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60多岁了，但对于大事情的处理，还是显的很青涩。”

    王石的这句表态，令观者有不忍之心。

    从1984年创建万科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25年来，中国地产教父王石也许陷入了一场最大的个人危机之中。堪与比拟的，恐怕只有1989年王石被迫短暂离开万科的日子。

    现在骂王石的声音逐渐小了，我们可以有机会反思一下王石“捐款门”背后的文化因素。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王石，为什么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青涩”二字可以打动众人，却不是合理的解释。

    让我们重温一下王石当初的回帖：“对捐出的款项超过1000万的企业，我当然表示敬佩。但做为董事长，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是合适的。这不仅是董事会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

    可以看出，王石当时最大的依据其实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这句话假如出现在5月12日14点28分之前，绝对不会有人骂他。其实，我们（包括骂王石的人）和王石一样，在大地震前，对慈善捐款这类事情的心态是比较复杂的。我1994年到深圳工作后，无论全国各地有什么灾害或建各种各样的希望小学，都要捐款，不计其数。说心里话，每次掏腰包的时候都不大情愿，心里总会嘀咕，这些钱会顺利到达它应该去的地方吗？

    中国还没有《慈善法》，至少在汶川大地震之前，中国的慈善事业是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慈善的过程也不够透明，挪用盗取善款的新闻也时有耳闻。在这种环境下，王石所言“每次捐款，普通员工以10元为限”，并不为过，甚至是对员工的一种保护。我曾在多年前听到万科的这个内部说法，当时在心里是投了赞成票的。

     万科对慈善捐款的“不积极”，其实是对中国多年来慈善业投了一张“弃权票”。我想大多数人对此也是持同样态度的。一些规范透明的企业，也秉持着同样的企业文化。那么，对慈善捐款，为什么有人热衷有人消极呢？

    通过胡润2007年和2008年发布的慈善排行榜，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中国商人的慈善特征。其一：老板行为。位居前列的基本都是老板，因为他们可以控制自己的钱财。公众公司、外企、国有企业势力虽大，体制上对大规模的慈善却有很大限制。其二：地产商地位显赫。上榜的大约40%是地产商。不过，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些上榜的企业或老板，在纳税方面表现一般。以2007年榜单为例，房地产企业挤入全国纳税500强排行榜的企业数为3个，而在胡润慈善榜上共有47家房地产企业。显然，地产商们对慈善的热情远高于纳税的热情。

    在中国，私人老板做慈善无非是基于两种动机和需要。寻求政治庇护的需要和个人情感的需要。当然这两种需要并不是矛盾的，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是共同发生作用。企业做大了，财富增加了，很多老板会觉得不安全。有人搞个外国“绿卡”，也有人想做个某某委员之类。慈善捐款是提高政府认同度的一条捷径。相对于别的行业的老板，地产老板更热衷慈善，只是因为这个行业与政府的关系更密切一些。大部分的老板做慈善都很低调，原因就在于以上两种动机和需要都是用不着张扬的。需要声明的是，我们并不能漠视基于个人情感需要的慈善捐款——这是对财富的更高层次的理解。

    明白了以上两种动机和需要，我们也就清楚为什么汶川大地震以前的我们对慈善是心情复杂的。

    王石和万科一直倡导的是“不行贿”的企业文化，并尽可能保持与政府的关系（对此本人所著《提问万科》有详细评述），王石也曾强烈否定官商文化，其实也就是反对政治庇护，因而万科不需要通过大规模的慈善捐款赢得政府认同。这也是万科把那些热衷慈善捐款的地产商甩在后面的本质原因。

    王石的“青涩”只是在于，他太坚守自己的“不行贿”、反“官商文化”、消极对待慈善捐款等这些理念，并且时刻不忘传经布道，显摆自己的教父神威。因而在汶川大地震当前，说错了话、做错了事。这是在错误的时间，说了并不算错误的话。

    万科针对屡屡发生的房屋质量问题，曾有句话叫做“在投诉中完美”；现在我相信，经过此次内心大地震的王石和万科将拥有更完美的人格和企业品格。

    在国难面前，我们向那些踊跃捐款的企业和老板致敬，也应为王石和万科的道歉和补救措施致敬。同时，我们也期望，汶川大地震对包括中国的慈善捐款文化在内等我们曾希望改变的一切，都是一次震撼和颠覆。显然，这些正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