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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是中国近代以来一个决定性的拐点。自1840年起，古典中国日趋解体——从传统农耕文明的中心位置沦落，并被强行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成为这个体系的外围和底层，向上层国家源源输送着资源、劳动和经济剩余。近代以来，中国走着一条下降的路；1949年，“下降的路”转为“上升的路”——布列松带着他那架老式的莱卡相机，刚好遇上了这个历史拐点。

　　1948年12月，法国摄影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作为美国《生活》周刊的摄影记者从印度经缅甸来到中国，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12天进入这座古都，然后又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前往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拍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稍后结集出版了摄影日记，题为《两个中国》（From One China To The Other）。

　　布列松到北平的时候，这里已被解放军重兵包围。在他镜头里，旧北平破败、寥落、迟缓而又不失安详：晨雾中的紫禁城，清真小店前乞讨的母子，午后斜阳下的茶馆，太庙里打太极拳的晨练者，踯躅街头的盲人算命先生，商号前互致问候的商贾和老主顾，街道上行走的驼队，等等。

1948年12月，北平紫禁城，旧世界的薄雾即将廓清

1948年12月，北平，午后斜阳中的茶馆，时间停顿

1948年12月，北平，坐贾行商亲如手足，在围城中互致问候

　　布列松在北平拍摄的时候，从1948年12月15日起，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三次派代表到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秘密谈判，并在1949年1月21日达成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尽管是一座危城，北平却未经战火，历史巨人骤然转身的时刻，平津战役的风暴中心仍保持着一份特殊的宁静——这种政治军事大背景，支撑了布列松的这些旧北平照片的上述风格。

    在布列松的镜头里，与北平形成反差的是上海的动荡、仓皇和混乱：等待撤离的国民政府官员，哄抢米店的饥民，拥堵不堪的苏州河，抢购黄金的人潮，骑自行车携带大捆金圆券的市民……。与北平这座远在华北的内陆城市不同，作为国际大都会的上海，是蒋政权统治的腹心地区，是旧中国的金融中心、财富中心。随着蒋政权在政治军事上的崩溃，在其腹心地区同时发生的是社会崩溃、金融崩溃、信心崩溃。

1949年4月，上海，小朝廷如风中落叶

1949年4月，上海，饥民哄抢米店，饥饿使人呈现动物般的神情

1949年4月，上海，抢购黄金的人群，如溺水者相互缠抱

    那时，蒋介石原本打算死守上海6个月，以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据史料记载，上海集中了国民党25万陆海空部队，构筑了三道防线，钢筋水泥碉堡有3800个，战壕内可行驶吉普车，永久式掩体一万多座，电网、鹿砦不计其数，另外还埋设了两万多颗地雷。从1949年5月12日到27日，从上海城郊到市中心，激战15天，上海战役结束了。

　　北平和上海这南北两座城市解放的不同模式，以各式各样的场景，透过布列松的镜头折射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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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列松在《决定性的瞬间》一文里曾阐述他的摄影美学。

    他说：“一幅照片，要把题材尽量强烈地表达出来的话，就必须严格地建立起形式之间的联系。”“眼睛的工作，就是在大堆现实事物中，找出特定的主体，聚焦其上。”在一幅照片中，有主体、有背景，有主要元素、有次要元素，还有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理解并呈现这些不同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就是构图。布列松接着说：“在摄影作品中，构图实际上就是眼睛所见到的不同元素的即时组合和有机组织的结果。”

    布列松被称为抓拍大师，其实就是“瞬间构图”的大师。例如那张太庙晨练的照片上，三个打太极拳的人各自面朝不同方向，呼吸吐纳，疾徐有致，构成了一个匀称、动感的三角形。太庙宫墙和门洞作为背景，无意间对“太极拳”形成了特殊的阐释——这所古帝王的宗庙与深邃的太极理念相得益彰，它们作为古代历史的遗存，共同呈现了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传统中国的形象和节奏。

    不同要素的组合，还可以引申出更广阔的意义。由于站在中国的历史拐点上，在布列松的镜头中，不同要素的相互关系还包括了“两个中国”之间的明显对比。

他从1948年12月入境，到第二年9月离境，在“两个中国”前后各停留了五六个月时间。这在他也许未必是无心之举。布列松说过：“摄影家的眼睛，永远都在评估出现在他眼前的事物。他只须移动1毫米的几分之一，便可以把线条吻合起来。他只须稍微屈膝，便可以将透视改变。”还说：“有时，你得拖延一会儿，以等待适当的时机出现。有时，你会感到眼前的景物万事俱备，几乎可以拍成好照片了，只是还缺一点什么。缺的究竟是什么呢?也许，有人突然走进你的视线范围。你透过取景器，追踪他的行动。你耐心等待着，最后终于按下了快门。”这种对拍摄距离、角度和时机精益求精的摄影师，当然会以同样的精神去奔赴历史转折的现场，并有意地“拖延一会儿”，以等待一个时代的正面形象全部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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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解放后，布列松从南京第三次到上海。蒋政权崩溃期的乱相和恐慌已经消失，五六月份以后的上海喧闹、热烈而有序：广场上的政治集会、密集的游行人群、热闹的商铺、街头书摊上阅读的少年、广告牌下巡逻的士兵——在布列松的旧上海照片中很少有的青年人成群结队地出场，标语和旗帜代替了摩天大楼，一个陌生的新社会的全景正在浮现。

1949年6月，上海，青年和工人将释放其政治潜力

1949年6月，上海，大学生与新中国的街头政治

    布列松来自法国这个政治国度，曾拍摄西班牙内战，参加法国抵抗运动，为切·格瓦拉拍过肖像，应该说，他的泛左翼的政治取向是明确的。因此，他也才会在1958年受邀第二次来中国。但另一方面，他的系列照片仍表现出明确的局外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