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公共知識份子，很難不想到法國那一連串閃耀的明星：因為《我控訴》而流亡的左拉，站在工廠汽油桶上演說的沙特，被警棍狠狠擊中的光頭傅柯，以及透過電視節目去批判電視工業的布迪爾。彷佛公共分子就該天然地站在一切體制與權力的對立面，他們批判、抵抗甚至反叛，這才叫做良心與勇敢。可是我常常會反過來思慮，假如一個知識份子愛國，而且愛到為之而死的地步，他還算不算是公共知識份子呢？他還符不符合我們對公共知識份子的俗常印象呢？有一回我調戲一個“公共知識份子”，說“頹廢”作家郁達夫“其實是個了不起的公共知識份子，因為他不僅以筆為劍，在《星洲日報》發表過四百多篇抗日社論，最後還被捕遇害，壯烈殉國”。果然，這個朋友如我所料地呆了幾秒。一來，郁達夫的沉淪形象太過鮮明，大家幾乎忘了他也是評論家。二來，“愛國知識份子”好像實在不大容易和公共知識份子聯想起來，因為前者的勇氣是用來對付外敵的，而後者卻專搞窩裏反。
再看看法國的例子吧。隨著五卷《私人生活史》中譯面世，“年鑒學派”已經成了中國讀書界家喻戶曉的名字了，那麼大家一定也知道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的故事吧。他不只是“年鑒學派”的創始人，改變了現代史學
翻看法國史上名廚留下的菜單，你會很驚訝他們上菜的順序。例如十九世紀末那些大師，常把沙律放在主菜之後，吃過素菜才上芝士和甜品。直到艾斯高菲耶的年代也還是如此，有時甚至在冷盤的沙律後頭多加一道熱蔬菜。這是甚麼道理？為甚麼口味比較清爽的東西反而要排在烤肉和野味這些濃腴的菜肴後頭呢？它一點也不符合由淡轉濃的上菜法則，而且還壞了食客品味蔬菜之生鮮的感覺，不是嗎？
據說這種安排其實是把沙律當成了調劑口味的緩衝，用它洗刷主菜留下來的強烈感受，好迎接甜品的到來。也就是說，在那一代法國大廚的眼中，沙律的作用與雪葩無異，沒有甚麼獨立欣賞的理由，也不值得大家太過注意。
這讓我想起許多中式酒宴也有類近的做法，總是把時蔬留在可有可無的位置，先讓人客飽嘗乳豬、魚蝦及其他各式山珍海味，才用一道煮得不甚用心的素菜，叫你覺得自己至少也吃了點綠葉。
“特級校對”（前輩食家陳夢因先生的筆名）在《上菜的秩序》一文裏說：“據古老傳說，先上好的菜是往昔官場上酬酢的習慣。因達官貴人一定是忙人，要請他吃飯，不易吃到席終即起身告退，一桌濃淡都處理得很好的菜，忙人的達官貴人吃不到兩三個就離席了，做主人的為表示對
如果你的人緣本來就不算太好，你一定不會跑去故意激怒更多的朋友，讓他們也變成你的敵人，除非你很享受被人孤立的感覺。
同樣地，一個政府也應該儘量爭取朋友。而它的朋友，當然就是人民。某家富可敵國的大企業要是出了內幕交易的醜聞，就算它和政府領導層的關係再好，後者也一定要立刻翻臉不認人，擺出一副人民喉舌的嘴臉模樣嚴詞譴責無良奸商。雖然大眾必然要追究到監管機構頭上，但那些領導硬是能扮演中立執法的角色，讓大家覺得眼下對敵的雙方其實是商人和百姓，自己則一點關係也沒有。
這當然是很不帶種的行為，但卻是任何政府必要的危機管理手段之一。是的，它要為自己的失責認錯，它要檢討各種公共危機發生的原因，重新設計防範它們的方法。可是它卻萬萬不能讓人民覺得它已經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它一定要讓大家感到它始終站在我們這邊，它其實是好人，壞蛋全是其他人。
毒奶粉事件的主角三鹿集團終告破產，原董事長田文華在法庭上落淚悔罪。這幫乳品商是整件事裏無可置疑的壞蛋，是父母憤怒矛頭的首要目標。與此同時，一批毒奶患兒的家長對現有的賠償方案不滿意，在1月2日召開記者招待會說明他們的訴求。但是原訂的酒店卻臨時拒絕租出場地
曾蔭權在宣佈收回生果金資產審查的措施時，他不承認自己原來的建議太過草率，更不以為其中有什麼原則上的錯誤。相反地，他仍然堅持在增加生果金的同時附設資產審查的做法是理性的。如今，他只不過是屈服於民間感性的壓力罷了。
為什麼有那麼多的評論家那麼多的學者提出了有理有據的論點，他卻仍然堅持那都是感性的聲音？為什麼他和他的下屬沒有正面回應那些論點的態度反而就是理性？到底曾蔭權所說的理性是什麼意思呢？
理性是這樣子的：如果一個人要接受政府給予的好處，那麼他就先得證明自己確實值得領取這點好處。套一句近年常常用在綜援討論的老話，這叫做“幫助那些最有需要的人”。這不只是綜援的原則，還是一種近年漸漸形成的共識，幾乎適用於一切帶有社會福利色彩的政策。按照這種理性的觀點，數額雖遠遠不足，但性質庶幾近于全民退休保障金的生果金當然很不理性，因為它人人有份，甚至包括一些富可敵國的老人。
直到這一切都結束之後，才想起原來離我們還會去公園散步的日子，已經很遠很遠了。
我起得越來越早，因此睡得越來越少。天還沒亮，我就先去洗杯子，和昨天夜裏留下的餐具(也不多，無非是一隻碗與一雙筷子)。我用很少的水，儘量把它們還原成應有的透明和潔白。手還濕，我坐在桌前就著一盞枱燈翻讀以前的信。不知道是手上的水，還是別的甚麼，好幾封信上的字跡全化開了，像一片藍色的海洋。天色微明，我看見了，在過去和現在之間，在你和我之間，有一座海洋。
那時我總是和你訴說紐約中央公園的美好，多麼了不起的構思呀，建城之初，他們就先想到了一片樹林，以及人造的山丘與河流。一個微縮的自然藏在欲望的城市之中，與其說是市肺，不如說是空白，一個不用做甚麼也不用想甚麼的空白之地。當年還有不少人形容維多利亞公園是香港版的中央公園，規模雖小，但同樣有草有樹，躲在鬧市裏頭。不，不是的，它怎麼可能是呢？你一定要去中央公園看看。可是你不願意，因為你討厭紐約，等到你開始動搖，不再堅持，我們卻已經走到了盡頭。
維多利亞為甚麼不是香港的中央公園？那是因為我們不容許空洞。曾經它的草皮要比現在多，它的空地要比現在大，可是你一定記
病變是最與自身血肉相連，卻也最不屬己的異物。
聽取醫生的診斷，是每個人必須經歷的一次學習。學習對自己感到陌生。電視裏常有氣急敗壞的末期癌症病人向醫生大吼：“你能不能幹乾脆脆、清清楚楚地告訴我……”他們總不明白，疾病是以陌生文字寫在肉體上的銘刻。
好些動人的疾病文學，像西西，或蘇珊·桑塔格，對我而言，無非是面臨生命最後光景時，對那巨大沉默領域的翻譯（儘管她們宣稱要還疾病一個本來面目）。在這個意義下，疾病作為生命的終結者，其實包括了兩個層面的意思。它當然摧毀了自然生命，也標誌著半生經營下來的意義和文字之片斷流失。祖母垂危之時，我警覺到“病也有它自己的歷史”這回事。醫生在巡每張病床前，根據床前一塊記事板，推斷病人目前的病況。有時也向親屬探問病者過去患病的情形，以及家族的譜系。
病有它自己的時間、自己的疆域，像一個個國家，在人體上展開它們的統治。病歷是一幅歷史地圖。醫學和它的體制向我們陳示，那種種的專技語言，在我們身上擁有主權，世代相承。正如我們是祖先的血裔，我們的分裂，我與自我並不明瞭的那一部分的鬥爭，是在我出生以前就被註定的。
皮膚敏感幾乎是見證我一生的疾病
香港立法會終於援引了《特權法》，成立委員會調查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事件。誠如許多評論家所說的，這個舉動不一定能幫助受害的市民儘早得到賠償。可是比起證監會和金管局這兩個部門的工作，立法會的調查卻有很不一樣的意義，因為它將曝光許多銀行界的運作內幕。所以，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銀行界裏頭的人，都很擔心此舉會影響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營商環境的看法和信心。
其實，包括美國在內的不少國家議會，都曾傳召包括銀行在內的商營機構，迫使他們向民意代表全盤托出自己公司和行業的運作方式與資料，為什麼他們就不擔心自己的營商環境會受到影響？不害怕國際投資者對本國失去信心呢？又為什麼同樣的事件發生在香港時，卻有不少人覺得這種擔憂很合理，甚至認為立法會的介入會破壞了香港建立的原則呢？香港做事的原則到底是什麼？
再看政府為了應對金融海嘯而成立的經濟機遇委員會，這個高層次會議的任務是為香港在逆境中謀求經濟的出路，替政府出謀獻策，視野要求極寬，肩上擔子極重。可是除了小部分人曾經質疑其成員構成的代表性之外，大多數人的目光卻著眼於那些獲委任者的資歷及專業背景，看他們懂不懂經濟，夠不夠專業，彷佛沒人覺得把香港未來發展的大
以前的人不只在家裏幹活，連生老病死等人生大事也全在自家解決。許多年前，外公在河北農村的老家病逝。早在他臨終前大半個月，院子中間就已停了一口棺材，隨時待命，每個來探病的村民都摸過那具棺材，而且還連聲贊它做得好。到了裏屋，老人家病床前總是坐了一堆人，大家都能感到死亡的氣味越來越濃，可是仍然不忘喝茶嗑瓜子，互道家常。也許這就是前現代的死亡了，每個人都見過死亡，稀鬆平常，完全不覺得它是需要忌諱的特異事件。在臨終者跟前，也不需要放輕步伐降低音量，反正太陽還會照常升起。死亡的禁忌當然有，但死亡本身卻是看得見的，每一個小孩都是看著屍體長大的，都不會不明白屍斑的顏色與肉身的僵硬。
因此，法國年鑒學派中專治“心態史”的阿力耶斯（Philippe Aries）才會在《西方的死亡態度》得出如此結論：“古代對待死亡的態度是熟悉的、親密的、溫柔的，生死被當作一體來看待。這與我們的態度形成劇烈對比，死亡在我們身上激起恐懼，我們甚至不敢直呼其名了”。
愛裏亞斯（Norbert Elias）畢生研究的主題是西方社會的“文明化”，就和韋伯用“理性化”去總結現代世界的演變一樣。其巨著《文明化進程》是一部百科全書，從封建制度、交通秩
聽說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後的一個月，《資本論》在德國的銷量就上升了三百倍！不過十幾年前，我們聽說歷史已經終結了，人人都將在美好的自由市場經濟幸福地生活下去。怎麼才一轉眼，馬克思又回來了呢？當然，德國那驚人的數字做不得准，因為我們不曉得原來的基數是多少。假如《資本論》之前一個月只能賣出一本，那麼現在就算多了幾百人讀它也算不了什麼。
日本的情況就不同了。據聞自從去年開始，日本共產黨每個月都以過千人的速度不斷膨脹成長，這可不是讀書那麼簡單，而是實實在在地加入共黨。更奇怪的，是新入黨者多為年輕男女。就日共總書記的說法，造就這場奇跡的是一本七十多年前的老書，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
熟讀近代中國左翼文學史的人都該聽過小林多喜二。他也算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了，日本頭號革命作家，堅定的共產主義者。當他在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被日本“特高”員警捉捕入獄，淩虐至死時，魯迅等著名中國作家都曾為他鳴不平。如今看他的作品，也有一種很奇特的感受，彷佛回到從前，資本家都在無情壓榨勞動人民，無產階級全部處在水深火熱的苦境之中，而共產黨員和左翼知識份子則展現出了刻苦卓絕的革命意志……這一切對上年紀的中國讀者來
“香港有蘇伊士運河以東最好的西餐”。我不知道這句話是怎麼來的，但我知道這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流行一時的說法。那時候我太年輕，也太窮，根本無能印證它的真假。到了我稍有能力出門旅行，有辦法偶爾上上好一點的館子的時候，已經沒有人再提這句老話了。是香港的西餐水準退步了？還是別的地方進步太多（比如說東京）？抑或這句話從來都只是個美麗的誤會呢？然而，無論如何，從今天開始，我們終於又可以再次自豪地肯定，香港（加上澳門）的確是蘇伊士運河以東其中一個西餐做得比較好的地方。因為米芝蓮指南的港澳版面世了。
米芝蓮指南當然不可能只介紹西餐，但這的確是它的傳統強項，一旦越出這個範圍，就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爭議與疑問。許多東京老饕根本就不能認同它在日本料理上的品味，我們中國人也很難明白倫敦最好的一家中菜為甚麼會是一家並不怎樣客家的客家館子。可以想見，這本嶄新的港澳米芝蓮也一定會令許多本地食家掉眼鏡。
不要把米芝蓮當做食壇的無上聖經，它原來就是法國的產物，它的成功是法國美食文化的勝利。縱然聖巴斯蒂安成了世上最多星星的地方，但它那群星閃耀的場面也離不開法式料理席捲全球的歷史大潮。無論那顆難得的星星出現在
