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弊者的自白书——读《在作弊中慢慢成长》

为了今日的自由解放，当年无数的仁人志士惨死于统治者的刀下，临死前振臂一呼，发出革命的呐喊。刽子手们不甘心用屠杀成就了一批永垂不朽的英雄，于是在下刀前先割破他们的咽喉，让他们如同蝼蚁般沉默地死去……

两千年来，从封建文化的束缚到文化大革命，其间无数被割破了咽喉的中国人被判了死缓，他们得以行尸走肉般地活着，然后不留痕迹地终其一生，仿佛从未存在过。统治者希望以愚民政策来鱼肉百姓，这样他们的君王宝座才能坐稳，祖宗江山才能代代相传。于是，欺君者——杀之；不忠者——杀之；反抗者——杀之；揭竿起义者——满门抄斩！由此，长期的人工选择下来，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具有大无畏精神的基因从人群中剔除，而逆来顺受的基因得以发展壮大。从这点上看，我国的君王可能是最早掌握育种学理论的君王。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因为沉默基因适应这样的环境大背景，因而中国人越来越具备“东亚病夫”的模型。

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荣幸地遗传了鲁迅笔下“麻木的中国人”的奴性基因。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但凡老师家长的命令，我们莫敢不从。偶然“基因突变”的调皮捣蛋者，也在皮蛋炒肉丝的教育下，放下屠刀，浪子回头。在历时十二年洗脑教育后，我们为了老师和家长口中的“鲤鱼跳龙门”而厮杀于高考战场。在相同的时间里，做着同样的试卷，书写着相同的答案，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此刻被同化为了一个人，让我不得不感慨所谓“中华民族的向心力”！

转眼间，我们来到了大学。

几次三番学校领导和辅导员们热情洋溢地动员后，我发现，大学四年的美好时光注定还是荒废在学业上了。后来的情况，也确实没有辜负我当初的猜想。

我想，问题并不在于学习的本身让人深恶痛绝，而在于整个教育体系的上梁不正。

目前中国真正的素质教育恐怕只有在幼儿园才能见到了。分数成绩就像美丽的罂粟，为了追求它，我们不惜毁灭自己的童年，而它会回报你的，只是不断加深度数的眼睛和越来越苍白的思想——与行将就木的人无异。这个过程始于小学——“语数外”新三座大山开始压在学生的肩头，使他们驼了背，弯了腰。而在与我们只有一海之隔的日本，课堂上起码还有如何救生和躲避危险的教育。可以想象，如果一群中国人和日本人同时遇到火灾，我们该如何责怪自己的死亡率总比别人高呢？

而我们这些中国学生在学什么？

王怡说“文科学生一遍遍背进大脑里去的东西，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大粪”，那么理科生学得知识起码五分之四是走出校门就忘的——而真正的知识只是那些没被忘记的可怜残渣。

我们学习知识的过程像是一个被病毒感染的过程。老师将自己的知识从大脑中提取出——病毒释放，通过言语教授给学生——病毒传播，学生将这些知识复制进自己的大脑——病毒入侵。长久以往，我们最终发现大脑中便充斥着别种生物的DNA/RNA，我们在哪里？

如果有人能发明出一种机器，可以直接将别人的思想克隆进自己的大脑——学习的过程将成为历史，那么这个人一定会成为中国教育界的袁隆平！

从高中到大学的过程，像是从一座小监狱搬到了大监狱。

可惜我们不是越狱里的斯高菲，不是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安迪，更不是基督山伯爵里的唐太斯。还有一个叫做社会的大监狱，在等着即将毕业的我们。

值得庆幸的是，印度的国父甘地也待过监狱。他在坐牢的期间，阅读书籍完成著作，心无旁骛。他觉得自己是自由的，因为英国人根本不知道怎样囚禁他。甘地的牢狱生涯对我们是种启发。肉体是可以被三维物质禁锢的，但思维作为抽象意义可看作四维物质，就像一个平面的圈困不住老虎，这个物质的世界也是囚禁不了我们的思想的。

王怡的文章即是为我们的过去敲响丧钟，也是为我们的未来敲响警钟。

那些还在浑浑噩噩地接受教育荼毒的莘莘学子们，是时候发出振耳发聩的呐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最后，我宁愿成为一个作弊的学生，在课堂上生活上平平庸庸，在头脑中掀起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