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本文的主人公是俄国革命的组织者与见证者。他是1905年大革命时代彼得堡苏维埃的主席，1917年的俄国，正是在他的战友——列宁的政治指导下和他的军事指挥下，取得了迄今为止第一场也是唯一一场工人革命的胜利。革命之后，他担任了外交人民委员，组织了工农红军，同各国有产者组织的反布尔什维克远征军作斗争。他是革命的鼓动者、组织者和政治灵魂。列宁去世之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官僚化趋势日渐明显，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一批人物掌握了俄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本文的主人公在党内斗争中失败，遭遇到流亡的厄运，1940年因其对篡权官僚毫不妥协的态度而被暗杀。
本文的作者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上个世纪中期的领导人，在托洛茨基死前，受党的委派，来到托洛茨基身边担任警卫员。他以一名学生、朋友和同志的角度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位杰出的革命家的最后岁月。文中的托洛茨基绝非什么“仁慈的各族人民领袖”，亦无“领袖、导师、舵手”的风范，更非“常胜将军”，他和我们常人一样，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低落的时期会感到疲劳，比如对自己警卫员提出的警戒措施会像孩子一样不耐烦，明知道有人要取他项上人头，依然还在喂兔子。但正因为如此，才让我们感到一位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战士的伟大之处，这位旧制度不可调和的敌人才让无数的后来者感到无比亲切。在整个回忆的文字中，你发现不了丝毫阿谀奉承的痕迹。
60多年过去了，托洛茨基曾经创立的第三国际早已灰飞烟灭，他在流亡的过程中亲自缔造的第四国际一路走来，也早已面目全非。但60年来，每一位真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都会像文中的主人公一样，视“铲除资本与阶级解放”为终极目的。之所以将这篇文字翻译过来，也是为了让大家感受一下斯人风范，以其一生之实践为榜样，立足于琐事，做一名真正合格的叛逆者。
——晨星
自从5月24日格别乌对托洛茨基的卧室策划了一次机关枪扫射之后，科约阿坎的小屋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一座碉堡。增加了警卫，布置了更多的武器，安装了防弹门窗，防弹的天花板和地板被安装在碉堡内。在旧的木制大门的地方，罗伯特·谢尔顿·哈特被格别乌给绑架并最终被暗杀掉，而现在这里加了两道铁门，并由电子锁来控制。三座防弹哨塔监控整个院子和周围的一切情况，纠缠的带刺铁丝网和防弹网被布置了起来。
第四国际的支持者和积极分子为了保卫托洛茨基做出了最大的奉献，这些防御建筑终于完成了。谁都知道5月24日的袭击失败后，斯大林还会再策划一次鱼死网破的暗杀。墨西哥政府，在1937年的时候，它是这个星球上惟一愿意为托洛茨基提供避难权的政府。现在，它把在门口值勤的警力扩充了三倍，想尽一切办法去保护这位世上最著名的流亡者。
无人知晓他们还会想出什么伎俩。是更多的特务来进行机枪扫射？还是扔掷炸弹或者投放腐蚀剂和毒药之类的东西呢？
1940年8月20日
我同查尔斯·科内尔以及马奎斯·本尼特斯一起在主哨塔下值勤。我们在连接一个很管用的警戒系统的警报器，或许当那些格别乌分子下次再来偷袭的时候能派上用场。黄昏的时候，大概在5点20到5点半之间，雅克松来了。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他是第四国际的同情者和西尔维娅·阿奇洛芙的丈夫，曾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他开的是一辆别克的私家车，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打开散热器，把它停在面对屋子的方向，而是把车停在与墙平行、面朝大街的地方，车头对这科约阿坎的方向。他走下车，来到哨塔上对我们招手，大声嚷嚷：“西尔维娅来了吗？”
我们很诧异，不清楚托洛茨基是否和西尔维娅以及雅克松有过会面约定，我们只能把自己的一无所知归结为老人家一时的疏忽，也许他对于这类琐事确实不擅应付。
我对雅克松说：“她还没来。您等一下吧。”科内尔打开了双层门上的电子开关，哈罗德·罗宾斯把他领到了天井里。雅克松的手上拿着雨披，现在正是当地的雨季，尽管有时候会艳阳高照，西南山区里浓密的乌云无疑还是一场倾盆大雨的征兆。
老人家在天井里喂兔子和小鸡，这是他受到限制的流亡生涯中难得的放风时间。我们认为他会像往常一样，直到喂好这些小生灵或者等西尔维娅到来之后才会进屋子，他从来没和雅克松单独呆在房间里过。
马奎斯，科内尔和我继续在哨塔那边值班。之后的十多分钟里，我在主哨塔上用白色记号标注这里所有警卫员的名字，这样我可以把它贴到开关上，然后再让他们的屋子能和警戒系统时刻保持联系。
一声悲惨的叫喊打破了这个宁静的下午，声音悠长而痛苦，夹杂着尖叫和哽咽。我感到了一阵刺骨的寒冷，我从岗位上跑了下来，是那十个翻修房子的工人们出事故了吗？猛烈的搏击声从老人的书房里传了出来，在窗边举起了来复枪射击。穿着蓝色工作服的托洛茨基的形象变得明显了起来，他似乎在和人搏斗。
我对马奎斯说：“别开枪，你这样做可能会误伤到老人的。”马奎斯和科内尔站在屋顶上，时刻注视着书房的出口处。我把总的警报装置打开，从阶梯直奔藏书室，我穿过饭厅，破门而入，老人躺在地上离他书房几步路的过道里，满脸都是血。
他控诉道：“看，他们出手了。”
哈罗德·罗宾斯也从饭厅的北门冲了进来，娜塔丽娅跟在他的后面。她疯狂地扑向了自己的丈夫，把他抱到阳台上。我和哈罗德走到雅克松边上，他喘着粗气，脸上麻木不仁，手臂弯曲着，手里握着自动手枪。哈罗德站在他旁边，我说：“你看着他吧，我去看看老人家怎么样了。”我离开之后，哈罗德把凶手带下了楼。
托洛茨基痛苦地躺在饭厅里，娜塔丽娅哭泣着，尽力去帮助他：“他们终于还是动手了。”当我用手去扶他的时候，老人把头依靠在饭桌上。
他头上的伤口第一眼看上去很浅，雅克松没有对他开枪而只是用硬物袭击了他。我问老人：“究竟发生了什么？”
“雅克松用左轮手枪袭击我，我受了重伤······就只剩下这最后一口气了。”“这只是小伤而已，您不会有事的。”我想安慰一下他。
老人很虚弱地回答我：“我们在讨论一些关于法国的统计数据。”
“他是从后面袭击您的？”
他没有回答。
我告诉他：“他没有向您开枪，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射击声，他一定是用什么硬物袭击您。”
托洛茨基对我的判断将信将疑，他握住我的手。在对我说下最后的弥留之言前，他用俄语向娜塔丽娅告别，他把娜塔丽娅的手压在自己的嘴唇上。
我疾步爬回屋顶，对墙那边的警察喊道：“快去叫辆救护车。”我告诉科内尔和马奎斯：“雅克松偷袭了老人。”我腕表上的时间定格在5点50分。
科内尔陪我再一次来到老人边上，我们决定不等救护车来就把老人送到附近德尔顿医生那边治疗，他之前曾经帮过这个流亡家庭不少忙，因为我们的车停放在双重们之后的车库里，科内尔决定直接开雅克松在路边的车去。
科内尔走出房间的时候，在罗宾斯羁押雅克松的屋子里又一次传出了搏斗的声音。
老人嘱咐道：“告诉孩子们，别杀他。让他把供词留下。”
娜塔丽娅和我一起从托洛茨基身边来到了书房。雅克松在做困兽犹斗，试图从罗宾斯手里溜走。他的自动手枪就放在旁边的桌子上。地上有一件沾满血迹的工具，好像是采矿者用的铁凿，但从侧面看又似乎是一个被加工过的铁镐。我也加入到和雅克松的搏斗中，拧他的嘴巴，击打他的下颚，我的手在搏斗中受伤了。
雅克松似乎在忏悔，他很凄凉地述说自己的处境：“他们把我的母亲囚禁起来，西尔维娅面对这一切手足无措。我是被逼的．．．．．．不过，我不是受格别乌指使的，我不认识他们。”他一再强调自己和格别乌并没有关系，似乎他是突发奇想来到这里对托洛茨基下手的。不过，他的谎言还是被拆穿了。当罗宾斯把他带下楼的时候，凶手或许认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在惊慌失措中滚下楼梯，他的嘴里喃喃自语：“是他们指使我这么干的。”他说了句实话，格别乌，苏联内务委员会的特务们策划了这一切。
科内尔冲进了书房：“钥匙不在他车里。”他搜遍了雅克松全身，不过一无所获。当他在找钥匙的时候，我急忙把车库的门打开，很快，科内尔把我们的车启动了。
娜塔丽娅和我焦虑地等科内尔把车找来，我们跪在老人的身旁，握着他的手。娜塔丽娅把他脸上的血迹给擦干净了，并敷上了冰块，他的脸肿胀得很厉害。
我试图安慰老人：“他只是用铁凿敲了您一下，并没有对您开枪，应该只是外伤吧。”
“不。”他这样回答，“我的头部受到严重的撞击，我想他们终于得手了。”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这只是外伤，您不会有事的。”
老人的眼睛里浮现出微弱的笑意，仿佛是看到别人这样极力安慰他并对他隐瞒真相而感到有趣。多数时间里他是把娜塔丽娅的手压在自己的嘴唇上，他虚弱地向自己的妻子作最后的道别：“约瑟夫，帮我照顾娜塔丽娅，她那么多年都跟着我四处漂泊。”
“您放心吧。”一个念头突然闪过我的脑海，老人真的要永远离我们而去了。他痉挛地抓住我们的手，泪水突然涌上他的眼睛。娜塔丽娅扑在他的身上，抚摸着他，吻着那个不曾对旧世界低下的头颅，号啕大哭。
德尔顿医生来了，老人的左半身已经失去知觉了。过了一会儿，救护车开了过来，警察把凶手带走了。
娜塔丽娅并不希望自己的丈夫被送到医院里去，就是在两年前的巴黎，他们两个人的儿子——列昂·西多夫被暗杀了。老人自己也不想被送走。
“我们陪您去那吧。”
“那好吧。”老人似乎意识到“由他决定一切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他被抬上担架的时又喃喃地说：“我把一切都交给娜塔丽娅．．．．．．你们要好好照顾她。”
娜塔丽娅和我一起经历了这段伤心之旅，把老人送到了医院里。他的右手放在被单上，他伸手去拿边上的水盆，却看到了自己的妻子。在城市的中心地带，当救护车在警方的摩托车后呼啸而过，劳苦大众们都走上了街头，聚集在路边。托洛茨基在呻吟，他让我把耳朵靠在他的嘴唇边上，这样我能听清楚他的遗言。“雅克松是一个政治杀手，一个格别乌特务或者法西斯分子。不过，更可能是格别乌派来的。”老人努力回忆着雅克松的形象，他用寥寥数言讲了他对暗杀的看法——斯大林的刽子手们双手沾满了鲜血，不过这一切也可能是阿道夫·希特勒策划的。他并不知道凶手已经亲口招供自己是斯大林派来的。
最后的时光
墨西哥最有名望的医生被派来担任托洛茨基的主刀医生。老人无比虚弱，他努力睁开他那即将永远闭上的眼镜，在狭窄的病床上朝我无力地挥动他的右手。“乔，你．．．．．．你有笔记本吗？”他曾多少次问过我同样的问题，那时他精力旺盛，有时候会和我们闲聊说自己欣赏“美国式的办事效率”。现在他的声音是这么轻，很难听清楚他口中说的话。在死亡把他从这个世界上带走之前，他吃力地叙述着自己的心声。我靠在床边，他的眼睛不再象往日一样，神采奕奕、充满智慧，巨大的黑暗即将吞噬它，不过，在没有实现自己最后一个愿望之前，他是不会屈服的。他慢慢地、尽量拔高自己的声音用生硬的英语叙述自己对工人阶级的弥留之言。即使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他也时刻在提醒自己，他的秘书不会说俄语。
“由于一个政治杀手的袭击，我就要死了．．．．．．他在我的书房里把我击倒。我同他搏斗．．．．．．我们．．．．．．走进．．．．．．讨论有关法国的统计资料．．．．．．他袭击了我．．．．．．告诉我的朋友们．．．．．．我坚信．．．．．．第四国际．．．．．．必胜．．．．．．前进。”
他试图尽可能详细地把他最后的遗言讲完，但我们已经无法听清他口中的单词了。他的声音消散了，眼睛合上了，再也没有醒过来，时钟定格在1940年8月20日晚上7点10分。
大概是手术之后的二十二小时多一点，我们一度感到从悬崖边上看到了希望，美国的友人们已经安排把一位世界知名的脑医学专家接来了，沃尔特·E医生，约翰斯·霍普金斯的公子，已经坐飞机来到墨西哥了。十多个小时里，我们都坐在那边，听老人在病床上喘着粗气，内心实在不忍，他那刮过胡子的脸上缠着绷带，与病重的列宁有一种惊人的相像，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两位巨人并肩作战的那个岁月，在他们的带领下，工人阶级史无前例地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娜塔丽娅拒绝离开房间，没有吃过任何食物，眼睛里布满血丝，手握紧着，指关节很苍白。时间来到了最后的节点上。医生照例在手术报告上签字，直到最后时刻，我们还认为，这个不曾被沙皇的监狱、专制政府的流放击溃的人、这个经历过三次俄国大革命和莫斯科大审判的老人，一定能逃过奸诈的斯大林的谋害。
然而，他毕竟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几个月来一直在生病。4月21日晚上7点25分，他来到了生命的最后尽头。二十分钟里，医生用尽了他们所掌握的一切科学手段，但肾上腺素已经也不能让那个被斯大林用铁镐毁灭的那颗伟大的心脏再次跳动起来了。
书房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4月17日，雅克松写了一篇文章，是有关于第四国际内部关于苏联问题的争论的感想的，他把自己的文章给托洛茨基看，请他修改。老人把他请到书房里，这是他第一次和老人独处，下手的好时机来了，格别乌精心策划的“好戏”就要上演了。
托洛茨基给作者提了点建议，但他对娜塔丽娅说这篇文章言辞含糊不清，他似乎对此不太感兴趣。
8月20日，雅克松带来了自己名为“第三阵营与人民阵线”的文章，他装默做样地批判了一通伯纳姆和沙赫特曼提出的关于世界大战的“第三阵营”的理论，关于第三阵营和法国人民阵线的比较研究，灵感根本不是来自雅克松的，而是托洛茨基的一位秘书奥托·谢斯勒的想法。雅克松在和警卫员们谈话时，想到了这个主意：让托洛茨基读自己的文章，把他逼到角落里，老头子必死无疑。
很明显，雅克松想悄无声息地干掉托洛茨基，然后从屋子里开溜，他的兜里有左轮手枪，一旦遇到麻烦，也能杀出条血路。他口袋里有890美元，显然他已经做好了撤退的准备。除此之外，显然是处于格别乌的指使，他的手上有一封所谓的“口供”，一旦他被托洛茨基的警卫员打死，可以以此来迷惑警方。
雅克松在兔箱前面见到了托洛茨基，他告诉老人说自己已经把文章写好了，并说自己第二天将和西尔维娅去纽约。托洛茨基以他特有的恭敬向雅克松致以问候，不过，他还是继续在饲养槽前面摆弄那干燥的紫花苜蓿。
当看到娜塔丽娅在厨房和饭厅的走道上的时候，雅克松手持雨衣走上前去跟他打招呼，他看上去很紧张，而且有点心不在焉，他和娜塔丽娅说自己口渴，问托洛茨基夫人有没有水，纳塔丽娅刚刚和她的丈夫喝完下午茶，茶壶里面还有点饮料，于是她就给客人沏了杯茶，让他坐下来慢慢品尝点心。雅克松谢绝了主人的邀请，说自己刚吃过东西，还没消化完呢。
雅克松喝了几口茶，就和纳塔丽娅一起来到兔箱旁，托洛茨基问自己得妻子：“你知道雅克松和西尔维娅明天要去纽约吗？他们是专程过来同大家告别的。”然后他用俄语叮嘱纳塔丽娅：“我们得为他们准备点什么。”
过了片刻，托洛茨基心不在焉地问客人：“您希望我看一下你刚完成的文章，是吗？”
“恩。”
“好，我们去书房吧。”
就这样，没有和他的警卫员打任何招呼，托洛茨基就把刺客带到了书房里，纳塔丽娅也毫无戒备地去厨房干活去了。
后来，当他满脸鲜血地倒在地上的时候，托洛茨基对他的妻子说自己在步入书房的一刹那，脑子里有一种奇怪的念头，他觉得这个男人可能会杀他。当然，他没有太把这种直觉当回事情，作为一名老无产阶级革命家，死亡已经和他邂逅过多次了，虽然每次都擦身鄂而过。
托洛茨基的大书桌上摊满了书、报纸和手稿，他就这样在桌子边上坐下开始读雅克松的文章，几天前刚刚装过弹药的25厘米口径自动手枪在他手够得着的地方，墨水盒的边上，当然他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了警惕。托洛茨基的左手边上是警报装置，雅克松就站到那里，准备实施那致命的一击。
“机会千载难逢，”在后来对警察所做的口供里雅克松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我高高举起冰镐，闭上眼睛，使出全身的力气向他砸去，我知道我得手了．．．．．．然而我永远无法忘记他当时那愤怒的吼叫。”
刺客的凶器砸在了他的脸上，托洛茨基踉踉跄跄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椅子断裂了，报纸和书散落了一地，录音电话机坏了，鲜血四溅，洒在书上、报纸上，还有老人所写的《斯大林评传》的最后一页手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