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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突然转过头来，像在问我，又似乎在自己言语：有人说我长得像孔子还有人说像列宁。
然后自己笑开了：他们共同的特点，穷了大半辈子，还有头发都快秃光了。
这几点，他也都有。
布衣王康
叫卖声和音乐声嘶吼在耳边，汽车尾气和食物的热气扑面而来，就这么穿过喧闹的闹市，从一条巷子拐进一个电梯，直上到8楼，打开了，那里果然符合想象地锁住一个安静的天地。十米长宽，环抱在书中间。那先生走出来了，穿着肥大的白色衬衫，外面套着一件格子马甲，衬衫口袋果然还如凤凰卫视记者曾在文章里所说的那样，有个撕破的小洞——他至今依旧没有缝补。
他突然转过头来，像在问我，又似乎在自己言语：有人说我长得像孔子还有人说像列宁？
然后自己笑开了：他们共同的特点，穷了大半辈子，还有头发都快秃光了。
这几点，他也都有。
王康先生的狂放不狷倒不是个秘密。了解王康的散文作家魏真说，王康是“最浪漫最华美的中国人”。学者余世存写过另一篇文章做了注解：“有着至大至刚之气，其个体生命的存在一直处于不止息的燃烧之中。这种燃烧既源于天命，近于神性，又来自于人格的自我欺许，基于人性又超乎常人的自信。”
或许生于这个时代，能生根的民间知识分子不得不需要这种超然的自信，用王康自己的话：这曾是个民间空间狭窄的年代，需要格外的信心——关于他此前道路的波折，知道的信息是他曾经是个寻找不到出路的体育老师，还曾在1989年被开除公职，而全家陷入困顿。
2001年5月，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公告了首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王康是首届得主之一。学术委员会公布的授奖辞是：王康先生怀抱理想主义，他以布衣之身忧国忧民，对于俄罗斯民族的启示，对于中国的统一前景的展望，在小范围内流传，影响了年轻一代学人。
尽管授奖辞较确实显得简单，但对王康的颁奖仍透露了足够多的内容。他在1989年离开公职后，“以布衣之身撰写‘中国改革宪章’，名动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为题，撰写叩问‘中国往何处去’之五集政论片，论者称为‘冷战结束后对中国道路运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同期有长篇诗评《俄罗斯启示》传布四方。抗战胜利50周年以九集电视片《抗战陪都》倾服众多业内人士；60周年又组织巨型长卷史诗国画《浩气长流》”。
王康就这样凭口耳相传，一点点为世人所知。直到中央电视台《重庆大轰炸》专题片播出后引爆的强烈反响，七、八、九月连续三次座客凤凰卫视，大话中国抗战，让王康——这个在山城的闹市中隐逸了10多年的文化人，突然开始受到关注。
在这个过程中，王康身边有过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来了又去了，去了的人悬置理想而务实，很多人做了高官、发了大财，只有王康还在坚持他自己的梦想。然后富贵起来的人们多作壁上观，看王康一人折腾，有人看王康行到水穷处就给他一点儿帮助，看他独自前行。
现在的王康成了精英权贵、仁人志士、热血青年们游历重庆的一个旅游景点，许多人专门坐飞机去重庆去看王康。于是，王康在重庆的生活，也多了一些野狐禅式的造访。白天被千山万水的来者簇拥，夜晚沉浸于笔下的煌煌历史——在他看来这多么像古代的那些慷慨骚客。
有些侠气还有些傲气——这或许就是民间的土气和灵气。
民间就是江湖
《生活》：如果要介绍自己，您会怎么称谓呢？
王康：民间思想家。
《生活》：怎么理解您加在思想家前面那个定语“民间”呢？您自己怎么定义民间这个词语的呢？
王康：民间有很多重含义。民间是底层，民间是绝大部分人，民间是你从飞机上看下来的这深邃的一切。事实上这个名词是西方理论视野中的词语，是相对于占据着的资源和统治权的那些少数人之外的，另外那些人。
我使用这个词，于今天的语境来说，有另外的标准：政府体制外的所有都可以称为民间。虽然现在政府体制越发扩大，渗入每个领域，但还是可以用这个标准。
实际上这也是纯粹以中国传统的习惯——统治的权力体系——划分的。用传统的语言方式来说，民间就是相对于庙堂的江湖。
《生活》：您似乎很喜欢江湖这个词语。
王康：江湖这个词语很好地解释和还原了我们文化和文明的特质。我们的文化和欧洲不太一样，我们文化的架构奠定于华北。那里的西边是山、南边也是山、北边是大漠、东边是海，而在华北平原我们又有足够自己生长的空间，不需要争夺也不应该争夺。
正是这种地理的特性，这让我们的文化比较闭塞，比较不开放。但也因此有了自己的特点——比较有体系的完整性，发展比较细腻。
事实上江湖这个词语很好地概括了我们的文化。我们文化的这个体系不是以海洋为意象的，而是以山川河流为意象的，是江与湖的，是有沟通有循环的。我们的文化讲究的是平衡、循环，是二元结构的。
《生活》：怎么理解您所说的二元结构呢？
王康：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没有独大的东西，没有海一样不可覆灭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是非、大小、强弱，即使是皇权，李世民自己都说，水可以载也可以覆。这就是我们文化生生不息的发展模式。
《生活》：这种模式下，我们的民间，或者说江湖有什么特点呢？
王康：我们的民间与非民间的对立并没有像西方那么强烈。在中国的传统中，庙堂和江湖是可以、也必须相互转换的。
我们以前实行科举制度，是面向江湖的庙堂选拔，一考上就直接从江湖进入庙堂。而在庙堂中如果受挫了，无法得到自己精神的舒展了，那些庙堂中人又会从庙堂出来，隐秘到江湖中去。而且这种隐秘或许也只是暂时的，随时又可能再次出山。
实际上这是我们文化的优点，不断循环，不断交换。庙堂和江湖是阶层之分，但更是状态之分。
中国曾有最好的民间
《生活》：在这种理解下，似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没有应该民间化或者应该精英化的问题了。
王康：是的，事实上我们有比较好的民间传统和民间空间，正因为我们的江湖和庙堂是贯通的，流动的，在历史上，我们的江湖一直比较庞大，而且富有活力。
也恰恰是这样贯通的形态，给我们的知识分子非常好的生存空间。你看我们的历史以来的文人们，穷则独善，达则兼具。庙堂和江湖间没有隔阂，给了知识分子很好方便，他可以到民间去汲取思想的营养，又可以找到平台舒展自己所学。
《生活》：您是觉得，这样的民间很适合知识分子生存？
王康：这样的结构确实对知识分子有着天然的好处，我想这和中国的小农经济有很大的关系。小农经济的特征是各个地方自成体系，这让知识分子有充分的生存空间和选择。
大方向上来说，是出世、入世。出世有足够的空间让你隐逸，比如庙宇。入世又有两种选择，一是处民间，比如私塾；二是居庙堂，靠近权力。
这对知识分子来说，可以进也可以退，是个比较舒服的状态。我觉得士大夫的出现就是建立在这江湖和庙堂二元的循环上。进以自己的抱负报国，推可以以山林怡情。
《生活》：事实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关于应不应该靠近权力，好象也从来没有很激烈的争论。
王康：有的，儒家与道家曾有争论，道家认为：天下人都在争名夺利，根本改造不了，“不可为”：而孔子却回答说。“不可为而为之”。
我是一个文化正统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服膺儒家思想。我曾深受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现代港台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唐君毅的影响。儒家的精彩、儒家的精神，就在“不可为而为之”里。我是认为，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要对生命对时代作出回答。或许是受这种传统的影响，我并不简单地否定向权力靠近。为时所用，为知已者所用，所遇“知遇”，也是一种责任和道德担戴。知识分子要改造社会、干预社会，通过权力可能顺当些，如诸葛亮、王安石、苏东桩、康有为等。当然，这里不能逃避价值判断，“有道则显，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等等。
民间在近代曾消失过
《生活》：怎么定义自己所处的状态呢？
王康：我处于两者之间，但更倾向于入世。还是一句老话：“出世的精神，入世的担当。”我年轻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不仅肮脏险恶，而且无聊，因此我早就厌弃了仕途：中国的问题也不是学术的问题，中国的学者、专家已经太多，我自己缺少那份做学问的心态，又早已断绝了学术道路。我给自己留下的就是华山一条道：一个独立的、至少内心自由的民间思想者。这种人不多，不必多，也多不起来。
《生活》：您为什么处于这么的状态，是现在的环境决定的吗？现在中国的民间，也就是江湖空间大吗？
王康：现在中国的江湖空间，应该说是比起刚建国扩大许多。在我理解中，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民间甚至消失了。当时的公社制度，就是把权力体系深化到每个角落，我年轻的时候，里那我在插队的山区小地方，都是这种权力的痕迹，你看，社会组织是以生产队进行的，商品方式也是权力统一下的供销社，在这种情况下，人离开了权力没法过。
不过小农经济已经瓦解了，不应该也不可能再回到传统的那种模式上了，现在的民间空间，是建立在民间经济系统上，有了民营经济，才可以不用和体制内的关系打交道而可以生存，才有民间。
《生活》：您觉得现在的民间空间能催生、容纳多少类似您的民间知识分子呢？
王康：我觉得还是很有空间的，而且越来越有空间了，其实我本身就是个例子就是标本。我能生存下来这个事情也表明，已经有空间了。
我在1989年离开公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离开体制后我曾颠沛流离过一段时间，后来我自己写文章、办影视公司，我非但生活下来了，而且竟然越发有发展的空间，不断会有更多的便利提供给我，不断会有人支持我。
我说空间大了，是有实证的。比如抗战60周年，我能以一个民间人士的方式，组织好多个画家作画，并获得正式出版，比如前段时间，广东省委宣传部直属的报社会邀请我这么一个没有任何体制头衔的人去演讲，比如再过几天要召开一个研讨会，我作为一个唯一的没有任何头衔的人，和茅于轼等教授一起列席讨论，这些不都说明，给民间知识分子的空间越来越大了吗？
作为一个民间知识分子需要做的
《生活》：您觉得这种民间存在方式对知识分子很重要吗？
王康：正因为民间，不太依赖体制，身处在体制有体制的思维方式和学问研究方法，在民间，就有自己的立场和方法。这个很重要。比如有许多人好奇，我为什么说俄罗斯的东西和其他体制内的学者说得不一样，似乎新颖许多，那是因为立场和方法的不同。
事实上他们的材料比我多，掌握的资源也比我好，但正因为我民间，有些他们不能做或者做不到的，我恰好可以做。
《生活》：进一步发问，您觉得民间知识分子对中国重要吗？
王康：身在历史旋涡中的李鸿章曾感慨说，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西文强势文明，中国何以处之，鸦片战争以来，一代代人都在面对这个问题。这里面充满各种历史性悖论。
民间知识分子多一些，对这个问题会有一种回答，而这些都是提供给人们判断的参考。
《生活》：所以我看到的，您一直在研究俄罗斯、台海、中美、中日等问题，您是在尝试做出能给国人参考的判断？
王康：我想无论是庙堂还是江湖，中国知识分子有两大任务，第一，推进中国的现代转型，促成中国的现代统一，实现中国的现代复兴，为中国的现代重造提供精神和价值基础。第二，作为中华文化的托命人，作为现代中国的精神代言人，为东、西文明的对话与融合，按新儒家的说法叫“东西文化的伟大遇合”，为世界的和平与人类共同的使命，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判断这些问题是在未来最会影响我们国家走向的几个问题，我希望通过自己民间的立场提供另一种理解。借用宋儒的一句老话，“为天地立心，为人民立命，为往圣地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