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高举“圣火”

满眼青翠，满耳鸟语，绿竹簇拥的一条条翡翠长廊如时光隧道，引导人们走向远古，与在地球上生存了800万年的珍贵动物大熊猫相会。这就是被联合国授予全球环境500佳的成都大熊猫繁殖研究基地。它地处北郊斧头山，成都人亲切地称呼它“熊猫基地”。

熊猫基地已经走过了二十个春秋。

二十年来，五十多个国家元首、外国政要，二百多万游客，怀着“朝圣”的心情，观赏了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旗舰动物——大熊猫，领略大熊猫家园的诗情画意，留下终身难忘的美好印象。

这里有全球最大的人工繁育大熊猫种群，人工繁育的四代67只大熊猫，除了在基地“安居乐业”，还曾派往五大洲十多个国家巡展，担任亲善大使；并旅居日本和歌山、美国亚特兰大、西班牙马德里，成为为期十年的联合繁育科研的“主角”。

 

 

在奖牌与荣耀背后，是不可估量的价值——

1500亩林木蓊郁的土地，与中国的五十多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一起，庄严地承担起全人类赋予的保护与繁衍大熊猫的重任。有所不同的是，自然保护区保护的是原生态环境与野外的大熊猫，而成都的“熊猫基地”营造出可与原生态媲美的生态环境，居住着人工繁育的大熊猫。

按国际相关组织的规定与全球科学家的共识，一个频危物种在1000只以下时，人类就应当介入，对其实施迁地保护。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成都，创造了让世界瞩目的大熊猫迁地保护的成功典范。

亚运会诞生的“娅娅”；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亲自命名的“科比”；北京2008奥运会吉祥物“晶晶”，这些大明星都出自成都熊猫基地。传媒对这些大熊猫明星的宣传可谓声势浩大，铺天盖地！

而造就这些大明星的是默默无闻的两代科技工作者和基地全体职工。

二十年来，从张安居、何光昕、李绍昌、李光汉几个老领导、老主任，到年富力强的张志和主任，他们手中高举着保护和繁衍大熊猫的“圣火”，带领着基地职工，朝着一个伟大的目标，脚踏实地地前进着。

让我们细细阅读他们的足迹。

 

 

灾难中，天降大任

1974年至1976年，是大熊猫生活史中的饥饿年代。成都动物园派出了张安居参加国家林业部的调查队，到平武、青川唐家河、北川小寨子沟调查灾情。调查队员们踩着没膝深的积雪，看见一片片枯黄发黑的竹林，如烧伤的肌肤。最为惊心动魄的是，不断发现熊猫尸体——有的已经腐烂不堪；有的被豺狼们撕碎；有的母子紧抱着，长眠雪谷里。还有一只不到半岁的熊猫宝宝，离妈妈仅一步之遥，但它再也没法吮吸到妈妈的乳汁了，妈妈的生命冻结于回眸一望的瞬间，而小宝宝最后的啼饥号寒之声也被风雪声吞没了。

森林默哀，山风低泣。倔强的汉子们都流泪了。

一个苦涩的数字和着热泪一齐咽下——138只熊猫陈尸山林！

调查队的兽医专家张安居连续解剖了13只熊猫尸体，个个胃腔空无一物，肠子透明发亮，可见其饥饿到何等程度。

与此同时，各地不断将病饿大熊猫送到成都动物园抢救，最多时达到四十多只。那时，成都动物园刚从百花潭搬迁到佛教大庙昭觉寺，一切没有理顺，熊猫的笼子挤向了熊山，挤向猩猩馆，甚至挤向了大殿，挤得菩萨们不得安身。

没有一只熊猫不是皮包骨，有的虚弱得啃食物的力气都没有了。

没有一只熊猫体内不生蛔虫，有一只熊猫体内竟有3000多条蛔虫！

爱心与使命感数次战胜了纠缠大熊猫的死神，送到成都动物园的熊猫百分之九十获救。

1983年夏季，灾难再度袭来，岷山和邛崃山系的高山箭竹大面积开花枯萎，500多只熊猫再次大祸临头。

与几年前不同的是，中国结束了“文革”，国门洞开，熊猫受灾的消息很快传遍全世界。

有一首深情的歌，讲述箭竹开花，熊猫咪咪在挨饿，唤起了无数人的同情心。盛大的募捐活动，迅速热遍全世界。

成都动物园再次成为大熊猫的医疗与救助中心。动物园的老主任何光昕回忆说，我们没日没夜地抢救病饿大熊猫。一只从天全县送来的，后来被起名为“全全”的大熊猫，因觅食从高崖摔下来，头皮裂开，逢了十一针，全靠一勺勺地给它喂流质维系生命。后来，它终于能动弹了，能站立了，能走路了，成为最喜欢与人亲近的熊猫，它牢记着人类的恩情。

但是，由于野外的生态环境尚未恢复，康复的大熊猫不能放归山林。于是，迁地保护的战略思路开始形成。

所谓迁地保护，有个举世闻名的成功典范——中国麋鹿十九世纪“流亡”英国，由于得到很好的迁地保护，竟在德机轰炸与二战的动荡中繁衍下来。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早已绝种的野生麋鹿从英国又回到了故土。

1986年春节，成都市文化宫在办灯会。已担任成都市园林局局长的张安居，与建设部的郑淑玲司长、省林业厅的胡铁卿处长等人闹中取静，相会八角亭，商量建立“基地”。

 

 

研讨熊猫基地规划

 

有两盏灯在大家心中亮着：首先，它的定位，不仅是“饲养场”，更应该是探索大熊猫奥秘的科研机构，向广大群众普及科学知识的大课堂；二是它修建在成都，不仅属于“成都市园林局”，更属于中国。最后，大家敲定了这个日后名扬四海的名字：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石谷子地上，希望萌芽

斧头山是成都北郊一片浅丘，满山石谷子地夹杂着贫瘠的农田，稀疏的苗圃，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机耕路与市区相通。从动物园到斧头山基地，大客车狂跳了半个多小时迪斯科，把前来朝贺的动物学界的专家们颠得晕头转向。

1987年3 月15日，白发皤然的成都市市长胡懋洲来到斧头山，挥锄为大熊猫繁育基地奠基。

 

 

时任市长的胡懋洲为熊猫基地奠基

 

 

一期工程80亩地，以园林局白莲池苗圃为基础；二期工程560亩土地，有一大半是从农民手中征得的。

所有的为大熊猫让出生存空间的计划都会得到国内外舆论的好评。但是，执行起来，落实到农户又谈何容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曾试图迁出卧龙的全部农民，投巨资在耿达修筑了农民新村，结果，美妙的计划以失败告终。

在中国土地上，经常会出现失地农民与建筑单位的尖锐矛盾。成都熊猫基地成功地让当地农民参与基地建设，绿化工程，使他们顺利完成了从农民到园林工人的转化，在新的工作岗位大显身手。一年之后，一期工程基本完成。林业部的卿建华司长对张安居说，你用好了两个人。搞基建的李绍昌，搞技术的何光昕。

当年，人人骑自行车上班。山路曲折，天晴一把刀，下雨一泡糟，十分难走。生活是清苦的，十几个人轮流下厨煮饭。想“打牙祭”，只能到附近“幺店子”去切一碗猪头肉。

李绍昌每天从沙湾骑一个多小时自行车上山，要出一身大汗。盖小熊猫馆，一不小心滚下沟，摔了腰，落下多年不愈的伤痛。他咬紧牙关坚持着，天天在工地奔忙，一年穿烂了几十双草鞋。

经费太有限了。但是，再苦也不能苦熊猫。豪华的“14号兽舍”建成了。办公室的破墙还露着缝，住宿简陋得令人咋舌。

一边盖房子，一边栽树子。琴丝竹、观音竹首先成为旺族。常绿阔叶树紧跟其后，绿色的波涛一步步漫上了山头。

当时，基地还养着绿尾虹雉、黑颈鹤、白鹳，巨大的鸟笼都是职工们动手盖的。要转移熊猫了，抬熊猫笼子这样又危险又费劲的力气活，是大家齐上阵。张安居、何光昕、李绍昌、李光汉都当过“搬运工”，嗨左嗨左喊着号子，把国宝抬到新居。

只有自强者才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一天，“熊猫市长”黄寅逵来到工地，跟职工们一起吃饭。市长端着饭碗，幽默地说，吃着碗头，要想到锅里头。现在做一期工程，脑袋里要装着二期的图纸，三期的规划。这不是成都的基地，这是全中国、全世界的熊猫基地。

 

 

熊猫基地内白露齐飞

 

一期工程，奇迹般地一年内完成。

石谷子地上，希望在萌芽。

 

难！难！难！变成不难

 

早在八十年代初，北京动物园某专家曾断言，在人工条件下，繁殖大熊猫难！难！难！三个难字，指的是：授精难、怀孕难、育幼难。

1990年，是基地解决“育幼难”的突破之年。

从野外送到成都抢救的几十只大熊猫康复后，分别送往它们原生地放归，部分调往北京、上海、福州等地的动物园，成都动物园留下了6只，成为“基地”熊猫的“老祖宗”。

老主任李光汉说，在1990年以前，人工繁殖成活率只有33%。究其主要原因是熊猫妈妈生下双胞胎之后，通常只养一只，要丢弃一只。还有个别熊猫妈妈缺乏经验，不会带娃娃。让熊猫妈妈养好双胞胎，让有经验的妈妈能当上缺奶水的娃娃的“奶妈”，是提高成活率，突破“育幼难”的关键。

 

 

 

专家们正对大熊猫进行受精

 

 

当时，比较流行的权威说法是，熊猫幼育要绝对安静，人决不能去惊动它。动物园的黑熊、棕熊妈妈生下幼仔后，护仔性特别强。熟悉它们的饲养员送食物也离得远远的，哪怕粪便堆积如山，臭气熏天也不能接近它。如果它受了惊，哪怕闻到一点异味，就会惶恐不安，立刻咬死幼仔。类似的悲剧在小熊猫妈妈分娩后也发生过。

大熊猫会不会像黑熊和小熊猫那样，一有动静就咬死幼仔？这是大熊猫行为学研究上的盲区。

1963年9月14日，第一只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在北京动物园诞生。那时，何光昕作为北京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值了两个月的夜班。他回忆说，那时环境绝对安静，除个别投食的饲养员，任何人不得接近大熊猫母子。真是比伺候“万岁爷”还小心百倍。

但是，大熊猫毕竟与黑熊和小熊猫不一样，它应该有自己的“行为学”。不弄清楚熊猫妈妈的行为规律，就无法提高幼仔成活率。

大胆接近熊猫妈妈，把丢弃的幼仔拾去人工喂养，又引发两大难题：一是育幼箱保持多高的温度？二是给它喂什么奶？

他们沿用人工哺育老虎、狮子幼仔的经验，因陋就简，钉个木箱，在木箱里吊上个灯泡，保持摄氏30度左右的温度，结果幼仔冷得不行，两三天就被冻死了。

1988年，美美生下了双胞胎。饲养员左红、周永珍、胥桂蓉等，把幼仔用小毛巾包起来，紧贴胸脯，轮流用人体温暖小宝宝，效果不错。后来，兽医钟顺隆设法测得熊猫妈妈怀抱的温度——摄氏36至37度。以后，有了自动育婴箱，这就成了“经典温度”。

至于给熊猫幼仔喂什么奶，更是煞费苦心！牛奶、羊奶全试过了，最后尝试用人奶。基地曾派人到医院产房去讨人奶。女工陈秀清刚分娩，奶水足，在熊猫产房隔壁安了一张床，自愿挤出自己的乳汁喂养熊猫小宝宝。

此举，曾让中外专家们感动不已：这是人类向大熊猫幼仔敞开了胸怀，展示出伟大的母爱！

但是，人奶也无法延续熊猫幼仔的生命。经分析，初生幼仔必须吃上妈妈的初乳。那初乳，像绿色的菜汁水，却包涵了人工无法合成的丰富的抗体。只有吃上初乳的熊猫宝宝才有存活的希望。

这意味着，要设法把初生的幼仔乙偷走，让熊猫妈妈先给怀中的幼仔甲喂上初乳，再设法偷甲换乙，让双胞胎能轮流吃上初乳。

太冒险了！1989年，饲养员和兽医钟顺隆曾尝试过，将涂过美美尿液的幼仔送入美美怀中时，美美突然发怒，分别踩死一只咬死一只幼仔。这，是不是又触犯了“权威”定下的铁律？

1990年，庆庆生下双胞胎。高兴之余，让何光昕、李光汉二位主任为难，让技术负责人宋云芳、叶志勇犯愁——该怎么办？去年，付出了两只幼仔夭折的惨痛代价，今年还敢试吗？讨论来研究去，只有一条路，不冒险，永远无法前进。在外出差的张安居局长表示支持，再试一试。

真是紧张得让人屏住了呼吸。

饲养员把一盆甜甜的牛奶递到庆庆面前，遮住了它的视线，就在它注视着奶盆时，把一只新生仔给偷出来。庆庆丝毫没有察觉。

新生仔被送进了温暖的育婴箱。

等庆庆把怀中的新生仔喂饱了，再趁送食物之时施“调包计”。也许是饲养员太紧张了，也许是庆庆突然有所察觉，饲养员不敢太接近庆庆，把涂了庆庆尿液的新生仔放在地上。

新生仔像一只没毛的小耗子，在地上叽叽叫着，蠕动着，引起庆庆的注意。它不明白，刚才还在怀中的娃娃，怎么会爬在地上了。

这时，在外观察的所有的人，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

庆庆起身走过去，嗅了嗅地下的娃娃，伸出粉红的舌头舔了舔，然后轻轻把它叼起来。

成功了！两只新生仔都吃上了初乳。它们被反复对调，轮流吃母乳和人工合成奶，长得非常健壮。

第一次只有两毫升（只有两滴！）的珍贵初乳，成就了一只熊猫的生命。

熊猫并不像黑熊、棕熊和小熊猫那样护仔。这一行为学上的新发现，推动了大熊猫人工圈养史上的重大突破！

1992年，大熊猫双胞胎培育的成果，通过了四川省科委组织的重大成果鉴定，先后被评为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建设部科技成果一等奖。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首创的双胞胎育幼技术，很快公布于世，得到广泛的应用。基地还派员去上海、福州、重庆等地的动物园，帮助其解决“育幼难”的问题。

如今，熊猫双胞胎的养育已不成问题。“英雄妈妈”庆庆不仅能养自己生下的双胞胎，还可以帮助其它姐妹哺育幼仔，当好三个、四个幼仔的奶妈。最能干的当数娅娅，除了给自己生的双胞胎喂奶，还帮助不太会当妈妈的蜀兰、奇缘和娇子喂娃娃，做到了“一拖五”。

 

 

 

被成为英雄妈妈的大熊猫庆庆

 

勇敢攻关 全面突破

 

2006年9月，美国亚特兰大举城欢腾，旅美7年未孕的大熊猫伦伦终于产下幼仔。

经向全美国征名，最后选中“美兰”这个名字，其意思是“亚特兰大的美人儿”。人们在欢呼声中深深感谢来自成都大熊猫基地的侯蓉。当地华人甚至称侯蓉为“送子观音”。那年春天，她应亚特兰大动物园之邀请，运用娴熟的采精技术，采集到洋洋的合格精液，为伦伦实施了人工授精。“美兰”的降生，向世界证明了“授精难”与“怀孕难”已经不再难。

何光昕和李光汉，两位老主任向笔者详谈了基地怎么样解决“授精难”和“怀孕难”。

野外生活的熊猫，到了发情期，通过“比武招亲”，雌性大熊猫选择“决斗”的胜出者，与之交配。这样的自然交配，也不能保证能有很高的怀孕率。

人工圈养的大熊猫，按人们的主观意图安排婚配，往往是“乱点鸳鸯谱”，让雌雄双方都不满意，更让“乔太守”感到沮丧。

1963年至1968年之间，冷战中的英国与苏联竟捐弃前嫌，经数次谈判，让伦敦的雌性大熊猫“姬姬”与莫斯科的雄性大熊猫“安安”结为连理。“姬姬”与“安安”的专机在欧洲的天空飞来飞去，演了四、五年的“国际拉郎配”闹剧，耗费了一大笔卢布和英磅后，以打架对吼，“强暴”未果告吹。

1981年，伦敦动物园的大熊猫绅士“佳佳”飞往美国，向华盛顿动物园的“玲玲”求婚。谁知“玲玲”很厌恶“英国绅士”，一见面就打得头破血流，“媒人”们只好把它们分开，宣布“跨国婚姻”失败。

人工圈养的雌性大熊猫，若能在自然交配的基础上，辅以人工授精，或完全实施人工授精，肯定会提高怀孕率。

早在八十年代初，成都动物园的技术骨干就开始探索冷冻精液的采集，稀释，冻结，解冻等关键技术。他们先后向成都奶牛场、广州昆虫所学习“冻精”的制作。毕竟熊猫不同于牛羊，依样画葫芦的结果是，所采集的熊猫精液质量较差。显微镜下显示，解冻后的精子，只能懒洋洋地原地摆尾，毫无威猛之势，要依靠它们之中的勇士完成传种接代的光荣任务，期望值不能过高。

基地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国际交流。1993年，敞开的大门迎来了华盛顿动物园的育种专家久格尔女士。经过与久格尔交流，发现稀释液的配方是精子活力的关键。有时候，技术难题如窗户纸，一点就破。经过几十种配方的筛选，终挑出一种最佳配方。那一天，李光汉兴奋无比，指着显微镜对何光昕说，你看——一个个精子在做直线运动，简直像运动员在做百米冲刺！

如今，冷冻精液的精子成活率达到90%，可保存上百年。有了优良“种子”，算好雌性大熊猫的排卵的时间，人工授精如瞄准射击，使育龄期的大熊猫怀孕率空前提高。

从1987年至1997年的前十间，基地共繁育大熊猫24胎36只，从1997年以后的十年间，共繁育大熊猫48胎70只。基地现有大熊猫68只，是全球最大的人工繁育种群。

“三难问题”的解决，使基地捷报频传。成都熊猫基地的科研成果，迅速推向全国，他们派推向世界，在更广阔的范围开花结果。

 

一代人的默默奉献

 

张安居曾是第六、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二十年来，笔者注意到，关于张安居的新闻报导几乎为零。他的“高调做事，低调做人”，也是何光昕、李绍昌、李光汉、张志和，以及宋云芳、叶志勇、费立松、钟顺隆、李尧树等，基地创业者和建设者的行为准则。

从“长官”到第一线的“士兵”，上上下下都在默默奉献。

蓝其媛，从1975年调入成都动物园工作，到2002年从基地彻底退下来，把二十多年的美好时光全献给了熊猫。这位善眉慈目的大姐曾担任了多年的熊猫饲养班班长，总把大熊猫叫“猫儿”，或“猫猫”。

她说：“自从干上这一行，一年到头就没有清闲过。早春，是猫猫发情期，要注意观察它的行为，及时给它们配对，安排人工授精。接着，就要观察它的妊娠反应，一百多天后，也就是每年八九月，就要忙着母猫生仔。猫猫待产，我们也在“待产”。生之前，二十四小时不离人，生育后，除了送吃的，还要观察母猫的每一个动作。男同胞熬夜，靠抽烟喝茶提神，我们不需要提神，因为母猫每叫一声，吃了几口竹子，走动了几次，小猫叫了好多次，吃了几次奶，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做详细记录。母猫抱着幼仔，累得打瞌睡了，我们的眼睛都不能眨一下。母猫坐月子，我们比母猫还操心。半岁时，仔仔断奶——现在是三个月断奶，又是麻烦事，要准备下一次交配······

“我们班上有左红、胥桂蓉、谢桂蓉、王丽蓉、侯桂芳，全是女同胞。那几年，左红、王丽蓉，自己是孕妇，挺起大肚子来伺候母猫，一点一滴都不含糊。

“1990年，庆庆生双胞胎。能不能带活这对双胞胎，成了我们最操心的事。我的爱人摔了跤，肋骨断了两根，躺在床上；女儿生娃娃，坐月子，我根本顾不上。一心一意地伺候庆庆和它的两个仔仔。每年到换季时候，家属来基地‘探亲’，送衣服送好吃的，也只能在熊猫别墅区外面见见面。好在家人都理解，这就是我的工作”。

笔者问到当年的待遇。何光昕很愧疚地说：“1980年以前，值夜班没有任何补贴费，1980年以后，有两毛钱补贴”。

何光昕又补充说：“蓝其媛的一大家子，来基地‘探亲’，孙娃子到处跑，非常活泼可爱。孙娃子问：‘婆婆，你好久回家哦？’让在场的人都很感动。我心头也是酸酸的······是哦，我们是创业的一代人，只能讲牺牲，讲奉献，否则，打不下‘江山’”。

 

基地，未来更辉煌

斧头山上郁郁葱葱的竹海与森林，形成了与成都市区不同的“小气候”。

在熊猫基地，已形成了适宜人才成长的“小气候”。进入21世纪，一批批高学历的拔尖人才，不断充实熊猫基地的科技队伍。

张安居说，我们这一批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年过花甲，知识老化，应当让位给年青一代，把事业推向新的高度。最让我高兴的是，以张志和为代表的一帮年轻人，成为基地的顶梁柱。他们基础扎实，信息灵通，勇于实践，锐意进取，比我们强得多！

生物教师吴先智，擅长制作标本，又擅长科普宣传，被“挖”来做博物馆长，蝴蝶专家赵力，连人带蝴蝶，一起调进基地，办起了蝴蝶展览馆。

基地筹建伊始，领导人就明确：一个实验室，一个博物馆，决不能少。没有高水平的实验室，基地就只是个喂熊猫的圈养场，解决不了任何实质问题；没有博物馆，基地就只是个看热闹的地方，很多观众永远不知其所以然。

于是，攻关，科普，成为基地腾飞的一双翅膀。

走进实验室，走进产房，走进博物馆，处处都能见到青春逼人的一代正挑大梁。侯蓉、沈富军、黄祥明、蓝景超、王成东、王基山等，是各个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他们的名字不断出现在基地的光荣榜上，也出现在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上。

连续熬夜，精力旺盛，对付难题，功夫扎实。大熊猫超小幼仔51克的繁育成功；越洋帮助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伦伦”产仔成功——青春，不断创造着奇迹。

与美国、英国、日本、西班牙的多项国际合作项目，既是光荣任务也是巨大压力——青春，把重任扛在肩上。

最近，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项目正在启动。国家把大熊猫科学研究的重点定在斧头山，无非是看上了熊猫基地这一柄“利斧”——只有青春的臂力，才能挥动“利斧”，披荆斩棘。

年轻人渴望为一项事业建功立业，这事业就一定会蒸蒸日上！

 

 

熊猫基地俯瞰全景

 

 

成都熊猫基地，不仅出熊猫，出人才，还出经验，出理论。二十年来，基地取得科研成果59项，发表论文300多篇，发表学术专著19部。

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是两部专著，为大熊猫生物科学树起了里程碑。

一部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张安居和英国动物学家戴卫领衔编著的《大熊猫：生物学、 兽医学与管理学》，本书从1997年签约，历时10年，汇萃了中外专家90篇论文，其中有16篇出自成都大熊猫基地的作者。

一部是科学出版社出版，由张志和、魏辅文编著的《大熊猫迁地保护理论与实践》。著名生物学家赵尔宓院士高度评价这本书：“系统地反映了大熊猫迁地保护方面的研究成果，引入了新理论和实用技术，既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又兼具了实践指导意义”。

 

由于近百分之八十的野生大熊猫生活在四川省，成都熊猫基地的成功，对保护大熊猫的意义不言而喻，对于其它的濒危物种的迁地保护，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当我们盘点二十年取得的成果时，更向往着基地的未来。

在《汉语大词典》中，是如此解释“基地”一词：基地，作为某种事业基础的地区。

二十年来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已经为大熊猫迁地保护事业奠定了基础。基础，只是高楼的地基，飞机的跑道，长诗的开篇，交响乐的序曲。而更辉煌更壮美的画卷正徐徐铺开——

基地，将扩大到三千亩，在北郊的广阔土地上将建设一座森林小城“熊猫镇”······

当人工培育的种群扩大到一定数量后，将启动野化与放归计划，为大熊猫种群复壮注入强大的活力，最终让大熊猫家族走向兴旺······

看起来，我们在拯救大熊猫，其实也在拯救自己。当整个成都市被森林竹海包围着，被花香鸟语充溢着，被潺潺流水滋养着，被明媚阳光爱抚着，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多好呵，这是人与熊猫共同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