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喜讯:我国研制成功新型汉语后现代主义发生器
智能设计者把这个新型汉语后现代主义发生器命名为“王怡”。与澳大利亚研发的只能生成英语后现代主义文本的
程序相比,这个汉语后现代主义发生器的人工智能水平更高。
不过,智能设计者表示,目前该发生器的工作效率还亟待提高。
附 新型汉语后现代主义发生器产生的后现代文本摘录:
到此可以说,科学史上一种最重要的张力形成了。一是形而上的确定性,一是形而下的实验精神。永恒的超越和永恒的临在,以一种整全的方式被连接起来。经验世界的规律和意义,也在信心的光照之下被肯定和发掘。于是科学既是理性主义的,也是经验主义的。什么时候科学偏向某一侧,就变成了以科学替代宗教、以自然反对启示的科学主义。
我这才了解,为什么对爱因斯坦来说,“神迹的缺乏”是上帝掌管这个世界的证据。他以光速的绝对性,取代了牛顿的时空的绝对性,但他同样以一个永恒不变的理念,构建出一个物理世界。这个世界是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的,而受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很小。爱因斯坦也认为,“上帝不能采用任何一种与现存的科学定律不一样的机制来整理世界”。因此爱因斯坦其实是牛顿世界的最后一位科学伟人。直到量子力学出现,人们发现在原子的层面上,无法得到一个完美和确定的结构。科学主义的信条就面临崩溃了,于是新柏拉图主义和正统基督信仰的世界观,就是在一位智慧的设计者手中,一种“万事相互效力”的非永恒和非封闭的世界观,在许多当代科学家那里开始复兴。
到此为止,《审判达尔文》一书的作者詹腓力评论说,这本书终于告诉读者,在科学史上“无神论与科学的结盟并非一种常态,而基督信仰曾经是,也继续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资源”。为中文版作序的科学史家刘孝廷先生也认为,尽管你不一定同意本书的结论。但“过去的一边倒至少也是不恰当的”。他说,书中对二十世纪科学与信仰关系的分析,“不免使国内的许多科学史工作者汗颜”。倘真如此的话,我们这些还活在中学教科书里面的人,能不拿起来读么。
进化论的不可接受,首先不在证据上的种种不足。人是否猴子变的,这本身不是可以一个挑战上帝主权的问题。耶稣曾对犹太人说,“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既如此,上帝难道就不能从猴子里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吗?造物主当然可以将一切人能发现的规律与机制,放在它该在的地方。因此有基督徒自以为,可以接纳一种非盲目性的进化论,作为上帝创造的一种内在机制。就如上帝将繁衍的机制放在亚当夏娃里面一样。但问题在于,这种想当然的理解,将上帝随己意的主权,变成了人随己意的“思想无禁区”。使我们对圣经启示的领受,被迫接受一时一地科学假设的制衡。如果我们认为,一个真实的“几百万年”被圣经象征性地称之为“一天”,我们就羞辱了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为什么不是恰好相反呢,在那个我们预设其存在、却不能进入和了解的知识空间里,因着创造的大能与奥秘,以及闯入时间之内的超自然事件的影响,一个真实的“一天”
被人类今天的科学技术理解为“几百万年”?因为科学无法识别和剥离属灵力量的干预。不但在原子的层面上,物质是测不准的,甚至在宇宙的意义上,世界也是测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