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为百年校庆编写了两卷本北大历史。我注意到，书中只印出了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正教授的名字，连副教授都不记，更不要说年轻教员和普通职员、炊事员了。（北京农业大学校史印出了包括助教学生在内的三十名文革受难者的名字。不过，清华大学篇幅更长的校史连正教授的名字都没有写。）我为此问起北大出版社的编辑。编辑苦笑着说，就这样，还有人到办公室来纠缠，要把现有校史的文革部分删除。

　　对比于这种嚣张，是受害者们的沉默。

　　一九九九年，一位同届北大同学告诉我，历史系俞伟超老师在大教室讲授“秦汉考古”，听课的学生很多，也都看到他缺失手指，听说是在文革中遭到“批斗”（需要一本文革“词典”来解释这种词语，不过本书读者多半还都知其意）后自杀未死留下的残疾。他那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我立刻就往博物馆给他写了信，希望了解他的文革遭遇。

　　我从未收到他的回信，也没有收到被邮局退回的信。

　　北大历史系在文革中有五个人“自杀”身亡。我用了引号，因为不认为这是通常所说的“自杀”，而是被文革谋杀的。俞伟超老师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的时候两次自杀。第一次触高压电，双手食指被烧毁。第二次卧轨，火车头把他铲出了轨道。他活了下来，文革后成为中国历史的最高行政长官之一。我当然不会给他讲历史写作重要性的大道理，也不会跟他说如果北大历史系的文革历史都不写出，遑论别处。他的失去的手指显然也每一天都提醒着他的文革经历。但是，连他也对文革历史讳莫如深。这是因为什么？我确实很想向他询问，而不是自己来猜测。可是我一直没有能找到他的电话号码，也不可能再找到——他已经在去年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