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到底是女性主义，还是男性中心？

阎女士不认同《色戒》的表现方式，认为这与某男作家当年提出的“女性喜欢被强奸”论调很一致，认为电影“把中国抗日女志士塑造成下贱的性受虐狂”，从而从政治——双重政治，既有大政治，又有性别政治——的层面给《色戒》砸了一砖。

这里姑且不说“性受虐”的性爱形式是否下贱，即从影片本身和小说著作出发，也谈不上王佳芝“喜欢被强奸”吧。无论男性女性，是有权享受性快感的，这无关政治，只关本能。在否定人类本能的前提下，任何政治不得开口。从电影表现形式来看，王佳芝的性爱从其个人角度来说，是圆满的，那么否定女性的性愉悦，阎同志想以什么来取而代之？革命的刀枪还是黄马褂？否定性愉悦，并非女性主义思想，从骨子上说，阎同志是男性中心的附庸。只有男性中心思想才会剥夺女性享受性快感的权利，也只有男性中心思想才会认为违背传统的“传教士”做爱式就是“性受虐”，就“下贱”。

 

问题二，是爱国还是爱话语？

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虽以不甚蓬勃的趋势发展，但在解构宏大叙事的道路上仍然是坚挺进性的——我本来一直是这么以为的。然而阎同志的文章使我发现，原来自文革甚至更早就攻占人们思想的宏大叙事、革命话语体系，仍然没有从中国人身边离开。

阎同志谈爱国，这不是不对，说抗日是爱国，这当然正确，而且是绝对的政治正确，谁都无权反驳。但假若抛弃宏大叙事的话语体系，一个女人王佳芝，有没有权利爱上一个给她钻石的男人易先生？一个“抗日女志士”是否要“必然”地远离“汉奸”？一个“汉奸”是否不符合爱与被爱的人类构造？换个角度，假设我们从未被灌输宏大叙事的话语体系，从未从历史唯物主义处得知“正义之师必胜”的观念，《集结号》是否就真的能打动所有人？阎同志的帽子戴得很大，然而未必可以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所谓的英雄书写，许多时候不过是主流话语加诸头上的光环，我们不能改写，不能不被书写。

即使保守的当代文学界，陈忠实的《白鹿原》、刘震云的《故乡》系列等作品，也还是在悄悄地改写着所谓英雄。我无意反驳英雄的崇高，但靠话语权树立起的光辉形象，压得住一时，却压制不住人性。人性永远高于阶级，高于话语。

 

问题三，是票房还是良心？

阎同志反对《色戒》，据她自己说，也还是有人支持的，比如北美的票房，据说很是惨淡。然而一部好的电影，严格地说，未必会赢得很好的票房，也未必要有诸多影评人支持。我并不是说《色戒》真的不能批评，也不是说《色戒》就好得一塌糊涂，而是说，点评一部电影没必要拿商业因素来说事，点评文学著作也是。《集结号》的中国票房我相信不会低，但若拿到北美，我想不零票房就不错了——北美的观众谁买那点账啊。

相对于票房，我更关注电影的良心。阎同志说《色戒》混淆黑白，我不敢苟同。黑与白，之间有几万层深深浅浅的灰，到底哪个是黑哪个是白，可以用一眼一句话来判断吗？可以用宏大叙事给的定义来简单判断吗？是否树立“善恶到头终有报”的观念就是黑白分明？笑，阎同志也该有些年纪了，怎么还信这个。如今这社会，谁是坏人谁又是好人，都不过是人罢了。《色戒》正是在描写真实的人与事，只是加诸了政治环境，就挑战了阎同志的政治神经，如此看来，这根神经太敏感了也不好，迟早要从脚气灵广告上看出政治含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