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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安忆的《我爱比尔》①中我们看到一个不断寻找自我的女人阿三，她是我最初观察到的女性的代表，我将称之为“阴道”。性与爱并非不可分，正如男女两性并非要对立起来，我之所以使用“阴道”这种骇人听闻的词汇是因为我并不觉得它有何异端，事实上在许多时候，它成为女性的代表，而人们却拒绝直接称呼它。好吧，下面请让我接着说阿三，阿三和少女小渔一样，是一种帝国文本的体现，而土生土长的阿三更有代表性——不是每个中国女性都有出国的机会。克里斯蒂瓦在《关于中国女人》②中认为中国的普通女人在翘首以待法国女权主义者慷慨激昂的演说。但是很显然，通过对阿三的观察，我不能同意持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思想的克里斯蒂瓦的观点，在阿三身上，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沉默使人非常地忧虑，她希望出去——在这一点上，她已经是一名激进的中国女性了——然而她与处于观察者地位的女权主义者所掌握的话语权存在着严重的鸿沟，更何况是其他沉默的大多数。阿三的每一次性爱都有她想象的成果，她想象自己不是个处女，因此擦干了血迹不让她的比尔看到，男女之间的性与爱被王安忆巧妙地用帝国文本所取代了，这鲜红的血迹和结尾的处女蛋一样充满了象征的意味。但是，阿三对比尔的意义究竟比阴道要大出多少？我们几乎认为比尔是爱着阿三的，可是他没有找过她，他迷醉于她玩的花样，归根结底仍然是阴道。我们可以设想当比尔先生衰老之后会愉快地想起从前有个叫阿三的中国女孩子，他想念的阿三的能指意义仅仅停止在阴道作用上。
当然你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个案。我是说，你可以忽略掉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上一系列的女性作者和女性人物形象，你可以把客死香港的萧红、争议颇大的丁玲、以及文本中凸现乖张暴戾的曹七巧、自言自语的倪拗拗都当做一阵风。中国的普通女人只是处于被动的、被剥夺了话语权的认识与观察对象，你可以反驳我，你可以举出女性独立解放的例子，然而那在事实上是说不通的。那些看似一家之主的女性往往明白自己的男人有给她们耳光的权利，那些商场上的女强人愤怒地察觉或者故作无知觉地了解自己的中性身份，那些政治上的女丈夫和前者有共同之处只是她们的日子更难熬一些，哦，还有女学者们，蓝袜子们，她们在中国的状况是最可笑的，因为属于她们的最高尊称是——先生。
或者也许可以淡化一下国别吧，但这可能做到吗？麦克林托克在她的《帝国的羽毛：殖民争夺中的种族、性别与性》③中分析了涂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帝国在属于他的女人方面的投资，她说通过控制女人的性来颂扬母性的光辉与神圣，目的在于抚养帝国建造者的男性后代，那是一种已经被广泛理解为维护男性帝国体制的健康与财富的重要手段。在这里，广大女性的社会形象已经被那些将自我利益与道德优越感置于一切之上家伙们转化为自我牺牲与种族优越的殖民主义意义的系统工具。在那样一种文明与文化的语境中，性别对抗的顽固性被故意深深地隐藏着，而帝国男性的首要特征在于通过把自己征服的土地加以富有象征意义的女性化处理。这一类明显带有男性色彩的明明特权，充分展示了他们征服与控制自己占有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生活的民众的身份特权，是一种对女性躯体以及她的隐秘私处的最无耻的凌辱与强奸。我不认为两性是对抗的，但是在这种特异化的语境下，我只能悲观地看到女性逐渐成为阴道。具体到文学史上，就是一道道窥阴的眼光在四处打量着那些独立的阴道。
你必须知道丁玲，你知道这名曾经激越地写出了《三八节有感》的作家在解放后如何清醒地说了句胡话“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的。政治的压力必将首先降临到女性身上，政治的作用也必将首先实施于女人，我们同样熟悉的张爱玲，她的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至今没有在中国内地出版，然而在今天看来，它们的反动意义还不如《古船》和《白鹿原》。一句话，让女人去写妇女文学吧，去写写言情小说，情色或者色情没有关系，让女人露露身体，最多玩一玩禁止销售的把戏，让女人乖乖地做着那静止的阴道，羞答答地站在玻璃屋中供男人们欣赏。而真正的话语权，你是没有的。
不是吗？也许你不相信，那么来看吧。林白，她有《一个人的战争》，和陈染的《私人生活》一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女性主义小说的经典之作，然而在男人的眼中这是两本什么书呢？《一个人的战争》的初版是夸张而丑陋的，像低劣的色情片画面，《私人生活》被出版社打上“私小说”的印记，出版商们窃笑着说来看吧，大美人的私生活哪。严肃的女性主义文学成为男人眼球上滚动的阴道，他们甚至可以对着这样的小说封面手淫。后来的事情更多了，卫慧的《上海宝贝》被禁，以及她与棉棉的冲突被报纸杂志大肆渲染；虹影的几次官司被铺天盖地地宣传；海男的小说名字越起越刺激，徐小斌的三篇小说被改装成黄色小册子流通于地摊。格里尔在《女太监》中指出性行为成了阴茎利用阴道手淫，人们在对着器官做爱④。这，已经符合中国的国情了。
没错，我们的女性有选举权，有受教育权，我们的法律尊重女性，看上去每年我们的三八节也挺热闹很像那么回事。我们不用去街上游行不用流血就能换来西方女性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才能得到的东西。然而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建构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男人会说，来吧，我的小猫咪，你好好玩，我给你糖吃。于是女性成了被豢养的宠物，在某种程度上，社会成了一个巨大的笼子。
我在散文《女人》⑤中对女人的特有的病进行了质疑，性冷淡和不孕症，这究竟是否是病症？一个女人对性无所要求，或者换种说法，与男人的性需要状况不那么配合，这是否是一种病症？一个女人在机体没有病变的前提下无法生殖，这究竟是否是一种病症？女人是否必须成为母亲必须拥有母性？女人的母性是从来就有的还是社会赋予的？男人为什么就不能有母性？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指出一些病症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⑥演变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事实上，女人的这两种病正是如此。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女人因不孕而遭到七出之条的规范，在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建立后又因不能生男孩受到来自男性道德的批判，这，都是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实，我们无法忽视。女性，第二层重要的意义正是身体的另外一个器官，隐蔽在内部的子宫。
格里尔在《女太监》中称呼它为“万恶的子宫”⑦。与子宫相伴而来的有妊娠、脐带、卵巢、羊水，与子宫伴随而来的最关键的却是男性。男性在正经下来的时候唯一想到女性的便是子宫了，在家庭政治中，这也正是女性能够狐假虎威的凭证。我注意到中国东北地区的家庭女性，在一个普通家庭中，往往是女性居于掌权地位，家庭中主妇无论是否工作，都掌管着金钱这一经济命脉。然而，与之同生的是男性看似没有地位，看似听从女性的发言，事实上却仍将女性置于无立足之地。女性的权利仅仅发挥在一些“属于”女性的场合，并且是在女性的子宫发生作用之后。在这一地区，一名终身未婚或终身未孕的女性是相当奇怪的，她们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可悲的是用怪异眼光打量并以鄙薄的口气谈论着她们的不光是男性，也包括她们的姐妹，女性。安妮·泰勒的《呼吸呼吸》中的女主人公形象在我看来和这一地区的主妇形象有类似之处，她们在丈夫面前无论多么狂躁温顺都处于被动地位，她们最擅长扮演的是傻大姐形象，而天知道她们自己心里明白这有多可笑。
少典在《论表现主义的观念文本》⑧中认为“我们从来听不到来自北京的南京的成都的或者兰州的年轻女人们内心的愤怒以及忧郁的感觉表达”，我认为这已经过时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可以吃的女人》⑨中塑造的女主人公形象在中国当代已有了可寻觅的模本。这一类有精神和爱情危机的女知识分子在中国当代开始成为女性的代表，也许男性害怕女性变得强大，所以女知识分子往往是孤独的。对比中外女性文学，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缺欠：她们不是太注重身体描写以至于成为窥阴癖者依恋的对象，就是过于激进地宣称男性和女性的对立状态而引起男性甚至也包括部分女性的反感。
比如说，在多丽丝·莱辛的小说中，我们往往能看到一个女性知识分子的形象，对女性状况和社会状况进行思索，而这在中国当代女性主义写作中还是缺席的；如果把翟永明的诗歌同西尔维亚·普拉斯的诗歌相比，我们会发现翟永明简直太不“像”个女人了；安·贝蒂的小说过于简约，我们可以认为这不符合中国国情；然而乔伊斯·卡罗尔·奥茨这样的多面手我们似乎也只有一位王安忆；简·斯迈利在《一千英亩》中移用了古典文学《李尔王》的情节来重新建构对女性生存状况的思索，我们的许多女作家们似乎是擅长改编文本的，比如虹影，但是虹影的小说太缺乏审视；再说说耶利内克吧，或者弗朗西斯卡·萨冈，或者杜拉斯，或者尤瑟纳尔、娜塔莉·萨洛特、托尼·莫里森、纳丁·戈迪默、格特鲁德·斯泰因、玛格丽特·特拉布尔，优秀的女作家似乎太多了，我们的女作家往往学到了一些皮毛和外在的表现，却很难真正从女性本体意识出发来描写女性的生活和女性的精神世界。像王安忆、残雪这样真正优秀的小说家，我们是缺乏的。大多数时候，我们的一些女作家在无意识地充当着公共的阴道，没有子宫、不带负累的阴道。
好吧，让我说到这里吧，最后请用这句诗来作为结尾：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献给广大的眼望上苍的女性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注释：①南海出版公司，2000年
②见《关于中国女人》
③见《帝国的羽毛：殖民争夺中的种族、性别与性》
④杰梅茵·格里尔，《女太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
⑤中国博客网牛明昱专栏
⑥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2004年
⑦同④
⑧故乡网
⑨《可以吃的女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参考书目：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杰梅茵·格里尔《女太监》
李银河《女性主义》
少典《论表现主义的观念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