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疏”论书研究

张金梁 

 （此文为2009南京“请循其本——古代书法创作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特邀论文）

明代书法，是一个在社会文化大背景影响下的复古年代。自永乐年间“中书体”形成并统治书坛后，直到成化年间基本上表现出一花独放的状况。后来张弼狂放的草书风靡一时，给沉寂的书坛带来了一缕春风。当时传统书家指责张弼草书流派皆“结构实疏”，是不讲法度的“野狐禅”。因此“疏”成为明代书法传统与反传统的分水岭和试金石，也成为衡量书家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

一、释“疏”

古汉语中的“疏”字内涵丰富，其中当形容词用时有稀、粗之意。而实际上人们在运用“疏”字议论事物时，往往与“密”联系而用，形成了整体中对立的两个方面。如《梁简文帝荅湘东王上王羲之书》曰：“试笔成文，临池染墨，疏密俱巧，真草皆得。”[1]此处将“疏”与“密”并举而论，二者没有好差、优劣的区别。再如王僧虔《论书》曰：“昔杜度杀字甚安，而笔体微瘦；崔瑗笔

三 论 雪 堂 

张金梁

（此文应罗振玉书学研讨会而撰·草稿）

罗振玉（1866-1940）号雪堂，是清末民初非常重要的人物，在政治、学术、收藏、书法等方面对社会皆有很大影响，今以书法为主线对其进行议论之。

一、馆阁味书法

清朝统治长达二百六十余年之久，康有为在总结说：“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竟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1]其实乾隆之时朝廷风尚的“馆阁体”已形成，之后便成为官吏办公文、学人生员科举考试的书写样式。时到清末，康有为谓“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2]其中夸张之辞较重，事实并非如此，在科举制度没有废除的情况下，“学而

“桓夫人善书”考

张金梁

 （此文发表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二00九年第五期）

由于中国古代存在着重男轻女现象，女人不能入仕为官，所以在历史文献中能为女子立传者很少。明初陶宗仪所著《书史会要》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法史著作，在全面收集评论历代书家的同时，也力所能及的将历史上的女书家收录其中，为人们了解古代妇女书法提供了很大方便。从收录的女书家的特点看，基本有两种情况：一是出生或嫁于豪门贵族、达官名士之善书女子；二是有传奇色彩的名妓艺女，如《会要》卷五唐代书家中就收录了柳夫人、崔夫人及艺妓薛涛、曹文姬等八位女书家，又在卷九补遗中收录了上官氏、桓夫人、封夫人、白氏、关氏、杨夫人六人。在这些被收录的女书家中，都是对她们的身世作了直接或间接的交待后，再论其书事的，如：“杨夫人，柳柳州宗元室，善翰墨。”“白氏，名金銮，居易女。年十歳，忽书《北山移文》示家人，居易以终南紫石刋之。”[①]虽然言语简单，却也清楚明了。唯有“桓夫人”条有

《书法史图鉴》序

张金梁

改革开放以来百废俱兴，群众性的书法热潮势不可挡，各种类型的书团体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争奇斗艳的展事更是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与此同时，书法教育大受社会重视，高等院校争先恐后的设置了书法课程，书法系、书法学院、研究所等专业机构也应运而生，培养出了数量可观的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书法已成为继承传统文化振兴民族艺术的标志性学科。

书法是一门古老的传统艺术，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其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而发展，可谓枝繁叶茂源远流长。书法是为表现文字服务的，故古代论书时无不将文字的功能附加于书法之上，汉许慎《说文解字·序》曰：“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这正道出了古时文字书法的政治作用和艺术内涵，而这个特点在毛笔作为唯一书写工具的时代，秉承不变以一贯之，直到毛笔退出实用工具舞台才结束她的使命。应该注意的是，古人并没有视书法为艺术，将其与经史诗文一样对待，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很多以书取士的情况。所以古时书法的地位远高于绘画之上，帝王将相文人士大夫，闲暇之余挥毫临池修心养性，并无玩物丧志之嫌。古代文人

《省斋论书丛稿》序

二十世纪末岁，“祝嘉书学研讨会”在苏州召开，会上与福隆兄相识，由于都是山东人，同乡之谊同好之情由此加深，虽然我远在吉林大学任教难以时常见面，但书信电话交流颇多，至今已成为难得的同道好友了。

福隆兄酷爱书法，数十年如一日的执著追求，成就斐然。其自云“学书是为了提高修养”，并不是为了追求名利，于是勤奋研究习乐在其中。更可贵的是，他对于书法的学习，“不仅限于简单的临写，而且要驻足了解研究，因此在写字之余，将自己学书的体会记录下来。”至今撰写关于书法的文稿近二百篇。曾集腋成裘为《省斋随笔》专著出版，获得同仁好评；今又精选部分旧作合新撰佳文共70篇以成《省斋论书丛稿》，选入《中国当代书学丛书》将付梓出版，令人称赞不已。

此著分为四编，首编为古今书家研究，于苏轼、黄道周、赵之谦、沈曾植、于右任等历代杰出书家的作品，作了深入地探讨和精辟的分析，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二编多对碑帖的临写及部分历史经典书法的技法进行挖掘整理，大都是亲身体会和经验之谈，读之使人颇受启发；三编较多的关注了书家人品及书法本体精神艺术境界，在形而上的

《明末遗民书法研究》序

随着当代文艺的全面复兴和迅猛发展，书法史研究已逐渐摆脱那种肤浅的作品议论模式，向着从中国历史文化大背景中去观察探索问题方面推进，同时人们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了在还原历史的基础上去发现解决书法问题的重要性。从而使书法史学术研究进入到了更加深入缜密而科学的层面，并涌现出了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这应刻说是当代书法研究上的一大进步。

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中国古代书法史不难发现，书法的发展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政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当然这些关系对书法的发展来说，有正面积极的，也有反面消极的，还有正反两方面相掺杂的，从而产生出了带有明显时特征而又面貌多样的书法作品。纵观书法与政治及社会大背景的关系，最难理清的当属朝代更替那段特殊时期的情况，其往往在书法上表现出了非常复杂的历史内涵和形式。

更值得的注意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不少外夷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其中最有代表性者当数元朝和清朝的建立。每当面对外夷的金戈铁马无情的摧毁软弱无能的汉人王朝取了代之的时候，以“大汉族”自居的人们的自尊心受到了莫大的打击，无可

《张改琴书法集·序》

中国汉字书写成为艺术的重要标志，就是草书的出现，这种脱离了以实用为目的的书写样式，开拓出了书法艺术的无限发展空间。今之甘肃，古之西州，东汉晚期，就出现了一批执著于草书研习的书家，代表者便是被称为“草圣”的敦煌张芝，不久西风东渐，草书热很快风靡九州。西晋时张芝姊孙索靖又沿波而起，草书被张怀瓘奉为神品，由此世人谈及书法，无不心仪西地；近代敦煌遗书的面世，武威简书的出土，书法界又为之哗然；而近年来被称为中国西部“卫夫人”张改琴这位书家女头领的出现，让人们对甘肃这块神秘的土地，再度呈现出惊诧的目光。

中国书法发展到今天，形成了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书体众多流派纷纭让人眼花缭乱。但由于以展览为中心的书法传播形式的兴盛，使不少人陷于了舍本求末重形式轻内涵的迷阵而难以自拔，于是产生出众多的速成书家和流行书星，他们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筛选，最终成为匆匆的书坛过客，其中不泛英俊之才，无不令人扼腕叹惜。怎样使善书者健康发展，成为摆在当前书坛上的一项重要任务。审视当代书法取法，可概括为两大方面：一是从传统经典

“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新论

                                               张金梁

    《笔阵图》是中国古代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书论，虽然其作者有卫夫人、王羲之及六朝人伪托等多种说法，但没有影响其学术价值。《笔阵图》中有“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1]之论，由于解读方面的原因，其在书坛上一直起着较大的消极作用，于是引起了人们对此论正确与否的怀疑和争论，至今成为一段公案。因为此论涉及到书法的“写”与“鉴”的重大关系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地探讨研究，还其本来含义排除消极因素，才能有利于书法的健康发展。

    所谓“写”，是指写字、书写、书法，即书法创作

“书中龙也”——《十七帖》

张金梁

 （此文为文史出版社所出版的姜西溟本《十七帖》序言）

    中国书法发展到魏晋时期，书体的不断完善与书法艺术的创造性发展同步进行，使书法创作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造就出了不少划时代的书法大家，其中王羲之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王羲之在书法上数体皆精，而流传于后世的草书最多，成就非常突出。羲之以前的草书，都是以笔画规整每字独立的章草形式出现的，羲之在深入地学习章草书法的同时，突破其不宜抒情达意的局限创造了今草，使其笔画灵活多变，字字血脉相连，行行相互照应，将草书艺术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唐太宗李世民特别喜爱王羲之的书法，认为其“尽善尽美”，故尊称为“书圣”，并不遗余力的收藏羲之书法，而得之草书最多。为了观赏学习及收藏保护方便，还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归类整理。张彦远《法书要录》载：“太宗皇帝购求二王书，大王草有三千纸，率以一丈二尺为卷，取其书迹及言语以数相从缀成卷，以‘贞观’两字为二小印印之，褚河南监装背，率多紫檀轴首白檀身，紫罗褾织成带。开元皇帝又以‘开元’

“真宰相”刘统勋之书

张金梁

 此文应约发表于《高密市历史文化遗产》

    逄戈庄旧时为诸城辖区，今为高密属地。当地刘氏，晚明便以读书忠义闻名乡里，入清自刘必显中顺治进士官至四川布政使后，子刘棨、孙刘统勋、重孙刘墉、曾孙刘镮之等皆起于科举，官高位显影响很大，成为齐地之望族。其中刘统勋、刘墉皆以大学士入阁，成为清代少有的父子宰相。后世论者，于刘统勋偏重政绩，于刘墉则美化书法。然刘统勋之书法如刘墉之政绩亦颇可观，今专对刘统勋之书法略作评说，仅供同仁一笑耳。

刘统勋（康熙三十九年至乾隆三十八年1700-1773），字延清，雍正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后官左都御史，遍任刑部、工部、吏部尚书，曾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拜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充上书房总师傅，为清廷少有的汉人一品大员。统勋刚毅笃棐，久直枢密，随事献纳，秉正嫉邪。数谳大狱，皆鞠勘得实，论拟如律，一洗弥缝回护之弊。屡掌文衡，得士遍天下，而门无私人。尤以决疑定计见契於高宗，列五阁臣中，称其“神敏刚劲，终身不失其正，”许具古大臣之风。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