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医理论是怎么来的？

中医理论是古代中国人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之中取得经验总结出来的，但是当时古代中国人的认识水平有限，只能用一套近似玄学的理论，例如借用（注意：是借用）阴阳五行学说来描述中医理论。而不是先凭空从阴阳五行学说发展出中医理论，再在这套理论的指导下使用中医中药治疗疾病。中医理论的核心也不是阴阳五行学说，中医理论的本质是一种经验理论，只是使用了近似玄学的理论来表示。

例如：古代中国人发现，很多疾病有其共性，例如很多感染性疾病都有局部红、肿、热、痛的感觉（症状），像急性扁桃体炎、急性咽喉炎、皮肤软组织感染等，于是就把这些感染性疾病，借用阴阳五行学说，统称为“火”，或者“热”、“毒”，例如中医说“口腔咽喉诸症皆为火”。治疗上，古代中国人发现，一些天然药物及其复方能够消除局部红、肿、热、痛的症状，治疗这些疾病，那么就把这些药物称为“去火药”或者“清热解毒药”，例如金银花、连翘等。

中医说“清热解毒药”能“去火”这就是经验理论，不是先用阴阳五行理论得出“水克火”的理论，再以这个理论为指导去找与“水”有关的天然药物来治疗，须知大部分“清热解毒药”的原植物生长环境与“水”根本没有关系，倒是与“水”有很大关系的“酒”是中医所说的“大热”药物。

因此，可以说明：中医理论的本质是一种经验理论。

2、中医理论中有没有实质上合理的部分？

现代医学证实了，“火”通常就相当于细菌或者病毒感染引起的感染性疾病，“清热解毒药”通常都具有抗菌、抗病毒、抗炎、退热、对抗细菌毒素、调节免疫力等一种或者多种作用，用来治疗感染性疾病，一般来说是正确的（当然，不否认有不正确的地方）。

因此，可以说明：来自经验的中医理论虽然用近似玄学的理论表示，但是存在实质上合理的部分。

再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新编中医外科学》（李彪，龚景林主编，1999年11月第1版）P163论中医所说“走黄与内陷”，即现代医学所说的因为局部皮肤软组织感染导致的全身化脓性感染，中医理论是这样解释的：

本病或因疔疮火毒炽盛，走散入营，内攻脏腑；或因生疽毒疮疡，正不胜邪，毒不外泄，反陷入里，客于营血，内传脏腑所致。

现代医学的解释：

全身化脓性感染与中医“疔疮走黄”、“疽毒内陷”相似，是指病原菌由局部病灶侵入人体血液循环，并在其内生长繁殖或产生毒素，引起严重的全身感染症状或中毒症状的情况。

可见：中医理论解释和现代医学解释虽说法不一，但中医理论解释在实质上是合理的。

下一个例子来自“新语丝”网站“立此存照”专栏中的“中医骗子”专栏中的一篇文章《中医基础理论的哲学批判》中的一段：

在证的研究方面：上海医科大学对肾阳虚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发现肾阳虚者尿中17羟皮质醇低下，又进一步发现肾阳虚者不同于阿狄森氏病的低下反应而是延迟反应最终揭示了肾阳虚患者和老年人内环境反馈调节的缺失，并以补肾药以药验证获得了满意的结果。最终指出肾阳虚证的本质主要是下丘脑功能失调。必须指出这种证的研究只有在认识到尚未被现代医学理论所认识的联系以及尚未有更好的治疗方法时才有意义。这种证可由不同原因引起，在不同的条件下存在，补肾方药只是对一定条件下的肾阳虚证起作用，而对另一些条件下引起的则未必有效。如：补肾方药可用于生理性衰老引起的下丘脑功能失调，而其它原因引起时，则未必有效。

可见，中医理论得出的肾阳虚证使用补肾药治疗这一点，已经被现代医学证实在实质上有合理的部分。

最后一个例子来自《科学蒙难集》一书第29章：

明末医家吴又可（1592—1672年？）在行医中深入观察瘟疫流行的特点，研究病变的规律，认真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善于创造性思维，摆脱中医学术上的僵化思想，坚决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风气，他经过系统地总结，提出了瘟疫病因学上的新观点——戾气说，并著成中国医学史上关于传染病理论的专著《瘟疫论》。吴又可在书中对病因、发病症状、传变过程和治疗原则及用药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发展了中医对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认识，并且把瘟病、瘟疫和伤寒截然分开。

吴又可之前的历代医家，都是从天气的异常来理解热性病的病源，而他经过长期的探索后独树己见，在书中写道：“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明确指出：“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疠气”，“然此气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精辟地概括出来戾气的特点，即人的肉眼看不见但存在于自然界的物质。而且指出它有多种类型，“众人有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不同戾气所引起的瘟疫种类各异，揭示了戾气具有特异性。另外，论述了戾气具有偏重性特点，“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吴又可的这一论述与现代医学中的“种属感受性”或者“种属免疫性”概念是很接近的。戾气说把中医外科的某些疾病，如疔疮、痈疽、丹毒等的病源归结为杂气。吴又可提出戾气说的时代，既没有显微镜，也没有微生物学说，中医水平还处于经验升学阶段，他提出的这一比较科学的设想，比西方医学家李斯特（L.Lister，1827—1912年）关于外科术后感染是微生物所致的发现，早二百多年。所以说，吴又可的戾气说是中医传染病学上的卓越贡献，是中医学术思想上继承与突破相结合的成果。

吴又可的“戾气说”中的“戾气”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说的“传染病病原体”，虽然仍然用近似玄学的理论表示，但它的实际意义和现代医学是相当接近的，实质上基本是合理的。这也说明中医理论并非仅限于千年前的几本古书，历代中医（包括现代中医）都在发展着中医理论。

3、中医理论是“伪科学”吗？

中医理论的本质是一种经验理论，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只能用一套近似玄学的理论来表示，不应该否认中医理论存在实质上合理的部分。

即使在现代科学中，限于认识水平，不得不使用假想的理论来解释实验现象的情况仍然存在，同样不能说这些假想的理论实质上是完全不合理的。例如：有机化学中的“共振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20世纪30年代，著名化学家鲍林为了解决描述苯分子这类分子结构的问题，提出了“共振论”的概念，即：对于一个无法用经典结构式准确描述分子结构的分子，分子结构可以用几个假想结构式（极限式）的“共振”来表示。因为“共振论”直观易懂，定性描述很有效，实用上很有价值，目前仍然在广泛使用。随便翻开一本现在的中国或者国外的有机化学教材，都能看到“共振论”的广泛使用。因为“共振论”中的极限式是假想结构式，20世纪60年代在前苏联和中国曾经遭到过批判，被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为此还连累了不少科学家。“共振论”目前的广泛使用也证明了“共振论”存在实质上合理的部分，现在也没有人说“共振论”是“伪科学”。

同样，不能因为中医理论用近似玄学的理论表示，就否认来自经验的中医理论存在实质上合理的部分，给中医理论扣上“伪科学”的帽子。

4、现代医学如何吸收中医理论中实质上合理的部分？

中医理论来自经验，近似玄学理论，其科学性没有在层次上超越现代医学（西医）理论的可能性，但是中医理论有实质上合理的部分，这些部分并未完全被现代医学理论吸收，发展成现代医学理论。

现代医学吸收中医理论中实质上合理的部分，不是要保留中医理论近似玄学的表示方式，因为这种表示方式是落后的，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而是要把中医理论中实质上合理的部分发展成为现代医学形式。例如前面讲到的上海医科大学对肾阳虚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也是笔者认为的中西医结合的正确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