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人生·职业规划

－－传奇人物陈慰中先生77年精彩人生兼谈职业规划

主持人：“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来到这里听这场讲座，我知道许多同学都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听这场演讲的，大家的时间非常宝贵，所以我还是尽早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陈慰中先生！”（掌声）

“陈老学识非常渊博，不仅在科学研究，比如农业、显微学这些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而且连神学、音乐这些领域也有涉及。可以说他的兴趣爱好以及人生的方向都是特别广泛的。可是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就是陈老的人生经历非常的精彩。当时跟我们一起接待陈老的研究生会主席对我说：‘我觉得陈老的人生经历特别像《阿甘正传》里阿甘的人生经历一样。’就是特别的精彩，特别的令人振奋，以及刺激的那一种，就觉得他是人生阅历比较广泛的一位学者。我本科不是在北大读的，当时跟他交流就有点类似于对北大的初印象。他就是这么一种慈祥的，而且各个方面造诣都比较高的一个学者。所以我非常希望大家今天在陈老的讲座当中能够愉快、轻松地学到他经验中的精华部分。那我废话也就不多说了，欢迎陈老！”

（掌声）

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说过一句话：“My life is my message.”我的一生就是我的哲学。今天你们来到我的讲座想了解我的一生，传奇人生，职业规划，谢谢！

我从小就很向往北大，北大第一任校长是我们福建人，严复。严复他翻译《国复论》，Adam Smith写的《the Wealth of the Nations》。《国富论》我读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书，没有也要去读一下。

我是生长在福建厦门古浪屿，我1945年随全家出国。我的父亲很早就离开古浪屿到南洋去谋生。我们闽南这一带的人都住在山区，很穷，谋生很困难。家长多数到南洋去挣钱，到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缅甸、越南这一带去，我爸爸是其中之一。我记得我爸爸出国的时候我才五六岁这个样子，送他和他的朋友上英国船，船从厦门港开到南洋去。我跟朋友们坐在码头上，我在码头哭，“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有朋友在后面看到我哭就说：“孩子，别哭，爸爸很快就回来了。”但是爸爸一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抗战加上太平洋战争，有八年没有爸爸的音信。那个时候没有Email啊，没有长途电话，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是生是死。

1945年，当时我们厦门是被日本占领的，突然间在厦门古浪屿看到报纸，说日本天皇把太平赐给天下。哇，这个日本天皇太好了，把太平赐给天下。原来他们已经投降了，他不说他投降，他说天皇赐太平于天下。（笑声）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投降了。

有一天我上课，看到厦门港又有一条英国船，这是八年以后第一次看到一条洋船，我回家告诉妈妈说：“妈妈，港内有一条英国油轮。”妈妈说：“可能你爸爸还活着，可能就坐着这条船回来了，咱们去找一找。”妈妈就和邻居借钱，借之后就到古浪屿的小码头雇了一条船，它就带着我和妈妈靠近那条英国轮船。那时候国民党的宪兵在船上把守，“不许上来！”我妈妈就和他说：“我的先生回来了，就在这个船上。”宪兵就说：“上来！”我就和妈妈上去了。

一到甲板上，看到甲板上站满了南洋的归侨。那时候南洋一带都是英国殖民地，归侨都带着英国人打猎用的帽子，穿的是白西装，白皮鞋。都是那么一副气派，很隆重，我看到的归侨都是洋客。妈妈说：“孩子，你站在这里，别动啊。我去打听这些洋客，看他们认不认识你爸爸。”我就站在那里，妈妈就一个一个地去打听，突然间妈妈说：“孩子，过来，叫爸爸！”然后我就叫了。长大以后我没有见过爸爸，已经八年了。爸爸就摸一摸我的头问：“你是慰中吗？”我说是。他摸完我的头以后就不见了！我跟我妈妈在甲板上等，等了好久，后来我们知道，爸爸到甲板下他的睡房里面去哭了，哭完又洗脸。这个时候中国人的眼泪是不能给人家看见的，这个是在古时候很丢脸的。然后他上来，很严肃的问：“成绩好不好？”我就嗯嗯点头。（笑声）

爸爸很聪明，他看那个情形，他说：“有一天国共会打起来。”果然真的打起来了，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失败了。爸爸说：“走！”这个“走”这个字很重啊！我们就离开了，一直到南洋去。爸爸这八年来在南洋发财，已经是百万富翁了，买了橡胶树林，有几百英亩。他就送我到马来西亚去读书，读英国学校，我留级两次，因为在国内抗战的时候吃不饱，我们没有吃过肉，都是菜。稀饭土豆这样八年啊！所以我的脑缺少蛋白质，上数学课常常打瞌睡，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笑声），直到现在我上课都还常常打瞌睡，到现在还是脑力不足啊，勉强能读点书。

有一天，我立志要好好读书，要及格，成绩果然是上升了。突然间爸爸来了个电报说：“生意破产，马上回家。”爸爸把树林卖掉，转成肉罐头工厂，在香港雇了个工程师，罐头封得不好，都爆炸了，他一个星期之内就破产了。我就停学，他送我到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边境上一个小学校教书。我高中都没有毕业，并且留级两次，就会教小学了！这个学校是社区办的，董事十二个，有六个是国民党，六个是共产党。我爸爸是资本家，虽然破产了，还是国民党这一派的，所以我是国民党六个董事雇来的。共产党也雇了老师来，但是我看到共产党的老师有精神，每天晚上就开座谈会研究，我去参加他们，国民党就说我是叛徒，说“你爸爸是资本家，你却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结果我要求要入党，我支持解放战争，我要入党。共产党不要我，他说我信上帝的，党员是要求无神论的，所以我被拒绝了。我很难过，每天晚上跪在地板上，告诉上帝说：“上帝啊，你是我的真理，我不会放弃你。但是解放战争也是一个真理啊，是让农民翻身，让中国团结强大的真理。怎么这个真理和你的真理有矛盾呢？我说不行不行，这个可以解决的。求上帝给我以智慧，让我创造一种理论，能够解决唯物与唯心的矛盾。”我告诉爸爸，告诉妈妈，他们把我骂死了，他们说：“孩子，你吃得太饱了（笑声），你去搞什么唯物唯心啊？共产党不讲理，你不要去惹他们啊！”他们就时代思想就是这样的。

结果我研究到1980年，从45、46开始，几十年读《圣经》，读马克思，读黑格尔等等，当时我比你们通啊。我下了工夫的，《圣经》我也通，中国古代的经典，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我也都读了，也写了一本这么厚的手稿，称之为《中庸辨证法》。（笑声）他们不让我入党，我就因祸得福，给我创造了一个中庸辩证法。

到了1980年，无意地，我到波兰去度假。刚好九月份有团结工会罢工，苏联红军就进入那里。我当时就住在一个教授的家里，刚好那天晚上教授的家里就有秘密的会议，共产党、天主教，还有团结工会。他们吵架的时候我坐在那边，我就站起来教训他们，叫他们别吵架了。他们用波兰语吵架，我用德语教训他们，用这个“中庸辨证法”教训他们，说社会主义和自由的市场经济可以相结合，教会和政府也可以相辅相成，不必吵架。结果他们也认为我说的有道理，把我送到波兰的一所大学去讲课讲一个礼拜，讲“中庸辨证法”。（笑声）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的手稿让他们放在图书馆里面。他们说：“你这个理论，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讲得很好啊。”

结果我又跑到东德，去马克思大学讲课，讲了六次，东德是马克思那到博士学位的地方，黑格尔也在柏林讲过唯心论，东德也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后来回到加拿大，那个时候刚刚遇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求把我的书翻译成中文，翻得很慢，后来我用我土土的中文自己翻，1985年五月就在北京的出版社出版了。我不知道，据说他们印了五万本，一个礼拜之内被抢光了，北大图书馆也有人看到过我的书。所以说因祸得福，被拒绝了，碰了钉子了，不要失望，埋头苦干，坚持下去，老天会给你收获的。所以我小时候两次留级，高中没有毕业，入党又被拒绝，可却让我创造了“中庸辨证法”。

爸爸破产以后我回家帮助爸爸。那个时候法律规定是破产是有七年是不能做生意的，现在听说法律改变了，在加拿大美国今天破产了明天就可以做生意了。爸爸不能做生意，我就出来替爸爸做生意，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这样一直到我二十五岁，爸爸的朋友就说：“陈先生啊，你的孩子不能老是做生意做到老，你要让他去读大学啊！趁着他现在还年轻。”另外一些朋友说你的儿子已经二十五岁了，而且还常常打瞌睡，脑力不足，根本不是读大学的料。爸爸就说：“孩子，你就去申请嘛！”结果我就去申请了。

我胆子很大，就去申请剑桥、牛津，还有国内的大学，什么南开，什么暨南大学等等，可是都被拒绝了，各个大学都说你还没有高中毕业你还敢申请什么大学？爸爸的朋友又劝我爸爸，他说：“陈先生啊，别失望，听说你的孩子可以去美国洛杉基买一张假的高中文凭，五百块。”（笑声）爸爸就告诉我：“儿子啊，这个不是我的主意，是我的朋友说的，说你可以买一张假文凭，五百块，你就可以申请大学了。”我听了很生气，我说：“爸爸，你信上帝我也信上帝，你怎么劝我去买假文凭呢？（笑声）假如上帝要我入大学，没有假文凭我也可以入大学；假如上帝不让我入大学，一千张假文凭也没用！”爸爸说：“孩子，你很顽固啊！”有人听到这个故事也说我很顽固。

1953年中国驱逐这些传教士离开中国，有一个美国的传教士回美国了，他在他的家乡那里一所大学说：“在东方，据说有一个年轻人，想上大学，没有高中文凭，又不愿意买假文凭，很诚实。这个小孩子，我们应该培养。”那个大学的外国学生主任就说：“我们帮忙，即使他没有高中文凭，我们也让他试读。”他允许我试读一年。这一年试读，能及格就可以继续，不能及格就回老家。我就说我来，结果我1955年，25岁了，才读大学的预科，和十七八岁的小孩子一起上课。

当时朝鲜战争结束，班上也有一些退伍军人，黑人白人都有，都和我一起上课。这些老美的退伍军人，用政府优待给他们的奖学金去上课，我虽然二十五岁了，“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但是很奇怪，全班里面我的数学是最好的，我自己也莫名其妙起来。原来是营养充足，我有奶喝了，有肉可以吃了，有黄油有面包了，所以脑力就跟上了，因此我数学不但及格了还是全班最好的。所以这些大兵经常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吃饭，就是叫我给他们去补习数学，我就给他们补习了。

补习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个老美走路方式很奇怪，我就问他为什么走路会是那样的。他说这个腿是假的，是一根钢。我就问这个腿到哪里去了，他说在朝鲜战争的时候被中国解放军打断了。我就问他：“你恨不恨我们？”他就说：“战争已经结束了，还有什么好恨的？往事就不计较了。”所以我发现美国人有坏处也有好处，他们打完战争以后就不计较了。这是我的经验。

有一次我在美国城市走路，有个黑人一直跟着我，我转弯他也跟着我转弯，我快他也跟着我快。我就想这个人要抢我了，怎么办呢？黑人，穷，要钱。后来我想，要壮胆。我就不走了，他也不走，我转过身去，黑人望着我。我说：“你跟着我，你到底要什么？”他说：“我想问你一句话。”“你问吧！”“你是不是中国人？”我说：“是，那你要怎么样啊？”他说在朝鲜战争的时候他被解放军俘虏过。我就说：哎呀，被解放军俘虏过，现在要报复是不是啊？（笑声）他说：“不！我在美国一生没有被白人以人来看待，我一生被以人来看待是在被解放军俘虏的时候，你们中国人看待我好像一个人一样，和我一起喝茶、下棋、聊天。所以我很感激中国人。”我想原来如此，没事了。（笑声）

我在美国的时候，本科生第一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卫星。美国就紧张了，报纸上都说美国落后了，我们要赶上苏联，要读数学、物理、化学……在科学领域要赶上苏联，我就因此去读科学了。

我读的第一个学位是物理学的，我三年就读完了，二十五岁没有高中文凭，三年之内就把本科物理读完了。我每个夏天都不休息，就留校读书，到第三年的夏天还少一门课程。我就想不能再选物理的活数学的，应该选外面的课，结果发现只有一个课我可以选，假如这个课能够选能够读完我就毕业了。这个课是什么呢？研究生院里面选的莎士比亚，是给研究生读的。我去登记的时候对方说你还不是研究生，要让教授批准才能上这个课。我就说：“好，我去找这个教授。”我去找那个教授以后他说：“你是哪一个系的？”我说物理系的。“那你听过莎士比亚没有？”我说：“怎么没有？没有听过怎么会来选你的课？”他问莎士比亚的著作你读过没有，我说读过。他问喜剧，我说读过，他问悲剧，我说读过。他说：“不错。你想选这个课，我们这个课是研究生读的，你还不是研究生。”我说：“不是，我是本科生，请你通融一下，让我选这门。”他又说：“那我问你，我们这个是一个讨论班，我们这个讨论班需要一个能够讲德语的同学，可以读德国莎士比亚的哲学。”我说我学过两年的德语，他就签名同意我选了。我读完了研究院里的莎士比亚，就毕业了。所以在美国读书，除了可以选本专业以外，还可以选其他的。

我也选生物，微生物学。在显微镜下我看到，细菌这些小东西会动的。我看到宇宙是大的，地上有人类，还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微小的世界。看到这些小小的东西，我就去问教授：“教授啊，它们为什么会在显微镜下会动呢？”教授说，如果它们不动的话就不叫生命了。教授还说它们也会吃饭呢。“那它们在哪里吃饭呢？”“在人体里，你生病了就是它们在捣乱，感染你了。”我又问它们怎么吃饭呢？他说这个你就要去读生物化学。结果我就去读生物化学了。我的硕士学位是微生物学，博士是生物化学，这样一个个不停地读下来。

那个时候年纪大了，读到博士的时候已经三十六岁了，拿到一张博士文凭，告诉爸爸。后来爸爸告诉我说，他失眠一个月了，睡不下。我问：“爸爸，我读到博士拿到博士学位你应该高兴啊，怎么会失眠呢？”他说：“我每一次要睡的时候，想到我的孩子是一个博士，就高兴得笑得睡不下了。”后来威州大学聘请我当副教授，研究显微学。

那个时候美国在打越战，失败了，美国就紧张了，要抽壮丁，说会开枪就要，三十岁的也要，三十五岁的也要，会拔一拔就要送到越南去打仗。结果我收到一个通知，叫我去芝加哥检查身体。去了，站在那里和人家十七八岁的壮丁一起检查。他吹哨子，叫我们跳到游泳池里面游到另一边，这些洋孩子很快就游过去了，我是用毛主席的蛙式（笑声）。他们已经在那边等我了，就看我游到上来。他说：“你这个身体，还行，能够游的到，身体还算强壮，抽！”我说：“但是我有博士学位你抽我干吗？你把博士送到前线去开枪不是很浪费吗？”他说：“原来你是博士啊，什么博士？”“生物化学。”“那我们送你到维吉尼亚去读军官学校，读完你做科研（笑声），但是你要先选，选海陆空哪一个？”“我不懂的，你替我选。”他说：“看你这个样子，选海军好不好？”我问为什么，他说海军是穿白色的制服，还可以拿一把宝剑。有一把宝剑，我很高兴。（笑声）老美是很天真的，说他笨、傻也是，说他天真，也是。他说那要等了，等我们管理一下。

我等了三个月，那三个月睡不下，老做噩梦，万一被抽了，送到越南去打仗，怎么办呢？因为一去就回不来了。每天晚上电视都会报道，这边美国军队头带钢盔，手提机关枪上飞机；那边一个一个黑的袋子被运下来。黑的袋子什么意思？尸体啊！这些新兵上飞机就看着那些黑的袋子，很凄惨哪！所以我三个月睡不下。三个月以后突然间来了个通知，说我年纪太大，老了五天，不必去越南打仗。我谢天谢地，是上帝饶我一命啊。我要献身给上帝，不要献身给美国。

我在威州大学当副教授的时候，就开始想关于宗教、上帝和生命。刚好那时有一个神学讲座，邀请了一批神学家来讨论人生。这个讲座是在威州大学的旁边一省的大学举行的，我们要坐长途汽车去那里，当时有一万多人。那个时候美国人，教授也好，大学生也好，心里面已经开始有宗教的追求，想知道人生的目标和意义何在，我也是其中之一。讲座的时候，台上坐了一排的神学家，其中有一个是英国女王的名誉牧师。每天下午这一万多的大学生，教授提问题，用纸条先写好了，让他们把问题归纳成几类。我记得有一个问题，台上的神学家们答不出来，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说，《圣经》说人的救赎是依靠上帝的恩典，因此我们要相信上帝的恩典；《圣经》里面也有说，人的救赎是很早上帝就已经确定的，那为什么这边是要有相信的意志，那边却说天命的预定呢？这两个不是有冲突吗？主席一个一个地问神学家，都说不懂的。最后问到英国女王的名誉牧师的时候，他说：“我来答吧。人得救上天堂是靠自己的信仰，《圣经》有这么讲；人的得救是上帝的预定，《圣经》也有这么讲，两边都对。真理常常是一种紧张的辨证，那我们应该如何呢？我们应该两边都接纳。”主席就问他：“你这样解答不是就一句话吗？”他说就这么一句话。然后一万多知识分子就突然间鼓掌，“太好了！”

说来也奇怪，到底是偶然呢，还是命运，我们这个讲座完了以后回威州大学坐在汽车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英国女孩子。我就和这个英国女孩子说：“这次讲座这个英国女王的神学家答得很妙啊！”这个女孩子说：“当然了，我们英国有着全世界最好的神学院。”“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介绍一所呢？”她就写了一个名字给我。只是好奇地，我就写一张明信片去，说请他们把他们的目录表寄一份给我。很快，他们一个星期之内就寄给我了，那我就感谢他们了。他们又来一封信说：“不必谢，你对我们学校有没有兴趣？”中国人是很客气的嘛，我当然就说很有兴趣。（笑声）他以为我真的要读神学了，就又给我寄资料了，而我又放不下，要应付。中国人一般都很客气，这个客气也不好，会把假的事情弄成真的。（笑声）这个学校就把我的资料给英国国会看，因为这个神学院是英国国家教会的，是归国会管的，女王是保护者。学校要伦敦大主教批准，他们就帮我办了这一套手续，这样来往一年之后，他们说我被批准了，现在在学校给我留了一个位置，等我九月份来上课。

那怎么办呢？我当时有一个很要好的女朋友，最后我只好放弃一切，房子、车子卖掉，副教授啊，一年多少薪水啊，也辞掉了。我告诉父母，父母把我骂死了，说：“我们一生等你博士、教授、结婚，我们快要抱孙子了，你现在却要去英国当和尚了！（笑声）怎么一回事？你神经病了吗？”然后我说：“爸妈你们不是信上帝的吗？”“信上帝是一回事，我们要抱孙子是另外一回事，你现在却要去英国读神学了！”结果怎么办啊？这边已经答应了，东西卖了，女朋友也告别了，工作也辞了。那个院长也告诉我我做错事情了。很多人都说我做错了。为了达到这个顶峰我也发表了很多文章，可还是去英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