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出版家郭强同志

  方铭

出版家应该是对有成就的出版从业者的称呼，郭强同志是学苑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因为他是一位特别有见解、有能力、有敬业精神、对作者友善，并且不仅仅把出版看作是一种经济行为，所以能超越经济行为本身，能把出版行为与文化建设联系起来的一位编辑，虽然他只有四十一年的生命历程，但是，他所做的事情，可能比很多寿考的人做的还多，所以，我认为至少应该称他为出版家。

在昨天之前，我从没有想到过会写怀念郭强同志的文章，因为他比我年轻，同时，他又是那样地充满活力，精力充沛。可是，现在，那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郭强戴着眼镜的笑颜，就停留在位于南三环边上南方庄小区1号楼学苑出版社2层郭强生前的办公室里。今天，我和阎纯德教授走进这间我曾经是那么熟悉的办公室，发现办公室的书架、书架上的书还是我半年前去郭强办公室时的样子，甚至在书架上，还有一张郭强书写的记事的便签，但是，郭强办公桌前，那个会发出嘿嘿笑声的郭强，已经定格在办公室的鲜花丛中，恬淡的笑容仍然透过眼镜弥漫在整个办公室中，但笑声却再不能从他的双颊上溢出，而只能停留在他的亲人和同学、同事，以及曾经因某种机缘和他有过交往的人，就比如像我这样的朋友的记忆中了。

作为出版家的郭强首先是位普通的编辑，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编辑，就像郭强同志是一个普通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作为编辑的郭强，以及作为杰出编辑的郭强，作为一个在特点时间和空间生存的编辑，郭强同志无疑是我见到的众多优秀编辑中的一个，我甚至想，如果编辑这个职业也可以和伟大联系起来的话，作为编辑的郭强完全可以用得上伟大两个字来形容。一个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编辑队伍中，个人品质和编辑才能都与完美产生联系的普通编辑郭强，无疑是应该被称为伟大编辑的。

据我道听途说，郭强是个医学院毕业生，他自己曾经作过医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医生，但是，他后来放弃了医生这个行业，而从事起编辑这个职业，而且，他做编辑，把自己的编辑志向放在出版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著作方面。郭强有良好的中国文史知识修养，这是我们所有认识郭强的学者都肯定和佩服的，同时，他在这个以经济利益驱动人的大脑的时代，选择了很多出版社和编辑都不愿意沾染的有关古代文史研究的著作出版，并且一直做了下来，一直做到他去世，并且做得越来越好，体现出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自觉性，这更是我们这些文史研究者所佩服的。我之所以认识郭强，并成为一个跟他有多次合作的著作者，在他生前，对他长期怀有感恩的心情，我不止一次地提到郭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学术的贡献，当我知道他去世的消息的时候，我惋惜他走得太过匆忙，同时，也深切感觉到他的去世，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巨大损失。我知道，在当下的出版界，当然有很多编辑愿意出版学术著作，特别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著作，但是，他们可能还没有能力平衡学术与金钱，毕竟赔钱出版，严重违背经济行为的基本规律，也会最终葬送出版本身，但是，郭强同志能做到只出版学术著作，而又保证这种出版的可持续性，并因此赢得了广大学术界和作者的信任，这是极其难得的。我真担心，在后郭强时代，还有没有可能产生一个像郭强这样有能力超越经济利益的驱动，又愿意勤勤恳恳做好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著作出版的优秀编辑。

据我所知，郭强在他短暂的出版生涯中，出版了差不多200种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及相关内容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的作者大部分都是今天工作在各个大学的中文、历史、哲学等学科的著名学者，反映的是当今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这其中包括部分国家级学术团体的会刊，如中国屈原学会的《中国楚辞学》，中国诗经学会的《诗经研究丛刊》，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文心雕龙研究》，中国文字学会《汉字研究》，以及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编的《文学前沿》、《唳天学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编的《中国苏轼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编的《励耘学刊》，郑州大学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与文献学研究》，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编的《日本语言文化研究》、《日本学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主编的《日本学研究论丛》，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主编的《人文丛刊》等，特别是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主编《文心雕龙资料丛书》二册、中国诗经学会主编《诗经要籍集成》四十二册，都是珍贵的文献资料，对于促进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如果没有郭强同志的大力支持和果断决策，这些著作的出版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据我所知，《诗经要籍集成》在另外一家出版社，已经搁置多年了。在知道郭强同志去世的消息后，今天上午，刚从日本访问回来的首都师范大学赵敏俐教授打电话给我，认为郭强同志的不幸去世，是中国出版界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我认为这个评价是非常中肯的。

我与郭强同志认识，是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向他谈了中国屈原学会打算出版《中国楚辞学》的想法后，得到了他积极的响应，在嗣后的几年中，我们编辑出版了《中国楚辞学》的1-7辑，第8-10辑的清样已经出来了，第11-14辑也在积极编辑过程中，当他住院以后，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还在向我催促8-10辑的清样以及11-14的编辑进展情况，我安慰他让他先治病，等出院后我们再加紧进行后续工作，谁能想到，竟然一个鲜活的生命，进入医院以后，再也没有能够走出医院。

郭强同志是个非常热情的人，在短短几年的交往中，他帮助我很多，200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褚斌杰先生从教五十周年，我们这些学生希望能出版一个纪念文集，我因为是褚斌杰先生最早的博士研究生，并且在北京工作，联系起来比较方便，受同门师兄弟的委托，承担编辑出版的责任，由于没有出版补贴，加上稿件收集工作做得不及时，是郭强同志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个心愿，及时并且高质量地完成了《先秦两汉文学论集——贺褚斌杰教授从教50周年》论文集的出版工作。当时我们两人为了尽快出版，有几天时间，郭强同志几乎天天到我办公室或者家里来，我们共同处理稿件，有几次都是差不多夜里2点钟的时候，他才能离开我家，我去睡觉了，而他还要去远在郊区的印刷厂继续后续的工作。2004年秋天，我在四川成都和郭强同志一起参加由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和中国屈原学会联合举办的屈原及楚辞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赶上四川成都气温变化，我们住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小岛上，郭强见我冷，把他带的毛背心借给我穿，而在此前，我用晚上会议休息的机会，想去买件背心，都因为体型太过巨大，而没有如愿。郭强的毛背心使我免去了感冒之虞。回北京以后，我与郭强同志常常见面，可是每次见面都是很匆忙得。这件毛背心在我的办公室放了差不多一年，我才有机会还给他。

郭强同志有很强的学术眼光，他有很多出版规划，比如为了促进楚辞研究，他计划出版《楚辞要集集成》，两年前与我约定，由我来主编，我得任务是提供书目和藏书的图书馆，考虑到目前善本书的影印不容易，所以，由他去找善本书影印，我负责撰写前言和提要，考虑到我喜欢书的特点，他愿意用一套《诗经要籍集成》和一套《楚辞要籍集成》作为主编的报酬，并在我提供了楚辞要集的书目和藏书的图书馆以后，已经把一套《诗经要籍集成》亲自送给了我。今年年初他去英国访问前告诉我，楚辞文献他已经影印得差不多了，等他回国后，把复印件拿给我，让我开始写提要。可惜，他从英国回来不久就进了医院。

郭强同志还计划出版十三经以及诸子著作的研究文献，据我所知，有关《庄子》的研究资料已经齐备了，他曾经指着锁在办公室书架里的一个移动硬盘告诉我，说这是所有的有关《庄子》研究的文献。他还一直希望编辑出版一套真正有学术价值，又能把文学史发展、作品发展、理论发展结合起来的中国文学史，并且要约我和几位学术界同仁，不止一次讨论过，并且和大家签订了约稿合同，有的人已经动手在写。这些计划都是非常好的计划，今天，郭强同志离开了我们，这些计划也许以后还会继续，但是最早的倡议者和策划者，却永远也看不到它们的问世了。

作为出版社编辑的郭强同志，在从事出版行业的时候，当然不能脱离企业行为本身，否则他就不是个好的出版家。但是，他在出版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出版物的学术含量和学术价值。因为我和郭强同志比较熟悉，我曾经几次给他推荐书稿，承蒙他的信任，绝大部分稿件都被他接纳，但也有例外。有的时候，他也会当着朋友的面，跟我开玩笑，说他给我出的书，都是不计成本的，也就是说，他没有考虑过赢利问题，甚至是亏损的，的确，在当今出版社垄断经营的体制下，搞额出版补贴几乎成了有关中国古代文史研究学术著作出版的基本前提，而郭强同志首先强调出版的文化价值，而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二位去思考，这就恢复了出版最早出现的时候的原初意义。当然，郭强同志也私下给我说，实际上，我与他的合作，特别是《中国楚辞学》的出版，他并没有亏损，只是他编辑跑腿等功夫都变成了义务劳动而已，接着他总会笑着说：“谁让中国只有一个屈原，谁让这个事情是方铭你的事情呢。”

郭强同志住院以后，我多次打电话去问候，希望去医院看望他，他总是告诉我等手术完了以后再去，可是他得手术却是一拖再拖，但我知道他身患膀胱癌，我也知道膀胱癌在癌症中，也算不了很严重的病，所以，并没有把他的病和死亡联系起来。后来，我还是在手术前，与阎纯德教授一起去看他，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那次去，除了他身上挂着的尿袋以外，我并没有发现他和平时有什么区别，他轻松地告诉我，膀胱切除以后，他以后一生都得带着尿袋了，以后要改变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东跑西颠、席不暇暖了。其间还提到如果他出院的话，有可能去四川西华师范大学参加《诗经》国际学术讨论会。当我与阎纯德教授离开的时候，他开玩笑说，如果手术过后，他不幸去世，我们的合作可能就要停止了，别忘了给他写怀念文章。当时我认为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所以，并没有在意他的话，也许，当时他已经有了预感，而医生迟迟没有做手术，也许就是因为对手术本身没有把握。今年8月初，我在去四川西华师范大学开会之前给他打电话，问他能不能去开会，他说看起来去不了了，我们约好我回北京后再去看他，我从四川会议结束了，去了甘肃，8月中旬回到北京，知道他的手术已经结束，身体却急转直下，这个时候，医生已经不让探视，我曾经几次打电话跟他联系，只有一次他能有力气跟我说几句话，但是，声音已经极其虚弱，我也几乎听不清他所说的内容了。再后来，听说他病危，我发短信给他，他已经不能回复了。

一个杰出的生命离我们远去，我希望他在天堂能安心地休息，我在学苑出版社看见一个花篮上写着“郭强，你先走，我们随后就来”，人的生命如此脆弱，最终都会在天堂集合，郭强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做的事情太多，所以，走得也就匆忙。我希望他的父母与妻子节哀顺变，能从痛苦中走出，希望他的儿子茁壮成长，也希望曾经给郭强同志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阵地的学苑出版社，能继续郭强未竟的事业，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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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