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块银元

利用春节，去给我二伯拜年。

他已是83岁的人了，风烛残年，躺在床上，无力起身。见了我非常高兴，就硬要下床说话。在二婶和孩子的扶助下，他忍痛扭着缓缓地从床上起来，缓缓地坐到床边的写字台前，慢慢地拉开抽屉取出了一小包用信纸包着的东西，颤巍巍地递给了我。信纸外面清楚地写着“给侄儿纪念”的字样，打开后竟是四块银元。这时的二伯如释重负，白皙的脸上泛起红光，再让银发一衬，在我脑里立即闪现出“童颜鹤发”的形象。

银元引出了二伯的许多旧事。

二伯说，他是1943年从青岛礼贤中学土木工程科毕业进入市自来水厂工作的。我的爷爷和父亲也是从这所德国教会办的学校里毕业的。只不过我爷爷读书那会儿还叫礼贤书院，后来这所学校开设高中普通科、土木工程科和德文科。

人类遗传能力太强、太神奇。我爷爷育有三个儿子，脾气都很大。我爷爷从青岛礼贤中学毕业后，就到德国人在青岛办的赫兰大学法律系读书。北伐时期，参加了全国高等文官考试，被录用为青岛地方法院的检察官。他为人耿直，办事公正，虽然不被上司看好，但因是被录用的官员，也就有了“铁饭碗”，不会被辞退。却被经常调来调去，先后到烟台、济宁、洛阳等地担任检察官。抗日初期，他不愿跟着国民政府去重庆，就辞官回到青岛，成了自由职业者，开业做律师。并在礼贤中学和礼贤女中担任教师。我父亲排行老三，脾气更是差矣。小时玩耍，十分要强，不肯让人。解放初期从天津大学毕业，工作上也是好强，几年功夫就成为工程师，获得过省劳动模范的称号，在文革中仍然我行我素，不低头，不让步，最后，浑身尽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二伯说，青岛是在“庚子赔款”后被德国控制的。一次大战时期，日本军队攻打青岛，而德军依据岸边的5个炮台坚守，50余个德国兵阻止了日本军队的正面进攻。日军只好采取偷袭的办法，从沙河口登陆，打开缺口，逐步占领了青岛。

二伯只作平民，不问政治。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仍然干本行，技术水平高，工资也很高，那个年代物价更高。国民政府根本控制不住物价，制定了8.19限价政策，不准物价涨。但商人自有办法，你不让涨价，他就不卖货，囤积居奇，老百姓叫苦连天。他领过民国政府的法币、美金，后来就是成麻袋地扛金元券，出去买东西不顶用。二伯每月发了薪水，就赶紧奔青岛天桥，到那里换成银元和美金。每月的薪水多则换4块、少则换3块银元。再用银元去买面买菜买生活所需，日子过的真叫“紧巴”。解放后，政府不准个人私存美金，他只好将存的美金全部上交，把银元好好保留起来。

这银元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袁大头”。仔细辨认了一下，两块是民国三年铸造的，一块是民国11年，一块是民国十年铸造。那时袁世凯及他的“政府”早已垮台丧命，仍然用他做银元的图像，想必是为了货币的稳定和辨认吧。

请教了明白人方知，这四个银元并不值很多钱，我现在的月收入可以换十几块。但钱这玩艺流动起来就不得了。几十年来四块普通的银元就黯然地被普通的人所珍藏，现今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本身价值。在普通人眼里，这是一辈子生活的保证，揣着它兵荒马乱的年代不慌。就象一位同样的爷们，每年秋收都要存上一大缸粮食，到第二年再换上新粮；这象征着一份信念，在颠倒黑白的岁月，收藏着担了许多心。我二伯却每时每刻都认为，真理总会出现，光明总会洒满人间；在风调雨顺的岁月，银元带给他不少的喜悦，不少的舒服，看着它如同见到自己的亲人。就象自己养的宠物是那样的温顺，是老伴以外的老伴。这是一种期望，在未来的岁月，夕阳黄昏。他希望子孙能事业有成，生活安康。像银元正大光明，堂堂正正，像银元保值增值。

二伯从去年秋季以来，身体更加虚弱，连续住院。他感觉度日如年，一天不如一天。看到老伴和孩子精心照料，还聘了两个保姆，十分感激，使他坚定了生活的信念，决心坚持生存，延续生命，争取与家人的离别来得晚一些，让家人的痛苦来的晚一些。

二伯是位从来不给别人添麻烦，不赚别人的便宜，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人。不能说胸无大志，只是他不愿、也不会依靠别人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他做人的信念。我每次带东西去，他老人家总是惴惴不安，总是想让我再带回点什么。送给我四块银元，可能也是他平生对我最后的馈赠。

人的一生总要有寄托和期望，留着银元没想靠它发财，给我也并没想让我为他做点什么。是因为我常去探望和拜访他，和他聊聊天、说说话，给他点舒心和欢笑，可能还会使他产生生存的能源。

这四块银元是无价之宝，传家之宝。二伯给我就是觉得我有出息了，有能力了，有本事了，也可能是让要想念他，不要辜负他的期望，为老辈人争光，为下代人带头。我要用像框把银元装饰起来，传承下去，因为它是一个人的一辈子，是一个人这一辈子的寄托和下一辈子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