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间，北京地下音乐圈里陆续出现了朋克乐队的身影，但当时已经成军的仅有“地下婴儿”与“麦田守望者”等少数几支乐队，这些乐队都还处于对朋克乐的摸索之中。与此同时，一群以高伟（就是后来的高幸）、高洋、梁巍、李鹏、肖容、屠强等为核心的年轻人逐渐聚集在一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属于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群，他们更为彻底、坦率地关心自己今天的生活，在朋克乐中他们找到了答案，形成了“脑浊”、ＡｎａｒｃｈｙＢｏｙｓ（即后来的ＡＪｅｒｋｓ）、６９等乐队的雏形，并且在一些地下音乐Ｐａｒｔｙ上崭露头角。
１９９８年初，位于北京海淀区五道口语言学院附近的嚎叫俱乐部（Ｓｃｒｅａｍ—Ｃｌｕｂ）开业，这家酒吧致力于倡导、扶植地下音乐的宗旨立即吸引了很多热爱地下音乐的年轻人。同年４月８日，数支朋克乐队在这里演出，似乎预示着北京地下音乐朋克时代的到来。
所谓“无聊军队”本是语言学院意大利籍留学生Ｔｉｎａ（蒂娜）于１９９７年初自行印发的一本地下Ｐｕｎｋ刊物，在小范围内很有影响。经历近两年的时间，“无聊军队”的名称伴随五道口Ｓｃｒｅａｍ—Ｃｌｕｂ的成长，渐渐成为与此处息息相关的几支朋克乐队群体的代称，这其中也包括乐队周围的朋友以及各类边缘人。
１９９９年夏天，嚎叫俱乐部的老板吕玻进入京文唱片公司成为该公司旗下另类音乐厂牌嚎叫唱片制作总监，拥有了自己的品牌“嚎叫唱片”和“致命一击”。吕玻进入京文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制作朋克合辑唱片《无聊军队》，这套合辑中收录了６９、ＡＪｅｒｋｓ、“脑浊”和“反光镜” 四支“小朋”的作品。“脑浊”的主唱肖容１９９６年１６岁的时候曾经在他自制的外套上写下了“朋克照耀中国”。相对而言，五道口一带算是中国较为正宗的朋克群体和朋克音乐。
《无聊军队》这套双张唱片是北京朋克热潮的一张重要合辑，这套唱片的文案上称其为“十年后经典朋克乐唱片”，它无疑是北京地下朋克音乐真正走到地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地下婴儿”：呱呱升天折腾了好几年，号称中国朋克乐队中成军最早的“地下婴儿”终于在１９９９年弄出了他们的第一张估计也是最后一张专辑《觉醒》。不过起码从外表上看“地下婴儿”跟别人不太一样。他们的中坚人物高氏兄弟俩都蓄着染成了橙色的爆炸头，时常开着摩托车风驰电掣地在北京街头跋扈，这种抢眼似乎颇有颠覆的味道。除了高氏兄弟之外，“地婴”的贝斯手由“指南针”的岳浩昆兼任，高幸是乐队的核心，他一个人包办了全部词曲的创作和演唱。
“地下婴儿”最初的誓言是要做的是中国最赤裸裸、最有煽动性和颠覆色彩的朋克音乐，比如《我得了忧郁症》里用“瞎折腾”表达的无奈、《我只有音乐》里表达的巨大绝望……这种自渎的方式相当恶毒。如今的“地下婴儿”再也没有新作推出和任何动静，已经处于一种解散状态。 “新裤子”：向你发射朋克催泪弹年轻的“新裤子”用他们肆无忌惮地制造出来的铿锵有力的噪音作品，骄傲、狂妄并极富煽动性地高呼出的“这是我们的时代”，成为朋克势力的最强音。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吉他手彭磊是个惯于使用重鼻音节唱腔的大舌头主唱；贝斯手刘葆和鼓手尚笑都是同一所职高的辍学生。
１９９６年他们正式组建了“新裤子”，１９９７年初就跟“摩登天空”签了唱片约。１９９８年底他们发行了处子专辑《新裤子》，这张专辑是中国最佳Ｐｕｎｋ—Ｐｏｐ唱片之一，在清新流畅的Ｐｕｎｋ／ＮｅｗＷａｖｅ烘衬下，“新裤子”用直白的语言述说着深刻的生活哲理。譬如 “我愿意我愿意享受痛苦的每一天”（《每一天》）巧妙而又充分地表达了他们体察到的生命苦痛与时代隐疾。从音乐上来讲，在“裤子”们看来，由于时代的推演，朋克已并不仅仅意味着小流氓做派、肮脏色彩和反抗意识，朋克也完全可以是一种时尚文化。“裤子”们尽管深受Ｒａｍｏｎｅｓ的影响，并且还运用Ｒａｍｏｎｅｓ的经典套子向传统朋克致敬（《你是我的雷蒙斯》），可他们又不受传统朋克的束缚，譬如他们加入了键盘这个传统朋克乐队所缺少的声部（后来加入“新裤子”的键盘手庞宽所擅用的旧式电子琴音色总让人觉得很有些鬼斧神工的“范儿”），以及某些乐曲里十分精彩的Ｌｏｗ—Ｆｉ音效采样。其实即使那些如今最值得喝彩的根植于朋克传统的乐队，比如ＴｈｅＪｅｓｕｓＡｎｄＭａｒｙＣｈａｉｎ、Ｈｏｌｅ、ＳｏｎｉｃＹｏｕｔｈ等也都已经在不同方向、不同程度地对传统朋克进行着革新试验；而在遥远的东方，也有这么一支承袭朋克的狂号传统并且同时又只为自己生活的时代和社会而高歌的年轻乐队，他们也渴望并且正在进行着对传统朋克的窠臼的探索、实验与突破，这种意义自然是非同小可。
没有朋克音乐，只有朋克思想；没有朋克思想，只有朋克行动。
当朋克浪潮昨日的火爆还依稀在目时，今天的阳光已经跟昨天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