易交流。他就打开那张中国加拿大贸易交流的文件读，他说：“陈博士，你所做的事情对加拿大未来的发展很有益处，这个中医的事情就作罢了吧。”这样就没事了。这样，加拿大第一所中医学院已经合法了，而且学生越来越多，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有一百个了，对中医一窍不通，我退出来了。学生里面没有当地的华人，一般的华人不相信西医，又瞧不起中医。崇洋，这个是从五四运动到现在一般华人的想法。

我本来是准备跟加拿大政府斗，上法庭，用舆论斗。加拿大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是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为什么中国人在加拿大不能宏扬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呢？这个是违反人权的，我本来要和他们争的，结果他们不敢。把我抓起来送回中国，或者让我坐牢，对加拿大政府不好。所以加拿大政府说我对他们挑战，他们不得已通过法律把中医合法化。

跟中国的金融贸易交流，五大银行突然间说不办了，不给我经费了。我就立志自己办，我把自己的房地产都拿出来维持这一百多个学生的学习。我一生的转折点是这一百多个学生里面有一个学生，他1997年带一个黑龙江农业代表团到加拿大来访问。我本人对农业不懂，去组织一个项目让他们了解加拿大农业，我替他们当翻译。

当完翻译以后我内心有一个感觉，知道加拿大的农业有危机了，美国农业也有危机，全世界的农业都有危机，中国也有。我跑到各个地方考察农业，举一个例子，年龄。五六十岁还在种地，还在耕田。假如他不种，没有收入的话，每年要向银行付钱，因此他要种到死。他一死邻居就买他的地，所以家庭的农业不断消失，而大规模的农业不断扩大。等有一天那些八十几岁的老农都死了怎么办呢？就用机器来种田了。年轻人不从事农业了，都离开乡村到城市里来了。这个不仅仅是美国加拿大的危机，这个是全世界的危机。年轻人都搞电脑，做生意，挣了钱来发展农业。现在的农业过分依赖百分之一的人口来养活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就要采用科技的方法，大量地用化肥、大量地用农药，造成什么呢？水污染，空气污染，还有温室效应。这个是今天世界的危机。所以我这次回国，就是想研究研究今天中国究竟污染到什么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