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法国“国宝级”的演员诺瓦雷去世。七十三岁的老演员，留下了上百个鲜活的角色。但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对他最深的印象和记忆，一定是《天堂影院》里那个放电影的老人。

 

　　《天堂影院》的故事很简单：小镇上唯一的一家影院，让小男孩深深地着迷，在放电影老人的鼓励下，他离开小镇，去追一个电影梦，最终成为著名导演。而“天堂影院”，正是他人生梦开始的地方。

 

　　电影与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几乎同步。在工业文明的阴影下，人们的精神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正是影院，给了人们一处“脱离现实”的梦幻之地。

 

　　然而到了今天，影院正在走向衰落，曾经的繁荣和喧闹，似乎已经被定格为我们每个人心里的一声叹息。

 

　　我查了很多资料，也看过很多影院，一百多年影院的发展史，实际就是第一代影院演化为第二代影院的发展史。

 

　　相信在很多人心里，都还保留着对第一代影院的回忆：单厅大影院。

 

　　城市中心的位置、排队买票，拥挤在影院的大门外等待进场，上千人坐在一起欣赏同一部片子，片子放完，灯一亮，大家熙熙攘攘挤挤挨挨地出门……在那个时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电影是一种神话般的存在，美妙、虚幻而又遥不可及，只能在黑暗中与人群一起膜拜。

 

　　的确，在诞生之初，电影就是一种“贵族的游戏”即使后来电影进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影院却始终保持着当初的“贵族风范”，高大、辉煌、气势逼人。

 

　　而从帐面数字来看，今天拍摄电影的投资确实比当年高出许多，但同整个社会的生产总值和电影行业的产值看，当年拍一部电影，比现在要“贵”得多，风险也大得多。史诗巨片《埃及艳后》4千万美元的投资，放到现在相当于4 亿美元，虽然拍出了一部传世经典，巨大的财务亏空还是把福克斯公司的总裁拉下了马。

 

　　所以，第一代影院之所以只能是单厅大影院，就是希望一次能容纳更多的观众，卖出更多的票，收回更多的钱。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和大多数县城都曾有过这种千座以上的大影院。不久之前，我在湖南的一个县，看到了这样的影院。两个熟悉的“单号”、“双号”的大门上挂着几乎锈死的大锁，领着我参观的老人用钥匙开了好半天。当门终于沉重地打开的时候，眼前的景象可以说是触目惊心：阳光从褴褛的窗帘照进来，照着班驳脱落的墙皮、照着露出朽质的木头椅子……这一切是多么的熟悉，又是多么的残酷。

 

　　当电视、录像厅到来的时候，第一代影院的噩梦就开始了：上座率不断下降，运营成本则不断攀升。

 

　　第二代影院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大约十五年前，从欧洲开始，流行世界。

 

　　电视、录像的出现，打破了电影只在影院里卖的“特权”，人们有了多种选择，第二代影院的对策非常简单，就是“多厅”，本质是“方便”。

 

　　5－10个厅同时播放6、7部电影，总有一部适合你，无论你什么时候来，都不会让你等太长时间。

 

　　中国现在经营着的影院几乎都是第二代影院，尽管如此，第二代影院也没再现第一代影院曾经的辉煌。去年，有5000万人次走进了影院，和14亿人口相比竟然不到4%。也就是说，依然有96%的中国人继续游离在影院之外。而去年中国影院的平均上座率还不到20%。

 

　　第二代影院虽然在形式上对第一代影院进行了革命，但本质上没有任何改变，仍然认为影院只是卖电影的地方，电影只能在影院里卖。

 

　　从第二代影院大厅和过道的设计，很容易地读出这种潜在意识，辽阔的大厅、辽阔的走道，都是为了电影散场时人们顺利地通过。影院里等座的椅子也都很小，目的就是不让人在影院停留，一开场就让你赶紧进去，电影一完就快速走人。但除了寥寥几部大片第一轮首映的时候有着一番热闹外，大部分时候，影院的大厅和过道始终处于一种等待和凄惶之中。

 

　　这也许就意味着第三代影院的出现。

 

　　我们这次在北京、上海、长春等地建的8家五星级的“放电影院”，就是试图从本质上对影院来一次“革命”，我们将之定义为“第三代影院”。

 

　　就以上海中环广场和五角场又一城的百联“放电影院”为例。

 

　　当你走进影院的大堂，眼前不再是以前那种工业化的金碧辉煌，而是一个温馨的酒吧——“放电影吧”。

 

　　放电影吧里有一个书店，你可以看书也可以买书；还有一个EVD碟片专卖店，你可以看碟也可以买碟：桌上的电脑里放电影吧娱乐系统，可以点播电影，可以上网，可以游戏，面对镜头拍下你的照片，正在上演的电影片段中的角色便换成了你；放电影吧的某一面墙上还有一块银幕，上面放着刚刚下线的电影，如果上演时你没赶上看，现在可以在这里免费观看；放电影吧使电影又重新回到“无声”时代，电影的声音不是通过音响而是通过无线耳机来收听的，戴上耳机看电影，放下耳机你依然可以聊天。

 

　　影院的休闲等候区里还有个当代艺术画廊，均是方力钧、岳敏君、王广义等中国当代艺术领军人物的作品，作品价格从几十万到几百万。这两座放电影院的设计师，是兼具艺术家和建筑师的王晖，他曾多次参加威尼斯等国际双年展并屡屡获奖。让王晖设计放电影院，很多人都有异议。认为影院是个很俗的地方，犯不着“杀鸡用牛刀”，建筑师那些很酷的玩意儿，做个美术馆可能还成，做影院老百姓未必认。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影院是个娱乐的地方。第一代和第二代影院也是将影院定义为娱乐的场所。而第三代影院则认为，影院不是娱乐的场所，而是休闲的场所，或休闲娱乐的场所。

 

　　王晖在上海这两座放电影院“很酷”的设计，以及大面积红砖墙的“王晖符号”，使所有进入这两座影院的人都非常的惊讶和震撼。

 

　　这就是第三代影院。

　　和第二代影院相比，它在形式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本质上已经发生了一场真正的观念革命，颠覆了 “影院只是卖电影的地方”。而是卖“1+X”电影生活方式的地方。

 

　　这样，使看电影的人走进了影院，不看电影的人也走进了影院，因为买书、买碟、泡吧、游戏……给了人们不看电影也可以走进影院的理由。

 

　　“1”是电影，“X”是在电影这个平台上设立的一个个与电影相关的店和休闲娱乐元素。构成了一种以电影为平台的集休闲和娱乐于一体的电影生活方式。这种电影生活方式，人们在家庭中不可能获得。

 

　　当初录像厅的风行，是因为那时侯大多数人家中还没有彩电和录像机。录像厅提供的看片享受，比家里好，又比影院便宜和方便。那些对电影仍然有梦的人，也就将自己的梦，从影院降低到了录像厅。

 

　　而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家中的视听欣赏条件足以与录像厅媲美，录像厅立刻遭到“无情”的抛弃。可是，家庭的视听播放可以超越录像厅，但不可能超过电影院，能在家里“放电影”的中国家庭，不足1%，这就是电影院永远不会消失或被替代的原因。

 

　　但更重要的是，第三代影院所提供的电影生活方式，是共同的人群价值行为。就像酒和咖啡，我们家里都有，为什么还要泡吧、坐咖啡馆？因为在家中，酒和咖啡只是饮品，而在酒吧和咖啡馆，它已经成为一种生活。

 

　　在“体验消费”时代，人们消费的价值已不完全是功能，而是感觉和体验。

 

　　影院究竟应该是一种“工具”，还是一种生活，一种文化。我觉得，答案恐怕还应该是后者，因为在速度、效率和成本等方面，无论怎样改进，它也无法和电视、影碟、网络等现代视听工具相比。影院不可替代和企及的地方，就在于它能提供真正的电影。

 

　　问题是我们愿意为了真正的电影，支付多少代价。在今天，看场电影不仅仅是支付了高票价，还支付了时间和精力成本，甚至停车的烦恼等等。如果电影真的能和我们的生活如影随形，在生活中可以便捷地获取，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游离在影院之外。

 

　　电影是“脱离生活”的，是我们逃避日常生活中的烦恼和精神压力的净土，但影院不能“脱离生活”，影院脱离了生活，离生活越远，人们必然也会离影院越远。

 

　　任何一种商业行为，其核心价值就是创造一种商业模式，让每一个参与到这一商业行为中的人都“有利可图”。

 

　　而第三代影院“1+X”电影生活方式的意义和价值，也就在于它卖电影，也卖电影生活方式，甚至电影生活方式的收益会大于电影。

 

　　美国影院收入的60%来自爆米花和可乐，票房收入只占了40%。在中国的影院主要依靠票房支撑，增值服务只占影院收入的15%。

 

　　第三代影院正是想改变这样的现状，通过“1+X”电影生活方式的贩卖，提高影院的投资回报率。

 

　　而且“X”部分的收益对影院来说，有时比票房更实际，因为电影票房收入，影院要和内容商、院线商五五分成，而增值服务则基本是影院独自享有。提高15%的增值服务收入，就相当于提高了30%的票房。

 

　　上面说的是城市“放电影院”，那么社区“放电影院”又会怎样呢？

 

　　在社区，放电影院的构成与城市中心正好倒置，在城市中心，影厅和放电影吧的构成比例是3:1，4－8个专业影厅加上放电影吧，而在社区，这一比例可能是1:3，放电影吧带一到两个放映室，甚至有的地方，只在放电影吧里放一块银幕，不设放映室。

 

　　在社区放电影院，艺术片、纪录片、实验片、OTAKU电影等在专业影院中没有机会的片子，都能够获得“一席之地”。“民间DV力量”，甚至社区居民自己拍的电影、DV，也都可以与大众“见面”。这些一直被专业影院所忽视的“非主流电影”，一旦在社区放电影院找到释放的渠道，将会成为一道独特的电影文化风景。

 

　　英国最早的影院叫做“bioscope”，而巧合的是，“bios”在希腊语中的词源，就是“生活方式”。

 

　　人类的智慧真是有神秘而不可思议的地方，在影院诞生之初，先人们就已经指出了它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今天，我们才试图将“bios”带进影院。

 

　　张宝全
　　2006年一稿于12月10日于柿子林卡

　　P.S：刚从上海回来，看了王晖那片“红砖墙”的设计，确实很酷，感觉很好，心情愉快，对此文进行了修改，增加了两段文字。
　　张宝全
　　2006年二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