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改不改无所谓，反正我们的语文从不指望教科书，而改了书不改人，相当于换汤不换药，教育的目的时灌输(用传播会不会更好？）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不变，改成什么样的课文老师一样给引申到『崇高伟大光荣正确』上去。

去年我买了一套《美国语文》一共三本（适用12-18岁），英汉对照，节选了美国的初中的语文课本，非常精彩，他们也是在宣扬意识形态，不过宣扬的时真善美，是人人生而平等，是冒险开荒时的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精神，课后习题设置的也很开放，提倡大家胡思乱想，不是象我们的课后题，老是给出赤裸裸的『暗示』最终指向『集体主义、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等等，这对小孩要求太高了，属于美德范畴，而我一直认为小学时需要学习的是常识是对美的感受。

我觉得教科书（语文、历史、政治）影响不了我们的人生，至多是人生学习的一个插曲让人多走一段弯路，反正迟早有一天我们会长大，会怀疑，会自省，会成为一个人格独立的人，那时会忘掉我们认为荒诞的一切所学并把它当作人生中奇妙怪诞的经历。把过去吐干净后，我们正式开始学习和认知之旅。我个人的体验是这样的，回首过去所学，如果是荒谬的，我会当作笑话，想想自己那时多么的傻，花了时间把它们背诵下来，以为永远都不会忘记，可是后来我迅速的清空了那一切，新的『意识形态』、新的『历史观』进驻并稳固下来。语文教给我什么？政治课又能怎么样？伪造历史教科书？统统挡不住一颗大一新生年轻蓬勃的心---大一，意味着你已经经历了高考，从此再也不必自找苦吃再也不必象对待生命一样对待一场语文考试，不必乖乖的写下可以获得高分的自己都觉得恶心的作文。那一切已经不用再忍耐，我要把它们深深的嘲弄，我也嘲弄我自己，因为我已经忘掉那一切，我真正的学习起步了。

就像日本改它们的教科书，那就改吧，用这样笨蛋的办法徒增笑柄，它们的孩子们也会长大，有一天会来到中国，看到中国人记忆里的大屠杀，他们还可以去美国去英国去世界各地，看看其他国家记录中的日本历史，我想一个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年轻人自会形成自己的历史观，他最终会搞清楚『真相』是什么。

其实我们那一版小学课本还是挺可爱的，学了一些『春天来了，树木发芽』，『小壁虎找尾巴、小蝌蚪找妈妈』、『一只乌鸦口渴了』这样的充满单纯的美感和趣味性的课文。后来就越来越不对劲，开始学一些『黄继光、罗盛教、邱少云』的故事，其实象『列宁和卫兵』、『二分实验田』这样的也还不错，而我最喜欢的还是古诗，小学时我最珍贵的一本课外书是薄薄的一本《儿童读古诗》，后来读初中，最喜欢的也是古文。

我们的语文教科书并不能教会我们读书和作文。
小学时我第一次被老师表扬的作文是《我的同桌》---谁没写过这样的题目啊----之所以被选为范文全靠我手上的一本哥哥传承给我的《小学生优秀作文选》，我现在还记得我『写』的那篇文章：先是外貌描写，穿的朴素干净，然后是他的『好人好事』，诸如用米汤擦黑板（那时还没有毛玻璃，这样可以令黑板不那么反光），冒雨抢修学校的猪圈，最后我表达了要向同桌学习的决心，老师在全班宣读完后大力的表扬了一番，而我的同桌仿佛真的做了好事一样红着脸低下头，暗暗的高兴。

许多年后，我读了大学，看了一部叫做《月光宝盒》的电影，其中有一段戏，周星驰饰演的至尊宝质问吴孟达演的二当家『我们哪有养猪啊？』，看到此处，我笑得喷饭，大家也都被搞笑了，可没有人知道我的笑里别有含义，我当时就想到了我小学的那篇作文，为什么没有一个同学站起来或者私下里质问我一句：『我们哪有养猪啊？』。

那时的逻辑就是这样的，老师表扬了就是好作文，就该这样写，就能拿高分，从那时起我以及我的同学的作文就充满了拙劣的模仿，于是捡到钱教给警察叔叔的同桌、帮人扫雪不留名的同桌、早上起来跟着广播读外语的同桌纷纷出炉，而其实这样的事情在我生长的农村一件都不会发生，我的同桌，他只是一个同我一样穿的破破烂烂，喜爱弹玻璃球和『拍四角』（玩烟盒）的普通小孩而已。

我花了很长时间，走了许多弯路才把这分表扬带给我的沉重的错觉卸掉--高考结束后，我再也不愿写也不会写一篇言不由衷的文章，而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我必须那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